■本书编写组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上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第1页========== ■本书编写组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上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第2页==========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本书编写组 一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4 ISBN978-988—77056-6-6 I.①武…II.②本…III.文革一纪实一武汉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本书编写组 责任编辑：钟逸封面设计：水清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58.75 字数：926千字 印数：2000 ISBN978-988-77056-6-6 2020年4月第一版2020年4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AII rights reserved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20 香港新世界粉岭安全街33号丰盈工贸中心5字楼G座 Unit G 5/F,GOOD HARVEST CENTRE,33 ON CHUEN STREET,ON LOK TSUEN,FANLING,NEW TERRITORIES,HONGKONG Te1:00852-39216033 Fax:00852-25285333 定价：180.00元（上下册） ==========第3页========== 目录 目录 引子 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一、毛泽东和武汉这座城/1 二、武汉成为华中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6 三、重提阶级斗争问题/8 四、学雷锋与批修/13 五、学习毛泽东著作/19 六、医疗卫生改革/24 七、教育改革/27 八、结语/31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34第一节批判“武大三家村”/35第二节省、市委抛出批判对象/41 一、市委抛出“程云反革命黑帮”/42 二、省委抛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陈一新/43第三节“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整群众/44 1 ==========第4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第四节整群众的事例/57 一、湖北大学六二O事件/57 二、武汉重型机床厂“三家村”/59 三、武汉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61 四、武钢庞玉来事件/64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67第一节从工作组到文革委员会/67第二节受压制的少数派开始聚集/75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82第一节官方红卫兵与少数派红卫兵/83第二节官方红卫兵的“破四旧”/89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105第一节“炮轰湖北省委”/105第二节“把他们赶出湖北”/108第三节王任重与“揪南下一小撮”/118 第四节张体学承认“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122第五节王任重、湖北省委作检讨/130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134第一节少数派自发赴京串连/137 第二节有组织的高校师生集体赴京/142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45 第一节少数派大举反击，省委开始检讨/145第二节“抢黑材料”/151第三节“抢广播台”/161 第四节平反“五十天”里的错案/165第五节大专兵、三字兵消散/169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173 第一节少数派学生组织：从全校性到全市性/173 2 ==========第5页========== 目录 第二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 成立/176 第三节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成立/179 第四节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181 一、新华工/181 二、新湖大/187 三、新华农/190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191 第一节“我们要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社”/191第二节群众性大辩论/197 第三节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新生”/200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205 第一节得到学生少数派支持，突破中央规定/205第二节工人总部成立/210 一、工人总部筹建/210 二、工人总部成立大会/215 三、工总人员在京“请愿”/218第三节工造总司成立/225第四节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229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236 第一节联合会的筹建及其人员构成、观点/236第二节两次大行动均遭失败/238第三节联合会消散/245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249 3 ==========第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第二编 “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O事件” (1967年1月一7月)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260 第一节一·二六向省委夺权失败/261第二节夺武汉市委的权/272第三节基层夺权行动/276第四节造反派评说夺权失败/290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294第一节武汉军区介入文革运动/295 第二节二八声明和武汉部队二一八声明/300第三节策动保守组织“重新组织起来”/310第四节“三月黑风”/314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323第一节造反派共同“反逆流”/323第二节“揪出武汉的谭震林”/329第三节新一中绝食事件/335第四节“营救夏邦银”/344第五节新公校绝食事件/347第六节“百万雄师”成立/354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367 第一节百万雄师和军区的“武化革命”/367第二节独立师直接领导百万雄师/378第三节大规模武装围攻/381 一、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383 二、围攻六渡桥/385 ==========第7页========== 目录 三、围攻铁四院和水运工程学院/392 四、围攻工造总司大楼/394 五、围攻汉阳轧钢厂/395第四节造反派全面撤退/397 第五节“六二六来电”后军区调整策略/399第十六章七二○事件/409 第一节毛泽东决定就地处理武汉问题/410第二节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411 一、毛泽东表明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412 二、谢富治、王力接触各群众组织/415 三、独立师对立情绪发展/422 四、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总结讲话/424 五、周恩来讲话被提前传达，独立师率先上街/427 第三节七二O事件爆发/434 一、冲击东湖宾馆抓王力/434 二、批斗王力，大规模抗议游行开始/437 三、各组织表明立场，百万雄师重新使用武力/441 四、中央应对武汉事件/449 五、七二O事件的持续/453 六、局势急剧转折/458 七、七二O事件的关键事实及脉络/465 第四节“北京支持你们！”/466 5 ==========第8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第三编 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1968年8月)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474第一节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及其处境/474第二节武汉造反派全国“支左”/483第三节“武装左派”/486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491第一节造反派的大联合/491 一、周恩来指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道路/491 二、周恩来说：“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495 三、大联合中的工总/501 四、大联合中的工总和九一三/506 五、大联合中的新派/508 六、大联合中的当权派/513第二节成立三代会/515 一、成立工代会/516 二、成立红代会、农代会/518 第三节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520第四节造反派掌权的基层革委会/529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536第一节钢新两派和军区提出不同斗争目标/536第二节钢新之争达到顶点/543第三节批判李迎希/547 6 ==========第9页========== 目录 第四编 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552第一节工宣队进校，学生退出文革舞台/554 一、工宣队在大专院校/557 二、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559 三、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562第二节清理阶级队伍：清算造反派/565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573第一节反复旧运动的兴起/573第二节中央五二七指示的形成/579第三节贯彻五二七指示/587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590 第一节疑点重重的中央九二七指示/590 第二节省革委会扩大会：造反派头头唯求自保/598第三节北京学习班：从“一清”到“两清”/602第四节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609第五节林彪事件后“两清一批”继续/623 第五编 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632第一节曾、刘失势/632 第二节从五不准学习班到座谈会/635 7 ==========第10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第三节造反派开始又一次抗争/639 第四节原百万雄师成员开始公开活动/644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646第一节“小人物”·“街头派”/646第二节1973年的“反潮流派”/652 第三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潮流派”/660第四节1975年至1976年的“反潮流派”/667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680第一节省市委对待群众运动的新姿态/680第二节“放、平、补、提、纳”/689第三节从省委“七条”到省委“六条”/700第四节“党委造反”/705第五节“攻三办，促省委”/710第六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写作组/720 第七节沿袭“百万雄师”而来的“工农兵”/724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734 第一节“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734第二节安排造反派头头下放“挂职锻炼”/737第三节基层单位的“治理整顿”/741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745第一节造反派的“帮促班子”/745第二节“寒城牛”、“工农兵”/761 8 ==========第11页========== 目录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9月一)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770第一节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武汉/770第二节“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到武汉/777第三节“工农兵”先行出手抓人/787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794 第一节“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794第二节遍设“五不准”学习班/798第三节改组湖北省委/812第四节真理标准讨论/816第五节平反“冤假错案”/820 第六节为七二O事件平反/824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836 第一节审判“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分子”/836第二节“帮派骨干”在狱中/853第三节处理未判刑的“帮派骨干”/863 第四节“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868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880 第一节打击“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880第二节争取“生活费”/884 第三节文革结束后的百万雄师成员/889 参考资料/896 后记/909 9 ==========第12页========== ==========第13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0 一、毛泽东和武汉这座城 毛泽东把武汉这座城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 毛泽东不多的传世词作，写于武汉又写到武汉风物的就有两首一一1927年春的《菩萨蛮·黄鹤楼》和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两首词的写作时间相距近三十年，但都写到长江，写到夹江相峙的龟蛇二山。 毛泽东说过：“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②1956年至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43次。 1960年到1974年的14年间，毛泽东44次到武汉，必定下榻武昌东湖之滨的东湖宾馆梅岭1号，少则十数日，多则半年。东湖宾馆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除中南海外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由此被称为“湖北的中南海”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来武汉。9月16日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时说：“我要是不在了，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们要谨慎、小心。 毛泽束故居 还有一二年也不 COOt华三月E十t日 定，阎王请我 毛泽东旧居 东湖宾馆梅岭1号（网络图片) ①本部分关于这一时段武汉历史的记述，参考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九章贯彻八字方针实行全面调整”，“第十章三年继续调整任务的完成与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②海冰《老照片见证毛泽东的武汉岁月》，载2013年7月29日楚天金报。 1 ==========第14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喝烧酒。”①10月12日离开武汉时毛泽东说：我还要再来，我喜欢武汉这个地方②… 国内通都大邑众多，毛泽东唯独钟情于武汉，评说者都以为，这与1927年2月至8月毛泽东在武昌的经历相关。毛泽东在那一段日子里，2月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一6月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800名学员结业；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前，“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③；4月底5月初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④。在毛泽东千难万险的一生中，这一段经历并无特异之处，但毛泽东和杨开慧及三个儿子一起，在武昌生活半年，却是一家人唯一一次团聚。新中国建立后，湖南、湖北的党史工作者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何处发生争执，有人托杨开智问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回答：“武昌都府堤41号。”⑤ 毛除月志花 毛泽东四层 纪念馆 毛泽东旧居—武昌都府堤41号（网络图片）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545一5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黎笙《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载1998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③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自注。 ④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自注。 ⑤参见《毛泽东地理》，载2006年9月7日《三联生活周刊》。 2 ==========第15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进入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帷幕渐次拉开。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谈话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① 2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听取彭真等人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 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李尔重晚年回忆：“文革前，毛主席曾来武汉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五卷第5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 ==========第1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找省市部分领导干部座谈四清，毛主席说：四清整了不少的基层干部，不能解决问题，要搞更大的运动。”①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这个“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作出了极其热烈的回应。 5月23日，武汉市委根据正在中南局开会的第一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发出通知《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通知要求各战线，各区、局党委和社教分团、工作队党委，都必须根据中央 五一六通知精神，密切注意文化革命的发展趋势，加强领导，组织干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随后各单位连日纷纷集会声讨“反党集团”。5月30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直属单位党委立即向18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五一六通知等五个文件®，要求做到“学习文件，认清形势，大鸣大放，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投入战斗”。31日，市委又决定将传达范围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武汉钢铁公司职工彭绍鹏回忆：5月底左右五一六通知就向武钢工人传达了④。 全国有很多人是在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刊登于人民日报时，才读到它的全文。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迅速传达五一六通知的举动在全国不多见。 6月28日毛泽东从韶山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月8日给江青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①参见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5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②其他四个文件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2014年笔者访谈彭绍鹏的记录。 4 ==========第17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还是这两句老话。”① 7月16日毛泽东游长江一小时许，近三十里。毛泽东在快艇上，身着睡衣，向江中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渡江群众挥手致意，毛泽东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这一瞬间被专职摄影师钱嗣杰摄入镜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和这张照片。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文革中时时响起的口号。 1967年7月，武汉地区正在剧烈武斗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举行渡江活动一事上，破例接受了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协调：两派分别于15、16日渡江，渡江时互不攻击；强势的百万雄师高姿态地“把7月16日这一天让给了造反派”②。造反派渡过长江在汉口街道上游行时，水塔上的百万雄师广播站异乎寻常地高喊“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③。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快艇上向武汉横渡 从1967年至今，武汉市每年 长江的群众挥手致意（东湖宾馆馆藏资料） 在7月16日这一天举办群众性的 渡江活动。2014年，中国泳协宣布每年7月16日所在周为全民游泳健身周。2015年，武汉被确定为全民游泳健身周的永久主会场。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第二天离汉回京。一年后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外出，目的地又是武汉。这一次他坐镇武汉，与周恩来等直接处理武汉文革问题。毛泽东亲临一地亲自处置当地的文革运动问题，在他十年文革经历中唯此一例。 1966年7月后毛泽东五次来武汉，其中一次在东湖宾馆住了半年之久。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五卷第597一598页。 ②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4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 ③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32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 5 ==========第18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二、武汉成为华中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 1962年，武汉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困难局面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武汉市贯彻中央提出的三年继续调整的决策，至1965年，武汉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62年增长76.9%、71.3%，三年调整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1%；“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的吃、穿、用有了很大改善，经济情况全面好转，各项建设事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年继续调整时期，武汉市以增产节约、扭亏增盈为中心，开展了技术改造、行业调整、归口管理、企业整顿等方面的工作。 1963年下半年，武汉市组织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学上海、学襄棉活动。10月，省、市联合组织有关企业和单位赴上海，通过现场观摩、跟班劳动、听报告、开座谈会等方式，学习上海企业在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12月，市委召开学上海、学襄棉，深入开展比、学、赶、帮和“五好”竞赛动员大会，在全市掀起更大的学习和竞赛热潮。1965年底，武汉市委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号召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以彻底革命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64年6月，召开全市工交财贸系统“五好”和先进集体、“五好”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表彰了547个“五好”和先进集体，3460名五好职工。 1965年5月，召开全市首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市贫下中农协会，提出要把市郊建设成为稳产高产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力争郊区人民公社和农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进入全省、全国的先进行列。 武汉市加强技术革新和改造。1963年提出今后三年工业一般不搞新建，基本建设主要内容就是搞技术改造。1965年12月，武汉地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展出新技术、新工艺，各种专用设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机具，先进刀具、工具和新产品等2000多项，被认为是多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就展览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 一次。 市委大力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确认“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要求“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中心，建立一套群众监督制度”。 武汉市充分发扬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共产党的传统优势。武汉地区这 6 ==========第19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舸争流 武汉地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剪影 在时喉不要无记质量节 在缺少数备图料的情 있 (式工人报张铁林征) 112 1965年12月3日《武汉晚报》第4版 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具有较鲜明的特色。1964年5月市工业交通各局工作会议纪要有这样一段话，可以概括武汉地区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把政治工作、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做好 7 ==========第20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人的思想工作，要关心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人；党员干部要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以助人为乐，把帮助别人的进步当作自己的责任；各级领导要亲自蹲点，培养和树立标兵；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的作用。文革后武汉官修党史对此总结说：“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对于安定人心，稳定秩序，鼓舞斗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 1965年末，武汉市人口总数460万，市区人口250万，工业职工总数达到30.2万，为1949年的6.7倍。至1966年，全市拥有科技人员3.2万人，为解放初期的四倍；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由1958年的66.79万人增加到102.61万人。1958年至1966年累计，高等院校毕业生6.37万人，中专毕业生2.86万人，分别比1950年至1958年增加162.1%和35.5%。据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一1985)·教育志（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载：1965年，武汉地区有普通中学165所，在校学生16.3万人；中专、技校、职校194所，在校学生4.8万人；高校22所，在校学生3.3万人。 1965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成为华中地区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武汉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中部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缺乏重工业的局面，改善了全国工业布局，起到了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 三、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7日至28日，中共武汉市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完全 8 ==========第21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符合武汉市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思想动态”。会议号召“团结全市人民群众，高举‘三面红旗’，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指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把武汉市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而奋斗”。 1964年1月9日，武汉市委决定，经常性地对职工特别是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市总工会成立了武汉市工人“三史”（老工人家史、工厂史、革命斗争史)报告团。1月28日，“三史”教育展览开始展出。5月8日，武汉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开展，至8月15日，展览会观众达52万余人次①。各大中学校经常举行吃忆苦饭，请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作报告等“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活动。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这就是说阶级斗争问题是党的路线的问题。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以传统的工作方式，在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中“抓阶级斗争”。1963年，武汉市组织部门调查，“估计全市党员中有10%一15%的党员不具备条件，其中有极少数人是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各种坏分子；10%左右的支部问题很多，工作落后，没有真正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1963年3月开始的市郊农村四清，1964年5月进入组织处理阶段，“受党、团、政纪处分的干部共7819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3.56%”。 按照中央部署，武汉市委在农村开展四清，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五反”1963年3月开始试点，6月在第一批单位展开，“出现擅自搜查、体罚、逼供信等现象，互相猜忌，互相检举，人人自危”。“试点一个月，就发生14 起自杀（死6人），12起逃跑事件。6月，又有15人自杀身亡。”② 1964年8月武汉市委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重新部署四清运动。“开展运动的单位，大体按六个步骤进行：宣读《双十条》③，串联发动群众，特别要把老工人发动起来，初步形成阶级队伍；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反对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1964年”条。 ②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一1976)》第409一410页，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双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两个文件，又称前十条和后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 9 ==========第22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系算物 地到 07 学 来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市糖业烟酒公司武昌批发商店的领导向群众作自我检查（原载武汉市档案馆编《大武汉新影》，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划阶级，进行整治清理，重新登记工会会员；进行组织建设，整顿党、团、民兵组织，进行党员登记，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四清后期“重建阶级队伍”仍然是主要工作，“城区整顿重建工会、民兵、妇女组织，郊区则成立贫下中农协会”。 一治职工方德纾回忆：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一进厂就摸底排队，把职工划分为三类，好的、比较好的、不好的。依照过去搞政治运动的规律，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不好的，主要还是过去运动中的对象，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历史有问题的，平时牢骚话多的，家庭出身不好又表现不好的；所谓好的，就是运动的依靠对象，将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培养对象，运动后期有希望提拔重用、入团入党的人，这一般占10%左右，后期还会扩大这一比例，说明运动有收获。我们在职职工是不会叫你事先知晓的，由工作组看过档案，找人谈话，神秘地摸底排队之后内定的。”① ①方德纾《倾诉》第87一8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版。 10 ==========第23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当时借调在武汉市人委工作、参加过四清的彭祖龙回忆：后十条下达后，武汉市委组织八千多名工作队员、近六百个工作组，开进武昌各单位“夺权”，称为“八千队员过长江”；各单位领导全部靠边站，审查后再作安排①。 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下达后，整群众的过火做法开始纠正，但二十三条强调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得到实施。 武汉锅炉厂的四清于1965年9月正式开始，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任工作队队长。此时二十三条已公布8个月，工作队仍然全面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全厂车间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以上的成员，全都靠边 站，上楼去‘洗澡’，交待，检查，接受职工的检举揭发。”“三O一、 三○三车间硬是抓出了一个‘王竹定反革命集团’，它的成员都是从上海锅炉厂来援建武锅的老师傅。长期生活在‘冒险家的乐园’，在旧上海的机械行业摸爬滚打，无疑他们的思想有旧时代的烙印，生活上也多多少少有旧上海的习性。他们平时来往紧密，怪话、牢骚也不少，对三面红旗说 三道四。在全厂批斗时，不外乎就是这些事。”王光照所在的机械动力科电气设备运行管理组，“这位被批判，那位做检查，在电气组就剩我一人跳独脚舞了”②。 四清运动遗留下来的干群之间、干部之间、群众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在1966年6月开始的文革运动中反映出来。彭祖龙回忆：四清中被错整的干部，文革中大多同情或支持造反派；被错整的群众大多同情或参加造反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所谓‘清思想、放包袱’的‘自我革命’阶段，需要人人向党组织交代自己不正确乃至错误、反动的思想和言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在学生和教师群众中抓‘右派’时所用的黑材料，绝大多数出自在这些‘自我革命’中整出来的东西。”③ 1964年3月至1966年初，湖北省委安排高校部分师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华工动力系6227班一位同学2018年说：“黄陂社教使我认识了农民、 ①参见彭祖龙《闭门杀人的四清，开门杀人的文革》（未刊稿，2019年)。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5—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③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3页。 11 ==========第24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农村、农业。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中国农民的富裕休谈中国的富强！没有 农业的现代化休谈中国的现代化！”D水院六一、六二、六三级学生先后 参加了四清，“知道了农村的真实情况，知道了民众的疾苦，知道了黑暗面所在。”®很多学生认为参加四清是文革前的“热身”，使他们初步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学得一些接近群众的方法。 四清开始以来，在工人、农民中重新“形成阶级队伍”，在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强调、重视家庭出身。 扶助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的工农子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责。文革开始时，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有六一级至六五级学生（所谓“老五届”)3700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学生是平民子弟。从农村入学的大约占百分之七十”。“如果在解放前，按其家庭的经济条件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不少人可能连上小学、中学的条件都没有”。在这五届学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比例逐年下降③。武汉水院由于专业设置的原因，在农村招生的比例较大；而华中工学院多热门专业，老五届学生近六千人，同样是“来自农民和工人、城市贫民家庭的学生占了大多数”④。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当时中央有一个关于阶级成分的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⑤，虽然人人皆知，但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贯彻。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贫农家庭出身的吴恒春回忆：“在当时的大学里，成分观念是深入人心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尽管他本人一天也没有剥削过别人，还是受到了无数的歧视和打击。他们在政治上和各种待遇上，就是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出身不好是会影响到升学、入党、提干的。”⑥中学的情况也是这样。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生、工人家庭出身的柳英发回忆：他所在班一个同学出身工商业兼地主，“表现很好，关心集体，也很爱护他人”。从高一到高三一直申请入团，每次开班团支部会，“有的干部子弟老是说这个同学跟家庭没有划清界限，认 ①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②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3页。 ③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4、5页。 ④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⑤据马永顺编著《人民公仆周恩来》（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介绍，“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最早出自周恩来1955年的一个批示。 ⑥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12 ==========第25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识不够，一直这样说”。班上演出活报剧《想起往日苦》，这个同学扮演贫农老头，有干部子弟对柳英发说“怎么能让他演这个角色？”还有干部 子弟警告柳英发：“你可不要背叛了我们党的阶级路线。”① 文革开始后不久的6月下旬，武汉市委决定高中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初中毕业生按执行得越来越偏颇的阶级路线完成了“推荐与选拔”。被“选拔”出来的学生后来虽然未能升入高中，但已经严重造成学生的对立。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中不久也分裂为两派，“推荐与选拔”是一个重要原因。 柳英发认为：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执行阶级路线问题上有重大偏差，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并没有真正贯彻，以致文革初期发展为疯狂的“血统论”。那帮高干子弟搞出不伦不类的“红五类”概念，与文革前的走资派一样，分裂人民群众，制造群体歧视。更可笑的是，“红五类”内部也是分类别、分等级的，他们自居第一类、第一等，高居于另四类之上。 “改革”了，“开放”了，文革彻底否定了，但是那帮老红卫兵却不能否定。陈云说：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看看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新中国肌体上的毒瘤—新的血统论流毒至今，愈演愈烈②。 四、学雷锋与批修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在武汉市委领导下，各级党委指导共青团组织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武汉歌舞剧院赶排歌剧《雷锋》连续演出30余场，美协武汉分会主办的雷锋画展接待近20万名观众，各级团委配合有关方面举行雷锋事迹报告会600余场、听众30多万人次，共青团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把学习雷锋作为中心议题。到当年五四青年节，“向雷锋学习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雷锋精神在全市开花结果，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发扬。”“不少青年说：‘前半截受的苦和雷锋不相上下，后半截做的事和雷锋是天壤之别’，决心要像雷锋那样，‘重写自己的历史’。青少年中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尊老爱幼、 ①柳英发《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网文，2017年）。 ②柳英发《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网文，2017年）。 13 ==========第2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勤俭节约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许多青年做好事不留名。有的地方长年堵塞的臭水沟通了，长年无人打扫的厕所整洁了，车间的机器一个晚上被擦得闪亮。一些工厂和机关还经常收到退回的新工作服和困难补助余钱，他们留下的是‘一个共青团员的心’、‘雷锋同年人’等署名。商店营业员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品德，使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大为改观。青年学生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努力钻研科学技术知识。”“学雷锋活动还同学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为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提高政治觉悟、焕发高昂的学习和工作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① 武昌造船厂工人李承弘，1963年20岁。晚年回忆工厂学雷锋活动时写道：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学雷锋群众运动，一切舆论工具可谓铺天盖地，报纸广播书刊演出是一番接一番地连轴转，上至中央下至各个角落，都投入了学雷锋活动。我本人由不自觉到自觉，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先从形式外表照着学，抄《雷锋日记》，学写自己的日记，再由表及里最终‘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具体行动从勤俭节约开始。我们翻砂铸件后，经过清理，现场及废砂堆中有二三十厘米长的铁丝、一两寸长的铁钉，过去都当废品处理，现在学雷锋，我跟着组里的共青团员胡云生，伙同白友朋，每天上班前在现场和废砂堆扒铁丝铁钉，弯曲的铁钉集中起来下班后再锤直。这种活动我们坚持了很长时间，文革期间中断过，后军代表掌权时一些回城青工又继续了一段时间，我认为这点小事最能体现雷锋的精神。”“除此以外，要学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就得星期天在公共场所找好事做”，曾去轮船客运站打扫卫生，维持秩序®。 有华中工学院老五届学生回忆：“那时在华工学雷锋做好事真的是蔚然成风，同学间主动帮助洗衣被、缝被子、理发，抢着打扫卫生，互相做好事，多数不留名等等。华工广播台和院刊更是及时报道学雷锋的好人好事，许多同学把雷锋日记中的名言名句抄在个人日记本上，对照和鞭策自己，进行道德自律和人格修养。现在回忆起来，那时那种同学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优良风气，仍然历历在目，令人神往。不能说一点形式主义没有，但是发自内心的善良、真诚和青春热情，的确是大多数同学用实实 ①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第18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2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14 ==========第27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在在的行动所证明、所拥有的。”0 学雷锋活动持续开展，社会上普遍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而“做好事”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雷锋真正理解毛泽东一直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为人民服务”是科学命题，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同时，一些投 学雷锋活动照片（载《大武汉新影》） 机分子跟上形势，利用“做 好事”来达到个人目的。 老五届学生岑颖义说： 当时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有人主张学精神实质、不同意庸俗化（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如此，他就鄙视故意天天倒痰盂争取入团的人)。绝大部分贫苦农民、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后代都怀着感恩的心，加上共产党长期宣传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真诚地相信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党叫干啥就干啥，确实有很多人将学雷锋落实到行动中了。也有人把学雷锋简单化、形式主义化，这些人往往优先入团，文化大革命初期还被钦定为“左派”、“中左”。这也是五届大学生群体（在文革中）产生分歧、分成两派的一个具体原因®。 工人李承弘当时也认为学雷锋光做好事不行： 我学雷锋是学的皮毛，从宣传中又得知，光学做好人好事不行，更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把学雷锋推向深层次。武汉大学哲学系为了配合运动，举行过一次普及哲学的讲座，主讲人是李达的门生、后来的武大校长陶德麟。武昌的讲座是在紫阳湖旁的七四三五工厂大礼堂召开 ①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②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21页。 15 ==========第28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的，有一千多人参加，大都是工人，会场反映很强烈，认为主讲人水平高，把深奥的哲学通俗化了，听得懂启发又大。整个讲座深入浅出，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实际，确实感到了把哲学从神秘的殿堂解放出来了，从这以后，我对哲学产生了点兴趣①。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了中苏两党间自1956年以来的分歧。9月6日至次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 那时个人订报纸的很少，每一篇评论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满城静听。很多人特别是当时的大中学生，至今记得播音员夏青、齐越的打动人心的声音。人们从九评中了解到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特权阶层，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不抓阶级斗争劳动人民会吃二遍苦。 《喻家山风云》写道：在华工校园，九评每发表一篇，都会激起一阵波澜。尤其是第九篇评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被纳入政治学习内容，组织讨论。这篇评论中的两段话引起华工学子心灵震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如果不这样办，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第九篇评论中讲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很多同学抄在学习笔记或日记本中，决心好好学习领会，积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去锻炼自己，争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 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修正主义，开始于1963年5月，全国报刊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25页。 16 ==========第29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将一系列小说、电影、戏剧批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毒草”。1963年底和1964年中，毛泽东先后对文学艺术工作写了两个批示，提出严厉批评，同时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4年夏，这种批判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 1964年8月，继中央文化部、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开展整风后，武汉市召开文艺整风会议，历时三月余，称为“百日整风”。会议对武汉文艺界的估价是：“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没有阶级斗争观点，没有写出好作品，个别人甚至写了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并对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等进行了批判。在“百日整风”过程中，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对中央报刊批判的文史哲作品和论点，也刊登了批判文章。1964年底开始对湖北的一些作家、作品开展批判，湖北日报、武汉晚报、长江文艺、江海学刊发表文章批判京剧《胭脂虎》（武汉市京剧团1961年演出)、禾得雨（本名马立杰，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艺苑漫步》。1965年初，长江文艺、江汉学报发表文章批判姚雪垠的历史小说《草堂春秋》，武汉晚报发表文章批判艾寒松(1953年至1957年在武汉任中南局党校副教育长)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的历史小说《柳宗元》。 20世纪60年代武汉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焦裕禄》照（载《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3期） 17 ==========第30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1963年以来，武汉市各剧团演出现代戏已成为风气。市属剧团以及省话剧团、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从1963年1月至1964年2月上演现代戏，观众共达140多万人次。1963年市属戏曲团体组织17个演出队到农村演出1300多场，观众达130万人次。1964年7月18日，武汉市人委全委（扩大)会议讨论戏曲工作时指出：“戏曲改革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 一个社会革命。这是戏曲工作重大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中，报刊上刊登了大量工农兵的文章。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①在武重工人报、武汉晚报发表多篇文章，批判“文艺黑线”，批判“坏电影《舞台姐妹》”，表示工农兵也要拿起笔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朱鸿霞在文革中成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一号头头。 党和国家管理的报纸、刊物、出版社放出这样多的“毒草”，人们感到震惊，开始具有对上级、对专家学者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意识。大 量出版物中的问题被群众主 剝掉坏影片《舞台姐妹》的画皮 动发现和揭露，同时出现很 食汉置玉宋厂工人太然立 医关的， 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现 人性论、姐蜂情3 象。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确立 在片 新的意识形态，需要确立新的公私关系，需要一个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阳是山초 的 和他人。文革前的这一轮思 春花是什么样的 ,什么阶级的“英维 想批判运动，批判方法是由领导机关选定批判对象、划定批判口径，其他人跟风发 1966年5月18日《武汉晚报》第3版 表批评文章，相关批评对批 评对象做不到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未能触及到真问题。 全国学习雷锋“公而忘私”、“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精神，对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从各个领域开展的批判，这两个运动文革前 ①朱鸿霞及夏邦银、李想玉，均为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文革至今很多文件和文章、书刊写作朱洪霞、夏帮银、李湘玉，皆误。 18 ==========第31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已经普遍开展数年。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指示“要斗私，批修”，可以看作是对这两个运动的概括和深化。同年10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一指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概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要点共六点。第六点把“斗私，批修”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 五、学习毛泽东著作 1958年7月，武汉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理论队伍”，在工人中开展通俗理论宣传，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1960年2月，中共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掀起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充分运用报刊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牢固树立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的坚强观念。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 汉口电池厂的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载《大武汉新影》） 这次会议后，学习毛著形成群众运动。各单位干部职工成立学习小组，举行学习报告会和学习成果展览，写学习体会，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 19 ==========第32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艺节目。武汉重型机床厂提出“处处有组织，人人都参加；层层有计划，个个订保证；边学边联系，学用结合好”，五千多工人组织了三百多个学习小组。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从1962年到1966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有的同学在晚自修后宿舍熄灯时，仍坐着小板凳在走廊灯下读毛主席著作，写读书心得。”① 武汉城区新华书店从1960年1月到9月发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10多万册，《毛泽东选集》前三卷30多万册。1964年5月，市委批转的市委宣传部《关于1964年干部和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等问题和意见的报告》要求：对于目前正在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各级党委必须注意加强领导，使之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本年，全市在职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继续学习有关“反修”的文章。职工则选学毛泽东著作的有关内容。当月，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武汉发行（载《大武汉新影》） ①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8页。 20 ==========第33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全国著名学毛著积极分子、解放军某部三连指导员廖初江应省委宣传部的邀请，向武汉地区机关干部、职工五千多人作学习报告。1965年3月，武汉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在武汉展出，历时7个月，观众达50万人次。4月8日，《武汉晚报》开始逐日登载毛主席语录。1966年1月，武汉市委四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全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 《喻家山风云》回忆华工师生学毛著的情形：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学毛著的形式主要是政治课+党团支部或同学间自行组织的学毛著小组+个人自学。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学习中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史，学习毛主席决战决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高超指挥艺术，以及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进一步加深对毛主席的由衷敬佩和热爱；二是学习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等教导，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结合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培养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品质。三是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逻辑思维和工作方法等，指导教学改革；作为工科学生，有些同学还自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用于指导专业学习，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个时期的华工院刊，在华工党委有关领导同志的要求和支持下，以大量篇幅连续介绍电工基础教研室、化学教研室学习毛著指导教学改革经验，以及教师朱慧楠、徐辉碧，学生毕传泰等个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与此同时，院广播台也及时播报师生学雷锋、学毛著的好人好事，有力地推动学毛著活动不断开展。 就学毛著时间而言，华工领导在一次宣传会议上说：“要注意劳逸结合，精简干部的活动和其他会议，学毛著也不要在午休、星期六晚上进行， 一个星期搞一个钟头就行了”。 文革后武汉官修党史认为，本市学习毛著的特点是与技术革新活动、增产节约运动，与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相结合。武汉市的学习毛著运动“对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社会主义政治觉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全市技术革新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推 21 ==========第34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这场运动在1964年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且日益走向形式主义，并伴随着浓厚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读书学习以带有强制性的运动方式来进行，产生应付敷衍、重形式不重效果、一些人借以谋取私利等现象，任何性质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老五届大学生和老三届中学生和当时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很多人是在认真学习，严肃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至思维方式、处世准则就是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形成，让他们终身受益；文化大革命在学习毛著高潮中来临之时，他们无权无势却敢于对强大的官僚阶层造反，凭借的就是己经学得并不断在学的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一位支部书记甚至一位党员只要他愿意，就能够以“党的化身”自居，声称“反对我就是反党”；群众中出现不同意见，所遭遇的最猛烈的回击也是“反对党委（党支部）就是反党”，这种回击来自当事的领导，也来自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1964年5月，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读毛泽东的书，一些人自然会思考：直接上司说话办事“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最终听谁的话？照谁的指示办事？省市委不是也一再号召“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吗？武汉的一位老三届学生回顾六十年代学毛著时说：这有点像新教教徒自己研读圣经，直接与上帝对话沟通，无须长老、牧师作中介，不承认神职人员对圣经具有唯一解释权。 文革前的学毛著运动中，敢于批评上级领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笔者所知给中央、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批评信的就有好几位，有批评本单位一把手的，有批评王任重本人的，还有批评国家政策的。 1965年底，华工党委扩大会揭露院长朱九思说组织毛著学习小组、张贴毛主席语录、写学毛著心得笔记都是形式主义，“我们不靠这个”，“我就没有写笔记”。参加会议的动力系政治辅导员赵文成、胡成荫、林志雄 三人，于1966年2月给王任重、陶铸、毛泽东写信，反映朱九思的上述 问题O。 1966年4月19日，王任重写了一篇文章《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①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22 ==========第35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清理”自己写于1962年的两篇《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中的错误，发表于同年5月14日《湖北通讯》。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当时在咸宁参加四清，看到这篇文章，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批评他的所谓“清理”“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依然在“散布历史唯心论”，不是“清理”而是“混关”。杨家志在信中说：我“学习主席著作仅仅是开始”，“我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青年，敢说，敢写，敢斗争，错了改嘛，怕什么？”王任重后来说：“他以满腔革命热情给我写了那封信，在信中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应当虚心地听取他的批评，和诚恳地感谢他，但是我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拒绝了他的批评，并且把信转下去要在咸宁参加四清的武大同学讨论一下，以便消毒，结果使杨家志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张健同志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我的罪过。虽然当时曾经对地委书记交待过不要斗争，不要处分，但是既然把信转下去了，（对）杨家志同志的打击，我是不能辞其咎的。”咸宁地委把杨家志打成“反革命黑帮”，连续七天开大会批斗，会上宣布开除团籍，清除出四清工作队，回校后学校“把他作为右派分子对待”①。 文革前，湖北宜昌地区发生“金科事件”，也是由群众批判王任重的“读书笔记”引发。金科是长阳县的一个干部，部队营教导员转业，当时在宜都县搞四清。他和另六人给中央写信批评王任重的“读书笔记”，据张体学揭发，王任重说“这个人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省委秘书长“张华就策划去搞”②。王任重后来说：“金科等同志的受打击迫害，我是要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的。我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于向中央检举控告我的金科等同志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更是违法乱律的行为，我再一次向杨家志同志和金科等同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 王任重多次把群众写给他的批评性的信件转给来信者的单位。华工赵文成等人写给他的信不是批评他而是批评院长朱九思，王任重将信转给华工党委，同时给赵文成等回信说“你们的精神是好的，我们给你们撑腰”。 ①参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编《撕开王任重的画皮》(1966年12月1日)第24一29页；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载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 ②参见《杨春亭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3日)。 ③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23 ==========第3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武钢职工彭绍鹏回忆：武钢修建部技术员段彦彬“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国家政策有一些看法。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一时冲动，把他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寄给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在上面写了批语，转回单位。从此，他就成了内部监控对象。四清运动一开始，单位就把他抛了出来，作为重点批斗对象，进行多次批斗。”① 王任重对待群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并有更大的发展。 六、医疗卫生改革 1965年1月21日，毛泽东审阅卫生部党组1月20日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培训农村卫生人员的报告，批示：“同意照办。”稍后，在审阅卫生部党组1月19日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教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时，在报告中“医疗队应该首先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县，配合运动，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句的”贫下中农”四个字后，加上“及一切病人”五个字。同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②。 1965年3月，按照卫生部的要求，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医疗单位组成首批6个巡回医疗队，共188人，分赴孝感、麻城、枝江、襄阳、江陵、建始6个县的农村，开展防病治病，为农村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8月，武汉地区第一批农村巡回医疗队归来，第二批随即下乡，同时举办了第一批医疗队的事迹展览会。此外，市卫生局所属单位还为农村培训了五百多名卫生员。 1965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贺彪率领的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来到麻城。工作队在开展治病、防病和培训三项工作的同时，注重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管理，为农民降低医疗费用。4个月来，由163名医务技术人员和卫生行政人员组成工作队在为农民送医送药的同时，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一批能做外科、眼科和五官科小手术的卫生技术人员；为14个公社培训了一批半农半医医生，使他们学会了治疗三十多种农村常见疾病和简易针灸；在5个大队树立了管水、管粪和改建烟囱灶的样板， ①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3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五卷第472、505一506页。 24 ==========第37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并新建和改建了71口水井。 卫生部工作队下到麻城的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所属医疗单位组成多支巡回医疗队分赴恩施、郧阳等十多个县及武汉市郊区。在4个月里，建立简易病床4千多张，进行大小手术3万多例，组织开展饮水改良、粪便管理、改建烟囱灶等群众性卫生活动，培训了四千多名不脱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 1965年，巡回医疗队连夜抢救被雷管炸伤的麻城县堰头公社社员周本坚（载1965年7月24日《武汉晚报》) 1966年3月6日，武汉晚报刊载新华社武汉5日讯《我省5百多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长期参加基层卫生建设》。报道说，这批医务人员一半以上是在专区和市以上医院工作的，其中有院长、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院校的教授和讲师。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的人员分别在郧阳、咸宁两个专区筹办分校，其他人都分配到缺医少药的地区，有的充实区、公社卫生院，有的到区、公社新建医院。 武汉医学院著名教授裘法祖担任省农村巡回医疗队枝江队副队长，1965年7月17日他在湖北日报发表《下乡巡回医疗札记》，文章分四节：“有了阶级感情”“打破框框的束缚”“要重视常见病的治疗与研究”“加速培养新型卫生队伍”。他写道：“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改变 25 ==========第38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不是一次、两次下乡可以完成得了的。因此，我决不满足于这一次下乡，还争取有更多的机会到农村中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和提高自己。” 1965年巡回医疗期间，武汉医学院教授裘法祖为农村医护人员上课（载1965年7月24日《武汉晚报》) 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发端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到1962年，全国农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达46%。此后调整国民经济，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①。 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了解到，从1958年开始，麻城全县96个公社全部实行了让农民看得起病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坚持了七年。工作队初步总结了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这个约在1966年初形成的重要的总结报告没有下文。 后来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并享誉海外的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是起源于湖北。1966年8月10日，在距离麻城县四百公里的长阳县，“乐 ①参见曹普《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演变(1958一1984)》，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 ②参见张自宽《亲历农村卫生六十年一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第25一26页，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 ==========第39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这个卫生室的运作方式，写在该卫生室卫生员覃祥官起草的《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里。1968年11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拟发表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一一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及编者按，作出“此件照办”的批示。人民日报12月5日发表了这两份材料。覃祥官原是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苦痛，主动辞职回村办合作医疗。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七、教育改革 武汉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57年，一直“采取自愿报名、家长同意的办法”。高初中毕业生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报名下乡形成风气，这是学校坚持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的结果。 1957年5月6日团市委开始动员，6月18日990人分三批下到农村。至1963年12月下乡知青达到七千余人，至1965年6月达到两万多人①。1968年11月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开始，老三届学生16.3万人，至1969年2月，12.5万人上山下乡。至1980年，下乡知青达到42.48万人②。 截至1965年8月，武汉市有两千五百多名知青参加新疆建设兵团，1966年6月底八百多名知青赴新疆。1965年12月，一千二百名青年赴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在全日制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工厂、机关八小时劳动制度之外，实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1964年开始在全国贯彻。1964年10月，市人委召开半工（耕)半读工作会议，制订了试办这类新型学校的方案。12月，市委批转《试办半工（耕）半读工作会议纪要》，并成立领导小组。1965年1月，全市首批试办半工（耕)半读学校34所，并制订了两年发展规划。1965年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迅速发展，学生 ①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一1985)·社会团体志》第188一18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一1985)·经济管理志》第454一456页。 27 ==========第40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20世纪60年代初，知识青年在农村（载《大武汉新影》） 达到四万八千余人，高中阶段普高生与职高生之比为0.42：1。 1966年3月17日，武汉第一所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一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开学，学校设林学系、农学系、农业机械系、农业经济系，录取人数超过招生计划。录取的学生中，文化水平相当于初中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入学后将读2年预科、3年专科；相当于高中或高中毕业的学生，读4年专科。学生在学习期间，边读书，边劳动，边学习，边运用，所需膳宿费、医疗费、生产工具费、书籍簿本费、零用钱，都由勤工俭学、半工（农）半读的收入来供给，学校不能自给，由国家补贴。学生毕业后发给文凭，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可当干部、技术员也可当工人、农民。 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绩，而毛泽东认为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文革前他多次表示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强烈批判态度。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I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 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 ①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一1985)·教育志》第16页。 28 ==========第41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全改变。”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阅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3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一批示。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王海容谈话时说：对写“蒋介石万岁”的学生，“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五分累死人了。”② 1964年7一8月，毛泽东与毛远新作几次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己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阅《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批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 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五卷第315、322页。 ②《和王海容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载武汉钢二司印《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 29 ==========第42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行。”①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来称为“七三指示”。 这些讲话、批示通过不同的渠道传达、流传到大中学校学生中，每一句话都引起巨大震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开始实行改革措施。 武汉市的中学取消了早自习和晚自习，提倡学生自己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原每天下午的第三、四节课改为自由活动，学生可以参加体育锻炼，也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每学期安排学生到工厂、农村劳动两周左右。在武汉一中，动员学生给老师“提意见”，有老师听了学生尖锐的批评哭了起来；学校团委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跳级，帮助这些学生制定学习计划，给他们安排辅导老师。 文革前，全国高校中流传一句话：“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武汉水院六五级学生岑颖义说：“水院的一些（对学校现状）较激烈反抗者也是这样感受和评估的”，当时他们就有了“对教育体制彻底改革的向往”®。 在武汉水院，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和拥护，激化了同学们对教育体制不满的情绪”。“尤其是‘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这句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同学们对毛主席支持学生造教育制度的反没有任何怀疑，而是认定毛主席与青年学生的心完全是相通的。” 1964年秋，水院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动员开展教育改革”。“老师纷纷到班级与同学‘三同’，共商教改方法，甚至试点让学生登上讲台。每个班推举几个同学和老师组成教改小组，结合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许多老师和学生应用唯物辩证法研讨专业教学，写哲学笔记，学生对理论力学、水力学、土力学这些基础技术课程，用对立统一观念阐述和概括。一些很有激情的教师，有的是部队转业的，有的来自工交战线，有的就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对1961年以来学校沉闷的教学秩序、压制中青年教师不满，对‘师道尊严’不满。后来，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少数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反感的同学，思想活跃，富于创新精神，最先拥护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讲话，也最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了造反。” 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1966年“五七指示”中说：“学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五卷第380一381、507页。 ②本节关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记述，均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一章赤子一五届大学生群体”。 30 ==========第43页========== 引子走向文革：1962年一1966年5月的武汉 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学生看到这句话，并不感到突然，因为这句话是毛泽东1964年至1965年关于教育多次谈话的总结。 八、结语 武汉这座城市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这些印记是普通的士兵、工人和市民主动刻下的：1911年10月放出翻天覆地手，武汉成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之城；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江岸铁路工人付出重大牺牲，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作出杰出贡献；1926年底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划三镇为京兆区，1927年1月在国内首次收回令国人受辱六十余年的租界，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被称为“赤都”；1938年成为民气高扬的全国抗战中心。 1966年，这座城市带着历史铸就的性格，走进文革。 亿底 毛泽东亲笔题词的二七烈士纪念碑（武汉二七纪念馆资料） 31 ==========第44页========== ==========第45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 (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4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提到的“五十多天”，是指1966年6月上旬到7月下旬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单位的文革运动，都是由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领导，其矛头所向，不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强调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一直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同时各省及地、市党委及时抛出非主流领导干部组成的“黑帮”，不久以后他们纷纷检讨说不经过群众运动急忙抛出“黑帮”是为了保自己。 这五十天的文革运动，被毛泽东痛斥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发动的标志。而武汉地区文革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66年4月18日一一湖北 武汉大学 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全国第一个教育 ,.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簡介 革命工作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武大工作组组长李衍授1966年7月总 (内部資料仅供参考) 结前一段运动时说：“（1966年) 四月中旬，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就点起了武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火焰。”这句话也出现在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 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員会串連部 年8月29日印行的《武汉大学无产 一九六六年入月二十九日 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中。这份小册子印了数十万份，向全国散发。 34 ==========第47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第一节批判“武大三家村”0 1966年4月10日，“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在广州开始举行。13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讲话中提出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并点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刘节的名。其后，陶铸与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18日，以湖北省委名义派出的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武大。 这个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整李达。李达虽是武大校长，但武大师生都清楚，他在武大并不“当权”。戚本禹1966年11月接见武汉造反派学生时说：“李达是不是当权派？不是吧？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 4月21日至23日，王任重在武汉听取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端关于业已收集到的李达等人材料的汇报，指示陆将汇报材料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1963年李达为哲学系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讲义（网络图片) ①本节的编写，参考了如下资料：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炯华《李达在武汉大学的最后岁月》（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武大“三家村”案一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1967年6月)。 ②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1966.11.18)，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5 ==========第4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陆舒端在奉命写成的这封信中，揭发李达195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那里吹出来的”；武大哲学系的教师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 陆舒端的信还揭发李达与武大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党办主任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说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到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问题。王任重说：“这次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是知识分子”，要在知识分子中抓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 三天后(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是省委在文教界抓右派的“战斗动员令”；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随后，在陆舒端组织下，正式形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陆舒端等三人署名。 5月9日，王任重将这份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时，附信给总书记邓小平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邓小平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 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19日，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陶铸对批判李达“三家村”作了部署，同时检讨自己1962年春的 一次讲话：“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 36 ==========第49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12日，武大工作组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号召“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再次强调要在武大抓右派。此后，武大连日召开此类大会小会。 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由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省委工作组党委成员崔建瑞传达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长篇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向珞跏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 庄果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武大三家村”：“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6月7日，王任重为 高清元写色只空尚 武大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 红红熊把摩所 育革命进行到底！”而 到！ 五一六通知已经提出当前开展的这一场全国性的运 王至 动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6月10日，王任重在 云相府 武大说：“上下左右一起 烧。”此前李衍授说过：“不要限制群众，什么都可以搞，先来一个大暴露，再斗李达黑帮。”① 13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湖北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以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秋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刊出报道。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 ①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 37 ==========第5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师生批判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文章。 14日至16日，省市报纸、电台集中报道全省、全市“人民以强大革命声威支持武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坚决支持武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报纸在“愤怒遣责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滔天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一批大字报。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咖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武汉锅炉厂职工王光照回忆当年去武大“声援”的情景时写道：6月13日下午4时许，厂广播站广播了厂党委、工作队党委联署的紧急通知：全厂注意！全厂注意！全体职工立即以科室、车间为单位，到厂前广场紧急集合，参加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各支部和各分工作队马上组织好职工参加，除特殊情况，一律不准缺席。这个通知就是冲锋号，全厂职工迅速地集合在广场，窃窃私议。王心学队长铿锵有力地简单动员后，工人的队伍像抗洪抢险般地步行奔向武大，声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 1966年6月13日，声援武大揪出“三家村”现场（载《大武汉新影》） 38 ==========第51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反分子李达等黑帮。武大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李达等三人的名字倒着写，并且打上了红叉叉。漫画极尽丑化、夸张，工农兵三只硕大的拳头，紧紧抓住“三家村”成员的细脖子，恰似抓住张皇失措的小鸡，工农兵的孔武有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些参加声讨的人不知道李达等人的胖瘦高矮，他们是如何“三反”也不晓得，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围着李校长住的小楼，有节奏地呼喊那年月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和领呼人，据说全是工作队严格安排的。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并参与了“运动群众”的宏大现场。我厂示威游行的队伍蹒跚蠕动，后面武昌造船厂、六机部安装公司的队伍一个劲地催：武锅的走快点。天哪！这么多人往哪走啊？又如何走得快呢①？ 6月16日以后，报纸、电台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在持续中。24日的《武汉晚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署名为“武大数学系战斗小组”的文章《一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迫害一一控诉武大的“三家村”黑帮 一九六五年在数学系的罪行》和《湖北日报》社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延续到30日，李达被公开点名。当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在头版《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之下，同时发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两篇署名文章和湖北日报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镣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6月28日至7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7月1日，王任重拟向已经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0一11页。 39 ==========第5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这一段时间，王任重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但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李达问题。1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离开武汉，当晚王任重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次日发出。7月19日得知毛泽东在汉游泳的李达写信请毛泽东救他一命，要求秘书将信送毛泽东处。秘书将信交给工作队，工作队10天以后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寄中央。 8月4日，邓小平拟定的批判李达“三步走”计划的“第三步”开始实施一一“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当日，在陶铸的关注下，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一一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没有看到李达原信。毛泽东在这张条子上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这些批示没能救李达 一命，重病的李达仍然无医无药，8月24日去世。 28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 李 时发表署名文章一一《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说李达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 烧 会主义的应声虫”、“可耻的叛徒， 武 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反共媚 汉 日的民族败类”、“蒋介石法西斯 大 专政的帮凶”、“残酷剥削和压迫 学 农民的地主分子”。 9月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9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40 ==========第53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 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所涉及的远远不止李达等几个人。 5月10日下午，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系教育革命工作组组长王师程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立即解散。研究室人员除一两人外，都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主任余志宏、副主任李其驹和系内一批教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的“黑干将”、“黑爪牙”。 武大党委15名常委，11名被打成黑帮；在武大1340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也就是已经准备了材料或被抄家、减薪、批斗但还没有正式冠以“黑帮”之名的88名，共计302名，占教职工总人数的22.5%。还有一些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分店”。 第二节省、市委抛出批判对象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运动一开始省委抛出武大“三家村”和曾惇、陈一新，市委抛出程云“黑帮”，少数派批判说，这是阴谋，问题不在于这些人该不该打倒，问题在于省市委这样做是“运动群众”，一个一个的“三反分子”由当权派抛出来，还有什么必要发动群众投入文化革命？ 当时各级党组织大多抛出非主流领导成员、政敌、圈外人、“死老虎”等让群众批判，表明自己是紧跟中央的，证明本部门、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武汉医学院抛出的副院长殷传昭，是部队转业干部华中师范学院抛出的教务长陶军，早就被定为“漏网右派”。武大“三家村”成员之一朱劭天，一年前已调离武大。湖北大学“三家村”的三人早已不在学校：原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光斗，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揭发批判，当年11月失踪；原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辛永信，四清运动中下台，当时下放在咸宁；另一人两年前调离。8月28日湖北日报第一版 41 ==========第5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刊登报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湖北大学揪出了李光斗、辛永信黑帮》。 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的顾建棠回忆：“6月中旬开始，长办党委先后把副总工程师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副博士、长办科学院工程师陈济生，组织部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沄，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文革对象抛出来，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外，用大字报揭发他们的‘罪恶’，以此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办团委书记的黄世忠指示我，分批组织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去声讨、批判这些‘牛鬼蛇神’。”“7月23日至30日，我又接受了 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黄世忠指示我，把武装民兵连 集中起来，用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田海燕。批判的材料由组织部和纪监委提供，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田海燕“是只‘死老虎’。 林一山和长办党委此时把田海燕抛出来，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① 一、市委抛出“程云反革命黑帮” 1966年6月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号召全市文化工作者“彻底搞掉以程云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彻底粉碎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 1966年7月6日，武汉五千工人集会声讨“程云黑帮”（载次日湖北日报）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8、2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年版。 42 ==========第55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此时程云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了。武汉市委1964年8月发动的武汉文艺界“百日整风”中，程云受到批判，并被撤销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工厂劳动。 7月6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开始点名批判程云，认为这是继揪出“武大三家村”后“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上批判了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和市文联副主席、“右派分子”武克仁。程云“反革命黑帮”成员还有市文化局局长孙川四、市文联副主席于亚声、程云妻子莎莱，牵涉同为著名演员的武汉京剧团团长高百岁和武汉汉剧院副院长吴天保。1978年9月武汉市委作出《关于对程云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黑帮”进行平反的决定》，讲到将程云等人定为“反革命黑帮”的原因，是“当时的市委没有识破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阴谋”。 综合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当时的报道，程云的“罪行”主要有三条： 一是在政治上，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紧密配合，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自由”，鼓吹阶级调和，抵制反帝、反修的斗争；二是在组织上， 一面排挤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面与文化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狼狈勾结，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黑帮；三是在文艺上，竭力推行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文艺路线，使文艺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二、省委抛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陈一新 1966年6月初王任重就决定批判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惇。8月29日，曾惇被湖北日报点名批判。此前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声讨大会，说己查明“曾惇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狗，是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后台老板，是省、市文艺界程云黑帮的总指挥，是前中宣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在湖北地区的总代表、总头目。”省委负责人在会上宣布撤销曾惇党内外一切职务。曾惇何许人，李达何许人，说曾惇是李达的“后台老板”，当时心存疑问、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 9月1日，武汉市召开“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大会”。对曾惇的集会声讨、发表文章批判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 9月6日，省委常委、副省长、政法党组书记陈一新被公开点名批判， 43 ==========第5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被指为“道道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典型的新的贵族老爷”。8月19日省委己召开省直机关的声讨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省委、省人委宣布罢陈一新的官，责 中国共产党万发 令他彻底交代问题。 省委对曾惇、陈一 毛主庶万岁 新的公开批判，发生在少数派“炮轰省委”的 1966年8月29日，数万群众走上街头声讨曾惇（载次日 高潮中。 武汉晚报) 文革前，湖北省的 中高级干部主要有三种来源：以王任重为首的南下干部、以张体学为首的新四军五师干部、地下党干部。曾惇解放前夕任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陈 一新是王明（陈绍禹）的远房弟弟，抗战期间在延安当过王明的秘书。 第三节“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整群众 武汉地区6月的文革运动，按照王任重及湖北省委的规划，“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省委于6月8日向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省属文化机构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10日，武汉市委向30所完全中学、106所初级中学、武汉师范学院、市文联、市杂技团派驻工作组：随后，省市委向武汉地区的厂矿企业派出工作组。 6月初，省委集训即将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队）组（队）长，6日至10日，王任重作了三次讲话。他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中极其反动的要斗，猖狂的要交给农民管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诬蔑党的组织，丑化党员、 44 ==========第57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团员、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人”，就划为右派①。 6月8日，王任重在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将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精神。 王任重后来说：“在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② 6月上旬，在学习五一六通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上，宋侃夫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部门和企业里的财会、技术、业务部门，是整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③。 6月18日武汉市委发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说：“以左派为骨干，把革命的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对群众队伍要进行阶级分析”。“首先把左派划出来，作为依靠力量。…然后把右派找出来，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剩下的就是中间派，是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④ 6月23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在一个会议上说：“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大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今年牛鬼蛇神放得不多，教师放得不多。”⑤ 26日至28日，省委集训将要派到高校参加工作组的工人。许道琦说：“学校的文化革命有两个阶段，头一大段就是反右派，夺取领导权；第二大段搞教学改革，彻底改革教育制度。”⑥ 文革一开始，市委组织部长、武汉市四清工作总团文化分团团长辛甫在所属各工作队队长会议上说：“这次全面鸣放，要‘引蛇出洞’，老右 ①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②王任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一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四》(1967年3月2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一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3页。 ④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一1976)》第796页。 ⑤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⑥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45 ==========第5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派有经验，不容易引出来，新的没有经验，好引，要尽量让大家放，越乱越好。”6月19日辛甫在市文艺界文化大革命代表会上，动员上下左右一起烧，挖程云黑帮的爪牙、黑线、黑根，要“斩草除根”，“文艺界可以 不受比例限制”D。 7月3日，王任重在給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后被称为“七三指示”）中说：“大暴露好得很，差不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引蛇出洞好打，是还击的时候了”。“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这样才便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人，有的是学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些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王任重说这封信“毛主席看过了，没有意见”。对王任重的这一说法，张体学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欺骗干部，推行他的黑货”®。 王任重在这封长信里明确提出“反右斗争”这一概念，通篇都是围绕普通群众中的“左派”“中间派”“右派”展开对文革运动的部署。直到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8月25日，刘真在北京见到他，“他还念念不忘‘反右派’”。王任重还对刘真说：学生中右派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④。 王任重在这封信里提出的“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和9月初在清华大学提出的“秋后算账”，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让武汉地区的少数派（后来称造反派)吃尽苦头。文革期间造反派可以凉解直接出面打压他们的张体学，但一直坚决要打倒王任重。 7月6日，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王任重7月3日的来信，王任重说：“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 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0页。 ②《王任重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一封信》(1966年7月3日)，载武汉大学长征公社农奴戟战斗队1966年10月25日油印传单。 ③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④省文革办公室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走访刘真同志》(1967年1月14日)。 46 ==========第59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① 按照王任重七三来信的精神，省委7月7日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革命运动的意见》。王任重七三来信的重要段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这个省委文件中。文件指出，“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转到以清思想为主”。因为“不仅中间派有错误，不少左派也有某些错误观点”。清思想“采取整风的方法”，即“领导带头，左派带头，洗手洗澡，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按照王任重和省委关于文化革命的部署，群众中的右派要反，群众中的中间派、左派也要整。 6月1日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发布，6月8日开始工作组陆续进驻各单位，首要工作就是召集“左派”开会，对本单位所有人按左中右“排队”。针对具体人和事的大字报开始代替表态性的大字报，有群众自发写的，更多的是工作组和党组织布置“左派”写的。自发写的大字报只要涉及主要领导干部，立即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左派”的大字报一般是翻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老账，揭露“落后分子”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很多“左派”并不知道的材料，由党组织提供；当事人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的事，出自他们“向党交心”②时的自我交待。 水院发生抛出“交心材料”而致人死命的事： 张廷英老师，1963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曾经诚恳地向组织交心，承认自己对苏共有过模糊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有过幻想，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1966年6、7月，他的交心材料被院党委和工作队抛出来，把他作为“修 ①《王任重、张体学在湖北省委会议上的讲话一湖北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的一封信》(1966年7月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 三版。 ②1958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4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引导群众，自觉交心》，这一运动随即在全国工商界、文教界普遍开展。此后的历次运动如1965年“学雷锋”运动中都开展过“向党交心”。个人“交心”材料被各单位党组织保存下来。 47 ==========第6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正主义苗子”来批判。在有组织的整墙大字报的围攻下，他数次找工作队党委申诉遭拒，加上他的妻子无法承受高压而反戈一击，揭发他在家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于是他在绝望之中独自进入办公室，用刮脸刀片割开颈静脉自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他成为水院最先的自杀者①。 湖北大学法律系专案工作组8月15日公布《关于杨清桂问题的初步材料》（杨清桂为该校伙食科副科长），这份材料的“说明”第一条写道：“关于杨清桂的一系列反动思想的材料，均是杨在58年前后向党交心，或学习文件时思想检查的底稿，有些是‘四清’运动中自我交待的。” 市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也讲到“交心材料”：“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学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② 可能是受到北京揪出邓拓三家村、湖北揪出李达三家村的启示，各单位工作组都热衷揪“三家村”，人数达四人就称“四家店”，再多就叫“反革命集团”。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学生党支部的三个支委都是调干生，一向被系党委认为“不听话”，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三家村”。后来又要整支部里另一个党员调干生，“就把他们一起称之为‘四家店’”③。 6月6日，王任重之子、武昌实验中学初三学生王三宝和另三个同学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教师，说武汉市的教职员中百分之四十出身于成分不好的家庭，各校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百分之四十八。柳英发回忆：大字报说实验中学的三位青年教师高宏、廖起蜀、张庆圭是“三家村”，这三位教师当即被关进 一个小房间，还强迫他们将头部伸出窗外“示众”④。 ①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84页。 ②刘中秋《1966年6月、8月批斗老师》（网文，2011年）。 ③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④2017年4月笔者访谈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生柳英发的记录。 48 ==========第61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6月中旬，武汉一中校园里贴满了针对教职工的大字报，个人历史、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污点”被公之于众的老师们顿时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一天，英语教师李德辉原工作单位一一市新华书店的几位“左派”，来一中贴出大字报，揭露李一些不检点的言论并上纲上线。当天工作组召集全体教师开会，没有通知李德辉，几个小时后李德辉跳楼身亡。一中工作组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国当着围观师生的面，指着口吐血沫、尚未咽气的李德辉说：“现行反革命！”① 武汉测绘学院六一级学生杨道远回忆：6月开始搞文化革命，四清工作队就在学生中排左中右，打“右派”、抓“小邓拓”。武测党委第二书记张肇翼保护学生，据理相争，被张体学定为“黑手”、“右派”，并对其进行批判。测绘专业在国民党时期归属军队，有点资历的教师都有军衔(在武测当时的教师中有国民党少校、中校，还有两个少将)，这些有国民党军衔的教师都定成历史反革命，进驻武测的工作组矛头对着普通干部、教职工，抛历史档案材料，把一批老教师、教授打成“黑帮”、“牛鬼蛇神”，批斗28人，被逼自杀6人。 湖北大学六五级学生杨胜利回忆：文革一开始，“学校开始布置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政治辅导员们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全校（或全系）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对一个姓龚的学生进行了批判，原因是这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他企图为他的家庭出身翻案。这是一个信号，学校开始收集整理学生的材料，着手在学生中划分左派和右派。我的两位高中时的同学， 一个是统654班的孙似虎，一个是计651班的龙诗易，出身都不错，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学生干部或团干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分别都被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划为假左派真右派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悄悄地收集整理了材料。”②。 湖大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在各班核心小组长会议上布置工作，核心就是“反右”：“根据当前的情况，要积极准备，很快转入全面的反右派的批判阶段…大致是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底为反右斗争，八月底基本结束。这一阶段，是集中力量，反击右派，这一点在思想上要明确。”“搞了李光斗的问题，紧接着就把各系的右派拿出来搞。学生中的右派，放到最后 ①武汉一中六八届高中生余德亨目睹。 ②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二章风雨初袭”。 49 ==========第6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搞。”“左派中还有不纯的现象，也还有的左派没有组织起来，要重新审查。对于右派，这次跳出来的就抓，没有跳出来的就挖，要挖得准，挖得深。”① 武汉三中工作组组长陈某（市法院刑庭庭长）在大会上说：文革就是 四清的继续，方法与四清一样，群众之间背靠背、面对面揭发“三反言行®。 7月上旬，辛甫对市京剧团工作队说：“京剧团一九五七年在×××领导下反右派很不彻底！”“文艺队伍很复杂，要彻底清理”。京剧团工作队在群众中搞“追根”“翻箱倒柜”，搞得人人自危③。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在“左派”会议上多次强调：目前的形势是省委领导所说的“1957年加1958年”。水院党委对文革的理解，代表了文革初起时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普遍思想。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也说：“这次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继续。”④ 水院党委副书记张茀承在讲这句话时没有发挥，也未解释。水院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张建成当时的理解是：“右派分子将利用文革之机向党进攻，我们要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所以要摸底排队、整材料，以备反击右派时使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后，第二年开展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过关，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动，特别要说清在右派猖狂进攻时的思想与态度。这样估计形势是要告诉左派，要立场坚定，在运动中少说话，多观察动向，准备反右派。” 水院党委在工作队进驻前就布置“左派”抄录“有问题”的大字报，对所有学生进行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对有问题的人，要整材料。平时的言论、行动都要写入材料中，可以从‘四清’运动中‘割尾巴’时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找有用的东西，以便下一步运动需要时用。”“在排队时，要分院重点对象、总支一级的对象。要控制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学生每个班级在3个人左右，则全院在250人左右，大约占学生总数的8%。” 6月14日晚，水院党委、各系总支召开的一连串“左派”会议的情况传播开来，情绪激动的千余学生聚集，要求一系总支书记出来澄清，在 ①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23一24页。 ②参见夏家保《蝉鸣录一八十回眸》第26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夏家保文革时为武汉三中教师。 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 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1页。 ④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50 ==========第63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场“左派”学生说写大字报揭露此事的同学是“造谣”。同日晚，“左派”学生抄大字报时谈论“反右”“秋后算账”一事，引起另一处学生聚集。随后，听到“左派”谈论抄大字报是为“反右”做准备并予以证实的蒋继清同学被“看管”起来，班核心小组（原班团支部）要他“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站出来证实院系“左派”会议情况的郭明正，本是班核心小组副组长、贫农子弟，与同系学生任乾健一起被打成“任一郭反革命集团”，而写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任乾健与郭明正素不相识。王任重在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上看到郭明正等的情况后批示：“此种人应拘留起来，几个最凶的右派还不打击一下吗？”“水电学院这些坏人已经出来了，这里应该反击了！把这些坏分子的真相公布出来，然后看管起来。”①7月17日，水院工作队党委召开批判“任一郭反革命集团”暨公捕“杀人犯”郭明正大会，省公安厅当场逮捕了被诬为“杀人未遂”的郭明正（关押108天后释放）。 除了“任一郭反革命集团”，水院学生中还揪出一个“徐海亮一晏成禹反党集团”，党委副书记张茀承在批判会上说“徐海亮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当时水院有三个系，这两个“集团”分属一、二系，三系的“反击”对象是学生李光文，罪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这三个“反击”对象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确定的，6月17日由工作组传达。 武汉水院党委认为文革是又一次1957年反右；6月11日进驻水院的工作组发动大揭大批，目的是让右派自己跳出来。7月9日，按照王任重的指示，省委副秘书长刘真率领工作队进驻水院，取代原工作组领导水院运动。刘真说：“我是带着‘反右’的任务来的。”一周内，全院公开点名批斗的师生达一百多人。五十多天“反右”的结果是：被迫自杀二人，逮捕一人，揪出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各一个，点名批判 一百多人；内定“右派”两百多人，被看管三百多人；郭明正所在班一半以上学生被打成“右派”。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此后 ①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载1967年2月21日湖北日报。 51 ==========第6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势不两立、争斗多年的保守派、造反派就是这样开始形成①。 6月11日，工作组进驻华中工学院。“进校不到十天，就内定了学院内有三百八十三人为右派”®。 胡成荫当时在动力系任政治辅导员，2008年他回忆： 六月中旬，我按省委工作组的安排，到学校东边和西边的学生宿舍大字报栏，到各系实验楼的大字报集中地区，认真看大字报，并简单记录以利于分类归纳问题。我发现大字报的指向都是一般群众，一个30人的学生班揪出的小爬虫、小“三家村”有六七个人；警告×××孝子贤孙，要老实规矩夹起狗尾巴；一些平时敢于讲话、意见比较多的学生，就是什么“喻家山夜话”小集团，这是套用“燕山夜话”来扣在学生头上的大帽子。在实验楼的大字报中，除了上面这些当时的时新帽子外，更多的是教职工们不堪的历史和往事，例如三青团的忠实走狗、刮民党的奴才…。这里很多都是人家交代的材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对党和人民忠诚交代出来、已经做了历史结论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一般问题。我一面翻阅记录，一面翻报纸上刊登的中央首长讲话，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指向那些反动的学术权威，使我们国家不变色。…这是当时湖北日报刊登得明明白白的。可我们学校内这大量的大字报的矛头，哪里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里是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呢？ 工作组长王耀（襄阳地委副书记）曾交代胡成荫“发现问题随时反映”，于是胡成荫向王耀汇报说：“大字报很多，轰轰烈烈，每个学生班点名上大字报的学生有八九个，占学生班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教师中各教研室点名批判的人数和学生班的比例差不多。这种情况和…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指示精神不符合”，王耀打断胡成荫说：“你懂什么！现在是反右的前哨战，华工的右派多得很”。 6月21日，王耀在师生代表会上说：“干部、教师、学生中都有右派， ①武汉水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三章“五十天”；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文革篇·一、文革初期”，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②王海峰《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一个老三届的回忆录》第3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王海峰为华工附中六七届高中生。 52 ==========第65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要揪出来反击。”“学生中为什么不整？五七年不是整了？读大学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他做什么？”“再发展一周或三天，就和五七年一样了。”工作组整学生、学生斗学生就这样开始了。29日，赵文成、胡成荫等八人贴出大字报《对当前运动的几点不同意见》说：当前我院运动“矛头对向群众”，不符合二十三条及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不应该“把战斗小组一律取缔”。王耀对赵文成说：你是真共产党员，还是假共产党员？你们想要我们按你们的办法干革命办不到，你们想要我们抓住一个朱九思（院党委书记)而放走学生中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办不到。王耀对学生干部说：“对赵文成大字报的态度，是区别左中右的标志之一”。赵文成和赞成他的人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野心家”，遭到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围攻，被盯梢、监视。赵文成和支持他的政治教研室教师张汉卿被撤掉院机关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职务。 华工的学生斗学生，从6月23日延续到7月26日。7月下旬，院工作组布置“落实材料，准备斗争”，被系统整理材料的有380多人。在三系，工作组提出口号：“上下一起扫，把水搅得浑浑的，胖头鱼、泥鳅、蛤蟆 一起抓。”该系五年级191人，被“揭发”的有38人。工作组成立直接掌控的保卫小组，其职责就是监视一部分同学。据后来少数派抢出来的所谓“黑材料”显示：这些同学每天穿什么衣服、干了什么事、开会时是否鼓掌都有记录0。 华工工作组在整学生的同时，对干部和教师实行“打击一大片”。红司（新华工）反修兵团调查小组《省委工作组在我院推行刘邓干部路线的调查报告》②记载： 工作组到处散布说我院是“两面政权”，说“学校党委有反革命集团”，“党委烂了，各级党组织也烂了”，“从院到处、系直到科室都有黑帮、 黑线”。说X××系的党支部“除一两个人外，都坏透了”，“要是有 什么情况，你们党员中有几个能跟党走？”说××教研室“找不到一个好人”，××科“是清一色的坏人”等等，甚至连过去受过表扬的积极分 ①华中工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三章引入歧途。 ②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21期(1967年5月18日)。 53 ==========第6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子都被说成是“朱九思的红人”，说“从前的红人模范都是今天的麻烦”。工作组故意耸人听闻，在群众中造成“干部都烂掉了”的印象以后，于是进而提出“上下左右一齐扫”，“大的小的一齐扫，先扫大的，后扫小的”等口号，还说“当权派没有几个好家伙”，“要把总支书记以上的千部全部换掉”（当时省委也确实准备派几十名干部来我院实行领导干部大换班），说“有的单位要全面夺权”等等。 工作组还把老师都下到学生中去，并向学生“交底”，挑动学生整教师。据动力系统计，全系一般教师中被揭发47人，占22%。307教研室教师被揭发的达12人，占59%。303教研室教师被揭发10人，占34.4%。 武汉锅炉厂职工孟运通6月13日晚写出一张大字报，批评陶铸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是制造清规戒律，不准群众革命。第二天上午孟运通被厂保卫队关押，持枪看管。在厂工作队发动下，“空中的广播、地上的批判专栏、地面的标语组成了立体作战的强大火力网”。 同时，“工作队、厂党委出于十七年以来的思维惯性，根据省、市委抓右派的精神，把厂里职工划成左、中、右，调动可以信任的骨干分子，密切注视可能的捣乱者的一言一行，搜集挑战旧秩序、危及当权者利益的那些人的所谓材料，动员大家背靠背地检举，真是弄得满厂风声鹤唳。” 三位普通工人因此自杀。机动科工人谭文元“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工作队找去谈话，要他挖思想根源，交待反动言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谭文元顶不住压力，上吊自杀。“阀门车间一位老工人…也是工作队找他谈话，要他交待历史问题和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行，声言要召开车间大会批判。他害怕了，…上吊自杀”。“不久，三一四车间一位上海籍老师傅因恐惧而自杀。” 工作队在机动科抓出一个“三家村”：一位是厂副总机械动力师，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位是出身不好的女技术员；一位是从事俄文资料翻译的技术员，一贯被认为“只专不红”。为找到证据，积极分子去俄文翻译的房间“撬抽屉、翻皮箱，从他的私人信件中找问题，凑成材料，断章取义，整理成‘黑话录’。这种非法的鸡鸣狗盗的行径干了两次。”① 四机部中原机械厂是宋侃夫抓的点。早在1966年5月，宋侃夫指示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1一16页。 54 ==========第67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驻厂工作队：“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中原机械厂技术队伍很复杂，排排队，准备几个尖子人物搞一下，把技术队伍好好整顿一下。”6月12日，该厂群众给工作队贴大字报，工作队组织围攻，宋侃夫说：“反击太早了，还应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才好”。7月，宋侃夫认为蛇已引出洞，指示工作队：“运动向纵、深、宽方向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有问题就扫到哪里，上下左右一起扫”。以对工作队党委的态度为标准，二十天左右“扫了” 三百多人①。 文革初期，所有人的所有举动，都必须按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统一部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6月11日，一治第一子弟中学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和一位学生干部召集部分团支部书记开会，认为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阻挠学生写大字报，决定成立“行动小组”，自己组织起来投入运动，同时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情况。这件事被校党支部汇报给一治党委，一治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一治党委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向一治一中派出近百人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进入各教学班控制学生，教师集中学习，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工作组查阅教工档案，结合现实表现分出左中右。同时宣布管典芬等人是“现行反革命”，发动全校批判②。 1967年2月省直机关造反派揭发：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反映一治一中有师生自行成立“革命行动小组”，王任重批示：“这不是反革命吗？坏人暴露出来，好得很！”“明令宣布解散行动小组”®。 6月13日，武汉地区的报纸、电台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的消息，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当天自发写大字报要求前去声援，厂里很多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厂工作组立即抄录大字报和签名者名单，找签名者一一谈话，说胡国基的大字报“有反党的倾向”。随后大多签名者将自己的名字划掉或撕去，其中有人贴出大字报声称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工作组组长对胡国基说：“你这种自发行动是党所不允许的，你是 ①参见中原机械厂东方红战斗总部《强烈控诉宋侃夫在我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五）》(1967年6月9日)第14一15页 ②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6一7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③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 55 ==========第6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在煽动闹事。”工作组开始审查胡国基，公布了他的档案，发动全厂职工批判他，厂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自发声援武大是政治扒手行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胡国基“蒙了”：党的报纸、电台都在报道各界群众积极声援武大，“怎么我写大字报要求声援就错了呢？”不久他明白了，响应党的号召也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去响应①。 6月中旬，中学文革运动开展起来，一些中学特别是只设初中的中学出现过激行为。7月16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蔡刚电话传达王任重关于对待青年学生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谈到中学生问题，他说：“中学生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打人、行凶、搞现行破坏活动，这样的人要逮捕法办。但这种人为数不多，而且其家庭大多数是五类分子。”宋侃夫在关于安静街中学、民权路中学等的“情况反映”上批示：“流氓活动这样猖獗，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从6月16日到7月27日，武汉市委以“打击流氓”的名义，在39所中等学校逮捕学生159人®，近千人按市委布置在校内进行批判斗争。王任重说：“捉一千也不多。”®宋侃夫还决定：“对那些年纪大、成绩差、有流氓习气，但又不够拘捕条件的学生，在家长同意下，送到东西湖农场去强制劳动。如果他们不去，可以派武装押送。”④逮捕“流氓学生”时各区开公捕大会，组织各中学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给领导写过大字报的学生前去“受教育”。 市三十六中工作组在校内关押了二三十名学生，7月18日、25日该校四名学生分别在公捕大会上被逮捕。章宏发，16岁，罪名四条：一、“反党反毛主席”（写大字报“十评工作组”，喊“炮轰工作组”）；二、“盗窃国家机密”（诬陷章偷一教师的工作手册）；三、“撕大字报”（一女生写一位男教师耍流氓，未写完被章撕掉)；四、“流氓成性”（章有打人骂人习惯)。章于8月18日释放。邹人杰，17岁，平时比较调皮，玩球无意打坏一支日光灯，被说成“有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邹于10月31日释放。尹定波，平时比较调皮，于8月18日释放。罗先觉于8 ①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②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关于我们拘留、逮捕青少年学生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6年12月17日) ③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④参见《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6页。 56 ==========第69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月25日左右释放①。 6月以来，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右派”学生和教师。华中工学院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一千四百余人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反右”斗了两百余人。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29人被定为右派。华中师范学院被斗学生三百余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五百多学生的武汉建筑工人技校，逮捕了18人，三十多人被斗②。 文革初期“五十天”里，武汉市以“反抗和破坏文革罪”逮捕了四百余人③，判刑、枪决的案件有的通过法院布告、公审会、新闻报道为人所知，但具体数字无法获取。 第四节整群众的事例 发生在“五十天”里的下列几个事件，当时在武汉地区有很大影响。省市委通过对这几个事件的处置和宣传，告诉各级当权派和广大群众什么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应该怎样进行。 一湖北大学六二O事件④ 武汉大学是王任重抓的点，湖北大学是张体学的点。工作组进驻湖大后，也抛出了湖大的“三家村”。“全校师生员工对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限定在子虚乌有的‘三家村’上普遍不满，认为这是谎报战绩，欺骗省委，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故意放过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认为这是工作组给运动划框框定调子，束缚了广大革命群众手脚。对工作组要求大字报按指定范围张贴的规定也不满意，认为这影响了系与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种蔓延开来不断积蓄的不满情绪，随时像地火要 ①参见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②参见二司武大总部《王任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编《革命造反报》第二期(1966年11月9日)。 ③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2页。 ④关于湖北大学六二○事件的记述，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一7页，诚言《我 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三、我校揪出‘三家村’与‘六二O反革命事件’”， 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彭勋、谢邦柱、龙铭鑫的记录，漆林等《我们对六月二十日事件的认识和几点建议》(1966年6月22日)，张维荣《愤怒控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武装镇压湖北大学“六·二○”革命事件的革命师生的滔天罪行》(1966年11月15日)。 57 ==========第7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冲出地壳大爆发！” 6月20日上午，政治系一些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送到行政大楼前张贴。大字报要求工作组解释为什么抛出那个子虚乌有的“三家村”，要求破除旧框框，允许群众彻底闹革命。有标语写道：“坚决夺取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有人提出：“要民主、自由，要游行示威。”下午一时许，政治系学生发现大字报被用水冲掉，前往行政大楼找校党委、工作组说理。学生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提出改组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严惩破坏大字报的人等四点要求，被以省财政厅副厅长曹金祥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拒绝，曹金祥说：“权不能夺，游行不允许。”政治系学生在学校中心地带搭起台子，向全校介绍情况，同时到各系呼吁同学们给予支持。校园内很快出现支持政治系学生的大字报，政治系张维荣等青年教师了解情况后，表示支持学生。 学生们要求到省委反映情况，工作组请示省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回复说可以派代表到省委去。校内很多学生兴奋地议论着，认为“这是属于打破常规的壮举啊！我们都渴望着代表们能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带回省委新指示，指导我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代表们走后不久，校广播台突然播送“紧急通告”，称个别人到省委请愿是一起严重的反对工作组、反对湖北省委的反革命事件，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对这一小撮主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进行有力反击。按工作组的部署，校园里顷刻贴满了反击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大标语；全校以班为单位，列队站在从校门到大礼堂的大路两旁，武装民兵把守大门，沿路巡逻，等待代表返回。 当天下午，被推选出来的张维荣等17名师生代表来到省文革接待室，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报当天学校发生的情况以及对湖大文革的意见和看法，并向省委提出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省委派专案组调查这次政治事件等18条要求。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副秘书长曹建国答复：“（现任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的，你们要夺他的权，你们反赵抱一，这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你们要夺权、夺枪、夺电台，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限他半小时回答，不回答就要游行示威，这与57年汉阳一中事件有什么区别？”他们不许张维荣说话，命令同学们：“现 58 ==========第71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在还来得及，你们赶快回去向大会作检讨，要彻底交待，要彻底揭发！” 代表们在校门口一下车，人群蜂拥而上，扭胳膊按头，民兵用枪托往身上打，在一路口号声中被押上大会主席台。全校大会上，工作组号召全校师生对“反革命事件”进行反击。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漆林挥拳发言一个小时之久，他说：红色江山是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你们这一小撮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想变天想夺权，我们革命人民就要无情镇压，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滋味。 会后，工作组一进校就贴出大字报《当前运动的关键是领导权的问题》的政治系团总支书记、教师张维荣被关押，由民兵持枪看守，直到同年8月1日释放。一个班的民兵监视政治系学生宿舍。 “一时间，学校师生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所有人被要求对六二O事 件表态。写了支持大字报的同学纷纷检讨，唯恐被打成右派，一场刚刚燃起来的烈火被扑灭了。学校运动冷冷清清，再也没有人敢写批判校党委的 大字报了。主要矛头对准了参与和支持政治系六二O事件的同学。”11名 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凡是给校党委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湖北大学六二○事件官方没有公开报道，但湖北大学地处三镇中心，交通便利，消息很快传开。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此事件看法可能不同，受震动的程度却是相同的。 二、武汉重型机床厂“三家村”① 20世纪60年代，武汉重型机床厂建立了群众性的职工业余活动队组，涉及体育运动、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文学创作各个方面。文革前夕，文学创作组有17名成员，多为车间工人，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一批受到好评的作品，有人成为省市作家协会会员。 武重“三家村”的李三省（文革初改名李向阳，1937年出生）、朱鸿霞(1934年出生)、刘传福(1940年出生)三人都是工人，都是厂文学创作组成员。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一贯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朱鸿霞不甘落后，在车间组织工人给厂工会和宣传部贴大字报。一天，二重大车间的工人给 ①关于武重“三家村”的记述，参见2015年杜先荣访谈朱爱华（朱鸿霞之妻）、刘传福的记录。 59 ==========第7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江城冯哥将 安汉绷工总刘傅福·李向阳余从峻 卫东司志和我們并肩战斗十年了。他，一 熊熊的革命烈火，吓坏了党内一小撮走賽 个三多岁的工人，看上去好象是个二十岁出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等我們写出第二爱大字 头的小伙子。身体結实，两只大手捏撒来就象 报，厂党委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 两个获疙瘩；一双虎虎有神的眼睛，透露出坚 慌慌張張地派来了工作粗。几天之后，工作粗 定、沉着、智慈的光芒。 把各业余文艺队粗的人都找去开会。会装开 陆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朝气 始，工作組长就用源动性的口气殷：“文学粗 莲勃，勇往直前。只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里有几个人写了大字报，搞得全厂启烟瘴气。 的，位都敢炮轰在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中，他 今天这个会，就是要大家揭开厂文学粗阶颜斗 正是以这种“舍得一身刷，敢把皇帝拉下馬” 年的盖子…” 的英雄气概，冲过了多少惊涛屐浪！ 聚接着，有五六个人按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接二連三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没：“卫东、周中林、刘紅，是我們文学粗的野心 去年六月，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全国 家。他們竟敢合伙写大字报攻击党委領导，这 第一强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启发和鼓舞下，我 不是三家村是什么1”又有人說：“他們三人 厂的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了。 写的大字报，完金是大毒草！” 一天清早，卫东在厂前通往食堂的大道旁， 当时，对于这埚突然提击，我筒直被弄帽 钻出了一張炮轰党委的大字报。上下班的 论了。只兒卫东忽拉一下站想米，大声脆： 工人川流不息地拥往那里，一边看一边職输。 “你工作粗有什么凭据把我丽打成三家村：老 这是一张多么好的大字报啊！大字报上的字字 实告拆你們：我是个工人，我是个贫农的儿 每句驾是对准党内一小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了，我贝有个心眼，那就悬紧跟毛主常藏革 嘉。为了支持卫东同志的革命行动，我和业余 命1因为我們热爱毛主席，热爱肚金主义，所以 久学鞋的十儿个同志也签上了名。不到牛天功写大字根，炮打广节委一小搬走藏本走义道夫，后勤的一暖纸上都签潮了名字。卫东的大 洛当议旅！”这一培义正制严的图，說博全 字报，得到了全苹命群和，的支持和拥护。那 箱雀无出。等了好久沒人发苕，工作粗安只好 几天，几百几千强大字接从率衢里、办公煮组 1出郑吼道：“你打着杠招牌反觉」。 飞出米，粘通了食堂大楼前几十米长的营铜。 好谷易熟到了深夜卜一点多，工推靠长方 ·29· 《解放军文艺》1966年第12期刊载的以朱鸿霞为原型的文学作品 厂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贴了一张大字报，同时请求朱鸿霞等文学创作组的人给予支持，因为这位干事是文学创作组成员。朱鸿霞与刘传福等人商量，大家都同意支持二重大车间的工人。朱鸿霞执笔，写出了要揪那位宣传干事后台的大字报。很多工人在大字报后面签名表示支持。 朱鸿霞等人“揪后台”的大字报，矛头实际指向厂党委宣传部。6月25日，武重党委向文学创作组派出了工作组。几天后，工作组召开各业余活动队组大会，宣布：开这个会，就是要揭开文学创作组阶级斗争的盖子。 揭盖子的结果是三位工人业余作者李向阳、朱鸿霞、刘传福被打成“三家村”，并对他们开展批判：李向阳的一首诗被批为“一株反党反社会主 60 ==========第73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义的大毒草”，并联系他的家庭出身进行批判；矛头指向宣传部的大字报被说成“一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三人因爱好相同交往较多，被说成“成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活动”、“开黑会”。第一次批判会结束时工作组负责人说：从今以后你们三人不准联系，不准在一起。 位文学创作组成员、车间技术员在会上说：他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认为工作组是带框框来的，工作组方向错了。这位技术员被批判为“‘三家村’的新打手”、“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随后对武重“三家村”的批判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火药味一次比 一次浓。工作组将宽敞的职工游艺室，布置成为批判李向阳、朱鸿霞、刘传福三个人的专用场所。 李向阳等三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又不容申辩。十六条发表、工作组撤走后，他们站出来申诉，厂内解决不了，他们就到社会上寻求支持。其时结识了少数派学生，参加了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一一工人总部的筹备工作。在工人总部中，朱鸿霞任一号头头，刘传福任宣传部长，李向阳任宣传部副部长。 三、武汉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 6月16日下午，在地处汉阳的武汉墨水湖中学，初三学生徐苗等向工作组报告说，一个月前校运动会有一个“民兵炸碉堡”的项目，用作道具的“炸药包”是教务主任蒋荣用旧报纸制作的，里面包有一张毛主席像。工作组领导表态说蒋荣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场的青年教师肖伯晏(21岁)证实有此事，并将此事告诉其他教师，激起教师们的愤怒。青年教师陈同光为首的一群师生殴打蒋荣，将他鼻骨打折。校长、书记躲起来，另一位教师也挨了打。五点左右，警车接走了两位伤者。 此事由工作组上报武汉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教育分团，分团报给王任重。王任重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一九五七年汉阳事 ①关于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的记述，参见杜先荣2015年访谈肖伯晏、徐苗、李显利（曾调查此事件的新华工成员)的记录，肖伯晏《王任重罪该万死一在斗争王任重大会上的发言》，载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东方红战报》第九期(1967年1月16日)。 61 ==========第7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要加强领导，彻底清查，进行处理”①。 宋侃夫批评市专政机关说：“专政工具到哪里去了？！工作队无能，为什么不把学生组织起来，对流氓学生为什么不能拿起棒子来？！”墨水湖中学打人事件“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比汉阳一中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要严重得多。”“那些流氓学生的行为十分严重，把受害、受骗（的人)组织控诉，处理一些坏人。”6月30日宋侃夫在市委常委会上说：“墨水湖中学等等闹了一下，已经查清了是坏人操纵，要组织控诉。”②武汉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邓垦说：“六一六事件是一个小匈牙利事件。”“如果公安机关不及时采取措施，我们的革命左派就会有人被他们打死。” 6月28日，工作组按照市委的指示，宣布六一六事件是“反革命骚乱”，将相关师生关押起来，派人看守，并组织对肖伯晏、徐苗等“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工作组对肖伯晏等人说：“把你们开的黑会，一些黑纲领，还有黑名单都交出来。”肖伯晏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我不是反革命。” 7月11日，与六一六事件相关的教职工5人、学生3人被正式逮捕。肖伯晏说：“当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就审讯我们，逼着我们说，一直到 十二点钟。（后来）他们对我们进行逼供，对我们审讯了六次，大多数都长达三、四个小时，每次大喊大叫，说：‘你们的事与五七年汉阳一中的事是一回事。’…又说我们的事件是匈牙利事件。他们还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 后来初三学生梁大成判刑5年，初三学生徐苗和初一学生龚汉成判3年；教师梁忠礼、鄢墩友分别判徒刑15、7年，教师陈同光判无期，教师肖伯晏判死缓，校医陈畴判死刑。四位教师当年都是21岁。 ①《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6页。王任重所谓“汉阳事件”即“汉阳一中事件”。1957年6月中旬，湖北省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第一中学部分学生为城乡升学率差别问题到县政府请愿，与机关干部发生冲突，被湖北省委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3名干部、教师被判死刑，9名教师、1名学生被判2一15年徒刑，3名教师送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11名教职员和机关干部受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勒令退学。1986年12月“汉阳一中事件”平反。 ②《宋侃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言论摘录》，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5、6页。 62 ==========第75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徐苗在六一六那天没有动手打人，但他最先向工作组反映蒋荣的事情，此前在学校很活跃，写过大字报。他父亲做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提审时逼他承认出于“阶级报复”的目的而动手打人。在徐苗的记忆中，梁大成和龚汉成可能打了人。 陈畴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在六一六事件中什么也没做，被定为 六一六事件的“操纵者”。 6月11日工作组进校，校领导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引导学生斗老师，大会未结束，肖伯晏、陈同光、梁忠礼就贴出大字报，认为校领导这样动员学生是一个“阴谋”，在校内影响很大。工作组当时对三位教师表示支持。肖伯晏那天也没有打人，他认为自己判得比较重，就是因为起草这张最早批判学校当权派的大字报。另外，肖伯晏的父亲是“伪职员”（旧海关职员)，梁忠礼的母亲是右派。陈同光也判得比较重，因为他是这张大字报的参与者，那天又带头去找蒋荣并打了他。 六一六事件通过“武汉墨水湖中学反革命暴乱罪行展览会”在武汉地区造成影响。这个展览抽调三中几位师生完成，副市长邓垦、市委组织部长辛甫亲自督导。展览展出两周，万余人前往墨水湖中学参观。当时还被关押在校内的肖伯晏看了这个展览，他回忆说：“这个展览歪曲事实、大肆造谣、颠倒黑白，将我校当权派美化为革命左派、英雄人物，将我们污蔑成真右派、假左派，污蔑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法西斯暴徒。把我们对当权派的揭发污蔑为密谋暴乱、企图夺权，是反革命复辟。这个展览据说是邓垦亲自抓的，亲自检查的，他说要突出凶手的残忍。” 省市委决定召开两次大会分别对墨水湖中学、安静街中学被捕师生进行控诉并公开宣判，宋侃夫亲自部署。他指定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起草武汉晚报社论；安排市法院印制大幅布告五万份；安排市检察院准备起诉书：安排市社教总团文教分团组织材料，用于大会控诉发言，会后编印成册，发给各学校学习；安排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熊飞做大会总结讲话。同时派市法院一庭长火速进京，趁王任重在京的机会，请他催督最高院核准陈畴的死刑。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批示“不宜杀，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宜杀。”② ①参见《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7页。 ②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李显利的记录。李显利文革中是新华工成员，调查过墨水湖中学 六一六事件。 63 ==========第7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1966年9月，徐苗等三位学生被释放；12月29日，除陈畴外四位教师被释放；1967年2月，陈畴被释放。 四、武钢庞玉来事件 庞玉来是武汉钢铁公司综合经营厂二级钳工，时年33岁。事件的起因是：1966年6月中旬，同一车间的黄连生写大字报揭发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引起庞的强烈不满。 1966年7月9日湖北日报报道了事件经过： 六月二十日下午一时四十分，他（庞玉来）在车间大字报前，威逼着在场的黄连生同志念揭发他大字报给他听，并破口大骂：“他妈的，写老子一千张一万张（大字报)老子都不怕，老子要和你们拼了！”随即从地上搬起二十多斤重的铁块，见拿不动，便又拾起石块，疯狂地向黄连生击去，幸黄连生及时避开。这时，蔡先梅见其行凶，上前制止，庞犯又拾起另一块约四斤重的石块向蔡先梅的头部猛击，蔡先梅当即被打昏在地，鲜血直流，当即送医院抢救。庞玉来当场被革命群众抓获。 7月5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在武钢四中运动场举行对庞玉来的宣判大会，武汉市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参会。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边征民、青山区副区长宋瑞林、武钢经理沈因洛等到会讲话。青山区法院副院长吴喜庆宣读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庞玉来的判决书。 判决书说： 庞玉来严重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革命积极分子蔡先梅进行疯狂的报复杀害，实属罪大恶极，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犯罪事实经本院查证属实，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罪犯庞玉来不得不全部供认。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打击一切牛鬼蛇神的阴谋破坏活动，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庞玉来死刑，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核准，立即执行。 参加宣判会的武钢、一治的一些老人至今记得，那一天本来是大晴天，宣布枪毙庞玉来时突然下起暴雨，刮风打雷，武汉人叫“走暴”。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工人，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命。就在被 64 ==========第77页========== 第一章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枪决的时候，顿时倾盆大雨，雷电交作。上天也为他抱不平。”①一治工程处职工曹承义写道：“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② 如判决书所言，“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必须“打击一切牛鬼蛇神的阴谋破坏活动”，省委和武钢党委枪毙庞玉来的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武钢运输部工人陈祖坤回忆：“宣判大会在武钢四中操场举行，武钢各单位将当权派不待见的工人带到现场‘受教育’，我在运输部八个人的‘陪同’下来到会场，炼钢厂的周岳来、运输部的高仕超都是以这种身份参会。枪毙庞玉来时，高仕超看见机管部工人李学昶被绑起来，跪在庞玉来旁边‘陪斩’。”® 7月9日，湖北日 型欢乎您 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 星之化革命 报道《阶级斗争前线的勇 老你赐士士一一记武钢女工蔡先梅 同志同敌人搏斗的英勇事迹》。武钢党委组织党政工团干部和积极分子络绎不绝地去慰问“革命积极分子”、“阶级斗争前线的勇士”蔡先梅。 1966年7月9日湖北日报刊登的受伤女工照片 为一件普通民事纠纷 判人死刑，陈祖坤认为这是“一次‘枪打出头鸟’的警告，警告群众不要参与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不能反对整群众，否则就是庞玉来的下场！”④ “庞玉来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未能尽如湖北省委所愿。曹承义说： ①彭绍鹏《时代与人生 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0页。 ②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8页。 ③陈祖坤《吹尽狂沙 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41页，中国文化传 播出版社2016年版。 ④陈祖坤《吹尽狂沙 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42页。 65 ==========第7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们形左实右的实质是把文革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惊醒了我们这些本来满足于搞好本职工作、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我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不久以后，曹承义成为在武汉地区文革中颇有影响的造反组织“新一冶”的一号头头，彭绍鹏、陈祖坤也当上本单位的造反派头头。 “庞玉来案”于1980年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批复，认定原判错误，定为错杀，予以纠正。 66 ==========第79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第一节从工作组到文革委员会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作了修改。28日，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北京市委7月28日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话。这个大会的录音在全国播放。 7月中旬左右，湖北省委集训六百名部队转业干部，准备充实、加强各校工作队。这批干部在洪山礼堂听了关于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传达报告后，省委仍将这批干部派往各校工作队。后来这批干部中的部分人贴大字报说：“当时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对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不应该把这些人派下去当工作队员了，但省委对群众的意见是置若罔闻，硬要把我们塞下去！”① 8月9日，武汉市委决定：一、工作队要坚决地撤；二、要组织干部学习十六条，并对照检查；三、各单位要立即停止一切批判斗争，斗错了的要立即检讨；四、对全市以“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要逐个进行甄别，捕错了的要放②。 被捕的学生并没有立即释放。宋侃夫指示市公安局长李冷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鑑赶快搞出被捕学生中“坏典型”的材料，免得“中央万一派人检查不好交代”，同时指示李冷：被捕的学生“一个也不能放”。10月9日至28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江青就武汉逮捕青少 ①参见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3页。 67 ==========第8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年学生一事批评了宋侃夫，宋侃夫写了检讨。回到武汉，宋侃夫指示李冷将被捕学生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抓得不错”的，“继续关押判刑”；第 二类“可以教育释放，不予平反”；第三类“可以给他们平反，但不赔礼道歉”；第四类“是完全错了的，应该平反，赔礼道歉”。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湖北省委的文革路线问题批评了张体学，“说他哭了三次，哭也不解决问题”①。 工作组撤离前，围绕对工作组的评价、要不要工作组作检讨的问题，少数派和多数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此前零星存在的少数派开始聚集起来。 8月19日，华工工作组副组长“黄焕运（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同志代表工作组作检查（五十分钟），检查中谈到了工作组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是：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举得不够高；③对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认识不够；④对工作组成员思想工作没有很好抓；⑤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事务主义；⑥关心群众生活不够。”“对于省委工作组的这个检查，有相当部分的同学没有通过，认为还不深刻。”② 20日，华工文革筹主席团在露天电影场召开全院大会欢送工作组离校，华工六五级学生鲁礼安回忆： 黄同学以院文革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台上代表全体师生致欢送辞。那天黄同学在高度评价了工作组进校以来在领导全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后，用一种哭兮兮的腔调唱道，敬爱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啊，我们是多么想挽留住你们，不让你们走呀！然而你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是要走了，我们也实在留不住你们。那你们就走吧，走吧。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黄同学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然而台下已经骚动起来，只见聂年生率领了一支队伍突然冲上主席台，抢过黄手上的话筒，大声宣布刚才黄的讲话不能代表我们广大革命学生。聂转过身对坐在台上惊惶失措的工作组组长王耀说，莫看你今天溜走了，我们会有办法叫你有一天回来作检讨的。聂手下的人则一齐跺着脚，高举双 ①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一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4页。 ②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一10.8)》。 68 ==========第81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臂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保工作组的一派人这时也冲上台来，扑向聂抢话筒。两支人马短兵相接，扭作一团，会场顿时大乱。王耀组长趁乱带着工作组的一干人马狼狈撤出，全没了半点昔日的威风①。 聂年生当天还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与他在主席台上对王耀说的话相似：“王耀同志：您走了不要紧，我一定要想办法使您回来再做检讨！”®当天，“院广播台对工作组一片歌颂，称‘王耀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院刊当天以触目标题刊登《我院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送工作组同志离校》文章，前头就是‘挥泪送别亲爱的同志’呀，文章最后讲到‘一张张带着热泪的脸，流露出多么难分难舍的感情。’”③ 工作组撤销后，按照十六条规定，各单位的文革运动应该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而文革委员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王任重在十六条公布后，指示张体学向撤销了工作组的单位派驻“三员”④（观察员、巡视员、联络员）。省市委在工作组撤离后迅速派出的“三员”，多是原工作组成员。武汉军区于7月28日抽调空军六百名干部分派到各院校任“三员”，派到湖大任观察员的陶某“给计六四1班李××五元钱，叫他别泄密，收集红八月造反队的材料，上报省委”⑤。 辛甫对教育系统的三员说：要“起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作用”，“以我们的观点去影响革委会”⑥。各单位的三员基本就是这样开展工作。 武汉地区各中学的三员，在8月底开始的省市委部署的“抓南下一小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三中的少数派（包括两位校文革委员）认为三员是变相的工作组，9月12日写出大字报《炮轰“三员”》，揭露三员操纵校文革，继续在三中压制不同意见，“枪打出头鸟”，要求“三员 ①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72一7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贺光宇《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网文，2007年）。 ③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一10.8)》。 ④参见《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1968年1月18日)。 ⑤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 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2页。 69 ==========第8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滚出三中”。大字报贴出的第三天，三员按照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指示，直接出面组织了全校性的围攻①。 在20日华工文革筹主席团召开的欢送工作组大会上少数派和多数派发生激烈冲突后，24日下午和晚上，两派又在工作组问题辩论会上激烈辩论，直至深夜。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副省长韩宁夫参加了辩论会。25日上午，省委派原华工工作组组长王耀等来华工任三员。王耀等进校时，多数派打着红旗、举着“欢迎王耀来当三员”的红纸标语去欢迎。少数派打着自制的白旗，白纸标语写着“欢迎王耀回来作深刻检查”“欢迎王耀回来做四员，先当检查员”。少数派受到围攻，多数派喊“打倒反革命”，撕毁少数派的标语。中午，韩宁夫来华工说：“谁想打什么旗谁就打什么旗，他可以打红旗，也可以打白旗，也可以打黑旗，他有他的自由，不要干涉。打黑旗，红旗更鲜艳。”在下午的华工师生万人辩论大会上，张体学讲话谈到两派关于工作组、三员问题的争论，他说：“现在你们是两个左派打架，是友军之间发生了误会。我不敢说你对，他不对，我只能说都对，都不对。我这样说，你们会说我观点不明确，同志们，问题是复杂的，你有错误，他也有错误。”张体学破例称少数派为“左派”，少数派仍然不满意，认为张体学搞“折中主义”是“害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张体学说他参加华工的大会是“带着沉痛的心情来检查的”，第二天湖北日报的报道说华工集会是“庆祝无产级文化大革命”。不久，省委又派原湖大工作组组长曹金祥等来华工任三员②。 9月，在“抓南下一小撮”高潮中，湖北大学的观察员指使学生打入财会系、计统系、法律系少数派组织“了解他们情况”③。宋侃夫要求分别召开各校三员会议，宣布对三员“松绑”，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讲“省市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中学的 三员直接参加对南下学生的围攻④。 ①参见杜良怀《武汉三中“炮轰三员”事件及“红岩战斗队”成立》（网文，2017年）。 ②参见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③参见《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11月上旬)。 ④参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 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2页；《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9页。 70 ==========第83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武汉地区当时简称“文革”，少数派称为“伪文革”)大多在三员和因各种原因尚未撤离的工作组操控下成立，三员通过文革委员会继续贯彻省市委的意图。 8月12日，张体学从北京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各高校在15日前选出文革委员会。武汉测绘学院从发下候选人材料到投票，只相隔一天①。 至8月25日，全市23所大专院校和80%的中学先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②。 湖北大学六五级学生彭明诚回忆：“按十六条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在我印象中，从群众充分酝酿到群众反复讨论再进行选举的程序，我校基本都省了。因 为最后公布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竟然是六二O事件那天登台大骂‘狗 崽子’的漆林同学！如果经过酝酿和讨论及投票的完整程序，思想已经活跃些了的师生一定会因他而产生争议，他也不可能顺利当选为校文革主任。因此，对以漆林为首的校文革，不少师生不服气，认为这是即将滚出去的工作组无视民意暗中操纵的结果，后来干脆称之为‘伪文革’。”® 湖大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张体学在湖大说：“谁不听革委会的话，就批评，他们不能闹情绪，不服从领导的还可以斗，革委会是最高 文化革命委員会万岁， 在党中央和毛主阳的伟火号召下，在中 动的一课。也，只有这样选举，才能试正把忠 是很好的回答。 共湖北省委的亲切关怀下，湖北大学革命咖 实小正鉴东思想，拥护心漫东思想、按毛 :席教导我們：《人民群众有无限的 生员工致于被用立渐，敢于冲出一切阳的求 浅东思想办事的人，选到文化革命委员会中 创造力。”只要相俗群众，你算群众，放乎 縛，建立新的苹命秩序，象巴黎公：那样， 米。 发动群众，群众就能当好家，作好主，把自 用全面的选举制选举了文化革命临时委員 文化水命秀日会是无产阶极文化火革命 己的新型单命辄欲选出米，也就能把无产阶 会、分会和文化命小粗。传米，合人 中出见的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本物，它· 极文化大革命脑断。群众白已选出来的本命 振金，我們对湖北大学革命咖生其工的这· 卷就娄现出它的微大的华命力。近儿天 粗欲最能联系群众，最能代长群众的利签， 革命行动，炎尔热烈的祝置。 米，湖北火学到处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 最能了解群众的求，群众也最含得过他 湖北人学文化举命骗时委会的产， 泼，形势一派大好，大字慢粥了校园，运 們，相信他侧能酒导革命群众把无产阶毅文 朵取了自下而.上的群众提名，自上而上的充 动义出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的命 化大节命搞深搞适篇彻底！ 分酝酿、区复时論，打破一以椭摇，完全出 线工拍手叫好，他們热情地戳扬文化革命骗 万物生长常太阳，雨露滋洲不苗壮。我 群众接选举的办法。革命群众粉紛反映： 时秀以会的同志：于劲大，智5)，办法多， 們相文化革命委乱会这个渐事物，在毛瀑 “我們学校从米沒有这样民主过，我們沉三 雷厉风行，欲干就平，一于就要平好。有人 东思想的阳光雨的照银和滋潤下，一定会 当家作了主人。”这是毛主席关于民：集中 怀凝实行金面选举制能不能选得好。他們总 茁北地成长，在无产价极文化大革命中发揮 制和群众路後的伟大思想的又一胜利这次 是迷信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高明。湖北 它的巨大威力 选举就是群众当家做主，自已教有自己的生 大学这次选举文化革命啪时委員会的事实沈 文化革命委员会万岁！ 1966年8月21日，湖北日报为张体学抓，点的湖北大学成立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发表社论 ①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0 ②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47一24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诚言（彭明诚）《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四、我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71 ==========第8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权力机关。”“相信文革（委员会），就是相信党。”① 武汉测绘学院六一级学生杨道远回忆他所在班文革领导小组的选举过程说： 说是大民主，自由选举，整个活动由政治辅导员领导（后面还是工作组)。这个选举在我们班搞了五天，辅导员背着我找人谈话，拉小圈子开小会，引导、操纵会议。第一天的会议，辅导员的真实意图我是全然不知的。会议一开始，不是讲如何投票，如何选举，一开始就辩论杨道远能不能当候选人，说杨道远不能当候选人的都是辅导员唆使的，是有准备的；多数人是不知情的，无准备的，认为是突然袭击。反对杨道远的人发言以后，班上就争论起来了，拥护杨道远的人即席发言，驳斥前面攻击杨道远的言论，不少同学发言为杨道远评功摆好，支持杨道远当选。这会是上午开了下午又开，开了一整天，辩论结果拥护杨道远的一方占绝对优势。晚上休会，辅导员加紧活动，开小会、个别谈话。第二天又开会辩论，一天下来形势没有多大变化，晚上辅导员又是开小会、个别做工作。第三天又辩论一天，辅导员计算着他拉的人反杨道远还没有必胜的把握。第四天又开了一天辩论会，晚上辅导员又加紧工作了一个晚上，肯定是觉得有把握了。第五天不辩论了，通知选举。拥护杨道远的人来做我的工作，要我自己投自己一票。我感到，自己就是当选了也无法工作，我放弃了这个权力，没有投自己的票。选举结果杨道远没能进入班文革领导小组®。 华中工学院的文革委员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筹备阶段称为“革命师生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简称“主席团”）。华中工学院 六四级学生张建华回忆：主席团成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选举这个过程。其次，其成员都是“多数派”，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参加，因此主席团也就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加之主席团唯省委领导是从，继续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继续围攻、压制群众。因此，很多同学不满，纷纷找主席团成员辩论。这些同学辩论的武器就是十六条和两报 一刊社论③。华工六四级学生、机械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副书记郭保安回忆：“十六条规定学校的文革由选举的以学生为主组成的各级文化革命 ①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一24页。 ③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02、9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版。 72 ==========第85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委员会领导，学校一时选不出来。工作组就指定以院学生会主席黄仁传为主席，组成大会主席团，代行院文革委员会的职权。我也是成员之一。但它不是独立行使领导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文革机构，而是在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说是召开工作组和主席团联席会议，实际上就是工作组长和副组长布置工作。” 郭保安回忆：在工作组和文革主席团的联席会上，“我较系统的谈了我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看法”，“后来就不让我参加会议了”。有知情人告诉他：“是工作组决定不让你参会的。其原因就是你上次在会上批判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还派人到你的中学和家乡外调，准备搞你的黑材料对你进行批斗。只是因为外调的材料比你档案上的材料还好， 批斗你没有炮弹，实在没办法，才只好作罢。”① 8月22日，华工文革主席团未与群众协商，将65个院文革委员会候选人的材料发下，并决定23日上午进行选举。少数派坚决反对。23日上午， 一千多人步行十余里到省委上访，要求推迟选举，省委文革接待站未予答复。下午主席团强行进行选举，各选区都发生争论，有的选区的选举未能进行，有的选区投票人数不足一半。25日，在全院大会上主席团宣布选举作废，参会的张体学表示支持®。 8月下旬成立的水院文革委员会，当选的学生委员全部是工作队党委指定为候选人的多数派（官办红卫兵），丁家显等少数派积极参选，在辩论会上宣示自己的观点，均遭落选。水院文革委员会一成立，继续按照工作队党委的原部署，批斗群众印象较好、“不当家”的副院长梁百朴，秋斗一批老知识分子和1957年的“老右派分子”，组织“破四旧”和抄家。对工作队内定的“右派”学生，准备进行“运动后期处理”，因为按张省长来水院时的讲话，“斗、批、改”在8、9月就要胜利结束了，要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妈妈”®。 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里简要叙述了武汉锅炉厂文革委员会的产生和消亡： 厂里当政者眼瞅着红铁军渐渐溃不成军，立马接过中央新决定，打着 ①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②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 ③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06、119页。 73 ==========第8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红旗忽悠全厂职工。他们避开全面选举，从上而下圈定一些人拼凑成厂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们断定是伪“文革”，理由是这些人根本代表不了大多数职工投身文革的理念及意愿，如厂文革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超群、刘德权，无所作为，只知道始终站在厂里当权者一边，连一张像样的大字报也没写过，他们凭什么来领导厂里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没有成见和积怨，他们确实不具备领导厂里文化大革命的素质和水平，也没有经过职工反复充分酝酿，至少程序不合法。这两位正副主任完全是傀儡，撑门面的仍然是红铁军的那些人，只是换了一块新招牌。少数派们纷纷发声明、提要求，不承认伪文革，不同意“运动群众”，强烈要求自下而上，按“十六条”所规定的那样公开选举厂文革。 伪文革是一出生就受到强烈质疑和抵制，四处碰壁，举步维艰，根本施展不开。仅有的两三次主持全厂大会，是十分的软弱、苍白、战战兢兢，夹在公婆和汉子中间，两边都得罪不起。面对雪片似的疑问、责难的纸条束手无策，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尽量回避，要么漏洞百出，引起更多的责难和质疑，只好突然宣布散会。 一天晚上在厂前广场召开大会，谢主任讲话：刘（少奇)主席讲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运动怎么搞他也不清楚，这启发了我们，厂里运动怎么搞，我们照样不清楚。各车间、科室在学习讨论中，以刘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指导，把厂里运动搞起来…引起广场上一片哗然。第二天，大量的大字报集中要求解散厂文革，不能领导运动就靠边站！当时及多年后想起来，也为厂文革感到窝囊，真的是招架不住。厂文革存在了不长的时间，终于天折了，在一片质疑和责难声中天折了①。 也有一些单位实行了选举，少数派很少能够选上。工作组、党组织在动员群众、推举候选人等方面做工作，既有丰富的资源又有熟练的技术。当时少数派在文革委员会选举中落选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少数派就是少数，大多数群众相信“造反有罪”，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武昌铸钢厂的文革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给当权派贴过大字报的李承弘人缘较好，很有希望当选。就在这时，厂保卫干事贴出大字报，说李承弘父兄有历史问题，本人四清时交代有同情某个右派分子的思想活动。保卫干事端出的材料不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3一24页。 74 ==========第87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由人不信，李承弘就这样落选① 文革委员会和几乎同时建立的红卫兵组织，成为贯彻省市委运动部署的新工具。这时，文革中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开始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开始出现。 文革后，关于工作组问题，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 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可以“不存在”，刘少奇主持文革运动期间无数群众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被看管、批斗，被关进监狱，被工作组整死，被法院执行死刑，这些事实却是存在的。 第二节受压制的少数派开始聚集 各单位的少数派的成员，各人成为少数派的原因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质疑、反对党组织、工作组违背二十三条、十六条的宗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而不是指向走资派，在方法上搞运动群众，不准越过他们的规定半步。 杨道远是党员，运动一开始任班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工作队把学生党支部成员打成“三家村”“四家店”、整死六名教师有意见，他对系工作组说：“你们这样搞，仅仅能整群众，整学生干部，但如果要搞好文化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工作组拒绝了他的意见，警告他“你是贫下中农子弟，要站稳立场，不要忘了本”®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吴焱金是复员军人，当时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他回忆：工作队“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看看‘十六条’，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0页。 ②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一22页。 75 ==========第8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九月下旬，我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 了一段时间的压制。”D。 “五十天”里出现的少数派，大多人自为战，势单力薄。 1966年8月底，在党组织、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行动的“左派”多数派，随着形势变化，组织成群众性的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中央以一系列举措纠正前一段运动的方向，党组织错了，工作组撤了，少数派激烈反击，过去多数派视为依靠的各级党组织现在需要他们来保卫了。他们在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中坚持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没有错，坚持在工人、学生中“抓右派”。湖北大学计统系六四三班文化革命小组9月22日散发一份铅印传单，标题就是“文化革命中必须划分左、中、右”。 8月初以来，少数派受到形势变化的鼓舞，同时感受到以新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巨大压力，于是也开始在本单位聚集、联合。 王光照回忆了武锅少数派联合的过程，并讲述了这些少数派当时的心态： 两军对垒相峙，而少数派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锻炼，运动的核心已经形成，所以我们在十七栋单身宿舍召开了一次碰头会。老孟主持会议，大家统一了对厂里运动的认识，协调了斗争策略，选举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公推老孟为召集人。…大家发挥各自的人脉和长处，分片继续发动职工站出来同当权派斗争，从此算是有了一个少数派领导班子的雏形。那时当权派没有指责我们这个无上级的领导小组为非法，尽管他们很清楚我们这个领导小组的存在。我们这时仍然没什么正式的旗号，也无规范的组织名称，更没有什么章程、宣言，连一个经常聚会的地，点也没有。遇到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就临时知照一声，在厂里临时挑个地方，这些都发生在十六条公布之前。对我们而言，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风险自不待言。一些人指责造反派造反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4、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 76 ==========第89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动机不纯，想入党、想当官。这种形势，这种风险，何来入党当官的可能性？我们这些人敢于冒险犯难挺立潮头，决定的因素是崇高的信仰及对党和领袖的一片赤诚。不要忘了，当年流行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从十七年的社会现实中看到的那些践踏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应当统统纠正过来。而要治疗这些社会的溃疡，只有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同毛泽东一起，向修正主义、走资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有可能。先辈留下箴言：民不可同官斗。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同官斗是有极大的凶险的。毛主席曾经号召：舍得一身刷，敢把皇帝拉下马。一身刷的凶险是放在第一位的，能否拉下皇帝倒不一定。君不见革命历程中不就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吗？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何曾想到入党当官呢？我们自许就是那些先烈的继承者，让那些指责见鬼去吧，我们坚持走舍得一身刷的道路①。 武汉水院的第一支少数派战斗队，出现在第一波打击“右派”学生的高潮中。针对学生自发集会、游行、贴大字报，反对整学生而呼吁把矛头指向当权派，6月17日武汉水院党委决定发动校内工人起来“反击”，“压一下右派的反动气焰”。18日清晨大字报栏贴满了《工人说话了》《我们有话说》一类大字报和“不准右派翻天”“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向党猖狂进攻”一类大标语，原来的大字报都被撕毁。“左派”学生迅速跟进，贴出大量针对少数派和“内定右派”的大字报。各系领导、政治辅导员召集会议，批判“造谣生事”“破坏文革运动”的郭明正、徐海亮等人，逼迫给领导写了大字报的人作检查。这一次对“右派”的大反击，被称为“六一八事件”。18日晚，丁家显等十几个少数派学生成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小组”（几天后战斗小组改称战斗队），19日贴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张用战斗小组名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里质疑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的前一段运动，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这张大字报出现后，少数派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的，“造反有理”、“金箍棒”、“红山花”等战斗队陆续涌现。7月15日，水院工作队根据王任重7月3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來，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指示，发动了力度更大的又一波“反右”。7月下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的丁家显等 三人、6381班李全德等三人分别以“三个贫农儿子”的名义给工作队队长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2一23页。 77 ==========第9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刘真写公开信，质疑工作队在学生中抓右派是矛头向下，转移运动大方向，质疑“郭明正持刀行凶杀人案”是工作队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他们向省委、省公安厅递交为郭明正翻案的材料，多次到省委静坐请愿。8月28日，经交涉，省委文革办公室承认了跨年级跨系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此时这支少数派队伍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水院众多少数派战斗队逐渐形成了八三一总队、井冈山兵团、红色联络部等联合体①。 8月28日，湖北大学少数派的第一个组织“红八月造反队”成立， 最初目标就是为六二O事件翻案，控诉校党委、工作组对六二○事件参与 者的迫害。红八月造反队在该校相继成立的多个少数派组织中崭露头角，受到在该校抓点的省长张体学的特别关注。张体学1967年1月10日在《关于我们压制和打击红八月造反队的检讨》中说“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红八月造反队一成立，就不但在舆论上受到围攻，在日常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排斥和压制，而且受到了严重的组织压力。有的文革委员会成员和红卫兵，由于同情或参加红八月造反队，就被视为‘动摇分子’、‘叛徒’等等，而被罢免或开除出原有红卫兵组织。这不只是直接打击了这些革命同学，而且也是压制广大革命群众，使他们不敢接近红八月造反队”。“我们不但迟迟不愿承认红八月造反队的合法地位，而且总是想搞散它，搞垮它。对于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同学，做了许多分化工作，有的是直接动员退出，有的是通过其亲属动员退出，有的是双管齐下。”“为了做到‘知彼知己’，我们极力想了解红八月造反队的活动情况。为此简直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不但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情况，甚至采取了秘密手段，例如争取其中的成员‘起义’，派人打进去，以暗中了解情况。”省长承认：他们“把红八月造反队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当成了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组织”，“大字报、传单或口头宣传中，给红八月造反队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加上了‘右派’、‘反革命分子’、‘政治扒手’等帽子。”张体学说到的“围攻”、“歧视、排斥和压制”发生了作用，少数派各战斗队都有人退出。 9月27日红八月造反队有一成员宣布“造反错了”，脱离红八月造反队，她所在法律系的文革委员会分会为她“回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校文 ①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65一68、126、123、148页。 78 ==========第91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革常委、法律系文革分会主任委员新三秋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欢迎王振业同学从红八月造反队回系参加运动，和我们并肩战斗。我代表系（文革分会）党组、系分会和全体革命师生向王振业同学表示亲切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对于她的革命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王振业同学过去提出申请自动退出了红卫兵，今天她又重新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现在通过红卫兵讨论，系红卫兵团批准，重新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① 经省委授意，湖大校文革给少数派家里写信，说他们的子女“参加了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造反队”，动员家长让子女退出。一些家长或写信或来校劝说其子女退出“红八月”“八三一”，否则“断绝关系”“跳江自杀”②。 湖北大学的红八月造反队成立后，八三一革命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少数派组织纷纷成立。这些跨班级、跨年级、跨系的战斗队都宣布不接受校文革的领导，不参加校文革组织的活动。八三一革命队宣布：“不搞‘血统论’，本着‘革命不论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精神，欢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踊跃参加！”这些战斗队都在南下学生住宿的31号楼设立“队部”，自行开展活动。31号楼被称为“造反楼”，在武汉三镇广为人知。9月14日， 湖大一些少数派战斗队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北大学分部”，红 八月造反队的汪业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杨闯等任“勤务员”。 彭明诚在其回忆录《我当文革造反派》里写道： 文革中，湖北大学31号楼被称为“造反楼”（网络图片） ①《靳三秋同志在法律系全体革命师生欢迎王振业同学从红八月造反队回系参加运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1966年9月27日晚)，载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33页。 ②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5页。 79 ==========第9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我校“少数派”首先抓住工作组炮制“假三家村”和镇压“六·二○事件”革命师生的要害，要求校文革一是必须承认“红八月造反队”、“八·三一革命队”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要保障正常的办公用品供给，提供自制队旗、袖章的活动经费；二是承认工作组揪出“湖大三家村”完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全校师生员工的行为；三是公开承认“六·二○事件”是革命事件，校文革必须公开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销毁被整师生的全部黑材料；四是交出策划镇压“六·二○”革命群众运动的幕后黑手，要求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回来向全校师生做检讨。 对于造反派的四条要求，校文革当然不会答应。因为答应这四，点要求，等于否定了校文革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与它们“坚决维护省委正确领导”、“誓死保卫湖北省委”的宗旨相冲突。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校文革虽然不承认对立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也不敢再公开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对于少数派提出的供应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油印机、浆糊的要求，校文革也无法拒绝。过了一段时间，我校造反派正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新印发了袖章，制作了队旗，与校红卫兵从“革命”内容到标志形式都划清了界线。在造反派队伍有了新袖章新队旗后，影响更是迅速扩大，五个系九个专业不少班出现了一些班内的小造反派组织，这些新组织都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9月11日，华中工学院电机系少数派39人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选举张建华、徐正华为“联络员”（负责人）。13日，各系已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通过串连，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联络站，确定了联络站的负责人（聂年生、黄国成）和各系的联络员，同时决定筹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9月27日，在省委组织的八大学院“左派”进驻华工围攻少数派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立。总部设九人主席团集体领导（刘玉满、李培俊、赵文成、聂年生、郭保安、张建华、左玉明、郭汉成、江重初)，主席团下设组织组、宣传组、联络组、材料组和办公室，各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统称××大队，分别冠以“冲锋”、“前卫”、“延安”、“九一五”、“红旗”等不同名称①。 9月13日，武汉测绘学院的少数派小组织八三一红卫战斗小组、毛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27一130页。 80 ==========第93页========== 第二章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讨论联合组织的名称时，“据说毛主席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说还是叫思想好。据此，大家统一认识，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杨道远回忆：“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院文革副主任）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我们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需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① 武汉地区少数派自行成立的红卫兵大多不约而同地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区别于官方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等学校红卫兵，并把对方称为“大专兵”和“三字兵”。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1一32页。 81 ==========第9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1966年8月，被武汉造反派称为“红八月”，因为在这一个月里发生了一系列令当时的少数派有死而复生之感的事件： 8月1日，纠正前一段文革方向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①同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写道“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8日、31日毛泽东接见赴京师生，18日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赴京师生的消息，刘少奇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序中降到第八位。 22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杨胜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武汉的造反派喜欢8月，习惯地称之为‘红八月’”，因为8月中央一系列举措，“造成了一种政治环境即允许、提倡群众自由和独立的思考，提倡和鼓励群众发表不同意见，允许群众成立自己的组织，让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去辨别对与错，是与非，真理与谬误。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正如‘十六条’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可以说，这段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最民主的一段时期（还有1957年反右斗争前大鸣大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段时间)，而这段时间，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五卷第604一605页。 82 ==========第95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是比1957年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深度更深，广度也更广的一段黄金时段。这种民主的宽容的政治环境，正是造反派得以纷纷站出来的重要的原因。0 多数派（不久后被称为“保守派”）也使用“红八月”这一名称，因为他们在8月组成了毛泽东表示支持的红卫兵，并开始实施令世人惊骇的“破四旧”运动，文革十年中他们一直以此自豪。 第一节官方红卫兵与少数派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 武汉地区的红卫兵8月19日出现在公开场合。那一天，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分片举行有50万人参加的武汉地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校学生出现在大会会场，在会后举行的游行中走在最前列。 1966年8月19日，在武汉地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集会和游行中，武汉红卫兵首次亮相（载次日武汉晚报） 对清华附中红卫兵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复信，少数派有自己的感受，他们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号召对旧教育制度、对前一段运动的错误方向造反，“造反有理”；毛泽东支持自发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支持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了解到，毛泽东复信中表示热烈支持的“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是一篇批判北大工作队的发言，这说明毛泽东是支持少数派的。 组织红卫兵，使得在工作组问题上稍处下风的各级当权派和多数派精 ①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五章在‘红八月’的日子里”。 83 ==========第9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神大振，北京传来的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一一以“红五类”为主体、“革干子弟”居首为第一类，还有随后疯传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谭力夫关于“对联”的讲话，让多数派在组建红卫兵时，自然地获得压倒性的优势。 1966年12月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中南局翻印了谭立夫的讲话，他后来还作了检查①。 省、市委，各单位的党组织、工作组和三员、文革委员会，立即把红卫兵的组建权掌控起来。各级当权派也接受并使用“红五类”“黑五类”等概念。张体学1966年9月8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有组织有领导地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到武汉和下农村去，把农村的运动搞得正常一点”时，特别强调“黑五类不能下去，要下去也只能参加劳动”。 张体学在这次会上还讲到省委要直接领导红卫兵：“红卫兵成立总部，大学一个，中学一个。靠红卫兵维持治安。对红卫兵的工作，（省委）文化（革命)小组要当中心任务来抓。”②张体学在新形势下掌控新起的红卫兵组织，目的很明确，就是“靠红卫兵维持治安”一一掌控局面，张体学后来说这是执行王任重的指示。张体学在1968年1月18日给中央的“书面检查”中说：1966年8月，王任重“在京遥控湖北省委，他电话通知说红卫兵有 三项任务：‘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保护档案’。妄图转移红卫兵小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方向，我不仅没有抵制这一罪恶阴谋，反而欣然接受，积极贯彻”。 1967年2月，省委机关造反派揭发：王任重曾指示湖北省委，对各校文革委员会、红卫兵组织“要主动组织，加强领导，抓在省委手里”®。 湖北大学成立红卫兵由校文革主持。计统系统计专业654班，在政治辅导员领导下，以在六二○事件中的表现划线，事先确定人选、做工作，然后由全班学生选举，有贫农出身的少数派学生没能选上。班里少数派认为这是一次被人操纵的“假选举”，12位同学开会商定：“我们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不要他们承认。其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①参见《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6年12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摘要）(1966年9月9日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参见毛泽东思想湖北省委机关险峰战斗兵团《王任重在北京是怎样指挥湖北省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84 ==========第97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的决定》（即十六条）讲，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他们选举了红卫兵就是包办代替。”① 8月下旬，武汉水院红卫兵师成立，省委领导在成立大会上授旗。“水院红卫兵由清一色的‘左派’同学组成”，由院文革委员会领导®。 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吴恒春回忆：“武汉大学党委发了一个武汉大学 九一二®红卫兵组织章程，要通过选举成立武汉大学红卫兵组织。”他所在的化学系六八五三班，选举会“是一场早有准备的会议，发言人都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贫农出身的吴恒春落选，他在会上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为了发动全国学生起来闹革命。革命不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可不是选举能决定的。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官办的什么代表大会，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革命权利。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不是革命的组织，我不参加这样的红卫兵。” 武大很多像吴恒春这样的学生再一次感受到被打成“右派”的威胁，吴恒春写道： 在校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恐怕这也像一场反右斗争一样，打算最后把 一批学生划为右派了事。但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都无一例外地会拼命挣扎。这些人就是当权者制造出来的反对派。…为了不任人宰割，为了能求得不当反革命的一丝机会，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当然也得有所行动而不至于孤独，于是便有了各自成立的小红卫兵组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全部理由，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比别人高，因为不上梁山我是无路可走的。 九一二红卫兵师成立不久，化学系少数派学生自行成立了“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其后各系少数派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9月下旬，各系少数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 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师由省市委、各校文革委员会主导成立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一个半月后少数派学生的全市性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被称为“二司”，“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被称为“一司”，其成员被称为“大专兵”， ①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0页。 ②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98页。 ③毛泽东1958年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 ④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85 ==========第9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以区别于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据9月12日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由武大、湖大、武医、民院、华师等院校的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倡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二十所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民主产生的。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由崔建瑞任总指挥，漆林任政委。崔建瑞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王任重在整李达的过程中亲手培养起来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省委派驻武大工作队党委成员，时为武大文革委员会主任，时年三十三岁。漆林是湖北大学法律系六三级学生，时年 二十三岁，其父漆先庭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其叔父漆少川是张体学的老战友、老部下，时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漆林时任湖大文革委员会主任，文革以来一直站在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的第一线，是张体学在其所抓之点湖大的主要依靠对象。 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9月11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等省、市领导人在大会开始前乘敞篷吉普检阅万余名红卫兵。事后少数派肆意嘲笑、猛烈攻击张体学这一仿效毛泽东的举动。9月30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这一举动：“红卫兵总部成立，我们坐了几部车去了。中南局文化小组提了意见，我们没有表态，可以坐可以不坐，当时的思想，你要压我，我就示威。”① 崔建瑞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在中共湖北省委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 9月11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张体学心情大好。9月22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个人的心情”，说自己“12号以前确实睡不着”，13号上午他对崔建瑞、漆林说“我昨天晚上睡得最好了”。“红卫兵司令部不战便罢”，对“南下一小撮”一战就“打了胜仗”，“战是两部曲”，“第一步是大字报，在(8月)25号前我们根本不理他（指南下学生），25号以后出大字报。第二以学校为单位开辩论会，一对一。首都红卫兵再找我，不见了，先礼后兵，谁来应战都不怕。” 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及各城区分部的建立，由武汉市委直接 ①《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摘要》(1966年9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参见1966年9月12日湖北日报。 86 ==========第99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武汉地区一万多名紅卫兵庄严隆重集会 热烈庆砚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 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等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工农兵代表参加大会，祝贺革命小将的伟大功勋 的大无提的无产阶向的本 谷十亲药行克额格君的直转 立无产我的新起、新文化 习减 一件大离，这是武汉 庆大会的、市领导人有：中共期索的成 設智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代是纯书 的伟大毛主 的毛东想是兵行动的指南 卫兵的战 活用 不合毛 无产阶文部 生接务 1966年9月12日《湖北日报》第一版 掌控。8月22日，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 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① 8月25日，武汉市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第三天，武汉市委在汉口人民剧院召开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等出席大会。近两千名红卫兵代表举行“向党宣誓”仪式。宋侃夫讲话表示“支持和学习武汉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8月31日，武汉市十一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集会，倡议建立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分部和纠察队。宋侃夫在集会上讲话，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组织起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迟迟未能建立，1966年10月26日中学红卫兵举行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时，其总部仍称为“筹备总部”®。 武汉地区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各校三员、文革委员会主导下成立，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3页。 ②参见1966年9月1日武汉晚报。 ③参见1966年10月28日湖北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 87 ==========第10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负责人基本是干部子弟。他们拒绝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不管是不是“红五类”；拒绝非“红五类”的学生，不管其“政治表现”。华工附中红卫兵写了一篇文章，把共产党“重在表现”的政策，称作“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①。红卫兵身着旧军装，佩戴红袖章，手执铜头武装带，满怀“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豪情。他们有意无意地置十六条等一系列文件指出的文革方向于不顾，把矛头指向校内的教师和“黑五类”同学，指向社会上的 五类分子及其家庭。他们被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称为“三字兵”。 三字兵言行的暴烈程度，远远超过大专兵。 红卫兵在“维持治安”方面确是各级当权派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这 一点在9月“保卫省委”、10月抵制少数派“抢黑材料”的行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厂的当权派不顾红卫兵本是青少年学生的组织这一事实，纷纷在本单位组织“干部红卫兵”、“工人红卫兵”，老百姓谑称“胡子红卫兵”。 顾建棠回忆：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思想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红卫兵在严常指挥下，由宋其波同学带领冲进长办大院，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造反。宋其波怒气冲天，把政治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都敲破了。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确实吓坏了长办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天晚上，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于亚农把我叫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 丁、于两位主任都说，这是右派造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问题，我们一定要组织红卫兵反击。他们再来，我们就用红卫兵保卫大院，把他们顶回去。你赶快把团员和民兵中的骨千召集起来，今晚就把红卫兵组织起来。 我接受了任务，两位主任也应我的要求从保管室取来红布，交长办塑料厂缝制印字做袖章。第二天长办大院就出现了“干部红卫兵”，并分别把守大门和侧门。后来长江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都被挡回去了。这恐怕是武汉市第一支、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支“千部保皇红卫兵”②。 李承弘回忆：武昌铸钢厂“成立了‘胡子红卫兵’，不限年龄，只讲 ①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撕毁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一“重在表现”》(1966年10月)。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页。 88 ==========第101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红五类。每人发一只红卫兵袖章，谁戴上了都身价百倍，神气十足。”① 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回忆：“8月底，电修车间在工作组领导下，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成员，仍然是过去领导心中的红人，在宣布成立的会议上，下面的基层工人当场就哄起来，有几个转业军人也发出呛声，可工作组强行通过。当晚，这些红卫兵就神秘地参与了对公司的‘革命对象’抄家的‘革命行动’，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抄、抓的先例。”② 武汉味精厂保卫干部郭正仿回忆：厂党支部书记按照上级要求，“要我组织红卫兵，基本队伍是民兵。我任红卫兵头头，对那些不服管制的牛鬼蛇神，进行布控，避免破坏厂里安全生产，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在武汉地区，官方主导的主流红卫兵组织在8月的筹建过程中就为自己树立了对立面一一少数派红卫兵，9月，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少数派红卫兵一一“一小撮”“阶级敌人”。 第二节官方红卫兵的“破四旧” 武汉地区红卫兵8月中下旬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破四旧”，“破四旧”结束于当年10月初，历时一个多月。 当时，各大中学校的少数派正在就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问题与多数派激烈辩论，同时要求工作组在做检查、向错整的师生赔礼道歉后才能撤离。 8月20日，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22日新华社予以报道。报道说，红卫兵主要是宣传、帮助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商店字号更换名称，倡议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向服务行业职工倡议，不理怪发型、不做奇装异服、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 8月22日，省委常委开会决定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⑧。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 两个月。”⑤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9页。 ②彭绍鹏《时代与人生 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0页。 ③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第234页。 ④参见1966年8月24日武汉晚报。 ⑤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3页。 89 ==========第10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22日、23日，张体学两次来到华农附中，“亲手将一面绣着‘红卫兵’ 三个大字的红旗，授给了‘红卫兵’。他亲切赞扬了小将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和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①。 武汉市的红卫兵“破四旧”是8月23日开始的。 就在这一天，华工少数派反对院文革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强行选举院文革临时委员会，退出会场，数百人徒步游行到省委抗议。 就在这一天，省委召开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会，表示“省委对‘红卫兵’组织十分关怀”。一千八百名红卫兵代表“佩戴着鲜红的袖章，穿着当年父辈打江山的军装，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地进入会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文革小组组长许道琦主持会议，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张体学、李衍授、王树成、韩宁夫、史子荣、陈扶生等出席，他们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张体学讲话说“支持你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7月底以来中央一系列纠正文革方向的举措，使得各级当权派在与少数派的对峙中稍处下风，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级当权派第一次在人民群众面前遭受挫折。建立红卫兵、由红卫兵去“破四旧”这一风潮，在中央报刊的大力宣介下突如其来，各级当权派大感兴奋，立即对此实施领导，大力支持。因为建立左派队伍，依靠左派矛头向下整群众，反复整社会上的“五类分子”，破除群众身上的“四旧”，是新中国建立十七年以来包括文革“五十天”中当权派的一贯行为模式。当下又得以通过多数派红卫兵来继续这一模式。王光照回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传到武汉锅炉厂，多数派“做了一篇篇文章，竭力鼓吹，矛头指向少数派，顽固地维护工作队所推行的那套错误路线，耸人听闻地编造厂里‘五类分子的孝子贤孙们’乘运动之机反攻倒算，声称必须迎头痛击，呼吁人们警惕一小撮坏人闹事”®。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里列举大量例子证实“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④。戚本禹说：红卫兵刚上街“破四旧”时，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破四旧”演变为打人、杀人、抄家、没收私人财产、驱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是叶剑英领头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 ①参见1966年8月25日武汉晚报。 ②参见1966年8月24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 ③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2页。 ④参见《王力反思录》第423一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版 90 ==========第103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任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与中央文革无关，“毛主席更是不知道”① 少数派其时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不明白的是，在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少数派开始抬头并建立队伍、文革运动正在回到毛泽东既定方向之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破四旧”运动？工作组还要不要批判？“右派”学生还要不要平反？那个被红卫兵当作思想武器的“血统论”，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四旧”，连资产阶级都不会赞成，为什么得以大肆宣传？为什么很多当权派把谭力夫的讲话及他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视同中央首长指示传达贯彻？ 红卫兵热火朝天地“破四旧”，少数派依然在批判工作组，发展队伍。在武汉锅炉厂，当时就有少数派指出多数派热衷的“破四旧”是“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王光照回忆：“工作队、厂党委的一些铁血卫士们也没置身事外，他们也‘革命行动’了一回。在破四旧的高潮中，他们忙得满头大汗，把厂接待室的沙发、茶几、茶具、地毯搬到厂前广场示众了一番，煞有介事地严正指出：这是党委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表现，必须集中力量批判。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小儿科’，理所当然地遭到厂里少数派的讥评：放横炮，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新花样的献媚。你们如果真的要革命，就认真揭一揭划左、中、右，整群众黑材料的内幕。少数派用大字报劝告李岩等宣传部的那些刀笔师爷：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蛋！”② 改换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店铺名这一类“破四旧”活动，少数派也希望参加，但活动由三字兵、大专兵主导，带着“右派”帽子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允许参加的，被允许参加的也只能给红卫兵的行为助威壮声势。 武汉地区中学红卫兵得到北京传来的消息，23日清晨上街“破四旧”，主要是更换一些店铺名称。据湖北日报社《内部参考》1966年第471期报道：“红卫兵们在八月二十三日一清早出发，就在街上大扫‘四旧’，把一些商店的老招牌改掉，什么冠生园、老通城、汪玉霞、新香港…都重新改换了新招牌。到了下午一时许，武汉革命群众在裕华大厦（裕华大厦是解放前大资本家建的七层大楼，现在二楼以上为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租用，走侧门；一楼是公私合营的裕华纱厂用，正门被原几个资本家盘踞着。) ①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474一475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版。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8页。 91 ==========第10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1966年8月23日，武汉一中红卫兵率先上街破四旧（载《大武汉新影》) 贴出了赶走资本家霸占裕华大厦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写着打倒狗资本家，让省市党报走正门。” 这一段文字记述的是23日汉口“破四旧”的情况。汉口“破四旧”以武汉一中红卫兵为主，武昌和汉阳分别以省实验中学和武汉三中的红卫兵带头。 《内部参考》这篇报道还详细介绍了一中红卫兵带领数百学生到裕华大厦“破四旧”的过程。参与其事的一中学生目睹的一些情节，《内部参考》没有报道：裕华大厦正门外有一道网状钢筋门，被几十名红卫兵摇垮，冲进大厅后一顿乱砸，一盏巨大的豪华吊灯用木棍打得粉碎；几位裕华纱厂董事被戴上高帽，押到大门前台阶上批斗。当时传说是湖北日报社的人打电话请一中红卫兵去的。 当天一中红卫兵将裕华大厦改名“红旗大楼”，此后武汉文革中的很 92 ==========第105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红旗大楼。 8月25日武汉晚报刊登报道《“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职工并肩战斗汇成锐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武汉红卫兵首日“破四旧”的方式似乎一样，先是给店铺送大字报，再与职工商量易名，最后换上新的招牌。许多店铺易名都是单位职工自发进行的，“谦祥益绸布店”、“汪玉霞食品厂”就是本单位职工自己改名为“工农兵百货商店”和“向阳食品厂”的。 23日这一天，刚开始的“破四旧”中出现一件影响频大的暴烈行动，不是出自红卫兵之手。长江航运管理局机关104名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示众①。长航职工沙云乐说：这个举动是长航党委书记贺崇陞、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亲自策划的。沙云乐认为，“破四旧”中武汉搞“牛鬼蛇神游街”，就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 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正好在六渡桥看到长航的这次游街：见三民路铜人像那边过来一队人马，扯着白布黑字的横幅，上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群青年男女押着一些老头子、老太婆，中间也夹有俊男靓女，每人胸前挂一个大黑牌，黑牌上的名字都打上叉叉，其中还有不少人挂的是用铁板做的大黑牌，这种铁制的大黑牌都是用铁丝串着的，挂在颈脖上如同受斩刑一样。受虐者有的扮着白无常，有的扮着黑无常，有的拿着引路幡、招魂棒，有的反穿皮袄，有的颈脖上还加挂着高跟皮鞋。大多数人，不分男女老少打着赤脚，手里拿着破锣破鼓，边敲打边高喊：我是牛鬼蛇神。受虐害者们光着脚丫，艰难地走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被太阳晒得滚烫已近融化的柏油马路上③。 武汉市委对“破四旧”反应极快，大力支持。25日湖北日报报道，“中共武汉市委、市人委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决定“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和商店名称，改换为有政治意义、革命意义的名称”，包括一批街道，学校28所，工厂53个，一商业局所属商店118个。25日，正在进行的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因为‘文革’运动的猛烈发展决定休会。市委负责人指出：‘这两天新高潮确实出现了’，‘要教育干部认识这是正常秩序’，‘根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4页。 ②参见2003年5月田力为访谈沙云乐的记录。 ③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93 ==========第10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大人暗送 2数通 1966年8月24日，汉口“盛锡福帽厂”换上“人民制帽厂”新招牌（载《大武汉新影》） 本问题还是敢字当头，打破常规’”⊙ 25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宋侃夫在会上说：“武汉市剥削阶级留下来的‘四旧’，这几天都在烧，我们‘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就是我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个精神好得很。”② 据当时的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报道，“破四旧”开始后，省市领导人频繁地到大中学校“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集会、座谈等活动”，“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行动”，张体学23日 ·天内去了水院、湖北艺术学院、华农附中三所学校，武汉市委将正在举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4页。 ②1966年8月26日武汉晚报。 94 ==========第107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行的全委扩大会停了下来，这是文革开始以来没有的现象。 8月26日，省委发出《誓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一一致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学生的一封信》。 改了店铺、学校、街道名后，红卫兵开始对街头行人“破四旧”。他们用体操棒、竹竿拦下穿着喇叭裤、瘦腿裤，发型为大背头、电烫头、长辫子的行人，将裤腿剪破，头发剪乱。王光照目睹：“有一天，我在汉口闹市区工艺大楼也看到一幕破四旧的活剧。走着走着，忽然一群英姿飒爽的红卫兵来了，男同学用长长的竹篙拦截路人，女学生手握剪刀，见过路的女同胞发型属‘资产阶级情调’，不容分说，上去一剪刀，保准让人家‘焕然一新’。女同胞的服装稍不合红卫兵小将的意，又是一剪刀，搞得你怪 模怪样，只有赶紧逃之天天。”① 街头“破四旧”的另一个成果是“红海洋”。当时在市委机关工作的魏绳武回忆：“宋侃夫亲自指示各区、各战线、各部门大搞‘红海洋’，…全市街头巷尾到处用红油漆涂墙，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9月29日武汉晚报以《我市面貌焕然一新喜迎国庆》为题报道：武汉“到处是红色海洋”，“横扫‘四旧’的烈火，燃遍了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散发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臭气的招牌、字号、街道名称，统统都化成了灰烬。广大革命群众挥动红笔，写上了富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新招牌和新街名、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 武汉地区“破四旧”中，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打、砸、抢、抄、抓，这是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学来的。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是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幕后推动者之一。“王任重还把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些通告、通令等宣传品寄回武汉来，要省市委翻印张贴，但又嘱咐‘不要落下款’‘不要注明是怎样来的’”® “破四旧”从街头随之进入市民家庭，除了红卫兵外，各单位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投入抄家活动，“查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资产阶级分子及‘学术权威’的家，随后又把查抄的对象扩展到工商业者、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8页。 ②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4页。 ③毛泽东思想市委办公厅红旗纵队《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侃夫镇压、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三）》（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第3页。 95 ==========第10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文化艺术教育界知名人士”①。抄家后，在其家门口开批斗会。抄家对象，有红卫兵自己知晓的，有通过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了解的，有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主动提供的，有“革命群众”向红卫兵举报的。 中很多学生目睹：该校红卫兵根据户籍民警和居委会介绍，将学校 附近永康里的一女性资本家拉出游街、批斗后殴打致死，并在其家门口开批判会，强迫其未成年的女儿发言批判刚被打死的母亲。二十中一位“女红卫兵，在批斗一位中年反革命家属时，其邻居揭发她想变天确凿证词后，义愤填膺，将火炉上一大锅她看起来温度不很高一一因为天太热，其实是将要开的烫水，当头倾泼，致其死亡。这是武汉市文革批斗中的第一死者，当晚，武汉市委管文教的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副市长来学校，在肯定红卫兵大方向的同时，示意我们就此打住，且尽量不传消息”®。武钢职工彭绍鹏回忆：“厂前肖家塆街上和记饭店的老板，在蒋家墩游街时，在烈日的暴晒下，死在青山新华书店门前的大马路上，尸首抛在铁路边无人敢收。修建部的罗工程师被批斗、抄家后，夜晚在蒋家墩火车站卧轨自杀，死后还扎一个标上他姓名的稻草人进行批斗。一些出身不好、跟随子女生活的老人，被勒令赶出家门。”③胡国基在他的回忆录《幸存者说》里记述了“破 四旧”中三个人的自杀：胡国基的邻居、著名汉剧演员胡桂林在遭受批斗、抄家后，从江汉桥上跳入汉江身亡，不久其妻王霞君去世。胡国基在六渡桥百货公司三楼，亲眼看到一中年男子从工作组办公室冲出来跳楼自杀，在他的尸体旁，工作组的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胡国基的老师、市美术设计公司高级设计师陈冠真不能忍受批斗，深夜用剪刀剪断气管自杀，遗书说自己“没有反革命，是拥护革命的”®。一中六七届初中生冯世礼回忆：他的叔爷爷个人成分是“独立劳动者”，有人举报他家藏有大量银元，叔爷爷所在工厂和居委会一帮人前来抄家，撬开地板也没挖出来，却把楼上冯世礼家值钱的物品抄走，还将65岁的叔爷爷架到高凳上批斗。 胡国基在江汉区满春卫生院看到：一些医生胸前别着长方形黑色符号，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第501一502页。 ②黄启栋《忏悔的沉重一一武汉二十中早期红卫兵的坦白》（网文，2014年)。黄为 二十中六七届高中生，该校红卫兵副总指挥。 ③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0页。 ④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96 ==========第109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黑布上写着白字：我是牛鬼蛇神、地主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犯)×××。从卫生院出来，沿途看到很多店铺里都有人戴着这种黑色符号。回到厂里，他发现也有人戴上了黑色符号①。 武汉地区的宗教场所及宗教职业人员也遭受剧烈冲击： 武汉地区著名道教寺院长春观、始建于南齐的洪山宝通寺、被誉为全国佛教最高学府的莲花（溪）寺、国内闻名仿缅甸“阿难陀”的古德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卓刀泉大殿、上海路天主教堂、基督教荣光堂、汉口救世堂、武汉生命堂、汉阳显正街天主堂、武昌花园山天主堂等或遭破坏或被占用，各殿宇神像神龛被砸碎，古迹古址被损毁，经典古书被焚烧。宗教职业人员被当作“牛鬼蛇神”或勒令还俗，或集中“改造”；政府宗教工作机构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而撤销，全市七大宗教团体工作全部停顿，宗教活动全部停止。在这场灾难中，仅汉阳归元寺因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部队保护才得以幸免②。 吴恒春回忆：莲溪寺是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去砸的。武汉体育学院六三级学生赵子强回忆：黎元洪墓碑是体院红卫兵砸毁的。武汉大学 九一二红卫兵“大闹武昌花园山天主堂”，“冲开铁门”，“把反动的经书等搬出来，丢在街头”；同时“还向反革命的‘宝通禅寺’发动猛攻，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③。首先冲进上海路天主教堂的是二十中红卫兵，黄启栋回忆：红卫兵“推倒神座，扯下帷幕，砸毁用于礼拜的器物。抓来神父修士，驱逐他们到烈日暴晒的广场下跪，在他们面前点起火堆，焚烧圣经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文案，其中还有新近加入教会的人员名单”。 在学校里，教师遭受了继文革“五十天”后的第二次冲击。这一次冲击，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武汉一中，红卫兵将个人历史有污点的、出身特别不好的教师集中关押，手执体操棒日夜看守。被关押的教师被勒令给自己改名字，如“刘有罪”“杨坏蛋”之类，很多人被剪成“阴阳头”。早上集合要唱“牛鬼蛇神歌”，然后监督劳动。一位叶姓女教师被揭发有“生活作风问题”，愤而撞电车自杀（未遂）。 武汉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回忆： ①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第501页。 ③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串连部《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1966年8月29日)。 97 ==========第11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八月二十三号下午，…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初三（三)班的一群学生拎着 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师弟师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师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我看，她那是装死！”“等她醒了，再游！” 高二（二）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一)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 98 ==========第111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① 在武汉一中，有的班级的红卫兵挥舞着铜头皮带，强迫“黑五类”同学承认自己是“狗崽子”，要他们成立“家庭出身背叛小组”，集中学习，不准参加活动。 “破四旧”高潮时，大中学校学生中兴起“改名字”风。时任武汉一中文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阎顺利2016年说：“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中，凡名为卫红、卫东、向红、向东、红兵、红卫、继红、爱军的，十有八九是那个时候改的名字。”改名是自愿的事，很多学生没有改。但红卫兵觉得“黑 五类”同学的名字有“反动意义”，就会强迫他们改。一中一位同学名“传后”，一红卫兵头头对他说：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你老子还想传给后代？那位同学只得改名。 大学红卫兵的“破四旧”基本在校内进行。 武汉医学院的红卫兵一成立，就“锐利迅速地投入捣毁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的老巢的战斗中去”。所谓“老巢”，是指学院老教授们居住的“六区”。“全院一千余名红卫兵，对准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别来到一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家中”。抄家后，红卫兵“办起了‘横扫四旧’辉煌战绩展览馆，把从反动学术权威们家中抄出的部分实物展出示众”®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红卫兵在院文革领导下，于8月27日至29日，在学校内“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和揪斗活动”。红卫兵押着一位教授游街，强迫他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草包黑帮教授”。给他的妻子身上泼浆糊，贴上标语，挂上“地主婆”牌子，一起游街。“抄来的物品，堆放在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办展览，组织参观，一方面让大家 ①刘中秋《1966年6月、8月批斗老师》（网文，2011年）。 ②参见武医通讯组《直捣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巢一武汉医学院红卫兵小将造反纪实》，载1966年9月11日湖北日报。 99 ==========第11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受教育，另一方面展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① 8月底开始直到9月，“破四旧”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北京南下武汉的学生发动下，武汉地区少数派喊着“炮轰省委”的口号，与省市委直接交锋，就“血统论”、“怀疑一切”、“炮轰省委”等问题，与多数派展开了同样轰轰烈烈的辩论。 省市委在遭到少数派猛烈“炮轰”、忙于应对的情势下，还不愿意停止“破四旧”。“9月20日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红卫兵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中共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提出：‘各校革命师生，当前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好本校的斗批改；社会上的破四旧，还要深入发展’”②。 9月2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发出《关于继续彻底横扫“四旧”的通令》。“通令”命令：“掀起横扫‘四旧’的新高潮，把‘四旧’坚决、彻底、全部横扫干净。”“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寺院、教堂、庙宇、修女院重新来一个大扫荡，大清洗。”“一切牛鬼蛇神巢穴里的‘四旧’必须彻底清除干净。”“重新检查全市各街、各巷，把一切旧的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彻底清洗。” “通令”还说：“不属 武漢地區大專院桉紅衛兵总部 于牛鬼蛇神之类的民主人士 关于然續微底横扫“四旧”的 应保证他们的安全。”“不 通 合 许抄国家机关、机密机关、 無產隋极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新的高糊，在各個戰钱上，已經取得了大的成精。窝了更高地舉起毛深乘思想你大紅旗，微底砸斕香世界，真正把舊世界打他個落花流水，把蓓 军事机关、外国驻华机构、 社會的一切立圾柿個精光.德指彈部命合紅衙兵立即行動起來，在國慶简前迅速地掀起一個繼叙儆底横桔“四舊”的高湖，以更大的成績向黛中央和毛主席匯報 华侨机构以及为他们服务的 特此命合： 一、高率毛深東思想棕大紅旗，突出無產隋极政治。广泛、深入，細致的作好横精“四舊”的宣傅教有工作，充分放手發動群聚，掀起横榆“四舊”的新高潮，把“四沓”坠快、 商店、餐馆。不干涉外宾、 做底、企部横掃干澄 三、把一奶大大小小的寺院。教堂、胸字、修女院重新來一眉大插湾，大清洗。 华侨的衣着、风俗习惯以及 三.一切牛鬼蛇神巢穴里的“四舊”必須敬底清除干淨。 四.重新檢查全市各街、各巷，把一切售的封建余孳，資產嘴极的修正主義的东西進行微底清洗。 爱好。不许抄工人、贫下中 五、不腐于牛鬼蛇种之類的民主人士應保證他們的安全 六，不許抄阚家机關、机密机關.軍事机關、外国駐華机榜、華侨机耩以及禽他們服 农、革命烈士、革命军人、 傍的商店.餐馆。不F涉外賓，華侨的农着、風俗智慣以及爱好.不許抄工人，貧下中農， 革命烈士，革命軍人，革命干部的家， 七.最格避守三大祀律，入項注意.保護國家財產和人民利往 革命干部的家。”“严格遵 式漢地匾大事院校紅衞兵想指揮部 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护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 ①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99页。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4页。 100 ==========第113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大专兵的这个“通令”表明其“破四旧”行动的暴烈程度有所收敛，这与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直接相关。社论说：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中学红卫兵汉口分部总指挥、一中六六届高中生李克明回忆：“那时我在德明饭店见到邓垦、谢滋群、辛甫等市领导，他们对我说，要讲政策。” 但这个“通令”没有说：“属于牛鬼蛇神之类”的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保证，他们的家可不可以抄；不是外宾、华侨的民众，其“衣着、风俗习惯以及爱好”可不可以干涉。 8月底9月初，大专兵、三字兵在省市委领导下，开始承担“抓南下 一小撮”以“保卫省委”的重大任务，9月底，“破四旧”大潮已在消退。10月1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0月26日，在少数派学生的全市性组织二司成立的同一天，武汉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筹备总部所属三千多名红卫兵，在汉口合作路体育场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整走资派整群众，“破四旧”的主力三字兵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说明矛头向下的“破四旧”运动正式终结。 1983年7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武汉市有20100户被抄家或被迫交出财物，价值2200多万元（包括金银、存款、图书、文物、字画和珠宝等)。在此之前，根据中央处理查抄财物的有关规定，已清退价值2000多万元。本年底以前完成全部清退任务①。 这个“通知”所言“完成全部清退任务”是一个至今没有完成的任务。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很多人的很多被抄财物至今未能清退，比如上文提到的冯世礼家的金耳环，二十八中舒老师被抄走的名贵字画，还有水院张如屏院长被抄走的猎枪，理由都是“找不到了”。 官方公布的武汉地区红卫兵抄家、揪斗“成果”如下： 据事后不完全统汁，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21000家，抄出黄金1110斤，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429页。 101 ==========第11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白银1800斤，银元267000余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乱查抄、乱揪斗中计发生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的32人①。 “破四旧”中被打死的人是否得到抚恤，公开的资料里查不到；打人致死的老红卫兵无一被追究，则是可以肯定的。 红卫兵“破四旧”还有一项为上述官方统计所遗漏的重大“成果”，就是大量居民私有的自用房、经租房被逼“交公”，致使文革后当局花费巨额人力财力来解决这个所谓“文革产”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全市在文革期间无偿接管的私房达1.77万户®。 “破四旧”高潮中，武昌区房地局的职工“红卫兵”发出一个“通令”： 武昌房地红卫兵通令 我们是红卫兵，我们察觉你们一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动政权的军政要员在土地、房产问题上采取各种手段，把土地、房产掠为己有，拒不交公。你们利用种种手段，占据大量房屋，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解放后，你们的反动气焰虽有收敛，但是你们的反动本质丝毫没有改变，朝思暮想复辟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全体红卫兵要造你们的反，要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为此，我们通令： 1.城市所有的土地立即收归国有，限期3天内你们要老老实实向当地政府交出土地所有证。另外，凡不属于以上7类人员的土地所有者也应积极主动地将土地交归国有。 2.私房改造业主：你们过去利用房产剥削人民，现在还继续拿定息剥削人民，这是人民的血汗，我们决不允许你们再继续剥削人民，限定你们在9月5日以前向当地房地部门交出领息证。 3.私房改造业主的留用房和凡出租面积在100平米以上私房应立即交还人民，你们这种剥削行为再不允许继续下去。 4.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动政权的军政要员，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很宽，你们过去剥削、压迫人民享乐腐化，现在还想享受住宽房、住好房，我们要革你们的命，你们要老老实实地请求劳动人民去审查你们的住房，把多余的住房立即退出，听候我们处理，否则我们要强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4页。 ②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302页。 102 ==========第115页========== 第三章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制执行。你们还有的自己住公房，非法把私房高价出租.限定在9月0日前退出公房，否则严加惩办。 以上4点通令，只准照办不准违抗。 我们呼吁全市红卫兵同志们和革命的人民配合我们向这些牛鬼蛇神进行无情的斗争，监督他们执行。让我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些牛鬼蛇神统统埋葬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武昌房地红卫兵 1966年9月3日0 曹承义家“在旧社会做了一栋私房用来自住和依赖房租为生”，他回忆：这个“通令”发出后，“武昌区武路路房管所和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的‘革命群众’开展联合行动，到我家将我母亲揪斗，站高条凳，戴高帽，挂黑牌，然后沿街游斗。我祖母受到惊吓、羞辱，当即中风瘫倒在地，从此就永远瘫痪在床。这年9月，我家房屋被武昌房地红卫兵抢占，挂上房管所的牌子。民房成了‘政府’办公楼。强占我家院内菜地，不准种菜，建成二层楼房，卖给市外一矿山。”② 市民拥有私房土地的所有权，获得经租房的月息，是当时法律赋予的权利。“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1982年宪法才有的规定。曹承义说： 一个群众组织以自己的“通令”行使国家宪法才具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2015年这样评价“破四旧”： 红卫兵“破四旧”之所以造成那么多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还是得从当时的路线斗争中找。1966年7月下旬，文革派与反文革派斗争的这一个 ①载www.difangwenge.org ②曹承义《武昌城外的小屋》（自印本，2015年）第27页。 103 ==========第11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回合，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刘邓承担派工作组责任而结束。接踵而至的红卫兵“破四旧”，正值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文革运动重回毛泽东矛头向上、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轨道的时候。如此巧合，绝非偶然。当年红卫兵“破四旧”，矛头向下，对准的是广大基层群众，这就完全背离了文革的方向。所以，我始终认为：红卫兵“破四旧”不是文革运动，而是对文革的反动①。 ①2015年11月杜先荣访谈吴焱金的记录。 104 ==========第117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第四章 “揪南下一小撮” “南下一小撮”指1966年8月底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南下武汉串连的学生。这一提法在大专兵、三字兵、各单位文革委员会的宣传品中频繁出现，省委一般称为“南下串连学生中的极少数”。 第一节“炮轰湖北省委” 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自发开始到全国各地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全国各城市之间的学生串连也随之开始。虽然没有公开宣布，铁道部门已经允许学生无票乘车。 8月中旬开始，一批批以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外地大中学校学生来到武汉，到各校串连。很多人感觉，与北京热火朝天的文革形势相比较，湖北省委领导下的文革运动“冷冷清清”，少数派仍然受到高压；“五十天”里被整的群众非但得不到平反，反而继续被整。外地学生在校园里只要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围攻。 吴恒春回忆：8月下旬，五位外地学生被武大学生围住，辩论了一整天。武大学生换班去吃饭，外地学生不认输不准吃饭喝水，不准离开。“这一次对南下学生围攻事件，据事后所知，实际上是武汉大学工作组有意的安排，是旨在动用各系的所谓左派力量把南下学生逼走的一步棋。当时出面作为辩论主力的就是分配到我们几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们”①。 北京学生不能容忍武汉的这种气氛，包括他们中间的一些多数派，比如不久后在湖北人人皆知的中国人民大学五年级学生赵桂林，他在自己学校是保党委书记郭影秋的。 南下学生于是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杨闯回忆“他们来（湖大）后，带来了北京的信息，并贴出大标语，‘架起24门大炮炮轰湖北省委’， 并组织辩论会，辩论湖北省…镇压了革命政治运动，湖北大学六二O事 ①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105 ==========第11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件是镇压革命运动的典型事件。”① “炮轰省委”这一口号在武汉市乃至全省引起巨大震动，包括少数派。此前少数派去省委，即使聚众前往，都是反映情况，诉说本单位党组织、工作组违反中央精神整群众的行为，希望省委予以纠正。少数派知道高校工作组都是省委直接派出的，其作为都是执行省委指示，但没有将矛头指向省委。“炮轰省委”的口号引发他们积蓄己久的情绪，他们坚决和南下学生站在一起，与省委抗争。 湖北省委的反应迅速而激烈，省委频繁地召开常委会、各校左派会、群众大会，领导人全部出动，频繁地出入各高校，破例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在此期间，省委的行为方式多有不妥，如同张体学1968年1月在致中央的“书面检查”中所言：“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诬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 南下学生没有想到，“炮轰省委”这个口号会遭到湖北省从省委到群众如此剧烈的反对。少数派“炮轰”某个省部级机构的情况在北京并不少见。毛主席号召“炮打司令部”，炮打一下湖北省委有什么不可以®？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千余人在地质部请愿，要求工作队回校检讨，静坐绝食一昼夜获得满意的答复。25日，北航红旗战斗队对本校工作队的派出机构国防科委28昼夜的围困开始。这些行动仅受到中学红卫兵的干扰，有关当局并没有发动群众实行大规模的围攻。 “揪南下一小撮”从张体学抓的“点”湖北大学发动，张体学亲自部署。这与南下学生多聚集在市中心的湖大有关。叶传发回忆：“当时，我们北京的南下学生在武汉各大专院校都设有联络站。因为人数少，大家要求抱团对付省委，这就自然而然地以交通最为方便、又是湖北省委的联系点的湖北大学作为南下学生的联络中心。大约在8月25日，我们推举成立了以人大的学生赵桂林、傅军胜，北京大学的姓林的一位女生为牵头人的‘北京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地点就设在湖北大学31号楼。”③8月30日，住在湖大的外地学生达一千四百多人。有学生向湖大校文革提出“不受限 ①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0页。 ②参见2015年7月杜先荣访谈叶传发的记录。叶传发为北京航空学院六三级学生，北京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第二任负责人。 ③2015年7月杜先荣访谈叶传发的记录。 106 ==========第119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制地到同学中去自由串连”“设立自由讲坛”等要求，散布“运动的过程中不能划左派”“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单位，就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不要打死老虎，要收集省、部和中央的材料，要搞上面的大家伙”“文化革命委员会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可以不要他们领导”“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的两面红旗，我们要坚决拔掉它”等观点，这是校文革和多数派绝对不能接受的①。 8月底开始，湖大校园内，关于武汉地区前一段运动的评价、关于湖北省委的文革方向、关于阶级路线和“怀疑一切”口号，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大字报栏，到处都是围成一圈圈的人在激烈辩论。晚上，大字报栏前亮起电灯，贴大字报、看大字报、辩论夜以继日地进行。遍布三镇的“揪南下一小撮”宣传引得市民下班后一批批涌进湖大，看大字报，听辩论。与6月中旬的武大不同，湖大自发地成为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中心。很多工人在湖大下定造反的决心，他们后来把湖大称为“工人造反派的摇篮”。 胡国基当时被厂工作组定为“极右分子”，他的材料记入“敌情通报”上送市委，准备逮捕。他在回忆录中写下他对1966年9月的湖北大学的记忆：“在大字报的海洋里，我看了正反双方辩论的文章，如梅子惠、贾培培、张维荣、龙铭鑫、任重、张兵等等…我都一丝不苟地留意着”。“湖北大学使我在人生的十字街头看到了希望”，“湖北大学就像入了另册的边缘民众的心脏”，“在黑暗的恐怖中，她光芒四射，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清华大学毕业生、车间技术员、共产党员沈复礼后来成为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的常委，他是在湖大、在关于“南下一小撮”的大辩论中走上造反之路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9月4日发表广播讲话后几天，武汉锅炉厂沈复礼、李洪荣、杨逢春、王庆庭4人在湖大贴出大字报《我们的看法》说：湖北大学大部分同学所围攻的，绝非是南下串连队的一小撮，而是南下串连队的大部，请同学们深思；第二，炮轰省委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保卫省委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第三，张体学同志和王树成同志的讲话是“想堵住群众的嘴”。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把这张大字报称为“工人的声音”，予以转抄、印成传单。这张来自职工的、支持“南下一小撮”的大字报影响很大，立即遭到来自湖大校内外的大字 ①参见湖北大学政治系革命师生李甫远等76人《呼吁书》(1966年8月30日)。 107 ==========第12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报批判。武汉锅炉厂40名职工写出传单《武汉锅炉厂工人的声音一一驳沈复礼等人的错误言论》说：“决不允许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炮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一一湖北省委。”武锅办公大楼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复礼”。 南下造反学生视高高在上的省市委如无物，毫不畏惧地与本地大人物对话，令本地少数派大开眼界。李承弘回忆：他去市委，看到北航红旗的徐鹏飞等几人正与宋侃夫争论，情急之下徐鹏飞随口带出一句“他妈的”。“市委工作人员一下炸了锅，自认为抓住了徐的命门，纷纷围着徐责问徐为什么骂人。开始徐也没话好说，但市委的人不依不饶，徐被逼急了，突然腾空而起，一下子跳在办公室桌上，大声喊道：我骂了他怎么样？我骂了‘他妈的’又怎么样？宋侃夫顿时脸上气得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市委的人也一下给镇住了。武汉解放十几年了，谁见过听过有人敢在市委办公室跳在桌上大骂市委的第一书记？真是翻了天，所以空气一下凝住了。徐此刻还不见好就收，赶快找台阶下，反而继续斥骂：你十几年做官当老爷，运动中你执行资反路线整了多少人？关了多少学生？整了多少小将？你罪大恶极，我骂你几句‘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徐鹏飞骂得好，这几句话说得太痛快了，到底是北京来的革命小将，造反精神就是足，天不怕地不怕，难怪各地省市委都怕他们三分呢。特别对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会）三家，当权派更如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徐鹏飞的举动对我影响很大，起到了示范作用，我再也不是以惧怕心理对待省市领导，而是以真正主人翁、领导阶级的身份对待这些人民‘公仆’。”① 第二节“把他们赶出湖北” 8月26日，张体学在省委书记碰头会上说：湖北大学现在有好几个 大学的学生来这里串联，…追“六·二O”事件。我对漆林讲，准备革 命委员会被推翻。武大、湖大可能重新搞翻的，内因外因在一起，准备它翻，告诉革命委员会，第一，准备下台；第二，热情接待：第三，要你办什么，满腔热情开会答复，要北上就北上，要南下就南下，兵对兵，将对将，…。武大再翻一下才好，哪个学校越闹得凶应该越高兴，有这个思想就好办了。从工学院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群众基础，证明学生完全相信我们省委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65一166页. 108 ==========第121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是革命的。省委的同志都到各大专院校去开会讲话，我们高姿态，就不会失败的。 两天以后，张体学放下“高姿态”，决定把提出炮轰省委的南下学生“赶出湖北”。湖大六三级学生、校文革临委会委员龙铭鑫回忆：“8月28日上午，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在东湖客舍召开全体委员会。张体学参加会议并接见了湖大的校文革委员。这个会议主要任务是布置在湖大召开的湖大师生和南下串联学生的辩论会。张体学说，今天晚上的辩论会很重要，要把他们（指提出炮轰省委的南下串连的学生）赶出湖北。正在参加省三级干部会的干部都参加这个辩论会，不能透露，否则开除党籍。”①两个多月后湖大文革临委会副主任钱运录的大会讲话证实龙铭鑫所言：“大会前，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不看南下串联同学的主流，抓住 一点，否定全面，组织与他们辩论。想通过这次会给南下串联同学当头一棒，赶他们出校。这次大会的召开，省委是知道的，他们不但没有制止，而且当我们邀请当时正在省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出席大会时，省委负责同志立即答应了。”® 8月28日晚在湖大举行的辩论会由漆林主持，有准备的湖大左派轮番发言，临时接到通知的南下学生一发言，台下就起哄。南下学生不满辩论会变成单方面的声讨会，提前退出会场。 湖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1966年9月14日的大字报《漆林为什么能青云直上？》写到八二八辩论会的影响： 这次会给今后的整个运动定了方向和调子，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一小撮”的斗争中，寂静的湖大沸腾了，到处可见我校同学围攻外校同学的场面，只要哪一个同学的观，点和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观，点不同，马上就有人围上来了…只要看见哪一张大字报和我校文革的观点不同，围攻的大字报就像雪片似的飞了出来，什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混蛋”等等，弄得不可收拾，除此之外，大开宣传“机器”，大骂“一小撮混蛋”®！ 湖北大学2153人31日发出《紧急呼吁》，谴责南下学生中“一小撮 ①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龙铭鑫的记录。 ②1966年11月上旬《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③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6一27页。 109 ==========第12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别有用心的家伙”。这个影响很大、成为“揪南下一小撮”先声的“呼吁”是张体学策划的。29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说：“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搞《呼吁书》的办法：一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二是以学生的名义搞，三是以个人名义搞。” 张体学讲话的第二天，30日，湖北大学政治系李甫远等76人（一一署名)发出《呼吁书》，指责南下的“这些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完全违反十六条的”，“骚乱了我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张体学讲话两天后发布的湖大2153人《紧急呼吁》，印刷50万份。《紧急呼吁》指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把斗争矛头引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竭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其署名用的是张体学提出的后两种办法的结合一一多位“学生”“个人” 一起署名。上述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嘲笑“呼吁”的署名过程：“谈到紧急呼吁，实在是个大的笑话，它上面标有‘二千一百五十三人’的字样，其实这个‘紧急呼吁’全国各地的人比我们先看到，这发出的第 二天才有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叫我们签名！而落款竟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二千一百五十三人’。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真有先见之明，真是伯温在世，孔明重生！” 人通别有用心的家化，到汉案数小系：侧德福收右有注可安原致达三注邀到 其不可告入的日的 :“帮助羯发温进北京南下中速队 伍的个别的别有用心的分于。对这种本命行动，我门教示最决的支持。 紧急呼吁 的革命堂志：是不是接受你们的委托米帮助我门革命的？间时我們呼吁全国各兄弟院 全园各兄弟院校革命师生同志們： 校的草命师生，給要們以精肿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我們呼吁北京各大专院枚深正式代表团米我校介都都稔，审壶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們水边各兄弟院枝的苹命阿学米我校进行革命中速。基金的串迹我們欢迎：不革命的冲差常边站：反苹命的种速我們坚决不答 到了严亚的阻碍。为此，我們不得不向全回各兄弟院枝的苹命师生发出最紧急的呼研。 应。同志們，造我們团转起来，奇超战斗，克限一切阻码，使无产阶般文化大苹命运动 白八月二十五日以米，北章政洪学院、北京第二外四噩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邀路胜利前进」 大学婷二十多所见弟学忮的一千余名师生，相漫来到我枝，进行苹命串速。我們热烈地 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万岁！ 欢迪他例。欢边他們把各地开展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的宝肾轻鲶传给我們。欢迎他們来 体大的中圆盐产贷万岁！ 我技帮助较們搅好这場陆及人州灵魂的大茶角。几天来的事实证明，来白各兄第学校的 投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 多数同志是革伞的，他羽那种敢想、敢做、敢圆、敢造反的苹命精融，翰了我們很大的 我门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彼知和启发，我們表示课切地成常。但是，他例当中少数人的言验和行动，却对我校的文化革命起著极共严组的破环作用，激起了我收广大苹命缅生团工的无比楂慨。他們人数员少，但影确极大，花移按广，实在合人不能容忍！ 收此人，有的不带介，白册见合” 湖北大学革命师生員工二千一百五十三人 以救世主自居。在短时 全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于武汉 睛看，这些人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吧 一、露骨地反对毛潭东思想，反对十六条 巾国产觉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文化火本命的决定)（即十大）嘉毛得东点白主持定的，无产阶毅 的 公然遭到攻击：用汽成：“十大来不径而，有花栏”。区生远行摩公然遭到击。8月 十六条中正确地规定，在文化大茶命运动中要竖决执行党的阶极路模，坚决做眷革命左派，争取中阿派，蕴立最反动的右派。周仕漫却公开宜镯“运动中不能划左、中、右。”中央财政金酸学院有个人视：“运动中不能划左、中、右，划了就会阻码运动的发展，引您学生斗学生”。他們就是这禅明目张胆地同毛泽东思想唱反嚼。 110 ==========第123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钱运录在11月上旬的大会发言中说到：“八月三十一日在湖北省委抵制革命串连这个指导思想下，校文革以两千多名革命师生的名义写了一份《紧急呼吁》”，“很多地区、很多单位进行了翻印，流毒全国，起了动员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的作用”。 工矿企业按省委布置开展“揪南下一小撮”。彭绍鹏回忆：省委派驻武钢的文化革命工作团“大会、小会动员武钢职工辩论‘炮轰湖北省委'对不对，搞五七年整风反右、引蛇出洞那一套，凡是认为‘对’的、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就记上名字，准备搞‘秋后算账’。后来，就大肆宣扬‘湖北省委是革命的司令部’，‘炮轰湖北省委是反革命行为’，‘南下学生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大抓南下一小撮’。工作组在各厂矿组织先进人物，去慰问湖北省委，慰问张体学。明目张胆地压制职工，不准向湖北省委及各级领导提意见、揭问题，与五一六通知完全背道而驰，这引起了广大职工的不满。”“这个时期，在小组学习会上，让大家发言的议题也是‘炮轰湖北省委对不对’。我在发言时，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炮轰湖北省委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湖北省委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轰不倒；要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应该。这是我发言的中心思想。后来工作组驻修建部的队长赤峰在钢材库召开大会，并邀请炼钢厂等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要大家发言进行辩论。我们电修机关学习小组要我发言，我就谈了我的看法。我发言后坐下来，发现凡是与我观点相同的人，都被工作组的人记了黑名单，而且还被那些邀来的人进行攻击，我感觉这里面大有文章。”“后来在小组学习会上，我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当时，从电机修理工提拔上来任团支部书记的王政林也同意我的看法。接着工作组组织厂里的红卫兵及‘选派’的工人代表，去湖北省委进行慰问，这更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电机修理工段干燥炉组工人、转业军人冷伏保，第一个贴出‘慰问何来’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了指责。接着，我就将我的观点写成‘炮轰湖北省委有什么错一一与工作组李明生同志商榷’的长篇大字报，贴在车间最显眼的试验站围栏上，引起了广大职工的注意和赞赏。”⊙ 8月31日，湖北大学文革委员会举行大会，名义是欢迎来汉串连的师生。张体学、许道琦等出席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省文革小组副 ①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1一42页。 111 ==========第12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组长李衍授讲话。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湖大法律系党总支书记的儿子杨小力发言，赞扬湖北省委，指责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不是搞革命串连，而是进行反革命活动。李衍授赞扬“杨小力的发言很好，代表了亿万群众的心愿”，“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他“为之感动”。北京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的学生多次要求得以发言，傅军胜说“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很多作法是不利于团结的”。台下起哄，李衍授说：“污蔑！我们宣布退场！”张体学临上车时嘱咐漆林等要同南下学生“坚决干到底”①。9月1日湖北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称：“杨小力同志充满激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欢迎”。 湖大校文革多次要求南下学生撤出湖大31号楼，并组织人到31号楼强行拿走借给南下学生的被子。湖大和其他学校的少数派不断送来棉被。经常到湖大串连的工人李承弘买了一幅宣传画“从头越”，抱着自己盖的被子来到湖大。他回忆说：“当我在31号楼向赵桂林送上画和被子时，我被一群狂热的学生围了起来，欢声雷动，掌声、口号齐鸣”②。 9月2日开始，省委在省工业厅两次召开高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张体学在会上说：“我是非常相信你们的…斗争艰苦的时候，不能当叛徒”。“老子革命革了几十年…他想打倒我，那不是笑话”。“将来把各地的右派送到湖北来劳改，我去当劳改队长”。杨锐说：“湖北省委是一贯紧跟主席思想的，是革命的坚强堡垒，谁也打不动。”省委候补书记姜一说：“你们湖北大学好比是上甘岭，好比是1211高地，我们好比板门店，你们这里情况顺利，我们那里就好办。你们这个地方，交通方便，来的人多，情况复杂，要顶住。”参加会议的钱运录后来说：“这里可以看出，省委负责人把南下学生当成了洪水猛兽，当成了敌人。两次工业厅会议，起了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学生斗争学生的作用，起了极坏的作用。”®张体学再次说：“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毛主席从六月初到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汉，在武汉蹲了一个多月的点。”④1966 ①参见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 ②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6页。 ③参见1966年11月上旬《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④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112 ==========第125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年10月17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接见湖大少数派时，听到学生反映张 体学的这句话后说：“胡闹！这简直是胡闹！”① 8月31日至9月2日，杨锐、姜一、张华等分别接见河南焦作矿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7校54名学生和1名教师，欢迎他们来支援湖北的文化大革命，听取他们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赵桂林、傅军胜等人的接见申清没有批准 9月2日，赵桂林、傅军 1=F% 十湖北省委就是好·塞医乙茶 (076762653535321212?95050) 胜等在省文革办公室（省委11 558i65i·35×5356i3s323 镊鼓 好热鬧，！鼓响来好热嗣。唱起 号楼)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 65|5·|1×|256561|332351120 欧儿劲头高嘱！阳起武儿劲头高今天咱不把别的唱， sossi ia503235163 050601(03 北省委大会，要求张体学接见 阳一唱湖北，省委好 唱一咽 湖北智 就是好 232351616165323561010) 并对话，要求省委停止迫害。 s6155163 |5·616i65|123C3」 1. 唱唱唱唱 湖北 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共数百 5.五 好好好好好 抓文东命化 人参加。张体学拒绝接见，学 56 5|06|163 高好好 項靠业阶毅生举行静坐，继而绝食。张体搖好 多依工 工我农当作农业头 政中跃群 欧级 小摄 就选众出 牛鬼，蛇 050 103523 学表示：“我支持左派，不支 20 毛主席语录一百 革命斗年的传家宝， 跑直跑不高不 收明新 器 持右派”，“我不能去（见他 醉就 i ii 们)”② X× 中团前扎思齐心共城农实想欢一甘革力实条苦命大 被转社社司 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 省委 t ××t+ 135135006563-163 武昌实验中学等学校的少数派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省省省省 参加了静坐、绝食行动。各校 湖北省委就是 2.3.4. ols06o1,(0323235i6ii65323561010)506ci,0 大专兵出动，围着静坐、绝食 美委委委委就就就就是是是好好好好 就是好 的学生呼喊反对的口号，套用 式汉医学院三年极裙印 歌曲《人民公社好》的曲调， 毛泽东思趣缸卫兵总部酸印 1996.11.13. 〔按) 扭着秧歌唱“湖北省委好”：“一 南下的革命串速，与武汉地区部分革命师生，正当革命热儕高漲的时候，湖北省委发表了 自称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偉大缸旗的宣言，不少群众也随之贼出了“誓死保卫潮北省委”、 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 “竖决拥护草命的湖北省委”口号极为响亮，宾可丽“观点鲜明”以至使斗年矛头“对准”南下“一小损”，“捉拿政治抗手×××”、“打倒一小投”口号传单戮人所聞，宾是累見不鲜，就在这片热周的气氛中，这首动听的赞歌羹生了，度响之大，流行之广，十分惊人現 想红旗举得高”，一共五唱， 在印，睛问志們三思。 每一唱结尾都是：“就是好， 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测总部编印《看湖北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1月15日) 就是好，湖北省委就是好！” ①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②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 113 ==========第12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这一首《湖北省委好》当时全 最强烈的联合抗議 省传唱，还被大专兵唱到北 全国广人工农兵、紅卫兵、革命师生具工同志們： 京。省委派人往绝食现场送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我們武汉地区六所高等院校中的少数人，伙同北大等三十多所院校中的少数人，在个别坏人的焗动下，跑到中共湖 面包、汽水和饭菜，绝食学生 北省委无取鬧，他們搞什么“静坐示威”，“絕食斗争”。井涌上街头，游行集会，大肆誣蔑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并喊出了“打倒湖北 没人进食，大专兵则又吃又 省委”等1号。事后，又頗倒黑白，歪曲事实旗象，以四十余所大中院校的名义向武汉市工农兵、紅卫兵、革命师生发出《紧急呼吁》，企图 喝，装模作样气绝食学生。 混淆魂听，欺画广大革命翠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們六所院校文化革命委員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我們院校广大 9月4日省委仍然拒绝接 常会际出马T坦出是识竹：个比说 他們的这种行为，是我們院校广大革命师生員工所不能容忍的。我 见。少数派离开11号楼，游 們六所高等院校中的几十人，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根本没有权利，没有理由，没有資格代表我們几千人乃至上万人粗成的院校。他們这样盗用我們 行到武昌火车站，乘火车上京 院校名义，是对我們院校广大革命师生員工的极大侮犀，我們壁决不答应。他們必須立即取消这个“紧急呼吁”，并公开检討。否則，后果自置。 反映情况。 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万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藏！ 9月4日，在武昌体育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浅！ 我們最敬爱的頜袖毛主席万藏！万虎！万万歲！ 场举行的欢迎外地来汉串连 武汉大学文化草命委员会 师生大会上，张体学又一次 华中农学院文化草命委员会华中师范学陕文化草命临时委具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化草命委圆会 说：“我省的文化革命运动， 武汉测箱学院文化草命委员会华中工学院文化草命代表大会主席团 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发 一九大大年九月五日 动和开展起来的”①。当晚， 1966年9月5日湖北日报报道4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的欢迎外地师生来汉串连大会 ①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14 ==========第127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代表 王树成同志九月四日晚广播讲話稿 省委，通过有线广播向全省 湖北省、武汉地区的工农兵、草命师生、草命干部、苹命知识分子和居民們： 发表讲话。他首先向全省表明，9月2一4日南下学生静 会前省委汽来迎接他 坐绝食，省委没有责任：他将南下同学请求张省长接见 反对，但是一定要按照《十六条办事，不要动手打人，不要围攻。热的金的的气生在欢 并对话的时间9月2日，说 소：六条》：“人民鞋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带的现。几种不 成是9月3日，接着说9月3日晚通知南下同学，9月4 小人“打倒湖北省委”让他去玻吧 日去武昌体育场参加“欢迎 具体分析的，会分情大是大非的。省委过去工作当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铁点蜡，我們热烈欢迎所有 外西收热的北解。省委安球活学适用毛主席著作，脑手主数大 在风大镇学会，实在命中 和接见大会”，意思是满足 学会苹给。我們安高举毛挥东趣想待大红族，把无产价损文化大苹合进行到民！ 让我例齐声高呼： 了南下同学的要求；又说知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1 认见地、金面地、物底地、不折不扣地贯衡执行十大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道南下同学结束静坐、绝食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湖北省委交化草命小祖办公室 去北京告状后，在欢迎和接 一九六六华九月四日 见大会结束后的下午两点多 钟，张体学等省委全体负责同志赶到他们那里去，但他们又拒绝接见。王树成说：“中共湖北省委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省委认为真革命说不假，假革命说不真。极少数喊‘打倒湖北省委’，让他们去喊吧！没有什么了不起，全省人民、全市人民眼睛是雪亮的。…省委要求全省、全市人民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怕大风大浪”。随后，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将讲话稿在全省张贴。讲话稿同时空运数万份到北京王任重处0。 10月21日，张体学在《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中谈到王树成讲话：“九月三日，一部分同学要求会见我，我没有及时接见，这已经是一个错误。第二天王树成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广播讲话，虽然口头上肯定了这些同学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但是没有做自我检查，实质上是说省委已经做到仁至义尽，错误全在这些同学。” 9月5日，张体学去位于省委机关附近的水果湖中学，看望在9月2日至4日事件中辩论“辩得很好”的红卫兵。张体学说，你们在这场辩论中很不错，你们辩赢了，我来了。你们辩不赢，我是不来的。你们中间有 ①参见《张体学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载1967年2月16日长江日报。 115 ==========第12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很多干部子弟吧？那些北京南下的大学生呀，最怕你们这些小萝卜头。一些南下串连同学闹事，要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那是打不倒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南下学生说省委是黑帮，他们揪省委黑帮没揪到，倒揪出了一个红帮！此后，张体学出席群众集会，多次由水果湖中学红卫兵负责保卫。 9月8日，陶铸接见从武汉回京的赵桂林、傅军胜等九人，历时三个多小时。陶铸有三点指示：一、你们回去，要张省长接见你们，要张体学作检查，一次不行，两次嘛，只要有一点进步，我们就要欢迎；二、关于湖大的《紧急呼吁》书，由省委发出通知，宣布作废；三、针对9月4日王树成（广播）讲话，湖北日报要发社论，并要南下同学参与意见。 9月9日，湖大红卫兵师发出“第一号通令”：“来我校进行串连的学生中间的‘黑七类’的狗崽子们，在本月十日前滚蛋，不得有误，否则，后果自负；凡无介绍信的，一律回原校开介绍信来，逾期不走，则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予接待；凡外单位，外校来我校进行革命串连或看大字报，凭介绍信入内，否则一律不予接待。”①这个通令的作用有限。 10日赵桂林等回到武汉，11日在湖大召开大会传达陶铸的三点指示。9月8日晚，陶铸和他的秘书给张体学打电话。据张体学11月2日在其“检讨”中所言，“陶铸同志鼓励了我们，也批评了我们，指示我们有错误应当检讨。”12日，张体学等与赵桂林等21人座谈，张体学承认了赵桂林传达的陶铸三点指示，“但是又拿出了陶铸同志谈话中对我们有利的话”“同他们争执不下”。赵桂林等要求张体学按陶铸指示开大会作检讨，而在座谈会前，由张体学提出，“经省委讨论，决定不检讨”。张体学认为省委在文革中“是搞得比较好的，没有必要作检讨，如果要讲，就要全面的介绍情况，总结检查工作，而且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缺点错误”®。双方约定9月15日开大会，张体学说：“我在这个会上检查，应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但有个水平问题。” 当天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发出通知：9月15日上午在湖大召开“武汉地区和南下学生革命串连大会”，会后游行去洪山礼堂，参加张体学检查大会。 ①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3页。 ②参见张体学《关于我在陶铸同志指示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检讨》(1966年11月2日)。 116 ==========第129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13日，省委通知15日召开“武汉地区文化革命情况介绍会”。15日，赵桂林等人按原计划召开大会后，参加了省委召开的会议。赵桂林要求把“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大会”改为“湖北省委检查大会”。会上，省委机要秘书万茂林宣读了另一个“陶铸同志三点指示”：一、我对湖北是比较了解的，湖北省委跟主席思想是跟得紧的，提出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的口号是不对的：二、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从总的看来是搞得好的，但是对当前运动在领导上是否估计过高？是否有自满情绪？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你们可以谈出你们的看法和意见；三、对待外地来武汉地区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应当欢迎，不欢迎是不对的。 省委这一举动激起赵桂林等人的强烈抗议。水院六四级学生周宏（周小舟之子)上台发言说：“要说我们保湖北省委的话，我们就是要保革命的湖北省委！我们就是要做党的好儿女，做张体学的好儿女！”水院六五级学生王真荣也发言说“要做张省长的好儿女”。周宏发言后把自己的红卫兵袖章献给张体学，说“我向大家宣布张体学同志是毛主席当然的红卫兵”，抱着张体学哭起来。张体学拉着周宏的手，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家史和革命经历之后说：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湖北省委和全省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赵桂林，控诉赵桂林公然篡改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在上次(9月12日)会议上，我根本没有答应做检查，你们单方面就发出了通知，我听到后没办法，所以就发出了通知（指开会邀请书）。我们不能承认开检查大会，因为我们的主流是好的，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①。 张体学讲家史是王任重建议的。此前王任重致信武大文革主任崔建瑞并让他转交张体学，信中说“建议张体学用家史教育那些不明真相的人”②。 会后，周宏的讲话录音到处播放，周宏本人到处作报告，赞颂湖北省委和张省长，控诉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9月22日周宏在华工作报告后，院主席团要求全院讨论周宏的报告；25日院广播台播送周宏报告的录音，主席团再次布置全院讨论。9月17日，张体学在水院大会上说“我是来感谢周宏的”，“九·一五会议是关键，周宏的讲话是革命的讲话”，并送 ①关于九一五大会的情况，参见与会革命师生（六校周宏等17人）《赵桂林原形毕露从九·一五湖北省委召开来汉串联师生代表会上看赵桂林等极少数坏蛋的反革命嘴脸》(1966年9月18日)，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28页。 ②《王任重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载1967年1月30日湖北日报。 117 ==========第13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苹果、点心给周宏等人。同日，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华师“左派”称赞周宏是“好孩子”，“我们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周宏等人被水院少数派称为“张省长的好儿女”。 九一五大会后，全市“揪南下一小撮”出现一波新高潮并波及全省城乡。省委10月21日的检查讲到当时的情况：“有的同学一上街散发传单和宣传，就被包围辩论；出现了许多抓所谓‘一小撮’的大字报和传单：北京南下串联中心联络站的宣传车一出去，就被贴上‘造谣车’的大字报；有的家庭在武汉的外来同学，他们的亲属都为他们提心吊胆，怕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十五日以后，给赵桂林等同学戴上‘反革命’、“政治扒手’、‘大右派’等帽子的大字报和传单大量增加。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误言行所造成的恶果，责任完全在省委。” 第三节王任重与“揪南下一小撮” 1966年10月18日，王任重在北京写出《我的检讨》说：“对十六条公布以前那一段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没有及时彻底批判和纠正，这是十六条公布以后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省委在十六条公布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也仍然有责任。”王任重的意思是，“省委在十六条公布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没有直接责任。事实不是这样。仅在“揪南下一小撮”期间，王任重一直在指导湖北省委的行动。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揭发：“省委‘抓南下一小撮’期间，王任重给省委写信说：湖北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①8月29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张体学说：“我刚才给任重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决心讲了一下，…任重讲‘你们很主动，我知道。’…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张体学还讲到，王任重要省委“把（南下学生的）名字搞清楚”。9月6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任重讲，湖大发的《呼吁书》效果好影响大”。9月22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任重同志说一百万人辩论好得很，（九月十五日)大礼堂开的会好得很，没有大礼堂的会议，广大左派不能坚强起来，中间派不能过来，这次会是大成功，是大分化、大瓦解的会议。”“我 ①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一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4页。 118 ==========第131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们的运动情况，在最紧张的时候，任重一天打四次电话。（九月）十五号的会，我们把情况告诉任重，他很高兴，他流泪了。”①张体学1968年1月18日在他的“书面检查”中揭发：“王任重令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 王任重为帮助省委“秋南下一小撮”，还亲自出马做了一件影响很大的具体事。 9月6日，武汉街头到处张贴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的《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公开信》说：“我们严正警告那一小撮混进南下串联队伍中的混蛋、王八蛋们，你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把屁放了，想跑了，别他妈的妄想！你们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来捣乱，在武汉站不住脚，又想跑到北京去拉人来，这更是痴心妄想！”“通过在武汉这几天的调查研究，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湖北省委领导强得很，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尤其是武汉大学非常非常的好！因此，我们向敬爱的党中央、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建议：在全国树起湖北省武汉大学这面红旗，让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公开信》印刷50万份，除张贴外，随人民日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投递给订户。 宋要武1967年1月4日写出《揭发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某些人的罪恶勾当》。宋要武说：她们的武汉之行是王任重要求的，王任重对她说，北京的“右派学生跑到武汉捣乱”，“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也是搞得很不错的”，要她“带上同学到武汉去，任务是辟谣”。（王任重同时让秘书打电话给湖北省委说：“让肖慧纳找她们谈一谈，把她们的住宿安排好。宋要武的讲话可以录音，也可以在报上发消息。”®)宋要武等下火车后就受到王任重的女儿和省委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安排去武大参观，张体学、许道琦接见，与王任重夫人肖慧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进行了交谈，肖说“现在的形势就像57年反右时”，“就像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 ①以上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均见1966年“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记录（摘要）”，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参见毛泽东思想湖北省委机关险峰战斗兵团《王任重在北京是怎样指挥湖北省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119 ==========第13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之 现在北南下的网学中有一都分人要打例北省， 这株的人是良有不欢文子的。·毛主度艾联3我们，“发墨性， 收广大的工女只中去，到常分的厚生西工中去敏数麦件克巴 湖北省委是瓜帮，张体学同忠糊北省委二书记、长） 是对不清总体和下信各方的特直不大n,委认？人素物笔西闭 男安饮是制决列思： 是反茶命分予、作正出义分子。这些反功的观点我们紧决及功 地研究平店性应的贤，仪仅站在尽甲试已城红 我：题严证哥为蜀一小婚风进州下布逢就伍中的队要、王八 在这些刺学中，有一小处反茶命、福所、玉八蓝，位们在式 款如珍下去好湾千特（若复对雅 汉火学干尽了环本，然公开地我们吸致爱的领镇和 ,处工作，甲 形，向必面非合上义功功子红非皮。伯1以热打4。雄食 柱和设。义出高城子信展制传红算的射生若两。在 文.四◆之问人新？生.我职铝盟以食5：联品。·介好帅况， 又是示蚊销，介用刷造中四的何牙刊事件。对于这种反茶命全 点定的常☆左理的生.你们不长等巧：争武大琴委会门系 一公然智我：®上快：一维，说什么"段1释对要中 图，我们是 三度 命师生故在，他们间训曾晴。不列武汉培区文化茶命的耳大成绕。-心想包办这里的文化火茶命。在他们刷的心川中， 防命，推的事一小好低的利心：航一小姐双菱六齿文中免，在克 题安衣折系文肥人郭径在红1的因时，世丝：制里围涤的透 武议法州一川，人代吓众觉桥大低，只知语什省委，都悬”保章 元主容，你们现为悠四炉2， 以，日城是襄心歌想，可宽不自盈，段I是从玩新的，可授5们 “数造反”是“当之 这整地文学的， 尺务的好干饰反下大。 这些学打一个火特点，一下水就吐喇吐喇地乱没议纶， 的变火航合其唯，过以。公1电设皇。形整核：你视社的 明黑了农，， 也批仔，那也指赏，的政基“款处大臣”落天飞！格们东买西望， 是液，又体护的是涂：塘磁张们敢了这么影环事，适不店心吗： 通让在此以这几买的消安研光。下牙万研总打一，期数 进听途说，君到一成农而现伞此发号燃个说指作，换木不去作深 影一小坏香是在1用你门 若云日？生厚叹，部北容的文化大体命阳易护神.七共是文化 不进不网的套见，有二位，下火 爱1袋牌依们 也裤不清。就这乱安议论，出不太可突、 下声5月学0营备万w 屯主席我导我们，“只有些主双、片地和地后问 们已共反茶令丹子当格楚了： 放更不胜的毛择点里s万少！ 超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环坡的情记，不事的全体（事 毛环东思她是一切工作的盘湾指示，毛主膏程示8凸，拉背 作大、光朵。派得的布四共产见万： 情的历史和全 词查开完管液有没对收：下半P始的网去红，效下你！的是架 我们意处最最款受奶编神汇上方习罗：万：万方声1 北京师大女附中虹卫兵成士宋要载、华小康、期都掉、宋塘、酒小红 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之二) “北省武汉大学的运动每沿冷清，这里 。这翼他妈的地地道道的正 *소：： 级文化大革 论。我们要大出说湖北省武汉火学的运动好得很： 地成长起来了。现在它正沿若毛主席指示的“学生以学为主，象 省委是、器我，还能这样及护党的生命、敢于持觉的政 武大是湖北省委树海的一而装惧，通过武大是能石清湖北常 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无产阶 山影还放火地无在阶级阶规教在成？泛动妈得儿5张男到列 变的，几年来在有爱以王任问志为首的大力支持下，在试大数学 级、共产尘义的鞭疗道路迅跑： 不能看发而是否很热闲，是否道夜不睡觉，如级这税的桥，蜚题 承律工华试於的问运上， 窝和 重我们不禁同，那些口口声声高打倒湖北省委、打 烈烈的标谁也米兔定得太低了！【我们认为，形式上的裤烈 老行 1:02 如 而以达、宋的天、何化 三家村”及帮作坚决的斗印：现在那些政治扒于公松狂安的群 们密想延过换持武大女学系西款论党支部和数华采华工华谈试验 吸武大数学系中工牛误试验班是假红族，斗本达测帮是斗死老 了这样的然确，形式上的源烈盟才是过得硬的，响嘧嘴的 班，把式大茶命左浪一网打尽，在武大实现资本主义金而红蹄。 。这完金是放！你门这的理，北火在四年趾动 否明就是华而不实。如果把你们所认为的如此的“冷清清”也 但是，在毛泽东包加2年下的西数论兄支和工华验 当作攻击省委的一条理由，那是根水站不作脚的 班是整不诗、打不 f.e 正地攻击毛择东思的化大利！安想为三家村”都红能 高、最格如其分的译价。 这对“三家村”帮和修正主义有路线是一个 案1这是秘一个n正的苹命者绝彩不能容忍的： 我们还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武汉大学是湖北省的一面族 致合的打武：们不心失殿，在六五年二月 六月，对武 武大批州斗像”三家村”验是值得企用各地学习 积，因此，通过武大是可以肯定省委的大方向是正骑的。我们说 大革命左运进行了残的斗年，无的打击，制凌 武大斗帮的过就 间的反落命治害事件。他们滨田把武大左派为党团”令的L 体现。他们 不是苹命，绝不批住，并且卑地企因 然 阴蹈而，而绝不允许抓住阴听而大肆地污茂和否定我们命的领 新的有力受步下，紧决质仕了逆流，初底粉碎 的无限热丞。这样低光分地暴除了华鬼蛇肿的狂恶而目，其正把 导、革命的网忠，否定我们的主波。如果这样做，就是站到敌人 三案特“荐的任进次。在阶级斗作的风浪中，段炼了自 热帮彻底斗斗倒斗臭，又能及到自己的贝瑰，提高觉，受 的立场上去了。 己，安屋了自己，扩大了阵地，假陈出一批以批建瑞、李因不等网 司深刻、体的阶骨。问 上和可 实风装 己的不 北京师大 口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懈摔、朱培、潘小虹 九六六年九刀六日 (請张贴、請宣传) 《安徽日报》印刷厂全体工人翻印 一九六六年九刀十二日 受肖的影响她们写了这封《公开信》，交给武大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和李达黑帮英勇顽强地斗争了六年”的陆舒端去印刷。印好后宋要武等发现 120 ==========第133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文章竟被篡改了”，“总之，写南下同学的程度加深了，煽动性更大了。文章的调子更高了。”但陆说“只不过是帮你们顺了顺句子”。宋要武强调：“这篇公开信不能代表我们真正的观点，而是典型的肖慧纳、陆舒端的观点”。此后，宋要武等又写了《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 三)》，内容是炮轰省委。结果找肖慧纳印刷无果，找陆舒端也被推辞后，准备自己油印。这时肖通知说宋要武的父亲（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病重，她母亲来电话叫她回家。同时肖还告诉她：炮轰湖北省委的学生从北京回来后，竟然歪曲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就这样，宋要武放弃了印“之 三”的念头，匆忙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才知道母亲的电话是子虚乌有。后找王任重复命，说明了情况。王任重说，“之三”写不写都没什么。宋要武还是将“之三”作了修改，“口气就缓和多了”，寄给武汉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王三宝（王任重之子），“结果没有发表”。 宋要武的这个“揭发”，被“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共产主义红卫兵、共产主义战斗兵团”1967年1月9日翻印散发。 召见宋要武后，王任重又召见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和卜大华，说湖 鬼在何处一齣者的无 揭发王任重及湖北省季基艺大 曾2香，三5月之前，正书武试吧正一片大抓南下一月最的的帅平，北饰大心附中宋孕式3五位国七冯的《数北京，式汉率 的罪惠变 学的公所信…（位可府低示举了：艺的承花起到了多么 但我，这公君后究克我A阿需君伪，立中大有鬼王： 宋要 新为过去行子大翠纷两支毛主带的略城指司到下用毛牵本心成才无比的9以境发到1这宁跑正背兜不天以，北民天任童民哪小强保玉任承的饮杆保妻分于，王供更之元未人不死设的境灵高米多年动#新洁款式人物，心的为了达卧轴学女运动，托化大命的可张院泳，并类不情一切子分年心之黄分这嘉大女可享见，宗郑式四学生我近元月4白要的褶发玉妈市8网西 号克琴义的道理千宗万绮，月想 有任至拉3江为周相有的丑嘴脸 就是有理 め系如有子3不す、数なッ事今薬的的は多来来ない时あ궁敬把字 丛是①道建于是庶反九，就于 的成学把期得杂成相仪群”意宗型X响京样 妆判兵任玉极海北清秀把玉任美之元之为大本实 121 ==========第13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他们也去看看。卜大华回忆：在 九一五大会上，“骆小海刚讲到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张体学立刻站起来，特别激动，双手一边搂着小海，一边搂着我，说道：‘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湖北省的记者在旁边不断地照相。”卜大华等当晚离开武汉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讲到“省委几个同志对运动都很不理解，很被动，对群众主要是太害怕”，王任重说：“我们觉得张体学同志很不容易，刚才我们几个秘书同志都流眼泪了。我己经对张体学同志说了，你要挺住，要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卜大华等再次到武汉，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名义发表《访汉声明》：“真的混蛋是有的，在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中，一定要乘机捣乱，乘机作阶级报复的，同志们已有所发现，例如，涂仰豪这样的人。有那么一批混蛋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跑到外地捣乱。这些家伙滥竽充数，和真的革命者混在一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搅得人们眼花缭乱，看不清革命的主流。这是一个教训。我们一定要同他们划清界限，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革命左 派不容混蛋右派来冒充。”① 9月22日，王任重在北京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接见武汉多数派代表。王任重说：“听说有的南下师生在武汉‘闹了事’，而且有一个多月了”，“这是件好事…全市上百万人参加大辩论…通过辩论可以发现左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右派分子”。“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就不怕别人攻击。你们应该向夏菊花学习。别人说她是一个‘保皇派’，她就说：‘我就是一个保皇派，我是无产阶级的保皇派’”®。 第四节张体学承认“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 9月15日后的半个月里，抓“南下一小撮”的铅印传单急剧增加。在笔者收集到的这一类传单中，8月底到9月14日，署名本地和外地学生的传单共9份；9月15日到9月30日，有本地学生、干部、工人署名的传单24份、外地学生的传单12份，共36份，本地24份传单中，9份出 ①参见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网文，2011年）。 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新华工总部编《撕开王任重的画皮》(1066年12月1日)第18页。 122 ==========第135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自湖北大学。 1966年11月以前，社会上和各高校的印刷厂不可能印制少数派的宣传品，少数派也不能使用本单位的打字机、油印机。少数派只能用大字报和讲演开展宣传。省委曾经批准将湖大印刷厂交南下造反学生使用，钱运录后来说：“实际上是明交暗不交，他们的东西印的很少，阻力重重，我们的报纸、传单等仍然常翻印。”①湖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9月贴出大字报《二十二个为什么》，质问省委：“为什么这大个武汉市都没有一个地方给南下革命串联同学印发传单？”“为什么对那些污蔑南下革命串联的，污蔑北京地区文化革命队伍的毒草大翻印特翻印？”®叶传发介绍，“南下一小撮”少有的几份铅印传单，都是到长沙、郑州、北京等地印刷的。 “揪南下一小撮”时，张体学特别注重赞誉湖北省委和他本人的外地学生。宋要武、骆小海等人是王任重帮他拉来的，王丹凤是他自己发现的。 王丹凤是黑龙江机械中等技术学校学生，九一五大会后做了一次演讲，谴责赵桂林“破坏大会是反革命行为”，赞颂省委和张体学，引起张体学注意。王丹凤等给张体学送去贺信，祝贺他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时，张体学亲自接见，给她们赠送亲笔签名的省委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省委组织王丹凤等人去张体学四清蹲点的随县洪山镇“考察”后，9月27日，黑龙江机械中等技术学校王丹凤、王滨英，河南省劳动厅第八半工半读学校宋德政， 錢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員会十七个委員在羯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 大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 好事当坏事，大会前，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不看南下串连同学的主 我代表校文化带命委负会厚大源、章处国、李诗刚、新三秋、张 流，抓住一点，否定全面，组织与他们辩论。想通过这次会给南下串 顺斌、赵运修、林荣忠、童世昌、李甫远、张仁杰、熊汉文、王文 连同学当头一棒，赶他们出校。这次大会的召开，省委是知道的，他 英、夏仲十、刘丽丽、杨志平、李恋清等同忐联合发言，揭发批剁湖 们不但沒有制上，而且当我们邀请当时正在省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 北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火革命中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 代表出席大全时，省委负责同志立即答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省委 倒枝文单是怎样推行湖北省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不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呢？ 对于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我们技文单所犯 2.8月31日在我校举行的欢迎外地革命师生的大会上，省委几个 的严重错误，我们迟迟沒有觉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根本不 主要负资同志出席了大会。当会上有人发言赞扬省委和攻击南下同学 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湖北省委不能作检讨。悲至听到 时，省委立即表示支持，说他们“代表了亿万青年的心声”；当有的 对湖北省委的一点批评，也破到很不顺耳。我们老是跟在带命群众的 同学村大会提出批评时，省委负责同志就急急忙忙地反驳说“这是污 后面，埋怨他们把调子明高了。当革命群众思米运用大鸣大放大宇 ”,并退出会场。事后湖北日报在第三版报导了这个消息，对大会 报，掘发了湖北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严重错误时，我 出现的情况沒有作全面的报导。 们才勉强地说湖北省委有缺点，有错误，带有方向错误、路线错误。 3.9月2日以及后来共两大在工业厅召开的会议，是省委执行资 ①《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11月上旬)。 ②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1一22页。 123 ==========第13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上海交通大学顾锦章等11人，大连十二中学张裕新等5人，联名发表《告全国革命师生书》。这份传单由省委宣传部修改定稿，湖北日报印刷厂印刷10万份。王丹凤在汉一月余，张体学多次接见，每见都送语录；王丹凤等要求发给军装，张体学指定专人赶制；请吃饭时张体学亲自“奉菜”，同看电影，合影留念；王往来于住地武汉体育学院和省委机关，经常有小车接送；王回家借给路费，张体学一再嘱附一定来武汉过春节①。 保湖北省委的外地 心他的陶头蔗枯 警告这批坏蛋們 无产阶镜文化大革命的夹楼，在毛吧想的年大红指引 学生成立了“全国各地 下，飞韩地前进着，一小量精在历史車龄就就上的液津，心汞远不能 速日来从北京来了一批到式汉的串速队伍，其中大多数同志是好 阻按文化大菜命的历史率检的前进的。相反，培些渣滓将被暖废灰 的。松而就我們几天的所见所阳，我钙不得不注意到一小椒别有用心 怒，禾世不得翻每。 的家饮到政汉来制分，制造混乱，散布速言些酒，敏达其不可告人 来汉革命串连委员会”，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苯命幕众，及南北大华的革命师生 之目的。 黄工，决不会被你们这：坏蛋所款器，他們将会把毛课东思想拿大红 特别令人的是，有人竟狂地污“十六条有片面性”， 族举得更高。苹命的同枣們，提高攀惕，赶走这批泥蛋們。今天达里 其成员、宝鸡市长寿中 “是程霍”，这簡直是他妈的放狗尾。这批好蛋用，竖起你们的狗耳 有他州发吉的自由 听着，你俏吃人民的级，穿人民的衣，在北京果不下去了，来到武汉 南下的革◆同志们，要罐防损平，对泥遗苯命市速队伍的坏蛋， 干着反苹命勾当你来汉近行造破坏，苹命的众镜不了你， 盐于毫不留情的专或，决不允许薇人酸坏无产卧极文化大萃命。 学逯红军1967年1月撰 有柳一日就心你们的物命上西天。 学习十大条，称悉十大条，掌握十大条，运用十大条。律大的战无不艦的毛译东思想刀赏， 十六条是我們最殿爱的导厘，最像大的被地，最续大的貌手毛 席自主持制定的，十大条是再克列宁主义毛泽东郑的又一体大 我羽最最餐爱的领私毛主席万发：万万发！ 文说：这个委员会是张 爱展，它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它是保起文化大革命使康发展直到取得最后磁利的验大思想我帮，是具有历史意文的朝领性文 北京航空华院毛洋东主义红卫兵 体学与武大校文革负责 件。我的用己自的命布血操卫宅。你行这赖坏蛋们反对名，这是出于你 刘小清福小力赵开生 钢的反动本能。它遭到酸人的攻击反对，正致有力地就明电的无此正 阁柔大华文化革命符射委员会飘年 体大，所以我销坚护，坚决照办，等无卫之。十六条中的 人、厦门大学学生石沂 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致，根胆敢动一下十六秦的一机毫毛，批 东筹建的。这个委员会 干部子弟多，有杨小力，武汉市长刘惠农之女、北航学生刘小清，经常和他们一起写传单的北航学生赵立煌也是个高干子弟。张体学在接见我们时说“你们要什么给什么，我全力支持”，还“让记者照了十多张相，洗了几百张；设宴招待，请我们吃武昌鱼”。张体学给委员会安排一辆车，“随叫随到”；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和物资；指定一名省委干部专门负责他本人与委员会的联系。武大校文革派专人（何其敏）参加委员会的活动，“每次开委员会议她都参加，常常是何先分析形势，‘南下一小撮’如何如何，我会应如何对付，省委的意图等等。讲完后，大家发表意见，最后主任委员按何的发言来做个决议。”武大校文革负责这个委员会开大会时的会场布置，“经常替我们印传单”，“供给我们需要的各种东西，纸、笔、墨、油印机，十几辆自行车等”②。 9月上旬，在周恩来指示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组织“新疆”、“南下”、“中南”等兵团分赴各地串连。“中南兵团”（又称“前 ①参见武汉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三一战斗团《张体学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罪魁祸首》(1966年11月8日)。 ②逯红军《全国各地来汉革命串连委员会是张体学镇压革命运动的“御林军”》，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编《革命造反报》第二十期(1967年2月7日)。 124 ==========第137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进兵团中南大队”)380人，9月中旬到武汉，分成若干中队，由省委安排住进各高校。经过调查，他们一致认为湖北省委是好的，在武昌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自己的观点。会后，张体学紧握刘克府（北航学生、一司副总指挥、上将朱良才之子)、陈南竹（农垦部副部长陈漫远之女）的手说：“你们是周总理派来的红卫兵，你们才是真正的红卫兵。”9月20日，中南大队在华工举行宣传阶级路线大会，宣传“自来红万岁”，华工、武大等校少数派与之展开辩论。9月末，中南大队在与武汉少数派的对抗中自觉呆不下去，全队继续南下，经井冈山、株洲，到广州后解散①。 湖北省委在领导“揪南下一小撮”的过程中，确如张体学所说，“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 9月13日，在庆祝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大会上，张体学请陈再道从湖北军区调10名干部，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到几所大学了解南下学生的动向②。 钱运录揭发：在省委派出的“观察员指使下，财会系、计统系、法律系都出现了打入他们组织内部了解他们情况的现象”，“竟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对待各革命组织！”® 武测六一级学生龙扬芳打算脱离少数派，被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沈以宏，通过武测院文革主任李景田确定为“内线”。9月4日少数派学生进京“告状”后，龙被派往北京收集少数派在京活动情况。其任务是：“一、把武汉所有在北京告状人的名单搞回来。二、把他们上告中央的材料尽可能原文寄回，如果搞不到原文，也要把大概意思总结回来。三、尽可能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并及时把接见的谈话记录寄回武汉。 四、把住在人民大学的北京南下串联同学和武汉地区同学的联络组织形式，回汉后如何工作的计划搞回来。”武测院文革常委郑广飞向龙等交待了在京与“外线”联系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号，“外线”与院文革、省委的联系方式。郑广飞强调：工作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否则将给省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龙在京获得“十份向江青同志汇报的书面材料， ①参见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史末》（网文，2006年），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一10.8)》。 ②参见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八月造反队整理《揭发武汉军区党委“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载红八月造反报编辑部《红八月造反报》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③《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11月上旬)。 125 ==========第13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并收集了各校领队同志和骨干分子的名单”①。 武汉市的“揪南下一小撮”运动由宋侃夫亲自领导，攻击的突破口是涂仰豪。 涂仰豪是武汉籍的北京大学学生，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8月31日，涂仰豪和北大附中三位学生到武汉市人民中学串连，讲到省市委在工作组撤出后派驻三员是错误的，按十六条规定应该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红卫兵可以自己组织，红卫兵袖章自己去买、买不到可以自己做。他们还对被工作组打成牛鬼蛇神的青年教师表示支持。涂仰豪等人当即受到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围攻，被说成是“煽反革命的风，点反革命的火”。宋侃夫闻讯，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分团团长李春鑑负责写成《紧急呼吁书》：命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负责通知报社印刷厂连夜印刷20万份，9月3日晨随报纸一起送出。宋侃夫又派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去人民中学，辛甫召开该校文革委员会会议，部署反击。他组织人员调查涂仰豪等武汉籍学生的家庭历史（参加调查的有刘惠农之女刘小清），调查后对该校文革主任祝某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涂仰豪的家是资本家呢！”“今晚去抄涂仰豪的家。”辛甫亲自和该校三员写出文章《剥开涂仰豪的画皮》，让祝某以校文革名义发表。此后，校文革连续编印、散发了《一场反革命事件》《最坚决的回击》《真理驳倒了谬误》等十一份传单。同时辛甫动员武汉医学院等大中学校学生到人民中学与南下学生“辩论”。辛甫在多次会议上肯定人民中学的经验，并指派武汉晚报记者陈某予以报道，亲自修改后发表。 二十九中两位青年教师支持南下学生，辛甫依然采用调查其家庭历史、组织外校学生前去“辩论”等办法应对，致使两位老师被限制人身自由、遭打骂三个星期。武汉一中少数派同学贴出《轰！轰！轰！》《献给南下的战友们》《评王树成九月四日的广播讲话》等大字报，在汉口影响很大。宋侃夫得知其中一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亲自指使这个同学所在街道办事处给一中送去攻击该同学的大字报。 宋侃夫指示：凡南下学生去过的学校，都要设法搞清楚每一个人所在学校、姓名、观点、活动情况，所到之处与哪些人有联系，及时向省市委汇报；南下学生开会，各校三员通知学校文革委员会“不让学生参加”；对待南下同学要热情，但“观点必须批驳”，他们“放了毒的要及时消毒”： ①参见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等《捣毁特务窝，揪出特务头！一愤怒控诉湖北省委所干特务勾当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7日)。 126 ==========第139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组织大中学校联防，确定湖大、武大、武医、华师、华农、民族学院六大学专门协助各中学对付南下学生，分区包干；一有辩论会，中学马上打电话请大学来支援；街头贴有“炮轰省市委”的传单，立即组织学校、街道写东西覆盖；南下学生在街上宣传，立即弄到单位去辩论。宋侃夫下令组织市委附近中学的红卫兵集中住宿，任务是保卫市委，防止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冲击，随叫随到，经费由教育局从助学金中解决。 张体学9月15日“控诉”赵桂林后，宋侃夫要求全市动员，围攻南下学生。市委分别召开各校三员会议，宣布对三员“松绑”，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讲“省市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宋侃夫和邓垦、辛甫等走到台前，到处作报告①。 武汉一中文革委员会主任李克明回忆：当时市里派下来一个任务，要我们一中组织一个与赵桂林等人的辩论会。当时我担心我们中学生辩不过南下大学生。市里领导说，辩论由湖北大学的红卫兵来承担，你们只需要掌握好会场就行了。后来，我们按市里的要求，组织了这场大辩论。赵桂林发言时，我们在下面起哄。 九一五大会后，省委“自以为取得了‘胜利’，到处宣传”②，但认为在华工和武测，南下和本地两个“一小撮”活动依然猖狂。9月19日省委召开各高校运动情况汇报会。李衍授宣布各校派人到华工、武测“串联”：“搞革命串联要支持左派，孤立右派，帮助他们干革命，搞‘三同’（同吃、同睡、同参加运动)”，“每个学校至少去一百人”。 20日，武大、湖大等八所院校近千名学生带着行李进驻华工。湖大学生用汽车从本校运来写好的大字报贴满华工大字报栏，有大字报说“抓住赵桂林也是运动大方向”，同时找华工多数派同学谈话。华工少数派激烈反对，27日，当天成立的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举行游行，前往省委抗议省委组织武汉八大院校“左派”进驻华工压制少数派。奉命前去华工“串连”的学生七天后回到本校。 进驻武测“串连”的学生也遭到少数派的抵制。杨道远回忆： ①武汉市委“揪南下一小撮”的情况，参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2页；《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9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0月21日》。 127 ==========第14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省委觉得武测的“左派”力量不够强，…调动保守势力比较强的学校到我们学校串联，搞“三同”一同吃、同住、同参加运动。派到我院的主要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学生…。院文革接待他们，把他们分配安排到各学生宿舍。他们这一愚蠢行动，不仅遭到少数派的激烈反对，同时遭到多数中间群众的坚决抵制。同学们质问华师来的学生：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生活标准，一样的生活条件，你们到我们这里能体验什么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去同工农群众搞“三同”呢？你们在华师搞运动，我们在武测搞运动，你们对武测的运动知道多少？你们参加我们的运动有发言权吗？你们到我们学校来，不是“串联”而是“并联”，我们不欢迎…华师学生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华师学生搬进武测学生宿舍的行李，被武测学生扔了出去。被御用了的华师保守派，悻悻而去。他们本来是被派来围攻少数派的，不料武测的广大师生“围攻”了御用工具，结果是少数派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使更多人觉醒，少数派的队伍更迅速壮大了①。 外校左派进驻武测、华工两校效果不理想，24日和25日，省委在洪山宾馆分别召开两校左派会议。24日张体学对武测左派说：赵桂林在武汉比狗屎还臭，可是你们学院还贴欢迎赵桂林的大字报。南下的同学可能很多要到你们那里去，一场新的考验在等待着你们，省委相信你们一定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即使你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省委也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25日张体学对华工左派三百余人说：“赵桂林等人在别的院校已经没有市场了，但你们学校里还有市场，你们学校里贴出了欢迎赵桂林等来进行革命串联的标语，看来赵桂林会把工作重点移到你们院，你们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我们省委永远站在你们这边”。“走了赵桂林（赵25日离汉），注意郭桂林（指北大学生郭迎春）。”“黄仁传，有人要罢你的官，你知道吗？今后不准罢你的官，省委支持你们。”进驻华工的湖大、武大、华农等校学生表示：“要赖在华工不走”，“宁可不去北京，不去见毛主席，要在华工把运动搞好再走！”®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4页。 ②参见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武汉测绘学院）与会者钟为民、李治安《揭发九月二十四日晚红山宾馆会议实质》，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测绘学院总部编印《看湖北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1月)；华中工学院前卫战斗团汪定国《告密一记9·25洪山宾馆秘密会议》，华工东方红红卫兵战士黄杰转抄(1966年10月18日)。 128 ==========第141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在发动各界群众围攻 最高指示 野於人民的热器足雪要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号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品杂花活·扣果北同志金作人来好持，就 “南下一小撮”的同时，省 是使自己站在敬人的主号上去了 委组织一大批著名的劳动模 打击展体学就是打击我們賓下中农超2g 范、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到学 2的去 校作报告，赞扬“省委是高 张位华闲是二清离梁毛泽来咫想体大红， 是毛主麻的好學生 命特阳的还、张位学网志是省下中泉的贴心人 张同初来到， 城，主人好他说，听说有个省长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품·， “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张省长是毛主席 化的同 的好学生”。各工厂、机关 行了科华 文革委员会组织职工络绎不 水，败过。到大曲来开会的干，华同老首领大 绝地去省委“慰问”。 培称的人， 9月下旬省委一再宣称 [人소 “取得胜利”，对其直接指挥下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围攻和对省委的称颂，张体 起万陈平车国陈定生 4a22 学开始觉得过分了。9月30 武汉机械孕院红卫兵 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 说：“原则不让步，方法让步。”“多数派也有偏激情绪，绝对否定，绝对肯定，对省委不能讲有一点意见，一讲他就干，多数派横蛮不讲理”。张体学接着提出了对两派的不同政策对多数派“不能泼冷水，要坚决依靠，坚决支持，也要做耐心的工作”，对少数派“要保护，满腔热情做思想工作”。“本地少数派，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一高压，二造谣，三赖。他们赖还有人同情的”。但他认为南下造反学生和本地少数派这“两小撮”“是绝对的少数，多数派是绝对的多数”。张体学在这次会上还提出了中央都没有考虑的计划：“把党团生活抓起来，革命委员会把临时党委成立起来”(会后湖大校文革、各系文革成立了党组)。省委秘书长张华的发言把少数派称作“他们”，把多数派归于“我们”：“少数派感觉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有个人去贴大字报都贴不上。他们很顽强。左派的精神很好，寸步不让，跟踪追击，走哪里跟哪里，他们放毒，我们消毒。”省委常委、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发言体现了“方法让步”：“省委到学校活动，登报太多了，要注意一下。” 129 ==========第14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是“南下一小撮”带到武汉的，为武汉少数派所赞同。在省委抓“南下一小撮”期间，这个口号和“炮轰省委”一起成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大辩论的中心问题和两派的分界线。9月25日，湖北日报开始刊登文章批判“怀疑一切”，此前省委对这个口号一直没有表明态度。 杨道远回忆： 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叫“怀疑一切”，多数派和少数派为反对或赞成这个口号展开激烈辩论，反对造反派的人污蔑说，“怀疑一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当时我们航测系有一批本来就认识我的学生干部，想造反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特找来问我，“怀疑一切”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我明确告诉他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成立宣言、有组织章程，“怀疑一切”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但我们赞成这个口号，因为它是马克思的座右铭。接着我把毛主席的一段话告诉他们，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我们赞成怀疑一切的口号，是把它当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藐视权威、大胆造反的鼓动口号，就是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不要人云亦云。多数派硬说“怀疑一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怀疑一切”就是怀疑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真是黑云压顶，一片白色恐怖①。 第五节王任重、湖北省委作检讨 就在省委开会商量对少数派“寸步不让，跟踪追击”的第二天，10月1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由人民日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篇社论号召批判“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少数派的衷心拥护。 声势浩大的“揪南下一小撮”运动逐渐冷却，王任重、张体学和湖北省委开始检讨。 10月18日，王任重在北京写出《我的检讨》，湖北省委印成传单，全省张贴。 10月19日，省农办主任孟某在洪山礼堂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读省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5页。 130 ==========第143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委“关于陶铸同志指示问题的检查”（初稿），“检查”说：“陶铸同志接见九位代表后，陶铸和秘书给省委打了电话，省委张体学同志接了电话。陶铸同志指示我们，有错误应该检讨。…但是由于我们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认为没有必要作检讨，抵制了陶铸同志的指示，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相反地拿出陶铸同志讲话中对我们有利的话与他们顶牛。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极其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①。 21日，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检查”公布前已向各单位传达。 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10月20日编《情况简报》第77期，记述了各校多数派和“三员”对省委检查的反应。“初步检查”正式公布前省委已传达给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各校向文革委员会委员和多数派骨干作了传达，比较普遍的反应是“想不通，甚至有埋怨情绪”。邮电学院文革委员会认为：“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未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钢院革委会今天上午有十四人听了省委检查报告的精神，都不大发言，灰溜溜的，有的说，省委要少数派，也应该要多数派。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那么什么叫严重的错误呢？”“（省委文革小组）对内接待组今天来访人数猛增，共接待212批，1109人，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干部和工人，突出的反映了省委在对待保护少数问题上的意见。他们说：省委过去保护少数不够，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他们（指少数派）百依百顺，无原则迁就，把自己（指省委）说得不像个名堂。他们憋了一肚子气，无处说。他们很想展开辩论，又耽心省委受到责难…被说成是省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鑑汇报说：“在三员中念了体学同志的检讨后，有以下几种反映：一、矫枉过正；二、让步太狠： 三、策略性的，可以引蛇出洞；四、感到帽子大了，具体事实用不着戴这样大的帽子。不少人认为，这样下去，可能出现以下形势：少数人满意，多数人灰溜溜，冲散革委会，赶走工作人员，打倒省、市委，普遍作检讨，张体学呆不住，王任重再回来。” 这一期《情况简报》记述：一些学校的文革委员会转变了态度，“有些革委会准备做两件事：(1)明天开大会检查自己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例如写了批判赵桂林的大字报，放了周宏讲话录音，对少数派 ①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31 ==========第14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支持不够，对外出串联支持不够等等。(2)召开多数派各战斗组的骨干会，说明革委会对省委和本院前段运动的看法，要求大家跟上形势，批评省委和院文革在文化革命中犯的严重错误。”《情况简报》还记述：湖北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院文革安排好办公室和办公用品，派人参加成立会；多数派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也邀请少数派参加。 11月2日张体学作出《关于我在陶铸同志指示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检讨》。 多数派中的部分人坚持与两个“一小撮”斗争。 11月8日，一治设备处第一个少数派组织“一一·八战斗队”贴出支持南下学生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处四清办公室干部对帮助抄这张大字报的李开键说：“党是信任你的，你为什么跟反革命跑？”李开键是处文革领导小组记录员，当天下午处文革领导小组开会就不让他参加了①。 11月2日上午，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航红旗战斗队、西安军电临委会赴汉学生在省委文革接待站门前张贴批判资反路线的标语，被多数派学生包围殴打，喊着把南下学生捆起来，用墨笔给南下学生抹黑脸。 湖北省委这一次不支持多数派了，第二天作出《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对 十一月二日在红山路发生的围攻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和西安军电临委会来汉进行革命串连同学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错误的检讨》，说这个事件“是我们省委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因此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省委，不能责怪受省委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蒙蔽的群众”。“检讨”还说：“最近一段时期内，类似的事情还不断发生。例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进行批判湖北省委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活动时，也往往被围住辩论，甚至给他们的宣传车贴上‘造谣车’等大字报。这类事情的发生，都是省委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留下的恶果，是省委纠正这一错误很不得力的表现。”“省委希望曾经受到我们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革命群众，觉悟起来，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团结起来，猛烈向我们的错误开火。” “揪南下一小撮”事件对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影响，武昌实验中学 六六届高中生柳英发评价说：“被称作‘南下一小撮’的那些同学，就像当年长征的红军一样，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华中工 ①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56一257页。 132 ==========第145页========== 第四章“揪南下一小撮” 学院六三级学生贺光宇认为：“湖北省委揪‘南下一小撮’从反面教育了群众，使少数派联合起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10月26日武汉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一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11月10日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一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 133 ==========第14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196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中说：“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串连，对于武汉地区文革运动回到十六条指出的方向，对于少数派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武汉地区学生到北京串连，感受到北京的文革气氛，受到毛泽东接见，一些原来的多数派转变了观点，少数派则坚定了信心。大中学校少数派的很多战斗队是在从北京串连回来后成立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宣布大串连正式开始。这个通知下达后，武汉地区大批学生进京串连，是由省市委和各校文革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派基本排斥在外。少数派学生或个人或结伴，用各种办法自行上京。 同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发文件，正式宣布学生大串连的开始与结束。但实际上的学生串连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结束就更晚。 在9月5日中央关于开展大串连的通知发布前，8月16日，中央文 134 ==========第147页========== 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革小组召开“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说：“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一毛主席教育下的新的一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8月18日毛泽东第 一次接见红卫兵，其中就有外地学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举动，表明他们对于学生自发的串连是支持的，所以人民日报上述报道说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8月18日后，北京学生开始外出串连，各地学生随之大批赴京串连。 至少在1967年内，还存在着外地学生与北京学生的串连，大多是因为外地发生激烈的对抗性事件，造成部分群众极大不满后来北京，通过北京一些群众组织向中央反映，北京一些群众组织的学生也前往当地声援。 大串连中，曾经有过一段步行串连。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徒步到北京串连的消息，同时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说：“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林彪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也号召步行串连。武汉地区不少学生进行了步行串连，目的地除北京外，还有延安、韶山、井冈山、瑞金等“革命圣地”。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 把文革运动控制在自己的部署之内，是湖北省委自文革开始以来的一贯态度，对待大串连也是这样。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去北京参观，不支持并且反对学生特别是少数派自行串连。9月6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各大院校有组织有领导的到各学校、工厂、专、县去搞革命串联，派左派下去，这是先发制人。”8月27日韩宁夫在武汉工学院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出去串连去了，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大旅行了吗？”① ①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135 ==========第14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文革初期红卫兵步行串连（网络图片） 同年11月上旬，钱运录代表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7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说：“省委抵制革命串联，一次布置工作会议上，当谈到各个学校都有很大一批同学要外出串联时，李衍授同志讲：‘都走了，家里的革命谁搞呢？第一，对他们要说服，一直说服到他们不去。第二，他们要去，看一看他出去目的是什么。第三，如果一定要去，也不阻挡。’” 1966年10月21日，湖北省委《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中说：省委“对革命大串联采取了错误的态度”。1968年1月18日，张体学在他致中央的“书面检查”中说：王任重指示他“‘要把学生留在学校里搞斗批改’。这迎合了我怕‘乱’的思想，以此借题发挥， 136 ==========第149页========== 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制造种种借口，阻拦革命小将串连。 1966年10月之前的大串连，主要在学校师生中进行，目的地多为北京，有自行前往和官方组织两种方式。 工人串连一直不为中央明文允许。1966年11月武汉地区全市性的工人组织相继成立，工人赴京上访、告状，采取滞留火车站与当权者谈判的方式，然后集体登车去北京。也有少数人自费购票前往。很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当权派为“讨好群众”，违反中央规定，动用公款让干部、职工外出串连。 第一节少数派自发赴京串连 杨道远是当时武汉最早自发上北京的大学生之一。他回忆：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受到极大鼓舞。又传铁道部指示，串联学生不收火车票。此时，北京已经有学生到武汉来，长沙、湖南大学学生也有到武汉宣传“湖大事件”（湖南大学当权派镇压学生），串联已经开始。我们这些在学校受压制的同学遂产生了外出取经的思想。1966年8月下旬，学校当时还管着，不准外出串联，还要按照他们的部署搞。我和班上其他同学分头逃出学校来到武昌火车站。车站上已挤满了要乘车去北京的人群。 1966年8月25号晚，我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北京。…第二天一早，有人把我们带到一个中学，安排在一个空教室里住下，都给做了登记，发了卡（管吃、管住、乘车不要钱的卡）。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中学的还有我们学校另外五个同学，…我们十个人住在一起，是通铺，就是在地上铺上麦秆织的垫子，没席没被子，北京没有蚊子，天不冷就那么随便躺着胡乱睡，变天了冷了也没被子盖，航一同学带了一块大塑料布，我们十个人并排躺着，就把那个塑料布罩在上面。早晨起来接待站有早饭供应，稀饭馒头，每人一份。我们把中餐领了做干粮，一个馒头一块咸菜，各人带着去串联，到各处去走访，去看大字报，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在清华大学看到蒯大富的大字报指明要打倒的领导人都画在其中，反蒯的人认为蒯丑化领导人，是反革命。在地院（北京地质学院)我看到了王大宾他们 五十人签名的大字报，有人签名后又划掉的，也有是大字报贴出去后又加 137 ==========第15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上去的，人们的思想斗争，思想变化，文化革命的激烈斗争一看便知。我还去过北航，去过北师大，还到北京工业大学听过谭立夫的讲演。潭立夫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影响很大。听说有人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问江青，江青改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刚到北京时是带着从武汉来的问题去走访的，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询问一些政策性问题。去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给他们讲受压制的情况，接待站给我们讲了周总理一次接见革命群众的讲话，讲话中说：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鼓励我们自己闹革命。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定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文革接待站写了申请，接待站给我们发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从此我们十个人就戴着这袖章活动。… 8月31日，这是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接待站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这些朝思暮想要见毛主席的人们，见到了毛主席，个个热泪盈眶，跳着喊着，嗓子喊哑了，手都拍麻了，只觉得是无限幸福，别的什么都忘了。接见完毕，人们都离开了广场，我们不愿离去，到金水桥上走动，在广场上转悠，极度的兴奋难以平静… 1966年9月初，得到武汉测绘学院要组织大批学生进京的消息。我记起了列宁的教导：革命首先从统治薄弱的地方发生。于是决定带着我们转抄的大字报和收集到的中央首长讲话，满怀信心地立马回汉，决心大张旗鼓地千一场。 1966年9月上旬我们回到了武汉，学校里成建制的队伍都走了，每个班都有少数同学在活动（这些同学都是被当时的院文革排斥、“没资格”去北京的人)，贴大字报，发表对文革对形势的看法。我和我那九个同伴，除了贴大字报外，主要精力就在于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仪制系五位同学(他们也是“八·三一”见到毛主席后刚从北京回汉的)发表声明，退出“官办红卫兵”，还把红卫兵袖章挂在大字报栏上，声明写着：我们要做毛主席的红卫兵，不做“官办”红卫兵。…我认为他们声明的观，点与我们对运动的看法相同，我们就找他们串联，…大家都有联合成立组织的愿望，一拍即合。晚上我们全体（十个人)同他们全体（五个人）见面，交换意见，实际上就成了联合的第一次会议，统一认识，决定要尽快建立 138 ==========第151页========== 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组织，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我们航测的十个人和他们仪器制造系的五个人很快在工程测量系（简称工测系）、制图系、中专部等联系到了相同观点的同学何汉胜、张厚根、张旭、熊志伟、晏胜利、王爱武、张武轩、罗秀英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小组织，如八三一红卫战斗小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据说毛主席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说还是叫思想好。据此，大家统一认识，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于1966年9月13号正式成立组织。为什么定在9月13号呢？因为1958年9月13号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有纪念意义。当时武测大队人马已经进京，留守的负责人是院文革副主任，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话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我们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须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 1966年9月13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正式成立了①！ 彭明诚是湖北大学学生，他和班上十多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串联。他说：“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权威，再加上别的班已有人行动在先，我们也就没有请示，在8月26号成为我班大串联的先行者。”彭明诚一行也同杨道远他们一样，在北京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看大字报， 二是见毛主席。目的达到，9月2日就“满怀急欲把北京的收获带回去的激情”返回学校。当时湖大校文革正在大张旗鼓地“揪南下一小撮”，彭明诚回忆说：“但串联回来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原本胆子就大些，思想活跃些，而且在北京接受新观念后，对运动发展动向要更清楚一些。”经济系和财会系的六十多个同学串连起来，成立了少数派组织“八三一革命队”②。 湖大学生杨闯回忆：“1966年8月下旬，学校的少数派不满伪文革的领导，冲破阻力，到北京串联，看到北京的文革形势，并且在8月31号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备受鼓舞。于是回学校，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公开与伪文革对着干。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就是这时候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4一32页。 ②参见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五、赴京串联归来首批加入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 139 ==========第15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成立的。”① 武大学生吴恒春和另一同学自行去北京串连，亲耳听到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向杨道远传达的周恩来那次讲话，他是9月18日在清华大学的群众大会上听到的。吴恒春回忆：“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周恩来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经常有学生组织请我去参加会议，凡是那些印有精美的请柬的组织请我，我是不去的。因为那肯定是官办的组织，越是用草纸手写的我越是要去，因为那是自发起来闹革命的。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再明白不过的表达了中央领导不同意官办的红卫兵组织。从这一点说，我反对选举产生红卫兵是没有错误的了。” 在北京，吴恒春到过高教部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站等。他的感觉是：“这各个接待站所做的工作明显地就是叫学生去闯去闹，颇有几分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不怕学生闹事，只怕学生胆小不敢干。去过这几个接待站后，我的想法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变，不再那么害怕当反革命了。好像按照当时的形势也当不了反革命，这一次与反右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的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吴恒春回到武大，“学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汉大学的‘少数派’己经发展到了几十个人而且有了筹备组织的打算。我回到学校后，因与樊雪梅她们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早就有着联系，所以这次 一回来就很快与他们联上了线。这是由武汉大学各系的被排除在外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大家因为有了几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勇气，也就不把武汉大学党委的态度当成一回事，而是一条心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②华中工学院六四级学生郭保安和两个同学自行去北京“取真经”。8月31日他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多么的幸福啊！这次又是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前进方向不太清淅的时候看到了毛主席，使我霍然开朗。那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要说到做到，今后的革命路上一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准则，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我们立 ①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9页。 ②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140 ==========第153页========== 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即返回武汉。”0 华中工学院六四级学生张建华独自一人自行去北京串连。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8月29日到9月6日，我在北京9天。通过这9天的所见所闻及分析思考，我对以下两个问题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它直接影响到了我回武汉后的行动。 1.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去北京前，我虽然对我们学校、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已有了一定的看法和判断，但当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并不知道中央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不知道也不敢想象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通过北京九天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虽然我还不能明确中央存在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我开始相信中央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或说分水岭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如何对待群众运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充分相信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同时引导群众自始至终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另一条错误路线（当时并未公开刘、邓是错误路线的代表)。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各地的执行者们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沿用历届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的方法，即自上而下，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他们违背五一六通知及十六条的明确指示一“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运动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和群众中“落后分子”。 在当时，凡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并“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保护群众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与此相反，凡不相信群众，压制甚至镇压群众，极力维护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的即是错误路线。我认为当时确实存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两者已经泾渭分明。 2.关于“大民主”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我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制度、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在由此形成的文 ①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141 ==========第15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化氛围中，人们只知道“皇上”和“上级领导”，“不能犯上”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十六条要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因为在大家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的时候，必须进行民主的启蒙。正由于“民主”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的事物，在实行中就难免要犯错误，难免要走弯路，就像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去游泳一样，难免要被水呛。 十六条中强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是实行大民主的保证。没有这一条，当时的“大民主”就是一句空话。 …工作组基本上就是站在旧的体制一边，极力压制群众，把起来向党委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工作组受到群众的批判是应该的。从北京回到学校后，我首先在我们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半月后，我们又和本院其他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成立完全改变了我院文革两派力量对比的态势，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这些原来的少数派很快变成了多数派，而原来的多数派一华工红卫兵师则成了少数派①。 第二节有组织的高校师生集体赴京 1966年9月8日武汉晚报报道：“武汉地区红卫兵赴京代表回到战斗岗位，传达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首都革命经验”，10月15日湖北日报报道：“武汉革命师生由京返汉受到热烈欢迎”，所报道的都是省市委组织的武汉地区师生集体赴京串连。实际上此前学生自发的赴京串连已经开始。 按照中央9月5日通知精神，大专院校师生都可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师生赴京，由省委统一安排，各校文革委员会负责组织。各校文革在出发前一再强调组织纪律性，到北京后学生就失控了。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18一121页。 142 ==========第155页========== 第五章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时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张建成回忆： 1966年9月，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接到省委通知，着手从组织上、思想上、物质上做准备工作，决定以班、系、行政各处为单位成建制到北京。除少数审查不合格者（如认为右派学生、有反动思想的人、当权派等）外，基本上都可以去… 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强调组织纪律性，到北京后，要以集体活动为主，特别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一定要集体去、集体回，到北京也是集体去、集体回。 …同学们到北京，受到了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影响，与湖北、水院比对，感到湖北省委、水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文化革命委员会则是省委执行资反路线的产物。有些学生在北京时就成立了战斗队，表示回汉后要积极战斗。 这次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乃至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人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湖北省委、水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了王任重①。 赴京前，丁家显与水院文革委员会反复交涉，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和八·三一战斗总队是跨班级、跨年级、跨系的组织，在北京要独立行动，获得同意。10月6日，水院少数派参加了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他们感受到“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运动的形势与北京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横扫”队的几个负责人当即决定设立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京联络站®。 9月底，华中农学院师生集体进京前，院文革要求跨系跨班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回到各自班级参加活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坚持不同意，院文革后来同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院直属单位名义”去北京串连③。 9月29日，武大师生集体去北京。少数派由吴恒春带队，在北京单独活动，也不与学校师生住一起。30日，吴恒春的同班同学、武大九一二红卫兵师政委王焕耻“来做说客”，要“这些少数派同学回归大队伍，他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17一118页。 ②参见《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8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 ③参见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简史(1966年12月)。 143 ==========第15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们可以不咎既往”，被少数派拒绝①。 文革运动由张体学亲自领导的湖北大学，忙于在第一线“揪南下一小撮”，迟至10月12日才全校出发到北京参观，张体学和漆林先期乘飞机赴京安排。14日，北师大举行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在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鼓动下，部分多数派师生不顾校文革多方阻拦，前往参加大会，在全校师生里引起震动。在京期间，又一个少数派组织井冈山兵团酝酿成立，湖大师生住地总后北京后勤学院出现了“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踢开校文革”的巨幅标语②。 15日，在少数派强烈要求下，湖大校文革在后勤学院召开“向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漆林讲话赞扬省委和张体学。六二O事件中被 打成“反革命”的教师钟荣尧咬破食指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要求上台控诉工作组对他的迫害，并说如果不让发言请让他展示这五个字，被校文革坚决拒绝。校文革副主任钱运录请政治系教师彭勋去劝阻钟荣尧。彭勋事前知道钟荣尧有此举动并表示支持，于是问为什么不让钟荣尧发言，钱说他一发言会就开不下去了，彭说安排他最后发言就两全其美了，钱说这样很好，他去安排。后来未安排钟老师发言钱运录即宣布散会，六四级学生谢邦柱和六三级学生罗思凡上台抢过麦克风，谢说“钟老师发言理所当然”。彭勋跳上台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坚决站在革命小将 一边。要革命的留下来，听我讲一讲伪文革出尔反尔的真相。三百多人留下了，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告校文革的状。在政协礼堂等待了两天，17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了湖大师生和其他外地少数派，其间一百多人离开，青年教师拿钱给学生买饭。在北京期间，湖大少数派人数翻了一番，达到全校师生的百分之四十。11月上旬，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新湖大红色造反委员会”，谢邦柱任一号头头③。 ①参见吴恒春《武汉文化革命中的三个谜团》“一、我经历的文化革命”，（网文，2009年）。 ②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7页。 ③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彭勋、谢邦柱的记录。 144 ==========第157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少数派大举反击，省委开始检讨 10月1日发表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动了对不整走资派整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很多造反派成员至今对这篇社论念念不忘。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 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武汉锅炉厂职工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些厂内的少数派，捧读这篇社论，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是与红铁军大打笔墨官司。现在，我们直接主动地同厂党委、工作队短兵相接，找上门去，道长论短。”① 10月3日毛泽东批评张体学“政治上落后了”②。10月4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张体学坚持认为“整个讲湖北省委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是大前提”。“我们该检讨的检讨，把左派找来研究，向少数派检讨一万次也满足不了的。”杨锐说：“一、大方向是对的。过去在那种情况下开检讨大会确实不行，他跟着追就是检讨了，不见得有好结果，最大的问题脱离了广大的左派。二、对少数派的问题，没有强大的左派，少数派的工作很难做，那就更乱。对少数派也不是压服，确实是一个一个的在打通思想。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25页。 ②参见《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同年1月30日批示“同意张体学同志这一书面检查”。 145 ==========第15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三、…对赵桂林那样的弄法认为不行，指着鼻子骂，骂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讲话，并没有曲解，没有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姜一说：“方向性不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没有搞学生，没有斗争学生，不能马虎的检讨…。对少数派的工作没有做，只是让他去闹，他闹够了就算了，做他们的工作很费心。”宋侃夫说：“总的方向没搞错，…如果对这一点没有信心或动摇，那不行，要站住脚。” 省委这一态度，影响了各级党组织，他们迟迟不承认在前一段运动中执行了资反路线，从而引起各单位两派群众的激烈争论。 批判资反路线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声势，在少数派的压力下，省市委开始检讨、承认错误。 10月14日，各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省委洪山礼堂集会，声援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工作队队长曹金祥回校做检查的行动。省委张华出席。这是少数派第一次在省委礼堂举行大会。15日，曹金祥回到湖大。 15日，姜一、李衍授前往华工送去省委关于“九二七事件”（指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游行到省委抗议八所院校“左派”进驻华工“串连”)的书面检讨。 16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武昌体育场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杨道远和南下造反大队负责人叶传发共同主持。省委杨锐、张华出席。赵桂林、傅军胜参加大会。傅军胜在会上介绍在北京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情况，接见时王任重说：如果说张体学同志是敢字当头的话，那就是敢于和你们作对。张华在会上宣布：赵桂林是革命同志，以前造谣中伤赵桂林的一切传单作废。关于陶铸与（赵桂林等）九位代表的谈话要点，待与赵、傅讨论后公布①。 18日晚，李衍授在省委13号楼对华工、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说：9月20日左右大兵团进驻华工、武测是省委布置的，这种做法不好，是不对的。为什么要派大兵团到你们那里去呢？就是想压一压你们嘛®！ 10月21日，湖北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①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②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46 ==========第159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下旬，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野战兵团与武汉大学少数派联合举行“揭发、批判湖北省委在文化革命中执行资反路线大会”。据丁家显日记记载，大会发言有如下内容：“1.湖北省委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级反动路线；2.检举揭发湖北省委当前搞的阴谋；3.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树立个人威信，搞小王国（张体学想搞土皇帝）；4.追根王任重的错误，提出问题：5.从对南下学生的态度看湖北省委的问题”。第一个发言者是武大哲学系六三级学生杨家志，他1966年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批评其《读书笔记》而遭受迫害。 10月下旬，湖北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刚刚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向省委要求列席旁听。杨道远回忆： 我们认为湖北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对湖北省委信不过，要到会监督省委贯彻中央指示，以便与三级干部接触、沟通，宣传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希望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各位领导，提高路线觉悟，从湖北省委打击学生、镇压群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然而，我们这一积极的合理的要求遭到湖北省委拒绝。无奈，于11月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派出代表强行进入会场，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分发给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人员。正在进行中的三级干部会议被迫中断。干部们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这阵势，一脸惊愕。会场内到处都成了“小组会”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与三级干部们热烈交谈。我们向三级干部会议发出邀请，要三级干部参加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同我们一道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司计划于11月4日召开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未能如期举行，其原因据杨道远说是“省委个别人指示多数派红卫兵阻挠、捣乱破坏”① 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学生少数派己经形成全市性的力量并在社会上活动，全市性的工人少数派组织在学生的帮助下也开始酝酿。 10月底，正在筹建中的工人总部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地点（洪山礼堂）、海报、会场布置、扩音设备、会议保卫等事务，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0一61页。 147 ==========第16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都由华工红反团聂年生、李定初等负责完成。千余人参会，武昌铸钢厂工人李承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武汉第二机床厂和中原机械厂各 一工人在会上发言，控诉“五十天”里遭受的迫害。这次大会后，市委工交政治部开始派人与工人总部筹备组联系①。 11月6日武汉市委作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1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公告》发布。“公告”说：“在八月下旬至九月的一段时间，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的意义很不理解，错误地采取抵制的态度，把个别敢于大胆批评省委的革命师生，看成是‘别有用心’的人。由于省委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们有一些错误言行，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作用。今年九月间，在武汉地区一些院校曾写了很多的大字报和印发了一些传单（有的流传范围较广），将北京来汉进行革命大串连的一些革命师生，说成是‘一小撮’、‘政治扒手’， 甚至给他们扣上了‘右派’、 中共湖北省委公告 ‘反革命’等帽子。这是 十分错误的。”“在这里， 北京和各地革命师生来武汉地区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敢于革命、敢于斗伞的精神，大大促进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这是一件大好 特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 事，我们应当热情欢迎，积极支持。可是，在入月下旬至九月的一段时间， 林、傅军胜，北京大学的 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的意义很不理解，错误地采取抵制的态度，把个别敢于大胆批评省委的苹命师生，看成是“别有用心”的人。由于省委犯了方向错 郭迎春、杨伟仪，北京师 误、路线错误，我们有一些错误言行，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 范大学的汪桂芝、刁锦煌、 生的作用。今年九月间，在武汉地区一些院校會写了很多的大字报和印发了 一些传单（有的流传范围较广），将北京来汉进行苹命大串连的一些苹命师 袁秀珍、郑宗国、方锦扬， 生，说成是“一小撮”、“政治扒手”，甚至给他们扣上了“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这是十分错误的。在此郑重宣布这些大字报应当子以作废。 北大附中的孙南朝、张容 这个错误，给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错误的责 娜、王代虹，和一切被打击、 任，完全不在写大字报和发传单的同学，而在省委。这是省委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在这里，特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傅军胜，北京大学的郭迎 被压抑的各地来汉进行革 春、杨伟仪，北京师范大学的狂桂芝、刁锦煌、袁秀珍、郑宗国、方锦扬，北大附中的孙南朝、张容娜、王代虹，和一切被打击、被压抑的各地来汉进 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诚 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诚恳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有的学校，如果整 恳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理过他们的材料，应当根据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经双方协商同意，当众销毁。前段送交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南下同学的材料，声明撒 有的学校，如果整理过他 销作废。 们的材料，应当根据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 湖北省委向“南下一小撮”赔礼道歉的公告 示精神，经双方协商同意，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9一160页。 148 ==========第161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众销毁。前段送交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南下同学的材料，声明撤销作废。” 11月11日，二司在武昌体育场召开向湖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一万多人参加。 工厂里批判资反路线一般比学校开展得晚。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所属工业安装公司是在徐正全等人参加工总赴京“告状”，12月初回来后才开始大规模批判资反路线。6日一早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公司大院。当天下班后公司文革筹委会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徐正全等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说既然是批判工作组大会，工作组成员“滚下台去”，在台下接受批判。他们要求由少数派来主持批判会，文革筹主任同意了。此后一连三天，少数派主持了批判会。“出娘胎以来”第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讲话的徐正全，第一天讲了两个小时，他回忆：“全场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同观点的人自然出于兴奋、赞同和鼓励，我观察绝大多数人鼓掌并不是因为我讲得精彩，更不是因为我讲到他们心里去了，更多的是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势的惊喜，不由自主地认同竟然有人敢于指斥连公司当权派都十分畏惧的工作队。解放十七年来当官的第一次亲身领略了百姓对他们的当面指责，不是不疼不痒的批评而是痛快淋漓的批判，就像我们听到省长张体学被南下学生整得痛哭流涕一样过瘾，尽管那还是我们间接所闻的感受。如是者我讲了三个晚上，大家饿着肚子，劳累一天后坐在枕木上非常热情地和我一起度过了三个晚上。”“不是徐正全能讲或讲了什么真理之类，而是我代他们宣泄出积压很久的情绪，反映了老百姓有话要说，他们不是群氓，他们是人，是希望自己能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的一群工人。…文革的锋芒所指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文革就是人民的节日，革命就是人民的 149 ==========第16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盛大节日。”① 10月下旬，武钢、一冶少数派开始在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青山联络站的宣传、组织下开始串连。11月19日少数派以“武钢工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的名义，在青山公园门前召开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两三百人参加。27日，少数派召开第二次批判大会，青山区文化馆礼堂坐满了工人。会前通知工作团团长陈克东下午3点前来回答问题，到6点未来。 一千多工人前往省委要求张体学接见，解决问题。晚11点仍见不到张体学，工人列队前往武昌车站，静坐绝食三天三夜后，一百多名代表得以乘车去北京“告状”②。陈祖坤写道：“1966年11月27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是武钢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有利益诉求、有组织、有理、有序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这是武钢自建厂以来，第一次由工人自己组织召开的大会，意义十分重大。”③ 12月4日，武钢工作团召开批判资反路线群众大会，武钢少数派冲上主席台，彭绍鹏抢过话筒说：“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上他们工作团的当，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保王任重，保张体学。他们在武钢完完全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向群众检查，我们能相信他们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彭绍鹏回忆：“这时，会场已经大乱，有的指责我们破坏会场秩序；有的攻击我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有的单位领导人起来把队伍带走；有些群众则鼓掌大声喊着为我们鼓气，说我们冲得好；大多数人是站起来围着看热闹…（工作团副团长）刘广泉 一时好像没了主意，在台上转了转才清醒过来，马上抢过话筒宣布散会。”④ 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省委关于文革部署的文件如王任重的“七三指示”都揭露出来。少数派提出两个口号：“打倒王任重”和“抢救张体学”（或“火烧张体学”)⑤。当时传说毛泽东很赞赏这两个口号，说武汉造反派斗争讲策略，有水平。这个传说极大地鼓舞了少数派。张体学不像王任重，张体学往往亲自上阵，与少数派正面冲突。他错了就检讨，不同于王任重 ①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7一4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 ②参见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3一46页。 ③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44、42页。 ④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7页。 ⑤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新湖北大学总部材料组的一份油印传单印于1967年1月3日，传单上有两句口号：“王任重有罪，罪该万死！张体学有罪，回头是岸！” 150 ==========第163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溪戛消 从猛赖是修的 平老平米平镇通家活湖志轮湖加指奏风溪溪 花粉形济布终将形松，我河铁《爆：复济无花孜人、家，~タイ，化イb一依 为记张旅位滋的入轩 1从个心保 传索怎 我1区9随同氨次餐德名4若1人到文仙的 群矢，（イ多民イ，然が、人馆一绝细2人（究 的肤》是炮表南孩以核绿，县发尼久东拟沙区 落表纳私暖秘移礼浦幻学布线有的人五涕系甜游行， 多6经国b的文父天小场刚 到份免，济泾通前委1了芳说风惜就隙奈，彩移实湖紧问酣·大)良李孩乘依刃的将为头色处， 粉堂 ·翻名州1李氛闻怒从0边城溪3装用英系，纹送秘们 意台强维随，」狼兵灰发好溪，独制系名，腾灯委子语像采携，令冲，认斧楼倍输版新解，风 器命文 及通两， ，柏随争套纯貌笔参心被幼术天会国纳 是州红痛凭卿境发獭孕姓这待短妥统送新阴诚城孩州色喷双，就为人些男将街说闲闭张人们猴数，香可意 套系.数或作5间袋1不%到，和城佩@g加8 大鳞数缄树服做滋个先税肌摘身修痛衣远天委务国形的 6们墙0， 流然大 、雅和 者传 3、然命门・须明彩y的，不发特术系价策议，湖合法，徐福瓣灯倒新松树 断预w特怡衣质绿装线 ，제 秀以战特译衫无元裤死从刻我爱院印济要新 的，德佛越树浓，A修，们漫货裹敲钠：的犯缩误县缎通 4花八从盖红汽/4方疗 爱，不清医泌们· 角系蟹班和不3湖附农徽产级洛城风是领 不棉，很不礼美依不深新。或通仪熊心猫、复的深入务微侧术素的位 数と有多物梨換心 钢鹅入米·接南刷树敏以，不秘夜花振，店砚号魏水勇3.不质 仫假养材配泳停考角，鳅膏 的检讨遮遮掩掩，所以直到他1973年去世，一直与造反派保持着能够对话、交流的关系。 第二节 “抢黑材料” 少数派批判资反路线，舆论上控诉各级党组织、工作组整群众、压制少数派，而最主要的行动就是“抢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少数派的说法，就是指文革开始后党组织、工作组收集整理的群众的“三反”言行；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的正式提法，是运动初期“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和“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后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也接受并使用“黑材料”这一说法。 《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关于处理材料问题的几点意见》，原件无发表日期，大约写于1966年11月6日。这个“意见”言及的“材料”（即少数派所谓“黑材料”)有：“原校党委和工作组所整理的同学的材料”、“群众”“相互检举揭发的材料”、“各（文革委员会）分会自行整理的思想动态和对各种会议的意见”、“各时期同学们（的）思想反映”、“大 151 ==========第16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字报底稿”、“本人所写的检讨认识”、“保卫科放有（的）‘六·二○’(事件)的照片”。 少数派为什么把“黑材料”看得很重，张建华解释道： 所谓“黑材料”，就是将你某一特定环境下的言行或道听途说来的事记录下来，经“上纲上线”地分析整理，给你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后放入你的档案。“黑材料”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档案跟随你的一辈子，它不但关系到你的升迁、调动、荣辱，而且关系到你的家庭、子女的前途命运。这些材料之所以冠上一个“黑”字，是因为它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档案是党的组织编制和管理的，也只有能代表“组织”的人才能看到你的档案，而你自己是永远看不到你自己的档案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有申辩的机会。因此，档案中的“黑材料”就像如来佛用来制服孙悟空的“紧箍咒”，你纵有天大的本事，“组织上”也可以把你压在“五指山”下，永远不得翻身。 工作组用以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迫害少数派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整黑材料”。从北京到全国，所有院校的工作组都一样。而“抢黑材料”也是造反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①。 按照当时中央的政策，这种材料应该由工作组和各级党组织“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是用不着群众去抢的。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中央批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说：“（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04一105页。 152 ==========第165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料，…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二）除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 各单位的党组织、工作组绝大多数不执行这两个文件。他们“隐瞒”“黑材料”一一不承认整过这样的材料；“转移”“黑材料”一一单位将这类材料放进档案室、机要室、武装部，省市委则将材料送到军区、市人武部、市公安局保存。这一招很奏效，此后历次整肃造反派，很多人的罪名是“抢夺档案”“抢夺公文”。 《新华工》报记载：1966年10月，陈再道以“保存机密文件为名”，“批准接收省委办公厅等五个单位的档案文件”，其中有“大批黑材料”。“湖北省机关党委的文件、档案、黑材料是陈再道的老婆张双琼（按：湖北省机关党委副书记)送到武汉军区的。”1967年1月20日造反派学生从“军区接管的省委办公厅的文件档案”中，“清出了廿九袋、两皮箱黑材料，王任重的四箱黑货也藏在其中。”湖北军区“为省直十八个单位保存了四百四十三件（箱、捆、包)文件、材料”，“其中有不少黑材料”，省直机关造反派1967年1月18日取走①。 武汉市公安学校将黑材料和档案混在一起，转移到市局七处看守所的监号里。该校造反派头头、六五级学员王登富说：“如果没有鬼又何必将这批档案保存在看守所？当天晚上经（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宏源同意，我们拿回了这批档案。回校后找出整教师、学生的黑材料，其中就有一份诬陷我十四五岁参加流氓组织的材料。”②。 1967年1月8日，在北京开会的宋侃夫派人乘飞机回武汉，通知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王克文，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转移销毁大量黑材料，并要求迅速处理他放在市公安局的一口皮箱。后来发现，这口皮箱里放着被截获复制的赵桂林发往北京的信件等®。宋侃夫还说：“武汉市公安局 ①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②参见王登富《我和武汉新公校》第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版。 ③毛泽东思想市委办公厅红旗纵队《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侃夫镇压、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三）》(1967年5月23日)第5页。 153 ==========第16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新倒湖此烈首套，打倒王任至 miminm 倒联悴 黑料 黑省委，罪酒天， 陈司令，心不安， 唯恐揪着把賬算。 急忙私設动物园。 东架又西藏， 收容众黑鬼， 何惧失“尊严”？1 园中当老板。 藏在鼠洞也不安， 殷勤接待态度好； 整日愁眉又苦臉。 儲位，諸位，心放寬1” 苦思苦想寻炒計， 省委要員笑开言， “哈1軍区最安全1” 哈1你真有板眼1 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宣传部《新华工》报第四期(1967年2月11日)也不是一个可靠的单位了，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一些东西，要很快地转移， 并且要清理一下，该处理的处理掉，慢慢就来不及了，会出事的。”。 大专院校的少数派抢黑材料先于工厂的少数派。 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公布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决定：“整理的右派材料绝对不能退！这是组织原则！”10月底的一天晚上，少数派 ①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四）》(1967年5月25日)第9页。 154 ==========第167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发现行政大楼内有人在偷偷烧黑材料，于是要求交出还没有烧掉的黑材料，对方否认有这种材料。少数派打开文件柜，搜出很多各系总支上报的整群众的材料。这一事件在水院激起了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间派、“左派”中的很多学生对院党委、工作队大规模整群众的行为极度不满，纷纷加入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①。 10月19日下午，华中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封存畜牧兽医系、植保系等处的“黑材料”，院文革发动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全院性围攻。20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少数派组织的代表就封存黑材料问题与校文革谈判，省委应少数派要求，派出四名干部参与谈判。校文革拒绝少数派代表与省委干提出的“共同清理，共同保管，共同处理”方案，并私下转移黑材料，谈判两天未达成任何协议。22日下午三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农机系一辅导员宿舍运黑材料，与闻讯赶来保卫“国家机密”、“档案”的院红卫兵纠察队发生冲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围困至深夜®。 湖北大学的少数派要求校文革委员会将黑材料交出来销毁，校文革不承认整过群众的材料。有参与整材料的同学站出来揭发确有其事，并告诉材料存放地点，抢黑材料就这样在湖大发生了。财会系少数派抢出了系文革办公室内的黑材料并烧毁。11月5日下午，少数派抢出了法律系的黑材料。11月6日晚，校文革召开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的协商会，副省长韩宁夫出席。校文革副主任钱运录与少数派代表发生争执，协商失败③。 11月10日，少数派游行庆祝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经过校文革办公楼，砸了校文革的牌子。多数派强烈抗议，挂上新做的牌子；少数派敲着破盆烂碗，送去纸糊的牌子，上写“湖北大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委员会”④。 11日，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黑材料的事件。第二天，校文革办公室主任厚大源等六人散发的一份“声明”记述了“双十一”事件的经过：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乘全校革命师生在礼堂参加批判湖北省委所犯方向 ①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43一146页。 ②参见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简史》(1966年12月)。 ③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7一48页。 ④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20页。 155 ==========第16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路线错误大会之机，聚集数百人，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五十分，冲进 一号楼，用层层人群，封锁四面门窗、楼梯口和走廊，不准任何人通行。另一部分人冲进一一九房间抢材料。这个房间是校文革已向全校革命师生多次公布，集中待研究处理的材料的地方。他们搭着人梯砸窗户，谢邦柱带领二十余人冲进房内，就用亚铃砸铁柜，柜没砸开，就逼迫保管材料的吴家忠同志交出钥匙，当吴家忠同志不交时，他们又继续用哑铃将大铁柜砸开，抢走了整齐地存在柜内的全部材料，并将一个小铁柜子抢出去，用汽车拖走了。 他们内外互相配合，在外面他们用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为抢材料者鼓气，叫嚷：“抢‘黑材料’无罪。”全校大字报栏内，到处张贴着抢“黑材料”的声明①。 “双十一”事件当日，校内工人赤卫队、赤旗革命战斗队、学游泳战斗队、《海燕》报、红一军团战斗队联合散发传单《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双十一”抢材料事件真相》，指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黑材料的行为，同时公布了所抢10种材料的清单。 11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贴出大字报《黑材料抢得好！抢得有理！一一兼驳湖北大学文革办公室主任厚大源等六人与学游泳战斗队、工人赤卫队、《海燕》报等五个组织起草散发造谣中伤污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黑材料的两种传单》。大字报说：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一个多月了，湖大校文革拒不执行。不公开烧毁黑材料，不给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师生平反。他们企图把，黑材料保存下来，拖延下去，搞“秋后算账”就有了基础。湖大文革主任漆林几次恬不知耻地说：“湖大文革没有整理任何人的材料。”“过去整理了的材料都当众烧毁了。”我们湖大全体红色造反者对文革（办公室）死心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到底，毫无批判之意，公开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恶劣行为实在忍无可忍。 全校革命造反者胸中的怒火燃烧到了顶点，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8点50分冲进一号楼抢出了大批大批的黑材料。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的，有北京政法学院的周仕凌等南下北上串连同学的材料，有武汉 ①厚大源、李诗刚、张顺斌、靳三秋、童世昌、王功任《关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走材料的声明》，1966年11月12日。 156 ==========第169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学几位同学的，有我校六二○革命事件较系统的材料，有我校光荣的“反革命”张维荣的材料，还有其他许多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们的材料。还有上千张偷摄的我们大字报等照片。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指示发出后，他们也“贯彻”了，烧毁几十人的“材料”。并几次声明，关于这几个同志的材料都烧尽了。但在十一月十一号又抢出了很多，如彭木清、武笃芬等同志的材料，没有一个大型提包还装不下（因已打印多份）。 大字报还对多数派传单所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人、丢硫磺、抢档案、抢机密文件等问题进行了反驳。两派的对立情绪，因“双十一”事件而更加强烈。 武汉测绘学院文革委员会不承认整过群众的材料。院文革组织汽车暗中转移黑材料时，汽车队的工人告诉了少数派学生。少数派冲到现场，抢下了这批材料。杨道远回忆说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抓紧写批判的大字报，“用活的教材教育群众，狠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形势越来越好。”① 多数派坚决反对交出、销毁这类材料。10月15日，南下和本地的少数派在洪山礼堂举行“向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提出“叫一切让运动后期酌情处理的材料当众销毁”。10月18日，华工“乌兰牧骑战斗兵团”的一份铅印传单说：“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权力命令人家把一切让运动后期酌情处理的材料当众销毁？！老实告诉你们的某些人，材料该不该销毁，由群众讨论决定”。“我们提醒一下省委负责同志，你们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怕谩骂和攻击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才是应抱的态度”②。 湖北医学院发生了武汉地区规模最大的抢黑材料事件。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公布后的一个月内，该院少数派多次与院临时文革委员会协商、谈判，要求按中央指示处理黑材料，院临时文革一直否认有黑材料。11月8日下午，少数派数百人进入行政大楼搜寻黑材料，院临时文革立即调动多数派的学生和工人前来阻拦，双方发生推搡、拉扯，有人受伤。少数派从楼内院武装部的武器库内搜出大量黑材料后，双方达成协议：双方人员退出，各留少数人继续搜查并对材料进行甄别。第二天，院临时文革调动人马将少数派人员强行拖出大楼，并布置少数派抢夺枪支弹药、国家机密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7页。 ②华中工学院鸟兰牧骑战斗兵团646纵队评论员《“欢呼”〈张体学控诉赵桂林一周月纪念大会〉完满成功—评10.15红山礼堂会》，湖北大学工人赤卫队1966年11月3日翻印。 157 ==========第17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 共产党員对任何事情都要問一个为什么，都要經过自己头脑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西说来，已经基本完成，苹今时期的大视板的急风雨式的众牛争想本，但是， 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其有道理，絕对不应 孕计浪有陆来。无产阶领和资产份短之胡的阶领斗车， 盲从，絕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舒阶拉称城上你意本才面的除城牛 有叶出至是很激烈的。 关于湖北医学院‘十一·式事件的经过 駭人听聞的湖北医学院11.8严重的政治事件 北学院十 一当场人关于事实真象的介绍 我校前-及器的中，特信黑（合委，老）、对s和储保年留生仁)能工作纪，院受爱香为茶命左混，”可是，正智猛酬韩芒所向解霜受内速套本生义道称当数税，究春。家源，并且擦器了我之究委第一有迎心快济知工作粗机长强得生互相幻地、豆图包应金还缀压段旋革合品动的大阴 ·一月八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我院毛深东思想红卫兵等粗在柳德腕（党委常委）和 、华 墨，处一料人所的反争率件，比帝京大学图阴事作受潮大学六· 飘来三柄宜铸审，普蔬所动，纠集本地及外地来汉串联的部分学生，約达千余人，把行政大按前后柔部卧住，不婆阳弧赶来的草命雍生进入。仕势强行捻切丁我院党政机要室、档案室、武器本。使党和厨家机奢受到严项的扭天，使国室影产核速破环，使一些保护党和圆家 之出材料，当众黄毁，解教受擦，受击胸革会众。不所不扣室执行罩的急指示。可是，院时文革百散习，置之不，一口香 机密的苹命咖生受到侮辱、搜查、殿打以至很多人受伤。 。几是现点与时 我问作为现妈当事人，怀者无此渣轻的心情，棍露和挖济他們不额党杞国法，拾劫国家机密的暴徒行为。现将我们当场亲身绍历的事实叙速如下： 命少服要袋皮。类剂。斗带区亚男分子，反家命停正生又令子七兵将时，临时文节见州质一女人区腹尤洗施、光当选个反华争修正丰又分子销也 八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正值致职工午休之时，我院毛深东思想机卫兵负賁人来到行政 保，对先我表示景大的饭能 大楼門口，求找女革负度人。当时看大半报的罗正余同志脱：“现在休息，安苹沒有人，晴 在二点三十分的可兴”。忽然，数百名E深东思想缸卫兵打著锁帜冲向行改大楼，当时鬥口 两名值座日制鸣中、石素和工人赤卫队队月罗正杂、余级宫等间志扰命阻兰，胡鸡中同志 二二 边，受到你打车，受重街，石案（女）虑也技拖在一边，另两人无装阻止。雾时，他队人齐 把行大円口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女 化大革命远动申保 党国家机密的规定)指示大牌拟到边，而后大門的玻璃打碎， 直冲二、三、四楼各个。以即深华为首的掬并丁院 老的，还有德平及产粉轻反学术或等七八的从口原，流的液，的，的，致子款客三 楼保口，文委态 会缝财尚不明，因保护现揭，西未查对)。我院毛东恩椒红卫委料（是时女本姊婷阿。冲进去语环瓶子，检走丁宽时女苹的田率，录机和部 陈启海(6 毅学生)坐脉在二楼小会室，出献策，将来的材料，派人往外跑，在放快到工人赤卫队的阻栏，并对工人进行殿打。吕治民（我院无率东息想红卫兵负肖人之一）冲到党委办公室門口，要热段党委会办公宝。罗正余同志脱：“那伯打死我，也要保卫党委办公室”。吕治民战：“党委是悬帮，我买使摄材料.。”罗正余同志父战：“你的要搜趣要等上在再脱。”并宜停中共中央指示，呂治民不听劝凰。何光荣同志把住門口，“入·三 一”飞深东思想缸卫兵用脚蹬欧何的手打丁何光素同志。闻时，袖的又博至档案室，将守 1 少数派和多数派关于湖医11.8事件的两份传单 的现场，供人参观，当天被组织来的参观者达万人。9日开始，双方在武汉三镇用传单、大字报展开宣传，大专兵还出动了宣传车。多数派的传单说，8日当天，华工、武大、水院、武测、华农等校的少数派千余人和三辆宣传车前来声援①。 武汉医学院抢夺黑材料也是在各校少数派支持下完成的。该院文革委员会将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本校档案室，武医少数派串连华工、武测等校少数派包围了武医档案室，武医院文革组织多数派包围了少数派。华工红反团头头聂年生带人与武医院文革交涉无果，打开了档案室，取出了被转移的黑材料，装上汽车。少数派把汽车围在中间，聂年生组织华工少数派学生打着旗帜走在汽车前，强行挤开保守派，汽车终于开出武医®。 二司负责人杨道远介入了两起关于黑材料的事件。 1966年12月，在湖北荆门五三农场串连的二司学生从农场车队工人处得知，武汉市文化系统运来81个木箱的档案材料。二司学生经护送干 ①参见湖北医学院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造反报》编辑部记者组《关于湖北医学院 十一·八事件的经过》（1966年11月10日)，湖北医学院在场的部分革命师生员工《骇人听闻的湖北医学院“11·8”严重的政治事件》（1966年11月10日)。 ②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5页。 158 ==========第171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部同意，开箱检查，发现黑材料。双方签字同意这批材料由二司接收。二司司令部抽调五名党员，将黑材料检出，发往各相关单位。其余材料原样放回封存，1967年3月由省军区取走，除了黑材料，一件不少。 1967年1月上旬，杨道远带队的二司学生在市委机要室发现正要运走的23个麻袋装的材料，在场两位机要员说是教育系统各单位送来的。当场由机要员任意打开一袋，发现内有某单位左中右排队名单。这批材料运到武测，经双方共同清理，二司留下黑材料作批判资反路线之用，其他材料原样封存。1967年3月机要员确认无误签字后取走材料。 1983年1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决：杨道远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其中“抢夺公文罪”判刑三年。判决书里罗列的“犯罪事实”就是上述两件事①。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的少数派“抢黑材料”，在武汉地区的企事业单位中比较早。11月初，以吴焱金为首的少数派工人，将整群众的材料抢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吴焱金回忆：“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的打击、迫害，所以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都有工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厂的工人发动起来了。”® 武锅少数派“把抢出来的材料用大字报公布了，什么这个要控制，那个要密切注意，谁不能重用，谁要加重处理，谁要调换岗位…这种下三滥的卑劣做派，让更多人觉醒了，促使更多人打消疑虑，站出来参加造反了”③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9一71、341页。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6页。 ③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30页。 159 ==========第17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的少数派组织“长办联司”，在大学少数派抢黑材料两个多月后，才着手解决“整群众的材料”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长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办少数派处事比较温和。他们关于处理黑材料的提法也与其他单位的少数派不一样，叫做“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1967年1月3日他们找政治部主任丁福五“讨要”，丁欺骗他们说：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收上来的都交给省委工作组了。长办联司又分别向九位党委成员“讨要”，“讨要”未成后抄这些人的家，仍然没有结果。直到1月24日长办联司夺权后，才找到好几麻袋“黑材料”①。 12月22日，武汉一色织布厂女档案员林焕运在少数派工人抢黑材料后三天患病身亡，成立不足半月的保守派全市性组织职工联合会于12月25日举行大型集会，降半旗，会后举行大规模抬尸游行。造反派冲击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并指责联合会在毛泽东生日前一天抬尸游行、降半旗是“反革命事件”，是干扰批判资反路线的大方向。职工联合会自觉理亏，基本没有反击。 职工联合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行动，使他们遭受了第一次大挫折，大行动和大挫折都是“抢黑材料”引起的。 12月3日，新华工红反团声援抢黑材料的武汉制革厂少数派，遭遇了当时少见的围攻殴打。2日晚十一点半，10月14日就进驻省一招11号楼的新华工红反团接到制革厂少数派的电话，说该厂工作组将于3日离厂，己将黑材料打包准备带走，少数派势单力薄，请求支援。聂年生带领红反团和中医学院少数派二十多人于3日凌晨一点左右到该厂，先派五人调查组进厂了解情况，被夜班工人手挽手组成的人墙阻挡，发生激烈辩论。红反团宣传中央关于处理黑材料的指示，工人说“半夜三更冲击工厂不是好人”“中央规定学生不准到工厂串连”。红反团冲进厂区，进入行政楼二楼的办公室，找不到厂领导和工作组。楼下围满了工人，高呼“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聂年生、李定初等为避免更大的冲突，决定暂时撤出。五时许出厂后清点人数，少了几人，红反团的旗帜也被抢走。红反团再次进入该厂，遭到围攻殴打直至上午十点，该厂及其上级机关市皮革工业公司、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三章第18节“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 160 ==========第173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市二轻局都有领导人在现场。红反团二人伤势严重，住院治疗①。 工厂的抢黑材料行动延续到1967年1月。1月6日，武汉蛋厂当权派烧黑材料，造反派工人去抢，与保守派工人冲突，多人受伤。8日，国棉三厂造反派获悉黑材料将被转移，先行抢得，两派发生冲突，数人受伤②。 第三节“抢广播台” 少数派在批判资反路线高潮中的另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抢广播台。文革中广播台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当时掌握在各校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手中，少数派要求播送自己的稿件无一不被拒绝。时任水院团委副书记的张建成回忆：“院广播台被称为党委的喉舌，广播的内容除报刊社论等重要文章外，主要是广播保守派观点的稿子，造反派的稿子一律不予播出。原来广播台的工作人员，稍有不同意见，则被清除出广播台，如徐海亮、宋志荣、 刘萍、伍必慧等先后均被清除。”® 杨道远回忆了武测少数派用纸喇叭宣传的情景： 白天到处想法弄纸写大字报，晚上各自为战，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用自己拿纸糊的喇叭筒对着窗外广播，宣传毛主席指示，宣传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控诉院文革，控诉湖北省委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迫害。很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这种“单兵广播台”在武测遍地开花，“白云广播台”、“晚霞广播台”，还有自命为“冲锋号”、“独立之声”的，…晚饭一过，武测校院内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声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得非常顽强，非常艰苦④。 水院的少数派则因陋就简，用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改装，用自制的电子管扩音机，用小功率扩音机，设立了三个微型广播台⑤。 张建华讲述了华工少数派为争得在广播台平等发声的权利所作的努力：“我们曾多次向大会主席团进行交涉，提出院广播台应实行民主，广 ①参见新华工红色造反团《血债定要用血还一记12.2一12.3在武汉发生的打人、杀人流血惨案纪实》（铅印传单，1966年12月），王海峰《红反团走麦城》（手稿，2018年）。 ②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1967年8月)。 ③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22页。 ④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6页。 ⑤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62页。 161 ==========第17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播台要播放不同的观点，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公平辩论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① 各校少数派在夺取广播台前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过类似的交涉，交涉失败也几乎没有例外。 10月下旬，水院少数派要求改组院文革控制的院广播台，向院文革提出两个方案进行谈判：1.改组院广播台，广播台负责人、编辑、机务、播音等人员两方对等派出，对等播出两方稿件。2.广播台一分为二，所有的器材设备平分，一方原地，一方迁出，或双方都迁出。关于这两个方案的谈判均告失败。 水院、华工都发生了少数派抢广播台的大规模行动。所谓“抢”，当时双方只是推搡拉扯，主要是口舌交锋一一辩论，广播台内辩论，广播台外则是两派群众大规模的辩论。 《喻家山风云一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一书写道： 争夺广播台的行动是从10月21日晚十点开始的，郭保安、聂年生带人包围了广播台。郭保安指派刘玉民等人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与主席团交涉、谈判。主席团始终以“广播台是党的喉舌，不能交由群众组织管理”为由，拒绝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提出的“共同使用、共同管理、时间对半”的正当要求。越来越多的师生聚集在南一楼东头，听取双方的情况介绍和辩论，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人数逐步增多，最终占到压倒优势。 10月22日下午，刘玉满、朱启贵等带人封锁了通往南一楼南楼六楼广播台的通道，一楼至四楼的楼梯上坐满了人，楼外马路上也被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南二舍西头马路上都坐满了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同学们，与六楼广播台的守卫者形成对峙。为了应对可能出现女同学对峙的局面，由左玉明带着一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女同学配合行动。晚上，在图书馆东头三楼谈判的刘玉民通过联络人员向总部报告了谈判僵持不下的消息。郭保安当即立断，指派聂年生、江林率领几名骨干越过四楼的人墙抵达广播台播音室门口。一名同学一拳击碎进广播台门上的玻璃，伸手拨开门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拥而入，占领了机房及其他重要部位。 23日零，点五十五分，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下了广播台，原广播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8页。 162 ==========第175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台负责机房值守的李师傅很客气地向造反派的机务人员尹华林交了钥匙，并交接了备用的元器件、文艺组的唱片等。广播台到了造反派手中，当即播放《东方红》乐曲，播音员王能秀以“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的呼号，宏亮地播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声音。 这几天几夜的行动，尽管在聂年生、江林等人进台的最后一两个小时里双方发生比较激烈的争辩，出现个别相互推搡的现象，总的局势都是坚持文斗、充分讲理的，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打人、伤人和损毁广播台设备的现象。 为了巩固胜利，防止反复，数十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广播台周边坚守了三天三夜，进一步做好疏导工作。 一直在现场的郭保安回忆：“前后七天七夜！我们每天都谈判到很晚，(大楼)下面是大量的群众在辩论。这紧张的七天，是争取群众的过程，迅速壮大我们造反派队伍的过程，我们有力地争取了群众，后来大量群众都踊跃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组织。”原广播台的大部分人员不久也相继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受新华工毛泽东红卫兵总部之命主持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工作的张建华回忆：“我们的广播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正式开播后，我们大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密切结合实际，及时播放《新华工》报和新华工广播台编辑部的有关文章，播放全院广大师生员工的来稿，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得到了学校和社会广泛的好评。” 11月16日，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走向社会，在汉口闹市设立了汉口分台①。 水院少数派与院文革谈判失败，井冈山兵团十几人冲到行政大楼四楼广播台门前，院文革主任祁万恒带人将他们一一拽到三楼，封锁了行政楼大门。少数派在三楼会议室坚守不去，用粗麻绳做成软梯从窗口上下。 在水院广播台外的操场上，辩论日以继夜地进行。大专兵说“他们抢广播台是五七年的右派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当时还是“左派”的张建成说：“他们不抢吃，不抢穿，为什么单抢广播台？是因为你们的广播台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四大其中有三大要靠广播发声，你说叫他们去哪里 ①华中工学院少数派抢夺广播台的记述，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六章新华工广播台，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8一150页。 163 ==========第17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发声？又如何能发声？！这是你们逼迫的结果！”《中流击水》一书说“院团委书记以雄辩之词，站出来公开支持造反派抢占院广播台的革命行动，这个影响非同一般，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抢攻广播台战士的士气，同时也从心理上攻破了许多三字兵的思想防线。”① 双方相持约十天，10月31日，少数派大队人马冲进广播台，将工作人员推出。《红水院》一书写道： 祁万恒带着一队人马也赶到了行政大楼广播台外四楼的楼梯口。他向以丁家显为首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恐吓和威胁，说这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阵地，你们抢占广播台是一种极端错误行为，必须立即退出，否则，你们将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 丁家显当场给予祁万恒强等有力的驳斥。他义正词严地说，正因为广播台是党的喉舌，它就必须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可这个广播台在院党委、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充当了吹鼓手，而现在，又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它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它夺过来，使它真正成为党的喉舌，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我们夺取广播台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敢于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丁家显等革命造反派的东风完全压倒了祁万恒“大学校”们的西风。他们无言以对。这时，造反派人多势众，“大学校”们一点都不敢有所举动。他们见大势已去，在造反派们一片欢呼声中悻悻离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取院广播台的当天就播放了公告，宣布院广播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占有②。 1966年11月，各大中学校的广播台都为造反派掌握，工厂的造反派也纷纷接管或强行夺取了广播台。12月下旬，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接管了拒绝播送造反派稿件的厂广播站，改名“毛泽东思想新武锅革命造反广播站”。 水院、华工的少数派夺取广播台后不久都控制了学校的印刷厂。11月4日，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办的铅印的《新华工革命造反战报》 ①《中流击水一文革中的“红水院”》（电子版）第105页。 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少数派抢夺广播台的记述，引自《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106一110页。 164 ==========第177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期出版。1967年1月3日，武测造反派接管了学校印刷厂。 1967年7月，华工造反派在百万雄师围攻最危急的时刻，建立“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电台”。张立国曾向武汉军区情报部和武汉空军情报部通报此事，回答是“我们知道了”。新华工头头认为这个回答就是默许。当时华工无线电系教师、该系教师造反组织“抗大纵队”头头黄载禄回忆：总部头头“还知道，在学校广播台的楼下是无线电发送设备课程的实验室，内有八台中等功率的无线电发射机，这是学生上课做实验用的设备，他们提出要利用这些设备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广播电台’，我也接受了，并安排实验室负责发射设备的教师卢怀香（后更名卢为民，文革’后调到广州)负责，维护设备。教师将多台机器并机，增大了输出功率，在南一楼楼顶架设了天线，铺设了天线地网，使‘新华工广播电台’的信号几乎可以覆盖湖北全省。新华工广播台原对校内的有线广播，现在同时通过无线向全省广播。”①新华工广播电台于1967年7月22日正式开始播音，同年9月16日新华工革委会“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及武汉军区曾、刘首长的指示”，作出停止播音的决定®。 1968年9月，工军宣队进驻华工，随即派人控制广播台，广播呼号由“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恢复为“华中工学院广播台”③。 第四节平反“五十天”里的错案 批判资反路线高潮中，各单位工作组基本上都在检讨大会上宣布，运动初期所打的“右派”“反革命”等一律作废，并赔礼道歉。 早在8月15日武汉市委已作出决定：“对全市以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要逐个进行甄别，捕错了的要放。”此后被捕的学生陆续释放。 因六一六事件被逮捕判刑的墨水湖中学三位学生9月被释放，五位教工仍在押。11月17日，新华工李显利等四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清华、北航的几位学生进入墨水湖中学，展开对六一六事件的调查。他们收集材料，其中包括武汉晚报为宣判大会（未举行）写好的报道和社论的清样。 ①黄载禄《我的文化大革命经历》（电子版，2009）。 ②参见武汉新华工革委会、红司（新华工）动态报编辑部《动态报》第74期(1967年9月16日)。 ③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六章新华工广播台。 165 ==========第17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这些材料交给新华社记者， 关于我们拘留，逮捕青少年学生所犯严重错諛的检討 记者据此给中央写了简报。 中共武汉市委员会 新华工、二司等呼吁省市 一九水大年十二月十七日 委立即释放肖伯晏等五 略镜误，我市无产阶极文化大命运动带来了关纪，时，： 人。造反派的调查开展不 T极为恶劣的影响。现在，我以万分沉痛和精界的心情，向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承认站畏，向被针 提地拘榴、谢捕和批判、斗争的背少年学生和他們的家长赔鼠道款。 六月.上甸，武汉地区中等学校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锋芒，主要是針对着一小撮党内龙查术主义道路的当权 久，市公检法的工作组也 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极动学术 对对校的 部分学校无产阶文化大承命的“主力 对墨水湖中学事件重新调 ,钻误地认为这是阶极敌人乘机破环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运动。于 是，我們就在一部分学校中，开展了“打击流氓”的活动，拘留、逃捕了一批青少年学生。从六月十大日到七月二十 七日，四十多天里，我們先后在三十九所学校中，拘留、越捕了一百五十九名背少年学生。在这些学牧，我門还细铁灿对一些所谓有“流馄习气”和“调皮捣蛋”行为的青少年学生，进行了批到和斗争，扣了一些政治帽子，有的还爱 查0.12月29日，除陈畴 我們开始觉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对被拘、越捕的学生进行了初步别， 外四位教师被释放；1967 其他成年犯人区别对待，粗做他屑学习毛主席著作，增加懒盒，改善生活条件等。 入月入日，十六条公布后，我們进一步认服到，拘溜、邀捕这一批青少年学生，违背十大条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认最到我們所犯的站误是极共严重的。經过重新审查材料，征求革命师生的意见，除两名情节严重，民憤胶 年2月，陈畴被释放。 正在洗处外，其余一 当斯有 些突出的错案，平 具体困难。对于这些街少年￥生的材料，也根据中央批棒罩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和中央十一月十六日补无通知中的 四点规定，除术人被追写出的书画材料燃还术人外，其他所有材料，经过染中褙点，协商一玫，当众处毁。目前，除因部分同学外出进行革命速，或因双方米能协商一致，平反工作还未进行，材料还沒有处迎外，其他都已作了委 反改正颇费周折，阻力来 普处产价极文化大率命的期，在扩广大率命师生刚 少年学生，共后果地十分严重的。影响是七分男的重地撞伤了革命师生的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等移了斗争在命 自当权派和多数派。 师生中鲨成了一种恐怖气氛，以授把一些学校刚侧刚开展超来的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运动压了下去，把一些学校的喜率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搞得洽冷清清。特别是，使被物、邀捕和批判、斗年鐺了的学生，以及他屑的家长，在致治.上 最费周折的是平反水 有过 有的的能生使火年的健到不应和的。还有板少教学生的当手 了的少年学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时候，当我检查到由于犯了方响然 院我内心到方分。我门出行T大面轴主的游障致导，我的带负T产大本命生和大萃命韩次对我时 院郭明正“持刀杀人”案。 的胶切望。我們太对不起伟大领轴毛主席！太对不起这些青少年学生和他們的家长！太对不起广大革命师生！太对不超广大革命群众！在这里，我們再大郑重宣布：对被拘留、越捕结了和被批判、斗争蜡了的青少年学生，一律平反，当众恢复名， 六三级学生郭明正出身贫 金 大革命师生的平命热情高板了，运动搞得道是轟喜烈烈，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璃的，发展是储康的。而我們渡有香到运 农，班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为班文革核心小组副 组长。他不同意“六一三”会议上系总支书记“封左派”，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学，同时写出大字报《什么是革命左派》。院党委认为上千学生的抗议集会是他引起的，于是郭明正由“左派’变成‘右派”，遭受批判、斗争。7月4日郭明正与同班同学张耀先等四人在食堂用餐，郭拿起饭桌上厨工遗忘的菜刀玩了一下，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十几天后，院保卫科整理的一份材料写道：“郭明正伸手拿起了那把刀，在桌子上拍了两下，流露出杀人的凶相，恶狠狠地叫道：我杀了你（指张耀先）。刀在脖子边（几乎碰到了)就要砍下去。张耀先毫无惧色，当时在场的同学极为愤慨，张怒视并冷笑，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郭才未敢下毒手。”张耀先后来对同学说：“我本来没有意识到郭明正想杀我，是领导帮助我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提高了觉悟，才逐步认识到的。”7月15日工作队党委开始反击右派，17日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湖北省公安厅宣布郭明正是“持刀行凶” ①参见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李显利的记录。 166 ==========第179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定案时只有当事人张耀先的证词而没有另三个在场同学的证词。 王任重在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中 10月初，水院少数派提 又一浴天罪行 出“立即释放郭明正”、“为 一对郭明正同志的政治大迫害 郭明正平反”，院党委说：“郭明正是省公安厅抓的，党委无能为力。”“你们可以向省公安厅反映。”少数派在省公安厅得到的答复是：“郭明正是学校报上来要求抓捕的，既然抓了，就要按司法程序进行调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并崗山野战兵团 六三四四《赤衛》战斗队 查、取证，哪能说抓就抓，说 一九六七年元月于武昌 放就放。”“有什么问题让学校来谈。”10月14日，工作 队党委书记刘真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为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几个学生“平反”（口头），绝口不提郭明正问题。 10月24日，少数派代表团出发去北京上访，向中央文革及有关首长递交了郭明正案的材料，等待接见。水院党委与省委得知此事，于11月1日释放了郭明正，释放的理由是郭明正“出身贫农，在狱中表现好，可以教育、宽大处理”。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对郭明正说：“他们（指到北京上访的少数派)这些人是受过打击的，想出口气。你回去后要把握运动的大方向，不要搞这件事了，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指平反）。”“现在有些人在给你翻案，你要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运动反复是很大的。”郭明正被释放后，少数派把他送到北京与上访团汇合。11月14日上午九时，谢富治与公安部、最高检察院的有关领导接见了上访团，谢富治听取上访团的汇报及郭明正的控诉后说：郭明正是好同志，应该平反。当即决定，由公安部向省公安厅打电话，最高检察院向省检察院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要为郭明正平反。 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李衍授得知公安部及最高检察院的指示后说：“他 167 ==========第18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关于撒消“关于开除現行反革命分子 郭明正团籍的决定”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經团委常委会討論，作出了“关子于开除現行反革命分子部明正团籍的决定”这是錯誤的，事实証明，邦明正同志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好同志，現經团委常委会討論决定，撤消上逃锆腿决定，郫明正同志仍担任6344班团支部书記，免去莆兆花同志的6344班临时团支部书記的职务，即日生效。 共青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委員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们坐在北京也不下来调查，听了片面之词就做决定。”水院党委立即组织反对为郭明正平反的上访团赴京。郭明正所在班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党员、多数派中坚董兆花，是拟定的上访团主要成员，当时正在徒步长征，学校即派出小车将其接回。院保卫科到省公安厅为上访团复制了郭明正案全部材料。上访团到北京后，公安部、最高检察院的接待员要他们正确对待， 劝他们回学校参加运动。上访团“反平反”的行动失败D。 湖大六二O事件后，很多师生被打成“反革命”。11月5日，湖 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南院举行 “‘六二O’血泪控诉大会”，校 内外四千余人到会。受害师生控诉省委、工作组、校党委、校文革对他们的迫害，很多参会者流泪。省 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武装鎭压湖北大学“六·二○” 委许道琦在会上说“‘六二O’是 革命事件的革命師生的溶天罪行 革命事件”。9日，毛泽东思想红 (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大学第二次 卫兵与校文革讨论处理黑材料问题， “六·二○”血泪控訴大会上的发言) 校文革否认“六二O”后有师生被 張。維荣 打成“反革命”、“右派”。15日， 第二次“‘六二O’血泪控诉大会” 90977 举行，六二O事件“反革命头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张维荣、“右派”学生李金枝等流着泪发言。湖大大专兵冲击会场， ①郭明正平反经过，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9798、103—104、124一126页。 168 ==========第181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许道琦未能回答完与会者提的问题。16日晚，省委派车将六二○事件受害者接到省委，许道琦说代表省委发给“平反通知书”，材料或烧毁或交本人： 并要求受害者得到“平反通知书”后帮助省委解决“六二O”平反的后续 问题。“平反通知书”里不提及“武装镇压‘六二O’”,更重要的是省 委不是公开批判在这一事件上反映出来的资反路线，而是“想在私下里偷偷平反”，“当场激起了受害者的无比愤慨”①。 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波大规模整群众，以当权派承认错误作检查告终。 第五节大专兵、三字兵消散 在10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前，10月17日，省委秘书长张华在武大召集高校“左派”开会时说：“不要再提湖北省委好，说湖北省委好帮了倒忙，要把批判旗帜举得高高的，(否则)省委的检查一出来，你们会失去群众的。”②崔建瑞在会上说：“我们要大胆批判，越批判越好，批判了侥幸还能保住校文革、省委，不批判还可能保不住。”®张华的这个讲话，实际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大环境下，省委向各校文革委员会及大专兵指示应对策略。 10月中旬开始，各校文革委员会和大专兵纷纷举起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正在北京串连的湖大校文革发回加急电报说，“湖北省委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强烈要求张体学同志代表湖北省委立即向广大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讨。”武测文革主任李景田等十多人写出大字报，“最强烈抗议张体学欺上瞒下的恶劣行为，要求停职反省。”④ 15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此前后，各校文革和红卫兵师纷纷举行批判资反路线大会。10月19日，湖大校文革在北京召开师生大会，会上漆林说在一段时间内“省委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 ①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9一20页。 ②参见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③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④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69 ==========第18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1966年10月1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举行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载《红卫兵战报》第7期） 跟毛主席跟得很紧的”O。 武大革命造反红卫兵向北京战斗队揭露，武大九一二红卫兵师副师长李德华10月14日在师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很猖狂，他们是搞不长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压下去”。“你们回去以后，要把会议精神，分别到干部中去传达，要积极行动起来，很好地做工作，把握可靠分子，组织我们的力量，到时候组织反击”。“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的队伍很乱，只能分散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化整为零，单独作战。这样一方面能保存实力，另一方面能争取群众，以便组织反击”。“师部不再直接去领导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师部联系，每系必须有一个政治工作同志随时到师部汇报情况，以便掌握动态”。“从目前全国来看，都在搞批判，我们也要搞，不过我们与他们不同，他们是想把省委、校文革搞垮，我们不同意”②。 省委和大专兵头头的这些应对举措，都没能挽回大专兵的颓势。大专兵举起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没能够“争取群众”，自己的队伍却逐渐瓦解。 张建华回忆： ①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8页。 ②参见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170 ==========第183页========== 第六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由省委组织、控制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纷纷起来造反，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所属华农红卫兵师的部分红卫兵分离出来成立了“反清洗临时联络站”，武大部分“9·12”红卫兵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要“踢开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自己闹革命”。武汉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在我院《革命造反报》上发表他们的《造反公告》①…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武汉师范学院革命造反团在《造反公告》中说： 我们造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反，是因为它是湖北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它的干部和红卫兵纠察不是由下而上民主选举的，而是从上到下包办指定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长期以来，完全控制在省委的手中，是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湖北省委继续利用总部来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锋陷阵，直到现在仍然在湖北省委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三员”的直接控制下。它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革命意志，它是我们革命的绊脚石。这样的总部我们坚决不要，一定要彻底造它的反，把它彻底反掉。现在不反，更待何时②？ 张建成回忆：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从参加北京国庆活动返校到 十二月底，经过三个月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复复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什么叫镇压群众运动，什么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教育了广大群众。”“保守派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从组织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转到了造反派一边。原来坚定的人，也开始怀疑省委、党委中一些人言论、行动的正确性，于是开始逍遥起来了。‘大学校’已经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在斗争中靠边站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队伍壮大了，…。造反派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 上都处于主导、主动的地位。”® 张建华回忆：10月底在华中工学院，“‘华工红卫兵师’中的一般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6一147页。 ②转引自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7页。 ③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26一127页。 171 ==========第18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成员则纷纷脱离保守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组织或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如红旗红卫兵及战斗兵团、保卫毛主席红卫兵及战斗兵团等)。当时“我要造反”“我要起义”的公告、大字报随处可见。我们的《造反先锋战报》就登载了机二系潘某的一篇《我要造反，我要起义》的文章。”潘同学说自己在工作组大抓“右派”时“做了一个得力的打手”，保校党委，保省委， 一是因为奴隶主义，二是因为个人主义。他的文章还表示了对大专兵的彻底失望：“在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一定认识后，我就想从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来改造，使它变得革命起来。但是事态的发展使我非常失望， 继续这样下去，对革命是很不利的。”① 1966年12月28日出版的新华工《造反先锋战报》报道：12月20日，由水院、华师、华工大专兵组成的“革命造反团”去省一招13号楼，对省委派驻大专兵总部的联络员陈永禄“造反”，迫使他交出了“黑材料”，并表示要“把陈永禄的后台揪出来示众”。华农红卫兵师部分成员“成立了‘反清洗临时联络站’，和师部清洗持有不同观点红卫兵的无理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华工保卫毛主席红卫兵及战斗兵团认为华工红卫兵师“做了五件坏事：保工作组，抓南下‘一小撮’，对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省委，保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中旬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大专兵和其他保守派组织一起，与造反派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在这次对抗中大专兵已不是主要力量。此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这个名称就从武汉文革运动中消失了。 10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中等学校红卫兵有组织的“揪南下一小撮”活动停止，同时退出学校。此后一直到1968年底中学生上山下乡，中学红卫兵组织基本没有在各中学出现。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3一146页。 172 ==========第185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第一节少数派学生组织：从全校性到全市性 9月上旬，武汉地区高校最早去北京串连的少数派逐渐回到学校，随即组织了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的战斗队。这些战斗队跨班、跨系，打出旗号，有了集中活动的地点，都宣布不接受校文革委员会的领导，“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校文革的打压和多数派的围攻下，这些战斗队迫切需要与校内其他少数派战斗队联合起来。 中央文革派驻武汉的记者姚克强，军人出身，文革后讲到他对这些造反派大学生的印象： 当年做记者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大学生造反派，那种精神也很让人感动，吃的穿的差得很，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要冒着很大的风险，批判走资派，防止国家变修，那是真正的艰苦朴素，吃的穿的跟要饭的差不了多少，跟部队在战争年代差不多。这个印象也很深刻①。 9月上旬开始，多所高校出现了全校性的少数派组织。9月7日，华中农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不久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9月13日，武汉测绘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9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大分部成立。9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联络站成立，27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立。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水院众多少数派战斗队逐渐形成了八三一总队、井冈山野战兵团、红色联络部等联合体。9月下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成立。 这些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不由各级党组织出面组织，不为各级党组织掌控，公开宣布不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文革委员会领导。文革开始以来高校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引起省委高度警觉。 9月2日晚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右派以极左的面孔，抓住了领导权。9月24日，张体学召集测绘学院“左派”会议，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要发动、组织“左派”打击“右派”。 ①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173 ==========第18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9月下旬，省高等教育厅决定给大专院校师生每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武测院文革召开大会发毛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列队参加。院文革宣布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毛选。杨道远上台发言表示抗议，院文革主任夺下话筒，不让杨发言。武测大专兵发动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围攻，说他们受“南下一小撮”操纵，反省委就是反革命。院文革断绝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物资供应，纸张、浆糊都不给。当年国庆节，省委召开庆祝大会，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着旗帜整队来到会场，会议组织者和武测大专兵头头试图阻止其参会①。 省委认为华工、武测“左派”力量不够强，少数派红卫兵能量大，9月19日决定调动八个院校的“左派”进驻两校，搞“三同”，“支持左派，孤立右派”。 9月12日一司成立后，湖北大学红卫兵组织改称“红卫兵师”，校文革为此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彭明诚回忆：红卫兵师“漆司令发表中心讲话，充分肯定了我校及全省前阶段运动的成绩是辉煌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中央对湖北省委是高度信任的等等，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省委周围，团结在校文革周围。最后他还未忘记给‘上当受骗，的少数派指明出路，要求他们悬崖勒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否则运动结束后，按‘十六条’规定一定要严肃处理！湖大红卫兵师政委、计统系六三级钱运录同学接着也作了激情四射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义凛然地说，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中，如果司令员倒下去了，政委会把旗帜接过来，带领全校革命队伍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血战到底！”“这个大会开过后，造反派队员的情绪明显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力量逐步上升的趋势也被遏止了。没多久，财会系六四级的徐清安同学贴出‘公开声明’，宣布退出‘八三一革命队’！徐清安原来是我系学生会主席，也是‘八三一革命队’成立时选出来的‘勤务员’，在全系享有较高的威信，他这一纸‘公开声明’给造反派的打击可想而知！也许受他的影响，没过两天，系门口突然又出现了马铜铃同学退出‘八三一革命队’的‘公开声明’。马铜铃是我们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赴京串联，起参加造反派，他这份‘公开声明’，不啻给我们形成了更直接的压力，也使我们产生了动摇，不得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3一35页。 174 ==========第187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痛苦的徘徊彷徨之后，我班还留在造反派的七个同学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也退出‘八三一革命队’，但不写‘公开声明’，尽量减少对造反派的打击和不利影响。”被一位“在狂风恶浪袭来之时，镇定自若，心无旁骛地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的“文文静静”的女同学所感动，这七个同学改变了退出的想法①。但外在的压力并没有改变。 杨道远这样记叙少数派当时的处境：“各个学校相继成立了校级组织。但少数派仍然是少数派，就算是成立了校级组织，也仍然是人家砧板上的肉，任由宰割。”“团结才有力量，少数派必须联合起来。”从武医成功抢出黑材料后，“各个学校的少数派负责人都有一种联合起来的愿望。”② 杨道远回忆：大约从9月下旬开始，“南下造反大队积极穿针引线，各学校少数派代表到一起协商，酝酿建立统一组织。协商会开过多次”®。 省委密切注视各校少数派的动向。9月23日，张体学在书记座谈会上说：“武汉地区少数人再成立总部的问题，我们不表态，…斗争的焦点是：他们想搞一个少数派”。9月2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张体学说：“少数派是两种情况，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内部矛盾，个别的是敌我矛盾，但先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是坚决做争取工作，说服、耐心等待。对少数派一个一个的进行调查研究，从历史、成分上去分析。召集小型座谈会，听取双方的意见。他们人数不多，要成立红卫兵总部，我看不成立好。原则按十六条办事，一视同仁，大专院校自己讨论。另外，可以成立独立分队，但要在革委会领导下。”姜一说：“少数派总部能不能成立？最好不成立，成立就会对立起来。” 在1966年9月中下旬，省委不支持学生少数派成立全市性组织，只同意各校少数派成立全校性的组织，但必须置于校文革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是少数派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多数派红卫兵能够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少数派红卫兵为什么就不行？而且少数派在成立小型战斗队时大多宣布脱离校文革的领导，联合起来成立全校性组织后更不可能接受校文革的领导了。 经历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炮轰省委”、“揪南下一小撮”、“怀疑切”的大辩论，经历了北京串连，少数派信心增强，队伍逐渐扩大，省 ①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六、我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及差点当‘逃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4一45页。 ③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6页。 175 ==========第18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委对少数派的控制力大幅削弱。尽管省委一再表示不同意成立全市性少数派学生组织，少数派仍然频繁地进行筹备。 10月初，批判资反路线运动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10月4日，张体学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本地少数派要成立红卫兵总部，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要被动的。” 10月8日，省委许道琦、张华接见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表示承认其为革命组织，并加入了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随后武测文革委员会也予以承认。(11月8日，二司武测总部宣布将许、张二人开除。)① 10月18日武汉晚报报道： 15日和16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和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别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外地来汉进行革命串联的红卫兵代表在会上踊跃发言。 这是武汉市委机关报文革以来第一次正面报道少数派，且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加上“武汉地区”字样，表明市委已不反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为全市性组织。 第二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成立 武汉地区各校学生少数派(1966年11月左右开始称造反派)自行成立红卫兵时，大多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区别于多数派(1966年11月左右开始称保守派)的红卫兵。多数派红卫兵组织按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分设，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和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的红卫兵分别被称为“大专兵”和“三字兵”，或被统称为“三字兵”。其后武汉地区出现多个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些组织1967年2月后分为两派，但始终都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66年9月下旬，武汉地区高校的少数派几乎都参加了这一个全市性组织的筹备工作。 杨道远回忆筹备过程说： ①参见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176 ==========第189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在这段时间里，外地来汉串联学生成了“少数派”相互联系的中心，各个学校的少数派差不多都是在同“南下一小撮”的共同战斗中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各校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相互通气，相互声援。在外人的眼里，少数派人少心齐，战斗力强。武汉医学院抢黑材料，其主力就是华工聂年生带的人，武汉三镇的少数派都参加了。少数派已经形成了“派”，迫切需要联合起来，统一行动，统一作战。南下造反大队积极穿针引线，各学校少数派代表到一起协商，酝酿建立统一组织。协商会开过多次，第 一次在湖大召开，第二次到华工开，以后就都在武测开了。到会代表都自报家门，自我介绍。我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叫杨道远，是文化革命初期改的名字，原名叫杨书贵，是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五年级（航五）的学生，老家河南省镇平县，出身贫农，本人是中共预备党员。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情况讲得很清楚，以利于同志们去核查。其他代表都做了自我介绍。他们是：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樊雪梅，武汉邮电学院（简称武邮）张良栋，武汉师范学院（简称武师）温平，武汉机械学院（简称武机）刘光远、方保林，华中师范学院（简称华师）王彩珠、刘闯，武汉测绘学院（简称武测)杨道远、曹福泉（曹勇），武汉工学院（简称武工）黄亚亮、陈大川、彭宣龙，武汉体育学院（简称体院）胡兆英、赵子强，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简称民院)胡文汇，武汉外语专科学校（简称外专）李丹、周孔信，华中农学院（简称华农)王修斌、徐宏彩，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简称水运）王明生、蔡向东，湖北艺术学院（简称湖艺）彭水清，华中工学院（简称华工)郭保安、杨成江，湖北大学（简称湖大）陈春茂、谢邦柱，湖北省社教总团（简称总团)薛成明，武汉钢铁学院（简称钢院)李宏武，武汉医学院（简称武医）王明声、丁某，湖北医学院（简称湖医）朱德珍，湖北中医学院（简称中医）汤立子，武汉钢铁学校（简称钢校)张大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简称水院）彭水木、丁家显，由这些人组成了司令部筹委会。 经这些人反复讨论协商，确定了组织名称、组织章程、组织成立宣言、组织机构、人员分工。一切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井然有序的进行着。 组织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定名时决定，所有加入的红卫兵统一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名字里为什么加了个“武汉地区”呢？大家认为，可能成立全国统 177 ==========第19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一组织，我们将成为统一组织的地方组织，所以就冠以地名“武汉地区”。 至于“革命造反司令部”，初定时只拟为“造反司令部”，“革命”两个字是在讨论时，南下造反大队提议加上的。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强调说是“革命造反”。我们为什么叫“司令部”？是因为保守派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全市组织称“总部”，我们把全市统一组织称“司令部”，各个学校的校级组织称“总部”，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测总部…是想从名称的气势上就比大专兵傲，比大专兵高一筹，从心理上压对方。我们常说，我们同大专兵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他们没有①。 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同意拨给经费，并要求该司令部办公地所在的武汉测绘学院为其解决办公室及办公设施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于1966年10月26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等出席，许道琦代表省委授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代表省委致贺词。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也到会祝贺并讲话。杨道远在讲话中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再造反！！！”“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七亿人民做靠山！”“我们有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我们就能洞察一切，任何妖雾也挡不住我们的视线！我们有十六条做行动纲领，我们就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 二司成立大会会场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6一47页。 178 ==========第191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要战斗！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最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准备坐牢，准备掉脑袋！”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武汉地区第一个全市性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称为“二司”，同时一个多月前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被称为“一司”。 27日，湖北日报报道了二司成立，并配发成立大会会场照片及社论。 二司司令部常委会有一个特点，即实行学校常委制，不设个人常委。司令部开常委会，常委学校派出的代表无论是什么职务都可以参加。二司成立时，常委学校共16所，高校12所，中学4所。 大部分大中学校的少数派参加了二司，二司成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但在文革初期影响最大的湖大少数派、人数最多的华工少数派最终没能参加二司。 第三节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成立①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成立于1966年11月4日。 三司成员、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杨家志②在1967年5月19日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三司的成立宗旨、政治主张、成员情况： 三司是1966年11月初成立的。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处于一个大溃败的时刻，由湖北黑省委一手扶植的保守组织处于一个土崩瓦解的状态，在这个大动荡的日子里，原来保守组织的许多受蒙蔽的群众醒悟过来，开始造湖北黑省委的反，造保守组织的反。但是，当他们反戈一击加入造反派的行列时，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艰苦奋战的人们已经扛着大旗冲在前面了，所以他们不是革命造反派的旗手，而是革命造反派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来自保守组织营垒里的战士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反戈一击更能刺中敌人的要害。但是在这一部分同志中间，个别同志带有原营垒中的痕迹，与那些长期以来就浴血奋斗的同志的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于是就会产生第三条路线，三司就是适应这种路线而成立的。所以，三司是两条路线斗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2015年7月杜先荣访谈方霞的记录。方霞为武汉大学六五级学生， 三司的发起人之一。 ②杨家志1967年1月参加三司，数度进入三司司令部工作。 179 ==========第19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争的产物，但不是文化大革命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它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但它没有做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它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斗争舞台。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就一般的来说的，但就各总部、各战斗组织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点。有些组织、有些战斗队，在他们本单位也是最先起来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的，这是三司的光荣。所以，在三司的旗帜下，集聚了一些革命闯将，他们是中坚、是骨干。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存在来说，他们的思潮在三司内部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在红三司举起的造反有理的大旗上总带有一种温和色彩。这样就发生了下面的一个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发展，大专院校红卫兵名声更加狼藉，保守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也预感这个组织的末日来临，于是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而三司的路线、三司的策略也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比较便利于他们接受，这样一来，在三司里，除了吸收已经回到革命路线的同志外，也吸收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充分认识的同志①。 成立三司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武大六二级学生孙青、华工六二级学生吴穷负责。在筹备过程中，孙青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太激进了，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司令部。”“一、二司太讲家庭出身了，不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学，而三司发展组织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限制，出身一般劳动人民家庭的也可以参加，我们要团结更多的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三司成立大会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省委、省人委张体学等和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参加会议。张体学代表省委授旗，张华代表省委致贺词，二司代表到会祝贺并讲话。11月6日湖北日报报道了三司成立大会 驰区红卫升第司台成立普师大公 三司成立大会会场 ①杨家志《我为什么参加三司革联？》(1967年5月19日)，红司新华工夺取新的胜利战斗队翻印。 180 ==========第193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并配发社论。 三司总指挥是张富有，副总指挥有孙青（二号头头）、吴穷、武汉测绘学院六三级学生罗亨华。三司的红卫兵称“东方红红卫兵”。 三司成员主要是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湖北中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和不少中学的组织，这些组织独立于大专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其中很多学生出身于“黑五类”家庭或既非“红五类”又非“黑五类”家庭，这些人不为一司、二司所接纳。 华中工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不久脱离三司，参加了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三司所属的华工井冈山红卫兵于1967年4月宣布退出三司，参加了红司（新华工）。 二司成员在运动初期受打击较重，批判资反路线时言行较为激烈；没有纸张笔墨和广播器材等开展四大必需的物资，往往采取抢的方式，一些成员主要是中学生公开提出““不偷不抢是老蒋，不抢不偷是老修”的口号：迫于当时“血统论”盛行的政治环境，高压下害怕“抓辫子”，二司成立时吸收成员非常注重家庭出身。 不同意二司这些观点、行为，又想起来造反的学生很多参加三司，三司从成立时的两千人很快发展到三万人。三司成立后，直到1967年二八声明发表，一直与其他造反组织共同行动。这期间，社会上都认为三司是造反派，也熟知三司的特点一一“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二司的做法”。 三司发起人之一方霞说：三司的这一特点在它成立前就明显存在，可以说就是三司成立的主要思想基础。但方霞还认为：三司成立时其政治观点是反工作组、同情南下串连同学、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第四节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一、新华工 华中工学院在当时武汉地区高校中人数最多，师生员工万余人。华工少数派开始出现的时候人数也很多，华工六三级学生李显利说：“华工没有‘少数派’的说法，当时就是一大批人造反。”①华工六四级学生张建华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到1966年10月底，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经从成立时的7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加上继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 ①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李显利的记录。 181 ==========第19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兵新华工总部后相继成立 武谍 的‘东方红红卫兵’‘长征公社’‘井冈山兵团’‘教 教華工 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部’等造反组织，我院的造反派组织已发展到四千多人，几乎占了全院师生员工总数的40%以上。 如果加上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但表示支持造反派的师生员工，我们造反派的人数己超过全院师生总人数的60%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多数派。在此期间，我院的各级干部也纷纷起来参加造反派的队伍。其中168名干部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新华工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全院副科级以上干部136人（其中党员116人）90%以上都加入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① 新华工参加了二司的筹备工作，杨道远回忆说第二次筹备会就是在华工开的。筹备过程中各校少数派代表一致推举新华工出任二司总指挥、杨道远任副总指挥。杨道远回忆：二司开成立大会时，“华工没有代表到会，我以代总指挥身份主持成立大会，总指挥的位置一直空着，等待华工来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后，我曾多次找过华工郭保安，要求华工来人任总指挥，一直等到华工单方成立了司令部一一‘红司（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才放弃了邀请华工参加司令部的努力。”② 红司（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是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与校内东方红红卫兵总部、长征公社、教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部等实现大联合后成立的（不久红工兵加入）。红司成立后，各组织成员按班、系、科、处、室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 从红司（新华工）这个名称可以看出，红司打算成为全市性的组织。 事实上红司成立前后，吸收了外校特别是中学的造反派。1967年七二O事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3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52页。 182 ==========第195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件后，红司成立中学总部，与新湖大、新华农的中学总部合称“三新中总”。 新华工、新湖大特别是新华工未能参加二司，是武汉文革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了全市、全省文革运动的走向。杨道远甚至不无偏颇地认为：“如果当初华工造反派参加了二司，武汉地区后来的钢新两派也许就不会出现了。”① 新华工为什么未能参加二司，当时就流传着很多说法。 杨道远在其回忆录里说：“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发起人，但是，华工为什么不参加司令部了呢？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过。据传出来的说法，有这么几种：一是认为华工造反派人多，力量大，不屑于别的弱小势力，有没有司令部无所谓；二是认为单位多了不好统一步调；三是认为单位多了队伍的“纯度”难控制，可靠性难掌握，易出问题，怕受牵连；第四种说法是，华工本校内造反派有几个组织，尚未联合起来，推不出能代表整个华中工学院的人物到司令部任职。”®杨道远提到的前三种说法与华工六五级学生、新华工总部头头之一张立国对此事的看法比较接近，而“第四种说法”不够准确。当时是华工最大的少数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出面筹备 二司，它派出谁到二司司令部任职与华工其他少数派组织无关，就像杨道远去二司任职与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外的校内组织无关一样。但杨道远提到的人选问题，当时就有很多议论。议论涉及郭保安和聂年生，郭、聂二人分别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一、二号头头。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六三级学生、二司头头之一丁家显也认为新华工未参加二司是人选问题：“当时我们是想叫新华工当一把手，因为他们人多，块头大，造反也比较早。为什么新华工没参加二司，我认为是新华工内部为派谁当一把手没有统一意见。”® 贺光宇是华工六三级学生，红反团中所谓聂年生的“四大金刚”之一，他以知情人的身份详述二司总指挥人选问题，具体就是所谓“郭聂之争”： 当时各校的造反派几乎是一致认为，聂年生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在华工造反派的司令部中，以郭保安为首的一批人则是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聂年生不过是新华工司令部中的一个顾问而已，不能代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52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51页。 ③2013年10月杜先荣、田力为访谈丁家显的记录。 183 ==========第19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如果聂年生当司令，那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不参加这个司令部。当聂年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主动提出同意让郭保安出任司令，可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却又不同意郭保安当司令。事情就这样僵下来了。可成立司令部的事又已迫在眉睫了，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暂由杨道远任代司令，司令之位仍对聂年生虚席以待，等待华工内部统一后再来出任①。 贺光宇所言“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却又不同意郭保安当司令。事情就这样僵下来了”，最早不知出自何处的类似说法一直在社会上流传。杨道远说“没有这个事！”杨道远解释：二司司令部常委会实行学校常委制，不设个人常委，常委学校派出何人到司令部工作，由本校总部决定，司令部和其他学校都不会干预。新华工派出何人任总指挥也是这样®。 新华工不参加二司不是因为难以决定总指挥人选。当时如果新华工决定参加二司并出任总指挥，郭保安是当然人选。郭保安、刘玉民（华工 六四级学生、新华工头头之一)回忆：9月26日各系少数派代表商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大会主席团主席人选时，就推举郭保安为执行主席（亦即总部一号头头），除聂年生本人外只有一人同意聂年生当主席。 聂年生后来当上新华工总部二号头头，但他很少参加总部会议。聂年生造反早，以他为首的红反团人数虽少，但敢想敢干，冲锋在前；经常去各校支持少数派，与各校少数派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红反团虽属新华工总部，但往往独立行动，在外影响很大，在校内少数派中缺乏基础。刘玉民说：“当时老聂为何吆喝不起人来？主要是老聂的口头禅‘小学不入队，中学不入团，大学不入党’，大家感到他的信誉度不高，大家对他不赞成，怕他把队伍带错了路。”聂年生不能代表整个新华工少数派，新华工就是派人就任二司总指挥也不会派聂年生。 新华工不参加二司的原因，郭保安这样解释：“杨道远通知我去商量成立二司，…我问他目的是什么？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二司成立后，各个学校都参加了，二司就是武汉学校文革的中心。当时工总还没成立，意思是老子天下第一；司令员是要华工派出的，位置留给华工。他的思想与聂年生是一致的，也是聂年生串连的。”“当时搞不到一起， ①贺光宇《悼念聂年生同志》（网文，2010年）。 ②杨道远2018年12月回答笔者提问所言。 184 ==========第197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没有别的分歧，核心那个观点是聂的思想。我们没有当核心的思想。对要当武汉文革的核心不赞成。…他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不赞成。所以我们决定不参加。”“红反团在二司、工总成立上最早发动，是有功的。他的主导思想我不赞成，我参加了观点不同又不能打架。他们通知开会，我没去，他们的想法，我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没答复。”①郭保安2009年回忆录还写道：他对同去会见杨道远的李培俊、赵文成、刘玉满、刘玉民等说：“如果我们回答不参加，那末聂要参加怎么办？我想是不是我们不回话，给聂参加留条路。他不参加或人家不通知他参加，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我们不参加，也不回话。这事回去都不要讲，免得大家议论纷纷，又要统一思想。”郭保安说他的这个意见“大家都同意”。 张立国的看法是：“当时没有参加二司，主要三点理由：第一，我认为我们这一批人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主要骨干原来在学校表现很好，品学兼优，思想单纯，比如郭保安。刘玉民、陈定方等一批人，自觉地信仰毛泽东思想，大家为了信仰结合在一起，不存在个人受迫害而造反，觉得我们比较正确，不愿与其他学校搞在一起。第二，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都是为了一个信仰在一起，我们不愿意被打扰，纯洁性才能体现新华工的战斗力。第三个，鉴于首都红卫兵三司内部出了问题，各个学校统一不起来，闹得一塌糊涂。主要是这三个原因。有人说，华工内部反对聂年生当二司司令。这不是事实。我们跟聂年生有一些分歧，但大方向是 一致的。”② 联系文革中新华工的一贯行事风格，郭、张的解释有很高可信度。直到1967年8月4日新华工革委会成立前，郭保安一直是新华工的 一号头头。华工内外纷纷传说，筹备革委会时，为革委会主任人选，“郭派”和“聂派”激烈辩论，结果在新华工勤务组排名最后的张立国出任革委会主任。郭保安说“郭、聂之争导致张上台是伪命题”。“我要给聂年生正名。在武汉7·20后他的红反团有人在院内写了大字报说要聂当院革委会主任。但是在院图书馆召开全院各战斗队长大会讨论院革委会主任事宜时，红反团没有人发一言，作一个小动作。聂年生也没到场，他在南一楼外面等选举结果呢。怎么能说是他和我在争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宿舍路 ①2016年11月杜先荣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②2016年11月杜先荣、田力为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185 ==========第19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过此地，他还问我是选的谁呢！如果说聂想当院革委会主任，我信。但说他要和我争，并说如果我当，聂要武装冲击会场，连成立大会都开不起来，我不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时，他公开争，要当一把手没有成功，他还是好好的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他又没表明要出来争，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呢？这是有些人为掩盖真相、推托责任找的借口。遗憾的的是，谬种流传至今，还有人信以为真。至于我，如果选出聂，我也不会争。因为在成立总部时有人要我当一把手，我是再三推辞，怕带错路，怎么会和他争呢？连张当我都不争，还能跟他争？”郭保安说是“聂派”以外的一些人对他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并如愿以偿。关于他和聂年生的关系，郭保安在回忆录里讲了两件事：一是1967年1月华工各组织联合成立红司时，是他提出聂年生任红司第一副司令。二是华工革委会成立不久，“聂在（钢派)群众大会上作了完全钢派内容的发言，张立国自拟了撤消聂年生新华工革委会副主任、红司（新华工）副司令、开除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决定，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在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不同意，并陈述了充分的理由。结果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 聂年生和红反团一直独立活动，甚至公开打出“聂派”旗号，但从未宣布脱离新华工。郭保安回忆：“九十年代，聂年生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其妻连夜给我打电话告诉恶耗，并说：‘聂年生生前对我说过，有事找老郭，就是郭保安，他会帮你的。’我当时正在和外商谈判，除了痛惜外，我立即打电话给陈定方，告知此事，并请他帮忙。陈说：‘其妻就在我们学院，我正好能帮得上忙。你放心吧。’” 原红司宣传部长刘玉民回忆筹备院革委会过程说： 七二○事件之后，筹备成立华工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提上了日程。按照分工我负责有关文件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一边接待新闻单位的采访及解放军三总部文工团来院慰问演出，一边组织宣传部及《新华工》报编辑部起草文件，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晚上，红司突然通知召开常委会。张汉卿提出有人反映郭保安的所谓作风问题，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男女双方矢口否认。这事十分蹊跷。空军支左的同志要求尽快确定革委会主任人选，以便向中央文革报告。在第二天的常委会上，张汉卿提出一个意见，由张立国任革委会主任，郭保安任第一副主任，聂年生任第二副主任，王富山任第三副主任…，多数人表示反对。会后，郭保安逐一做工作，他对大 186 ==========第199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家说：现在全国声援武汉，毛主席、党中央看着我们，全院的师生员工看着我们，这是大局。就这样，华中工学院革委会于8月4日诞生了①。 张立国回忆： 郭聂相争时我不在学校，既没有跟郭、聂两派接触，也没有参与争论。是当时武汉军区空司派到我院支左的情报部长韩林，把我找回来要我担任主任一职。我当时不愿意，推荐郭保安任主任。理由是：一、郭是党员，系学生会主席，影响很大。二、郭造反早，领导能力强，拥护他的人很多，我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是郭发展的，要我任主任，怕压不住阵脚。三、新华工应该讲是郭创办的，我当一把手，下面会不服的…韩林说，要你当主任是我们支左办公室反复讨论而决定的。这是关系到紧不紧跟毛主席部署的大问题，这是政治任务，至于其他工作我们来做。我们支左解放军支持你®。 郭保安和聂年生“都表示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支持张立国出任新华工革命委员会主任”®。 陈定方回忆：“七二O事件后，新华工广大师生强烈希望早日成立各 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与这个目标相比，哪一位出任革委会主任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人选问题上有分歧时，大家担心耽误了革委会成立的时间，于是选择了张立国担任革委会主任。七二○事件结束后十天，1967年8月4日，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批准下成立，是中南地区第一个革命委员会。”④ 张立国从此成为新华工一号头头，直至文革结束。 二、新湖大 湖北大学（现更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在的湖北大学，1966年校名为武汉师范学院)成为武汉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中心，它的地理位置是 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湖大处在武昌闹市，与汉阳闹市钟家村只隔一座长江大桥，公交一两站路；与汉口闹市隔着相连的两座桥一一长江大桥和汉 ①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十一章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诞生。 ②2019年9月张立国致陈定方信。 ③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十一章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诞生。 ④陈定方2020年1月致笔者的微信。 187 ==========第20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水桥，公交三四站路。在武汉文革中影响同样很大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并入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离武汉三镇闹市较远，距湖大分别是6公里和12公里。南下造反学生绝大多数住在湖大，这首先还是因为湖大离武昌火车南站很近，坐公交到达湖大正门两站路，出南站沿紫阳路（现名张之洞路）步行到湖大后门，只需十几分钟。 还有一个原因：湖大六二。事件后，少数派开始形成并颇有能量。如果湖大学生在工作组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管理下一边倒，或不同的声音极其微弱，没有激烈的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辩论，就不会吸引校外的工人、学生潮水般地涌进校园，南下造反学生也不可能获得支持而在湖大站住脚。第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发动武汉造反派作用甚大的南下造反学生以湖大为大本营。 第四，文革一开始，湖大就成为湖北省委的试点，张体学亲自蹲点，很多活动由省委直接指挥。比如影响很大的校文革与南下学生的辩论会，就是张体学指定召开的，时间也是他定的；撤销起来造反的龙铭鑫的校文革委员会委员、计统系文革分会主任并开大会宣布，也是省委直接指示的。湖大两派争斗异常激烈，武汉高校中较早的少数派组织出现在湖大，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设在湖大，漆林任总部政委。 9月14日，湖北大学红八月造反队、八三一兵团、长征造反团、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等主要少数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大分部，在武汉地区各高校少数派中力量比较强，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各战斗队特别是红八月造反队吸收了很多中学生。 10月初，同为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的六四级学生谢邦柱和 六三级学生龙铭鑫等，邀请杨道远、华中师范学院学生 武肯汉 王彩珠、水院丁家显、华工郭保安（也可能是王富山） 翻阴大 等来湖大31号楼商量，是否全市各个学校少数派红卫兵，统一一个名称，都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比如湖大少数派还有毛主席路线红卫 188 ==========第201页========== 第七章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兵、红旗红卫兵等，还是统一名称好。大家都赞成。谈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否成立全市性的司令部，杨道远认为应该成立，湖大方面主张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总部，立足于本校搞好本单位的运动，必要时再串连起来一起 投入社会上的行动D。 谢邦柱、龙铭鑫等人的意见不被其他学校少数派代表所接受，新湖大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参加二司。 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取了校广播台。当“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现在开始首次播音”的呼号声在校园内响起，各宿舍楼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各战斗队自发地举行了环绕校园的庆祝游行。 1966年12月22日，湖大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新湖大临委会”或“新湖大”），谢邦柱任主任，龙铭鑫、张维荣任副主任，常委有政治系学生柴玉本、经济系学生梅子惠、 计统系学生黄牛、政治系教师彭勋等人®。 “临委会”发表《公告》： 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向全国广大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员工、红卫兵战友郑重宣告： 一、前湖北大学校文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私生子，它自成立以来， 一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早已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早已迫切要求踢开校文革自己闹革命。为此，我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21时宣判前湖大校文革以死刑。 二、从宣判前湖大校文革死刑时起，到新湖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止，一切权力归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 三、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大总部、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湖大总部、红旗红卫兵湖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湖大分部等五个革命组织组成。 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1966年12月22日21时于湖北大学⑧ ①参见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龙铭鑫、谢邦柱，2018年12月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②参见杜先荣2019年9月采访谢邦柱的记录。 ③武汉新湖大革命委员会、武汉红代会（筹）新湖大总部《新湖大》编辑部编《新湖大》报(1967年12月25日)。 189 ==========第20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湖大是武汉地区第一个造反派夺权的单位。 三、新华农① 华中农学院最早出现的少数派组织是1966年9月7日成立的新华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与发起二司，称二司新华农总部。华农的另一少数派组织东方红红卫兵成立时间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晚，人数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多。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在三司成立时参加三司，不久认为“三司与大专兵没有多大区别”，于是退出三司，成为独立的“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华农”。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观点接近，经常联系，共同行动，被称为“三新”。 因二司华农总部的存在，新华农又称“新华农（东方红）”。新华农主要领导人为高玉泽、谈志发、谢文照等。 1967年“一月夺权”期间，新华农（东方红)与二司华农总部联合成立了“新华农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于1月23日发布《夺权公告》， 宣布“原华中农学院党政工团的一切权力，统统归红色造反者接管”②。 二八声明发表后，两个组织的联合破裂。在3月至7月与武汉军区和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对抗中，两个组织重新联合为“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 挥部”。七二O事件后随着“钢新之争”兴起，两个组织再次发生冲突， 二司华农总部退出合办了27期的《新华农》报，宣布“因为观点分歧”，与三司革联新华农总部另办《新华农战报》③。 在筹备院革委会的过程中，两派为席位问题长时间争执，新华农革委会迟至1968年2月26日才成立，比新华工晚了半年。院革委会主任人选也没有像新华工、新湖大那样，由造反派学生头头担任，而是推出一位原院领导干部担任⑧。 ①本部分的撰写，参考了杜先荣2018年、2019年分别访谈杨道远、原新华农头头谢文照的记录。 ②新华农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宣传组主编《新华农》报第二期(1967年1月23日)。 ③参见武汉钢二司新华农总部、武汉三司革联新华农总部《新华农战报》第一期(1967年8月22日)。 ④参见《湖北日报》1968年2月27日报道《华中农学院革委会胜利诞生》。 190 ==========第203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第一节“我们要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社” 少数派对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不满由来已久。在少数派“炮轰省委”时，湖北日报连篇累牍地颂扬性报道王任重直接操控的武大文革运动情况，报道张体学四清中蹲点的随县洪山区和文革中抓点的湖北大学，报道各路英模四出作报告，赞扬“湖北省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揪南下一小撮”成为运动中心时，大量报道各校学毛著、斗黑帮，“形势很好”，“取得新胜利”；报道少数派与多数派发生激烈辩论的多次大会，只出现多数派的姓名与发言。 1966年9月，“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和“炮轰省委”一起，成为武汉地区少数派和多数派大辩论的主题。9月25日，湖北日报发表两篇批判“怀疑一切”的文章一一武昌运输红卫兵的《驳“怀疑一切”论》和华师中文系6203班七位同学的《马克思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一驳“怀疑一切”论》。武昌运输红卫兵的文章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怀疑一切’的谬论，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理论’”。提出“怀疑一切”，就是“怀疑毛泽东思想”、“怀疑我们的党”、“怀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华师七位学生的文章说：1957年右派分子就曾宣扬“怀疑一切”；“马克思所说的‘怀疑’，是指对资本主义世界应抱批判的态度。”“‘怀疑一切'是有阶级立场的。”在关于“怀疑一切”的辩论中，少数派本来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杨道远回忆：“多数派硬说‘怀疑一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怀疑一切'就是怀疑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真是黑云压顶，一片白色恐怖。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里一些没见过这阵势的、胆子小的，动摇了，害怕了，于是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①湖北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少数派认为这就是省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5页。 191 ==========第20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整瓷木资皮动商入行駁 马克思的口号是： ，我屑就要絮勉的 怀疑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 —駁“怀疑一切”論华中降无护院中女吊包隆装茶蓬素蛋要教男自住 的就会 “历更上 怀切 个打济 主义度， “改有怀 我大 人 数 切 能业有广 物红卫 先4，我内2所以 九无七年，产阶 疑一切”者的作法 个斋新的产议陆， ，我我护东限。 能 毋剁 1966年9月25日《湖北日报》第2版 委公开表态，把同意“怀疑一切”的少数派打成“反革命”“右派”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王树成就认为发表此类文章不妥，他在2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报纸上报导斗争的方针，驳‘怀疑一切论’，只能驳一下，不能再搞了，报纸一出就（让人觉得是针）对南下人搞的，这样就抓住你了。”他的意思是，虽然批判少数派主张的“怀疑一切”是省委的“斗争的方针”，但“驳一下”就行了，再搞下去会让少数派抓住辫子。 后来发生的事证实王树成所言不虚。11月3日晚，北航红旗六名学生前往湖北日报社提出抗议。4日晚，武汉和外地少数派学生去报社找到总编辑刘江峰，刘不肯表态，学生们封了总编辑办公室。5日上午，刘承认学生“在报社的一切行动是革命的”。关于“怀疑一切”口号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三天后继续“澄清”。8日上午，“刘江峰态度更加恶劣，拒不正面回答问题”。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刘与学生们一起去省委，没有结果。经少数派学生持续要求，两天后，张体学和少数派学生在洪山礼堂座谈，“同学列举了湖北日报大量的严重错误，提出了坚决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的革命要求”，张体学“不接受”。学生们提出先将湖北日报封了，张体学说下午开常委会研究。下午，张体学表示“支持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派三辆汽车送学生去报社。10日下午，新湖大、北航红旗等少数派进驻湖北日报社。原定当晚八点继续举行的座谈会因故取消，张体学“答 192 ==========第205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应另约时间”。十二点半，大专兵来到报社，撕去封条，撕毁少数派的大字报①。 11月7日，新华工红色造反团发布铅印传单《一百个为什么一一湖北省委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多次提到湖北日报的“严重问题”：华工“八月二十五日的省委检讨会，《湖北日报》为什么要报导成‘隆重的热烈庆祝会’”？“对‘怀疑一切’的口号，群众的争论还相当剧烈，《湖北日报》借刊登革命的大字报为名，大量攻击革命群众，胡说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这个革命的座右铭过时了，是反动的，这是谁的指示？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怀疑？”“鉴于《湖北日报》的很多严重问题，《湖北日报》到底是什么鬼在作怪？” 11月10日，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工总部、华工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散发一份铅印传单，题为《大造〈湖北日报〉的反》。传单说，湖北日报“多次歪曲报道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为了打击南下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和压制具有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在省委指示下，于九月二十五日大登特登什么‘革命的大字报选’‘驳怀疑一切’”。“我们要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社！” 十多天过去了，省委对少数派的要求一一报社作检讨、改组编辑部，没有明确的回应。少数派多个组织协商，决定组织大规模进驻，封闭湖北日报。 11月16日，二司、三司、新华工、外地来汉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在洪山礼堂召开“坚决造湖北日报的反誓师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联合严正声明》，谴责“以总编辑刘江峰为首的《湖北日报》编辑部一伙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篡改毛主席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挑动工人、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极力反对革命大串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吹捧张体学，为湖北省委唱高调，把张体学凌驾于毛主席之上，把湖北省委当成独立王国，充当了湖北省委镇压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恶打手，现已堕落为湖北省委少数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提出“湖北日报 ①参见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西军电临委会驻汉联络站，湖北大学、武汉邮电学院、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农学院红十月红卫兵《事情的由来一我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编辑部》(1966年11月，铅印传单)。 193 ==========第20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荐后是反欹 最高指示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 毛承东思想红衡兵武测站属革命造反可合部宜傅部主都地址：武谨测输学院九植一摟 有灵魂。 1966年11月20日 赴宜革命造反司令部赴宜革命造反联络总都 《周于正难处理人民内部子盾的周则〉 (星期日) 武汉挺西杠色边反团新华工革命造反斑进队翻印 第五期 毛泽东思想杠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命部联络代表处 最高指示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們的言論和行动的是非呢？我們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則，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結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被；（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团結。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关于正处理人民内邵净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肚版第三O页 最高指示 属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褚，归根桔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迎.”你們要关心國家大事，要把无产偌极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关于彻底改組《湖北日报》辐輯部联合严正'声明 压动淡日提大成壁朵竞资表何的霸去党和人民 一伙坚持资 물충섭餐丝+*洋餐的 , 幸分鲜众打成火张体年，为湖省专帽高品的 。 ,他们变熊无视党张休学凌驾于毛主文 姜德奔营以淘鞋堡势聚药无子价：平分路线 我们火酷杀的桥襟，湖北日下应该是传毛泽东 传岁 的定中为 季能批是9*合货5学秀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忌想万岁！ 连2治站我们最报城发的佛大领袖毛主序石堂引万艺夏石发。 汉地区革命造反司合鄱 编辑部必须彻底改组”；“坚决罢掉总编辑刘江峰的官，撤掉社长雷行的职”；“湖北日报编辑部必须在革命群众充分揭发、批判的基础上迅速向 194 ==========第207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革命群众公开检讨”①。这是少数派自11月3日开始陆续到湖北日报社“造反”以来，第一次向省委提出正式的书面要求。 大会进行中，二司杨道远、方保林派华农王修斌带人乘三辆卡车先行进入报社，控制排字房和印刷厂，等待大队人马到来。会后大队人马游行到湖北日报社所在地汉口红旗大楼，当天下午，“造反者顺利地占领了报社大楼，发表通告，勒令《湖北日报》停刊，要求撤社长雷行的职，罢总编刘江锋的官，要求改组《湖北日 当年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所在地—红旗大楼 报》编辑部。”“武汉市各 造反组织闻讯，纷纷结队到《湖北日报》社声援。一时间各造反组织的红旗插满整个报社大楼”②。 同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给湖北省委发来特急电报并报中央，认为少数派“对湖北日报前个时期在报道上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很可贵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委应该热忱欢迎和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要求改组湖北日报编委的意见，可向湖北省委提出，有不同意见时，可以进行研究，但要保证报纸照常出刊”®。 16日晚，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的红卫军（复退军人组织）、工人赤卫队、红卫兵、女红军（女职工组织）等数千人前来“保卫湖北日报”，打算将少数派赶走。杨道远回忆：“他们冲进报社大楼，把造反者往楼下拖，甚 ①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五期(1966年11月20日)。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2页。 ③《中南局来电》，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七期(1966年11月29日)。 195 ==========第20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至从窗口往外扔。保守派‘红卫军’还动手打造反派，造反派奋起抗争，把大专兵推出了大楼，在大楼门口发生激烈对抗。造反派占领门口平台和台阶，保省委的队伍围攻要抢占，强行把造反派往台下拉，撕烂造反派的衣服，打伤不少人。双方紧紧地挤在一起，推搡拉扯，后来台下围攻者突然撤离，台上的造反派失去平衡，纷纷坠落，几十人受伤。”大专兵等未能达到目的，于17日凌晨撤走。18日杨道远去医院探望伤员，“亲眼看到三十多位战友躺在医院里，他们有的头部受伤，有的手臂受伤，有的腿部受伤，都缠着绷带。我们的一些同志都哭了”。 进驻当晚成立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二司方保林任总指挥：新华工邱汉斌任第一副总指挥， 红大 搂 负责内务与对外谈判；新湖大黄运 格 武负责宣传、与报社内造反派联络：新华农夏知天负责后勤。 邱汉斌回忆： 出 在封闭湖北日报的日日夜夜 证 里，我是坚守岗位的实权派，方保 KK 号 林很少再到红旗大楼问事。我拟定了大楼内严明的纪律，早晨听广播出操，晚上听号声熄灯睡觉，禁止上五楼电台室走动，禁止撬开图书室看“禁书”，保持办公室清洁， 不乱动办公室设备，各单位或战斗队，必须接受红旗大楼指挥部统一指导，统一发表宣传传单，统一安排大辩论主题与讲演，统一安排站岗守楼，统 一选派人员与报社造反派联络。总之，一切秩序井然，没有任何负面反映。在那样混杂多单位的“造反”气氛中，难得有这么一个好的战斗集体，其功劳应属于参与封报的每一位成员①。 17日，武汉晚报联合兵团、武汉晚报文革会发表公告，表示支持造湖北日报的反，“公告”说：“有人说，‘湖北日报、武汉晚报联合印刷厂’印报刊的机器被砸碎了，这纯粹是造谣！…造反的同志们未损害‘联厂’ ①参见邱汉斌《进驻红旗大楼与湖北日报新生》（未刊稿，2019年）。 196 ==========第209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机器的一根毫毛，排、印车间均完好无损。除《湖北日报》被勒令停印外，凡属在该厂印刷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武汉晚报和其他报刊完全可以照常印刷发行。他们并建议加印人民日报代替湖北日报，让湖北人民直接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革命同志绝对不要听信谣言！！！”同日，来湖北日报造反者临时指挥部、武汉晚报编辑部签订《协议书》：“来湖北日报造反的红色造反者声明：我们只是造湖北日报的反，对于其他报刊，尤其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不但要其照常印刷，而且望其扩大发行量。我们支持武汉晚报照常出版。武汉晚报声明：保证不把新华社电讯稿转交 给湖北日报，如有违约，后果由武汉晚报负责。”。 18日凌晨四时，张体学、赵修、张华到报社。张体学说：“你们揭发批判报社的错误、造报社的反、占报社大楼、封报社、停止发行是革命的行动。我不是虚伪，‘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② 18日湖北日报停刊。 第二节群众性大辩论 杨道远回忆：“红旗大楼事件成了武汉三镇争论的焦点，支持的、反对的，汇成了人海，把整个红旗大楼围个水泄不通，自发的辩论夜以继日”③ 同不同意封湖北日报，和“同不同意炮轰省委”“同不同意‘怀疑一切’口号”一起，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界线。这场大辩论以红旗大楼为中心，遍及三镇街头和各个单位。 张建华当时是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负责人，分台离红旗大楼数百米。据他的日记记载：11月22日、24日和25日，少数派三次在红旗大楼前召开万人辩论大会。25日开会时正下着雨，气温很低，但人们都坚持站着听。汉口分台现场转播了这三次辩论会的实况。29日，他在新华工驻红旗大楼联络站的同学陪同下走进了红旗大楼。新华工驻红旗大楼负责人邱汉斌向他介绍情况，说到连日来保守派组织每天都有人来冲击红旗大楼。张建华 ①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五期(1966年11月20日)。 ②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红旗大楼”消息》，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 五期(1966年11月20日) ③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3页。 197 ==========第21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当即写了两首诗送给他的同学： (一) 滔滔扬子江，巍巍红旗楼。英雄驱虎豹，为民争自由。 (二) 昔闻江汉报社楼，只见铁窗只见儒。今日工农登大雅，红旗漫卷楚天舒①。 二司宣传部副部长、《革命造反报》主编吴恒春在他的回忆录《人生传奇》里记述了他参与辩论大会的情况： 红旗大楼的正面一楼从侧面看实际是二楼，进门要上十几级台阶。这就刚好当了每天晚上大辩论的主席台所在地。那上面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麦克风，沿江汉路直到中山大道都装有高音喇叭。这一段时间，这里就是武汉市文化革命的中心，封湖北日报也是全市的中心事件。…因此这里是各派力量就封湖北日报这一中心事件的大辩论会场。每到晚上，这里就人山人海，各派力量汇集，总数动辄以十万人计。 这天我到了红旗大楼，站在主席台边不远的地方听辩论。那时的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主要是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没有暴力行为。只要觉得自己有理，谁都可以上台发言，而听众的反应就是辩论有理没理的最好说明。几天的辩论中，我们这一方把封报的理由说了很多，无非是说湖北日报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阳奉阴违。这一天晚上有一个人上到主席台，持反对封湖北日报的观点，发言中把《革命造反报》创刊号上校对的错误提了出来，并类比地说，如果说湖北日报犯了错误就要封，那么你们自己的《革命造反报》是不是也要封呢？这就使得我无从回避，只得上台应战。我上台后，第一句话就说，刚才有人提到了《革命造反报》该不该封的事，我是《革命造反报》的总编辑，来回答刚才那位同志的指责。于是我从形式逻辑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立场问题的主动紧跟到被动应付的区别，从革命行动的必要性到造成巨大影响的宣传意义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言。这一番发言的结果是全场欢声雷动，用当时的话说是“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保守派的威风”。这一天的辩论是在造反派的全胜中收场。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160一161页。 198 ==========第211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由于第一次大辩论成功的鼓励，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红旗大楼辩论会现场。我一到，围着主席台的人自动让开一条过道，我很轻松地直达主席台。本来这一天我并没有发言的打算，但总算成了离主席台最近的人。这 一天的辩论仍然很激烈，真可谓是舌剑唇枪。在造反派明显不占上风时，主持辩论的人示意要我上台发言。主持人宣布下面由《革命造反报》主编吴恒春同志发言时，台下几万人的会场立时大乱，持两派观，点的人当场就在下面发生了争辩。很明显，有一派非常欢迎我出现，而另一派则极力反对我上台。我当时心中是很明白的，对于反对派来说，我的出现，他们认为是一种威胁；而对于我们这一派来说，意味着是一支精兵。所以，群众队伍的混乱其实是对我前一天晚上辩论发言的最大肯定。但这一次的发言并不理想，远远地没有前一天的发言精彩。 大专兵等强攻红旗大楼不成，随即组织了“湖北日报复刊斗争指挥部”。指挥部“成立不到半天，省委就送来了大量的东西，一捆捆道林纸、新的油印机、新钢板、十来辆新自行车等等”①。指挥部为省委同意湖北日报停刊一事向张体学“造反”时，张体学说：“我是理解你们的心情的，你们要对这个停刊问题独立思考。”®指挥部也在大楼门前召开批判会，“批判湖北省委执行了新的‘资反路线’，说湖北省委对造反派封党报的行为反击不力，是从极右跳到了极左。”®进驻红旗大楼的少数派人数众多，大楼周边从早到晚围满了群众，重新发动强攻很难奏效，加之省委不能全力支持，这个指挥部的“复刊斗争”毫无进展。 少数派封闭湖北日报行动以及这个行动引起的全市性大辩论，极大推动了武汉地区政治舆论氛围的转换，推动了多数派、少数派和省市委三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封闭湖北日报是少数派主动发起的进攻性行为并且获得成功，使得少数派增强了自信心，开始自称造反派了。 11月29日出版的二司《革命造反报》第7期，刊登了两篇工人的来稿。一篇是建筑工人吴敏之的《两个工人的对话》，记录了吴敏之和同队 一位工友关于封湖北日报的辩论。那位工友反对封报，他提出很多问题： ①毛泽东思想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反对经济主义小组《揭露张体学高价收买保皇分子和打手拼凑御林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载1967年2月11日长江日报。 ②刘真《省委还在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一给张体学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1月11日)，载武汉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编《向真理投降》(1967年1月21日)。 ③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60页。 199 ==========第21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湖北日报即使有问题，“应该一棍子打死吗”？封报是“单独行动”，能够代表“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吗？“真应该停刊，也应该请示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决定”。吴敏之的回答没能说服工友，但两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我们工人之间的友好谈话”。第二篇是汉阳钢厂八位工人署名文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工人支持你》。文章说：“有一些不顾大方向、不顾主要矛盾的同志，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反对，并且大肆宣扬：‘湖北三千多万人要看报’，‘群众自己也可以批判’…因此放弃大方向而不顾，大道理不管，集中一切精力在封与不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革命人民是敌我问题，是主要矛盾。封报社与不封报社的争论是内部问题，是非问题，相对的双方可求得协商，如果意见不统一，可各自保留，在这个问题上再不要互相引起冲突造成伤亡。” 第三节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新生” 11月20日，湖北省委作出《省委关于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承认指使报社拍摄学生造反活动照片、突出报道省委负责同志的活动和工作成绩等是错误的。 24日，根据省委指示，湖北日报编辑部作出《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宣传报道中的一些错误。 12月15日，少数派封闭湖北日报近三十天后，省委发布《公告》决定“湖北日报暂时停刊”。《公告》说：“湖北日报编辑部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省委决定：湖北日报暂时停刊。在停刊期间，扩大人民日报发行量，满足原湖北日报订户的需要。”0省委决定“湖北日报暂时停刊”，造反派依然驻守红旗大楼这个舆论中心。 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所加编者按，高度肯定了上海造反派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4日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各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湖北日报。当晚十一点 ①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十二期(1967年1月2日)。 200 ==========第213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 中下人具：於人代代人人会 责任 改治周报发刊理由》 第-火公开备 我们必须坚特道理.而道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储，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人从来认为隐瑞自己的观点是可恥的。我们党所办的报鞭， 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遒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 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 干社会主义 风格。 廷安各界庆欲斯大林十人会上的讲话： 对管按日报榴样人具的获蓝) 期花氟 今日共四版 1967年1月15星期 罐 201 ==========第21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二十分，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通报湖北日报被造反派接管的消息，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人民日报总编辑室表示坚决支持①。 工总派出的武重 姓 工人李向阳被推举为社 政治面 年龄 职 长，工造派出的武汉胶管厂工人龙梅生被推举 注意事項 为总编辑，负责编辑工 1.此证为证明湖北日报（新生）工作人員之用，应随时播带，以为向 作的还有报社的造反派 各处接治事务时之溉正。 2.此证只限本人使用。 成员，二司和新华工、 3.不得伪造和塗改。 新湖大的学生。 第002号 发日期1967年元月16月 1967年1月15日， 此证为原红工兵头头杜向东当时执有（杜向东提供） 湖北日报新生号出版， 报头由集鲁迅字改为集毛泽东字。新生号刊登“接管湖北日报红色造反者”写于1月14日的《告全省革命人民书》，宣布“湖北日报的夺权和新生”一造反派掌握的湖北日报重新出版，宣布“新生的湖北日报要由工农兵来办，要为工农兵服务，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统统滚蛋！”“新生的湖北日报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革命造反派的报纸。”工总、二司、工造、 三新等纷纷在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祝贺湖北日报“新生”。 湖北 娲輯部 政部 联貉部 未能启用的“新生”湖北日报社公章，后由杜向东保存（实物照片为杜向东提供） 一·二六向省委夺权失败后，工总、二司与工造、三新的矛盾加剧， 在湖北日报的管理上经常意见分歧，发生纠纷，影响出报。于是两派协商后达成协议，决定各组织派往湖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于2月3日起全部退出，湖北日报由报社造反组织“捍卫毛主席路线联合战斗总部”自行主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1967年8月)。 202 ==========第215页========== 第八章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办①。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的政治观点与工造、三新等组织一致，二八声明发表后，湖北日报成为所渭“毒草派”(1967年4、5月后称新派)的喉舌。 1966年11月中旬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封闭省委机关报的举动，在全国是第一次。造成全国性影响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在1966年12月1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勒令停止发行。上海市委签字同意造反派的要求后，占领报社的造反派于9日撤出，解放日报恢复发行。 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1966年9月1日改报名为《红卫报》)，12月13日被造反派封闭，比武汉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晚一个月。封闭羊城晚报的广东本地和外地的24个造反组织，以“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为首。封报后，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出停刊通知。“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被封闭的羊城晚报没有像湖北日报、武汉晚报那样，获得由报社内外造反派主导的“新生”，15年后的1982年2月才复刊②。 湖北日报被造反派封闭一个多月后，12月27日，武汉晚报社造反组织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发表造反公告，批判武汉晚报“长期贩卖修正主义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通令武汉市委于次日上午八时前，作出武汉晚报停刊的书面答复。28日下午又发出“最后通牒”，市委均未答复。29日，该兵团强使晚报停刊。 1967年1月21日，该兵团将武汉晚报改名长江日报，出版长江日报“新生号”。“新生号”第一版刊出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暨革命职工《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说：“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武汉晚报》完蛋了，大权被我们革命造反派夺过来了。一张崭新的革命的《长江日报》新生了！” 原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1967年8月)。 ②参见叶曙明《1966年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事件》，载《读书文摘》2010年第8期。 203 ==========第21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南局)及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机关报，覆盖中南六省，报头为毛泽东题写。1952年12月31日，中南局决定停办机关报而将长江日报移交给武汉市委。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缺，1961年1月6日，湖北省委通知长江日报停刊，与湖北日报合并。 武汉晚报创刊于1961年5月1日，报头为董必武题写，四开版面。“新生”长江日报恢复原长江日报对开版面。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的政治观点与工总、二司等组织一致， 二八声明发表后，长江日报成为所谓“香花派”(1967年4、5月后称钢派)的喉舌。 长江日报后来作为武汉市委的机关报，存在至今。 204 ==========第217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第一节得到学生少数派支持，突破中央规定 在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工业十条》)发布前，工厂的文革运动一直按照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的规定进行。这个“通知”要求，这些单位的文革运动，“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11月16日，谷牧、余秋里主持的五部七市及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交座谈会召开，历时20天。参会者提出工交企业的文革运动应与文教部门、党政机关有所区别；应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单位间进行串连。 17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首都工人代表，王力宣读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草稿）》，向在场工人征求意见。“工业十二条意见”说：“要充分估计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高度责任，一切不信任职工群众的观点，必须纠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的权利”。“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其他工矿、学校、机关参观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中央文革起草的“工业十二条意见（草稿)”迅速传遍全国，得到少数派工人的拥护，而在工交座谈会上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在12月4一6日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否定了工交座谈会关于工厂文革运动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工业十 ①“十二条意见（草稿）”见新华工1966年12月编《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三集。 205 ==========第21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条》)①。《工业十条》与“十二条意见（草稿）”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2月9日以中发(66)603号文件发出。 《工业十条》发出前一个月，多地己经出现跨单位、跨行业的工人“联合造反组织”。《工业十条》发出近两个月前，武汉的少数派学生已开始进入工厂串连。 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于同年11月9日。此时中央是不允许成立跨单位、跨行业工人组织的，地方当局当然也不能允许。工总司为了得到上海市委承认，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由于湖北省委在双方商定的组织名称上出尔反尔，工总数百人上京“告状”。 武汉地区三大工人造反组织，工总最早成立。工造总司（简称工造）成立于12月8日，成立前去市委申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 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成立于12月12日，他们没去省市委要求批准，在开成立大会前一天晚上去请省委派驻武钢工作团副团长刘广泉出席大会，刘广泉第二天到会并授旗。 1966年11一12月，在学校以外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都出现了造反组织，数量难以统计。工总、工造在事业单位、机关也有下属组织。 1967年1月18日武汉地区造反组织联合发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一告全省人民书》（载当年1月19日湖北日报），17日新华社就报道了此事。在这个文告上签署的组织有49个，除本地和外地的12个学生组织，其余37个都是企事业单位、机关的组织，当时武汉地区全市性的主要职工造反组织除武钢九一三兵团都在其内。这37个组织大小不一，有全市性的，如工总、工造；有系统性的，如教育系统的红教工、交通系统的红色造反兵团、银行系统的红色造反指挥部；有群体性的，如海员、归侨、复退军人、临时工的组织；还有单位内的组织，如一治的革命造反司令部、武重的红卫军。 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工人少数派在本单位大多仍然势单力薄，迫切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开始很多人希望参加已成气候的学生少数派组织，一般被以中央不允许学生、工人串连而婉拒。朱鸿霞要求加 ①关于1966年11一12月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第113一1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版。 206 ==========第219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入新华工红反团，聂年生对他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工人是不能加入红卫兵的，你们还是自己成立工人的组织吧！”①李承弘在9月关于“炮轰省委”的大辩论中就与湖大红八月造反队多有接触，他回忆：“我经常去湖大31号楼，每次像回娘家一样亲切”。“我一再要求加入红八月，红 八月负责人都婉转拒绝，理由是中央文件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经过我再三要求，他们给了几个红八月袖章，我回厂戴着挺神气的。记得厂里黄芙蓉等人还问我她们能不能参加，也想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我实际上并没有加入红八月红卫兵，哪能给别人发袖章？”李承弘意识到，“这种形 势扑过来，逼着工人必须有自己的造反组织。”② 胡国基要求加入二司，倒是由杨道远亲自批准了。杨道远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汉工艺雕刻厂分部”，并出具了刻公章的证明，还答应他派一个小分队去他们厂。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入该厂，“镇住了”厂工作组，也“镇住了”该厂上级市工艺美术公司党委和市二轻局党委，厂工作组被赶走了。武测学生撤走，胡国基的“日子又更难过了”，新来的厂支部书记向硚口公安分局上报了申请批捕胡国基的材料。胡国基不敢去上班，和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丁喆生一起去湖大找赵桂林。在南下造反大队和湖大红八月的鼓动、支持下，胡国基等一批少数派工人开始筹建工人自己的组织。那个二司“武汉工艺雕刻厂分部”也就自然消失了。武汉机床附件厂彭国华、李文祥等人参加过湖大红八月战斗队，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丁喆生、陈树森参加过二司，他们在工总成立后都脱离了学生组织®。 武汉地区工人造反组织从开始串连到成立，都得到造反派学生的极大支持。 少数派学生到厂矿企业串连，支持工人少数派，1966年10月就开始了，当时中央是不允许学生到工矿企业串连的。 郭保安、刘玉民回忆：1966年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说工农兵“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和一切革命青少年”“要向工农兵学习”。受到林彪讲话的鼓舞，当年10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派遣人员组成多个纵队，分赴 ①参见贺光宇《忆聂年生》（网文，2009年）。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8页。 ③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 207 ==========第22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省内各地市、武汉市各区，到工厂、机关、事业单位办联络站，“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发动群众“起来造反”。“运动初期，在发动群众方面，新华工起了比较大的作用。”①张建华回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早在10月中旬就曾发出号召：‘杀向社会！’此后，我们去全国各地、全省各专县建立联络站。到10月下旬，新华工的同学在北京、广州、成都、桂林、上海、长沙，湖北各专区甚至县都设立了‘新华工联络站’。仅在武汉市区，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常驻省市委、政府及大型厂矿企业的联络站人员己达四五百人。他们在那里印传单、设广播、收集文革动态信息，去街道、工厂宣传和发动群众，支持造反。我院后来之所以成为湖北、武汉钢新两派中新派的‘派首’，这些联络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新华工各联络站负责人经常向纵队、总部汇报，纵队、总部也经常有人到各单位联络站了解情况。新华工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有令即行的行动力，给其他学校的造反派留下很深的印象。 聂年生10月初领着一百多人组成的新华工驻省委战斗兵团（后改名新华工红反团)，强行进驻省委一招11号楼，以此处为基地四出到各院校、工厂串连。曹承义回忆说：发动工人起来造反，聂年生在社会上的影响比郭保安大。 红反团支持过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一一二机床厂的“八一七”，支持过后来当上省交通联司一号头头的傅廉。被打成武重“三家村”的朱鸿霞向聂年生寻求帮助，聂年生带领红反团，把要求为朱鸿霞平反、号召批判资反路线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重厂区。朱鸿霞要求加入红反团，聂年生劝说并全力支持朱鸿霞和二机床厂的余福生等人建立工人自己的造反组织。一治职工曹承义、武钢职工彭绍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谈到红反团驻青山联络站发动工人成立九一三兵团所起的的重要作用。工造总司筹建时，聂年生派红反团黄东前去协助。工人少数派纷纷到红反团所在的省一招11号楼串连，工人总部筹备联络组从湖大迁到省一招后也得到聂年生的帮助®。 杨道远回忆：二司成立后，“即时号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总部组织 ①参见2016年11月杜先荣等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②张建华《风雨七十年》153一154页。 ③参见贺光宇《忆聂年生》（网文，2009年)。 208 ==========第221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革命造反宣传队，进工厂、下专县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革命造反，组织群众批判资产级反动路线。武汉各大厂矿企业都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串连、进驻；宜昌、荆州、襄樊、黄冈…都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联络站，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各地各单位、企业和农村基层的革命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武汉市、湖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更加轰轰烈烈、蓬勃发展。这些宣传队、联络站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厂矿、与各地县结合的纽带，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的结合，形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阵 线。”① 二司人数众多，武汉地区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有二司学生前去串连，如11月下旬二司水院井冈山兵团在武钢、铁路江岸机务段设立联络站，无数小单位也有二司学生前去支持力量单薄的工人少数派。 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新湖大红八月的陈春茂等人在工人造反派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久久为造反派工人所怀念。一治工人徐正全称赞陈春茂“确实是一个真正和工农结合的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聂年生甚至被称为“湖北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教父”®。 李承弘这样评价陈春茂和聂年生： 陈春茂早期在工总内起的作用很大，工总的决策讨论他都发表意见，往往起关键作用，同时他也参加一切活动，处处走在前，既是前锋又是教练。陈春茂与工总感情最深，他是一个农民子弟，为人朴实热情，与工人打成一片，谈得来，没有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酸腐味，这一点与聂年生的盛气凌人就有天渊之别了。陈春茂有时把棉衣给工人穿，饭票给工人吃，所以在普通工人中威望很高。有人称聂年生是武汉造反派教父式的人物，但他只得到人们崇敬；陈春茂虽是小人物，人们如今也忘记了，但他当时得到了工人造反派内心的喜爱④。 笔者手头只有零星的材料可以从侧面证明，第一个全市性的保守组织“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得到大专兵、三字兵的支持。百万雄师总站常委、参加过职工联合会的谢敏华说：华工乌兰牧骑头头周德武和几个大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7页。 ②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57页。 ③参见谢保安《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名字一忆聂年生》（网文，2009年）。 ④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69页。 209 ==========第22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专兵（都是干部子弟），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长期吃住在我这里”(谢是武汉皮鞋材料厂副厂长)。1967年2月底职工联合会解散后，周德武等人向正在武汉地区支左的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推荐我，牛怀龙亲自“来到我厂，要我出来千”①。1967年1月初职工联合会聚众万人在省委造反，李承弘在部分联合会成员聚集的洪山礼堂里看到“大多数是学生，工厂工人少见”，他被抓住后送到现场一个头头那里，这个头头是水院六二级学生@。 大专兵参与筹建职工联合会总部的资料很少见，反映出大专兵介入此事的力度很小或根本无人介入，这可能与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策划，利用工会组织系统自上而下、极为迅速地建立起来有关。很多当年去工厂串连的大中学生回忆，在工厂劳动、串连的学生包括一些三字兵、大专兵是支持工人少数派的。 第二节工人总部成立® 一、工人总部筹建 1966年10月，胡国基面临被公安机关抓捕，他和丁喆生一起到湖大向赵桂林求教。赵桂林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工人同志有一个联络交流的地方，对工作组、当权派搞白色恐怖要联合起来斗争，互相支持，要把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群众的不幸联系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个人自保是完全不行的。你们还要有更艰苦的思想准备。于是胡国基、丁喆生将与新湖大红八月有联系的各厂少数派工人串连起来。 胡国基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串连起来的工人：除胡、丁二人，有武汉机床附件厂红八月战斗队彭国华、叶胜亚、李文祥、李尚文、李长炳、涂家福，武汉第二机床厂八一七战斗队余平、余福生、刘超群，东西湖棉花公司战斗队马保瑞、钱蜀生、王红，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陈树森，汉阳毛巾厂梁国瑞，江岸瓦楞厂老汪，江汉印刷厂老刘，武汉市新华印刷厂老谢，群联鱼行刘汉木，中南水泥袋厂黄柏清，武汉餐具 ①参见2015年4月笔者访谈谢敏华的记录。 ②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5页。 ③本节的撰写参考了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相关部分，李承弘《百年寻梦 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三、工总的成立”。胡国基、李承弘都是工总发起人，李承弘在回忆录中说“见证工总全过程至今除李洪荣和我别无他人”。关于工人总部的筹建过程，两人的记述不符之处很多。本节以胡国基的叙述为主，同时列出李承弘和其他人的不同说法。 210 ==========第223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厂小龙。 赵桂林、陈春茂等人为他们在湖大30号楼安排了活动场所，协助他们组织了第一次控诉资反路线座谈会。座谈会后，这些少数派工人成立了“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联络站”，推举彭国华为临时召集人。 从座谈会后第二天开始，他们在汉正街一带组织了声援工艺雕刻厂、餐具厂、精细医疗器械厂的少数派的活动，宣传十六条，控诉资反路线，邻近的汉口玻璃厂、武汉玉器厂、紫阳菜场、紫阳土产商店的少数派也参加进来。此时三十四中的二司学生占领工艺雕刻厂广播站，设立“大喊大叫广播台”，对外广播。少数派团结起来行动，胡国基说：“在汉正街造成很大的影响，大长了少数派群落的志气，大灭了当权派一手遮天、不可世、为所欲为的威风。” 胡国基回忆：少数派工人联络站在湖大又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南下造反大队、湖大红八月、华工红反团的同学每次都积极参加，听到工人们控诉资反路线，声泪俱下，同学们也和我们一起流泪。 胡国基写道：参加联络站活动的少数派工人越来越多，湖大红八月安排联络站搬到31号楼活动。我们在这里夜以继日地战斗，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用馒头充饥。在赵桂林、新湖大汪守贤和陈春茂、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姜允珍的支持、协助下，经过极为秘密的串连，我们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不再使用“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联络站”这个名称。在工人造反总部筹备小组的工作会议上，大家既你推我让，又敢于承担，我们自知是“玩命”的风险，最后推选了7人为总部“服务员”（后来改称为“勤务员”）：彭国华，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志愿军军官转业，任总部总召集人；李文祥，武汉机床附件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协助彭国华处理日常事务；丁喆生，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干部，负责组织、财务兼会计；胡国基，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负责联络、动态、动员；余平，武汉第二机床厂南下干部，党员，老红军后代，负责政工：刘超群（后改名刘群），武汉第二机床厂团委书记，老红军后代，负责宣传鼓动；余福生，武汉第二机床厂工人，负责后勤。会议还推选陈春茂为顾问，可以参加总部服务员会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帮助，提出建议，我们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 根据李承弘的说法，是新湖大红八月的汪业勤建议他们成立工人组织， 211 ==========第22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开始筹建就在省委一招，所确定的领导班子设置及人选也与胡国基的记述不同：“大约在10月中旬，汪业勤等人对我说，现在也有几个工厂工人找他们，是否我们工厂的人一起坐起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找个更好的办法。他告诉我有二机床厂的余福生、武汉机床附件厂的彭国华等人。这几个厂都离湖大较近”。因为“红八月大多数人认为工人不应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华工红反团全力支持成立工人组织，并认为学生走向工厂、与工农兵相结合是运动发展方向，于是，我们一群工人舍近求远，都跑到省委11号楼华工红反团驻省委大本营去了。由于11号楼是省委招待所，吃饭开会比湖大还方便，所以，武汉最早的工人组织开始在此筹建。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虽然中央文件没有说可以成立工人组织，但宪法明文规定每一个公民有结社自由，所以自发组织并不违法，完全有法可依。”“我们决定：最高决策机构是主席团，在它下面设一个执行机构叫勤务组。主席团人选由各单位推举，勤务组基本由筹建人员组成”。“我现记得主席团人员有：武汉二机床厂余柏林、武昌铸钢厂喻尊启、武汉机床附件厂李文祥、武汉锅炉厂张桂申、武汉重型机床厂胡崇元、华工附属工厂毛卫(？)国、武汉肉联厂谭光前、江岸制革厂李祥用，另外中原机械厂、应城盐矿、汉阳造纸厂各有一名，还有三人及其所在单位都忘记了，一共是十四人。”“勤务组由七人组成，我经过反复回忆并参考一些人的回忆，能够肯定的有六人：我、余福生、李洪荣、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最后一名是丁喆生还是鄂世纯不能肯定。” 胡国基回忆：随后工人造反总部（筹）发布了“造反宣言”、“组织条例”、“告全国同胞书”，“造反宣言”提出了“打倒王任重”的口号。这些文件印成传单寄到省委、省人委及各部委办，在市内公共汽车、电车上往外抛撒，送到开往外地的火车上。 工人造反总部（筹）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省委主动派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房肇义、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武汉市委公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等人来湖大31号楼协商，工人造反总部（筹）彭国华、李文祥、余平、丁喆生等接待。 谈到组织名称，房肇义代表省委表示不同意用“造反总部”，只同意给予“联络站”名称，反复协商后定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我们又提出办公地点、办公经费和用品等问题，要求省委解决，并要求保 212 ==========第225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证单位对我们不得打击报复。 房肇义等请示省委后答复：一、安排在省委一招13号楼内作接待联络，在15号楼内办公。二、每月拨给经费三千元。三、省委开证明雕刻公章。 四、拨给半新自行车十二辆。五、脱产人员工资照发，不得打击报复，由省委通知各单位。六、拨给红布十疋、手摇油印机一台，宣传用纸、笔墨、油墨等物随用随领。七、发给棉被若干。八、发给餐票，在省委食堂按桌就餐。 李承弘说关于工总成立有关事项与省市负责人的一次会谈，他和胡厚民参加了，“而且是主要谈判人”。省市负责人有张天林、刘振邦，李承弘没有提到房肇义。他说他们提出的组织名称是“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战斗总部”，省市负责人“死活不同意”“战斗”二字，他们“多次力争无效”。回来后“聂年生不满意，说我们丧失了原则，不该去掉‘战斗’ 二字”。“后来变通了一下，在旗帜和袖章及一些公告上，第一行写‘毛泽东思想’，中间三个大字写‘战斗队’，最下一行写‘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从湖北大学31号楼搬到省委一招后，工人总部（筹）公开活动，再不像前一段时时提防盯梢跟踪，开会要人把风放哨。 胡国基说：“人们如同潮水般涌向省委13号楼”的时候，负责政工的余平认为其中有不少“有问题的人”，如侯良正（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劳教释放人员)、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劳改释放人员）、王思宽（右派分子)，这些人甚至提出断水断电断交通、控制广播电台来与省委对抗，于是余平退出服务员班子，同时声明不退出工总。与余平同厂的负责宣传的服务员刘超群也宣布退出。这时武汉锅炉厂李洪荣、武昌铸钢厂胡厚民前来要求加入工总，两人都是党员，工人总部（筹）的五位服务员一致同意两人进入服务员班子。 不久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崇元加入，也是党员的李文祥提出现在有 四个党员了，我们可以成立党小组了。胡国基一人反对，他说：全国的基层党组织都瘫痪了，我们这个群众组织为什么又要搞一个婆婆来管束？党小组还是成立了，“老资格”的服务员李文祥任组长。经李洪荣提议，“服务员”的称呼改为“勤务员”，又称“常委”。胡国基认为，这个党小组成了常委班子这个核心的核心，总负责人彭国华成了只管执行党小组决定 213 ==========第22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的秘书长。这个党小组成员在1967年1月后，就没有以党小组名义活动了，其成员除李文祥外，一直担任工总勤务员。 总部决定丁喆生负责组建各分部的工作。武汉市各行政区的分部后来改称办事处，各系统分部有的后来改称兵团。丁喆生率先组建了硚口分部，自己兼任硚口分部一号勤务员。江汉分部由中南水泥袋厂黄柏清、武汉市新华印刷厂老谢负责组建，江岸分部由铁路江岸车辆段胡巍负责组建，武昌分部由武汉机床附件厂涂家福、刘汉文、李尚文负责组建，汉阳分部由红星帽檐厂刘万泰负责组建，铁路分部由铁路江岸机务段杨全顺负责组建，长航分部由长航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吴正斌负责组建，供电分部由武汉供电局邓汉臣、黄本祥、方先艮负责组建，卫生分部由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张之桢负责组建，电信分部由武汉市电信局刘闯负责组建。 胡国基负责刻公章、印制旗帜袖章。他请书法家戚自如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分两行书写，老先生说“中间太空”，胡国基说那就加上一行，写“战斗队”三个字。就这样，随着大量袖章散发、佩戴，工总的全称“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为社会知晓，工总的基层组织称为“战斗队”，工总成员称为“战斗队员”。这些称呼在文革 中一直沿用。 李承弘回忆：10 毛泽东周想 月底，工人总部筹备组在洪山礼堂召开了 我斗桥 少数派工人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制作张贴 武汉地区工人岚部 海报、会场布置、广播音响、会议保卫，都由华工红反团负 工人总部最早的袖章 责，工总筹备组负责 安排大会发言、组织人员参会。会上四人发言，李承弘讲他们厂少数派组织“红尖刀”所受迫害并进行批判朱鸿霞控诉武重厂党委把他和李向阳、刘传福三人打成“三家村”；二机床厂一青工为余平被关押控诉本厂领导；还有一位发言者是中原机械厂的工人。“此次会开得基本上成功，参加大会的有千把人，楼下基本坐满了，中途没什么人退场也没人捣乱。这次会 214 ==========第227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议显示了工人力量，也增强了我的信心。” 聂年生带着红反团积极筹备工总成立大会，包揽了很多会务，包括请张体学等省委领导到会。会上宣读的“成立宣言”是朱鸿霞起草的，“组织章程”是李承弘起草的①。“组织章程”规定：出身好、没受过任何处分的工人才能申请加入工总。 二、工人总部成立大会 1966年11月10日晚，“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大会在洪山大礼堂举行。外地和本地学生少数派组织送来大红贺信，礼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通道上也挤满了人。 八时许大会开始，省委张体学、赵修、李衍授坐在在主席台前排，工总全体勤务员、工总顾问陈春茂、来宾聂年生坐在后排。 大会由彭国华主持，他说：“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经历了多少痛苦的不眠之夜，终于在不断的斗争中，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一支代表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的造反组织一一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于1966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了！”全场不约而同起立，长时间鼓掌，很多人流下眼泪。 彭国华宣布“请张体学同志授旗”，张体学走到台前，丁喆生把工总的旗帜递给张体学，张体学把旗帜晃动了两下，双手交给接旗的胡国基、胡道平和武重工人鄂世纯。彭国华宣布请张体学同志讲话时，张体学说：我要请个假，我还有事，请赵修同志讲话。 张体学说完就走了。赵修说：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没有经过省委讨论，我只同意成立联络站。顿时会场大乱。有人说：你的名字要改，修字代表修正主义。赵修说我改名字要经过省委批准。工人们说不行，赵修问：那叫什么名字好？有人说：叫赵立公！赵修连连答应：好，叫赵立公，就叫赵立公。有人说：既然叫赵立公，那就应该办立党为公的事，我们工人总部的名字问题怎么解决？赵修说，等省委研究了再答复。会场再次大乱，赵修、李衍授乘乱离开会场。 工人们围住尚未走出洪山礼堂的张体学质问他，张体学说：赵修说的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61页。柳英发说：华中工学院原红工兵成员周继云告诉他，工总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是参加工总筹备的华工工人夏耀龙起草的，并在华工印刷厂印好后送到工总成立大会会场。 215 ==========第22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话我不知道，他没有同我商量。人多天气热，张体学支持不住了，聂年生指挥红反团学生费尽气力才得以让张体学乘车离开。 聂年生从会场外到回到会场期间，一直劝工人们先冷静下来再从长计议，愤怒的工人们质问勤务组：组织名称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弄成这样？“为什么放掉张体学？”“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胡国基认为：“旦工人总部得不到承认，少数派的日子就更惨了。我们不但没有了团结战斗的阵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堡垒。走资派再整起我们来，就不会像工作组的样子了，他们会用更加血腥的手段。”他拿起麦克风大喊：“我们到北京去请愿。愿意去的马上到大门外面整队跟我一起走，打着火把游行到南站，不愿去的可以回家。” 李承弘回忆：“赵修突然在会上宣布省委不承认工总，要我们改名联络站之类组织。这一下炸了锅，省委领导出尔反尔，事前不打招呼，会上突然袭击，所以会场一下就乱了，群众斥责声、口号声不断。赵修一生可能还没经历过有人敢在他发言时顶撞他，他也一下火了，把眼镜摘下一摔拒不认错，态度很蛮横。这时，我抓住赵的态度，拿过话筒，鼓动群众喊口号给赵修增加压力，赵这时也感到不对，开始承认他态度不好，但仍坚持要我们改名字。我们谈判时连‘战斗’二字都不愿取消，何况整个组织的名称？我又提议列队绕场一周示威表示强烈抗议，但赵修仍不松口，会场一下僵住了。我一时也骑虎难下，同时怒气冲天，我向主席台上的人说，现在只有上北京，找中央告状，让中央表态来压省委，我们才有台阶下，否则我们开局不利以后就很难开展工作了。此意见台上的人基本同意，尤以二胡一一胡厚民、胡崇元反应最为强烈。于是，我向台下群众高呼：‘省委欺骗我们，说话不算数，我们上北京，找毛主席、找党中央告他们去！’当时，群众一呼百应，群情激愤，武重的鄂世纯把工总大旗一挥，领着我们冲出了洪山大礼堂。我们主席台上的人走在最前面，后面浩浩荡荡有几百人跟着，向武昌老车站奔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成立大会就这样结束了，刚成立就开始了北上赴京活动。” 胡国基回忆：人们七手八脚搞来棉纱、木棍、汽油，做成火把点起来，这条火把长龙直奔武昌火车南站。经过省委，我们高呼：打倒湖北省委走资派！打倒王任重！反迫害！还我自由！ 数百人的队伍步行约五公里接近小东门铁路桥时下起小雨，有人骑自 216 ==========第229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行车来通知：武重工人会送来饭食，让大家在桥下边避雨边等候。武重工人用几辆卡车送来米饭、馒头、菜汤等食物，说是夜班工人闻讯后让出来的。 近两千人的队伍来到武昌南站，大门己经锁上。刘万泰用大锤砸开门锁，队伍越过候车大厅进入站台，凡北上列车进站就一拥而上，到次日晨，工人们挤上三列客车，但这三列客车都久停不开。 11日清晨，勤务组在车站开会。彭国华说事已至此，我们没有退路了。退，大家很可能坐牢，或者有比坐牢更大的危险。只要同志们抱成一团，车站的人不离开，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勤务组一致同意作好进行更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由彭国华统一指挥；决定由胡国基组织“保卫班子”，注意站台周边的情况，防止当局抓人；由丁喆生负责将人员编成分队，指定分队临时负责人，便于管理。考虑到省委会来人，彭国华安排丁喆生、李文祥、李洪荣、胡厚民连他五人与省委谈判。 11日十点左右，房肇义、市总工会副主席崔秉亮、刘振邦到车站，传话要工人派代表去站长室见面。勤务组担心省委抓人，一再坚持就在站台上的休息室谈。房肇义等进入站台休息室时，胡国基带着保卫人员将其随行人员拦下，只允许带两名女秘书。胡国基说：“是省委先失信于我们，我们的做法是被迫的。”双方谈了四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 随后工人们发现，站台远处增派了不少军人、警察和铁路工作人员，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车站负责人说是“怕坏人破坏”。彭国华下令：勤务组一个也不准离开，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省委派人来宣布：不抓人，只同意建立联络站，迅速离开铁路，头头必须向房肇义检察长悔过自首，不服从者后果自负。彭国华“断然拒绝”。 省委来人走后，各单位领导纷纷来到车站，送食物，劝说“不要跟坏人跑”，“回到党的怀抱，党会既往不咎”，动员一批人离开了。各单位还动员来很多家属，又哭又闹，又一批人离开。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走了，勤务组召开紧急会议，彭国华说：省委会对我们剩下的人强攻了，只有到北京才有安全。今天必须全部撤离车站，分散走。他布置：管经费的余福生带十来人打前站，安排大部队食宿；李洪荣带一部分人从汉口车站上车；胡厚民带一部分人先往南再转乘北上；丁喆生、彭国华分别带一部分人乘不同车次的车北上；胡国基带一部分人殿后，最后乘车北上。 217 ==========第23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在李承弘的回忆录里，他和余福生、胡厚民、朱鸿霞四人一起上北京的经过是这样的： 工总主席团和勤务组成员共同做了个决定：无论如何，哪怕自己掏钱购票也要保证我、余福生、胡厚民、朱鸿霞四人上北京，火车上我们四个人要保证在一起不分开，因为工总成立前很多单位反映的材料、工总的大旗、工总的图章都由我们四人掌握。其他人能去多少算多少，确保我们四人到北京就行。其他人去北京方针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条条道路通北京，各自为战，人自为战，不搞集体行动，单独个别行动。这样一来，人就分散了，不再形成围堵聚众状况，轨道上也没人了，加上车上学生吵着开车，终于，11日晚上火车载着我们缓缓向北京开去，12日深夜列车到达北京。 当时，我们四人加上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鄂世纯、姜诗存下了火车，也不知这趟火车有多少人到了北京。鄂世纯此时把工总大旗一举一吆喝，想不到竟有一百多人集合在旗帜下。 11月15日各路人马在北京会合，16日武重一百多人乘本厂汽车到达，工总赴京人员共三百多人，加上自行来的一百多人，武汉少数派工人当时在京共五百人，胡国基说这是全国之冠。经多次交涉，武汉工总赴京人员全部住进白石桥社会主义学院。 三、工总人员在京“请愿” 工总人员到北京后，勤务组开会布置：各厂人员分别向所属的中央各工业部反映受资反路线迫害情况，丁喆生负责组织整理材料，胡国基负责“向中央文革反映武汉地区执行资反路线、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在京期间，李文祥辞去党小组长，李洪荣接任；朱鸿霞进入勤务组，负责宣传。 11月11日傍晚，决心上京请愿的武汉工总的工人们聚集在武昌火车站己经一天一夜，此时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签收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 218 ==========第231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有部分工人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1966年11月11日12时陈伯达 11月20日左右，正在按照勤务组布置开展活动的武汉工总的工人们从传单上看到这个电报，“感觉受到当头棒喝”。他们不知道，11月13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己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点要求”上签字，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上京控诉是革命行动”，11月8日曹荻秋对工总司成立大会定下并获陈丕显同意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实际上被张春桥否定；他们也不知道，11月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手持宪法肯定了 219 ==========第23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张春桥的签字。 李承弘回忆： 因为我们的北上行动与上海工总司情况太相似了，都是省市委不准成立，都是拦了火车上北京，只是一个9号一个10号。现在中央文革组长表态说错了，我们岂不完了？怎么有脸回去？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头头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澄清电报是否打了，电报内容是否篡改。…如果陈伯达确实打了电报，那我们就同他辩论，这是第二条，辩论的理论根据是：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成立工人组织是结社，言之有据，合理合法；再者陈的电报口口声声谈的是生产，这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而任何时候应当革命是第一位，生产是第二位，革命造反才是大道理大方向。 当天下午，李承弘、朱鸿霞、姜诗存、陈春茂带着朱光文的武重小分队（王光照说去了几百人，徐正全说去了四十人左右），来到中南海西门求见中央文革领导，在西门两边墙上贴出“陈伯达同志11月11日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强烈要求与陈伯达同志辩论”两条标语，几名代表前去交涉，其余人整队站在西门对面的人行道上。中南海里一干部对几位代表说，让他们去西边兵马司胡同的联合接待站。去接待站填写了“上访理由”，一夜不眠等到第二天上午，无人理会，“这次行动无果而终”。 徐正全回忆：到北京后，勤务组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陈春茂召集几个大厂的工人开会，有武重朱鸿霞、一冶徐正全、肉联谭光前，还有两人 北京中南海西门（网络图片) 220 ==========第233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徐正全只记得武钢一人，另一人不记得其单位和姓名。陈春茂说：“你们都是武汉市几个大单位的代表，现在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人心一散，什么事都做不成。现在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六人小组，负责在北京这一段的工作。”去中南海找陈伯达辩论，是这个六人小组（其中只有朱鸿霞一人是勤务员)决定的。六人小组还有一个想法：只要中央首长接见，工总就合法了①。 1967年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的附件《“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中所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两次冲击中南海”，这是第一次，“通告”说这一次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扬言要‘揪陈伯达回白石桥辩论’”。王光照说这是“罔顾事实”“陷人入罪”。 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引起中央重视全国各地少数派的诉求，武汉工总人员和山东来京少数派发起全国各地少数派代表座谈会，因工总在京人数众多，被推举主持座谈会。座谈会在全国总工会举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工人少数派代表参加。座谈会商定召开“全国在京革命职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商定了大会筹备处组成人员，湖北、山东、云南、贵州、辽宁、河南、北京各一人，七人中武汉工总彭国华为总召集人。筹备处下设各组，丁喆生为组织组成员，胡国基为联络组成员。 经过紧张繁重的筹备，大会于1966年11月23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彭国华为大会执行主席，李洪荣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胡国基为大会总联络，武汉工总人员组成大会保卫组，武重工人姜诗存、鄂世纯负责。 会前大会秘书处里的清华、北航学生说他们请好了中央首长，会议开始了，中央首长没来，清华、北航学生说边开边等。各地代表发言完毕，中央首长还没有来，主席团派胡国基等三人去中央文革请，中央文革值班人员回答，首长都不在，已派穆欣同志参会了。胡国基回到会场，不见穆欣踪影，想到这样规模的大会中央首长不来参加，意味着不被中央认可，回去后“不更加挨整吗”？他拿起话筒号召大家去中南海请愿。主席团发生分歧，一部分人退出会场。武汉工总的人在挥动的工总旗帜下集合起来，胡国基领着工总和其他地区少数派的队伍来到中南海西门。 王光照说是他“跳上台去”，“大声呼喊：‘中央首长不来，我们自 ①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37一39页。 221 ==========第23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己去中南海求见！’”他的“动议得到强烈响应”①。 徐正全说，六人小组对中央首长出席大会抱有很大希望，会前他们就考虑到，万一中央首长不来，就号召大家到中南海去请。天黑以后中央首长还没来，在徐正全示意下，一治的张志能“冲上大会主席台，一把夺过发言人的话筒高声喊道：‘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中央首长答应参加今天的大会，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现在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话声尚未落地，全场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一下炸开了，王光照、鄂世纯心有灵犀，即时舞动手中的工总大旗，全场响起了‘请中央首长’的喊声， 一刹那，由武汉工总的大旗引导，后面跟了几百上千人，先绕会场走了半圈，从侧门一涌而出，直奔中南海”②。 李承弘回忆：北京学生多次说首长马上就到，但一直没到，很多人冲上主席团抢话筒发言，“当时上台发言最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算王光照了，他的发言基本左右了会场”。 胡国基回忆：他指挥队伍在西门对面静坐，要求周总理接见，“静坐的同志很守规矩”，只有周光杰（硚口纸品厂工人）、侯良正、刘万泰三人在西门前“脱衣服、打赤膊”，喊着“要见周总理”。一干部出来向胡国基宣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一、誓死保卫党中央，二、誓死保卫毛主席，三、誓死保卫中南海。”然后向全体人员宣读，“大家听了后，默不作声”。清华、北航同学乘机劝工人们离开，调来交通车将他们送回白石桥住地。 1967年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的附件《“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中所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两次冲击中南海”，这就是第二次，说他们“纠合二百多人，围住中南海大门，高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扬言要把衣服脱光，赤身睡在大门口，非要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不可。”胡国基说这是“编造故事”。他还指责一些当事人事后“添油加醋”，为“标榜和突出自己的所谓英雄行为”“越吹越离奇”。 来北京请愿的目的没有达到，全国性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不被中央首长认可，去中南海请愿又遭到陶铸批评，如果追究责任，武汉工总首当其冲，工人们回到白石桥后“情绪低落”，都有“危机感”。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2页。 ②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1一42页。 222 ==========第235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工人们没想到，几个小时后，24日两点，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他们23日下午开大会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了各地来京的工人。武汉工总赴京工人全体参加，兴奋异常。工人们认为，虽然周恩来主要讲希望工人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问好”，这就足以消除他们的危机感了。 陈毅在接见时讲“美国没有突出政治，卫星早就上天了”，“什么叫政治？几多钱一斤，我要买，给我称几斤”，在井冈山“那时林彪还是个小娃娃”。胡国基回忆：全场有时“不约而同发出嘘声”，有时“一片哗然”。工人们后来在北京街头以武汉工总名义贴出“陈老总在放毒”的大标语。 11月26日，工总赴京工人参加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勤务组认为中央承认上海工总司表明工人组织已经合法，赴京任务已经完成，决定全体返汉，留下胡厚民负责建立工总驻京联络站，留下彭国华、胡国基、丁喆生处理誓师大会善后事宜，如清理各地控诉资反路线的材料等。 工总赴京工人们返汉时，在武昌火车站受到数千人夹道欢迎，聂年生带着红反团也来了。李承弘感叹：“想不到一月前我们还是被迫离汉，在 一种悲壮凄凉的气氛中上京的，而这次返汉却是一种凯旋。” 工总勤务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赴京请愿，其他赴京工人很多后来成为工总各分部、兵团的头头。 些赴京的工人后来谈到这次请愿大有“收获”，徐正全说：“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练大了胆子，第一次知道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我们投入文革的愿望和行动由非法变成了合法，转折点是张春桥对安亭事件作了和陈伯达截然不同的结论。既然我们登上了文革这辆战车，那就只能有进无退。”徐正全等四人从北京回单位，立即在一片沉寂的一治工安公司开始批判资反路线①。 武汉锅炉厂工总赴京人员回到工厂后，12月上旬联合厂内其他造反组织成立了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随即占领了厂广播站②。 12月中旬，省委安排工总总部从省一招11号楼迁至红楼（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旧址)，同时搬进红楼的还有二司、红教工、红工兵的总部。 关于工总领导班子的更迭，李承弘2010年说没人比他和李洪荣更清 ①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7一49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八、建立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九、更上一层楼”。 223 ==========第23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工总总部所在地一武昌红楼（网络图片) 楚。他回忆：1967年1月6日工总武重分部砸联合会总部，抓了四五十人，李文祥、彭国华和李洪荣将他们放走。9日，工总召开基层头头会，朱鸿霞主持。朱鸿霞讲了放人经过，“批判李洪荣、李文祥、彭国华三人右了”，“会议矛头一下对准了他们三人”。于是“有人提议重选总部头头”，李文祥、胡国基、彭国华落选，选出朱鸿霞、李洪荣、姜诗存、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刘群（此前已顶替回厂的余福生）和时在北京的胡厚民、李承弘共九人为勤务员。 胡厚民、李承弘回汉，工总勤务组明确勤务组成员分工：朱鸿霞为勤务组组长，胡厚民、周光杰为副组长。“以下没排名，但有分工。政治部：李洪荣；作战部：姜诗存；宣传部：刘群；生产部：侯良正；组织部：我为正，余克顺为副。组织部因发展组织是当务之急，任务也重，故设了二人。此班子保持到了1967年3月中旬，就两个月寿命。” 1967年七二O事件后，工总勤务组再次调整，“抗暴”期间(1967 年4月至7月)工总联络站头头胡崇元、沈复礼、夏邦银、张耀忠（武汉列车电站基地工人)、刘兴隆（武锅工人）、吴正斌（长航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工人)、郭洪斌（硚口区房地局工人）七人进入勤务组，加上原勤务组成员朱鸿霞、胡厚民、李洪荣、姜诗存，共十一人。勤务组内设五人核心小组，组长朱鸿霞，副组长胡厚民、夏邦银，成员胡崇元、沈复礼。这个班子一直延续到1968年10月左右工总“倒旗”。 224 ==========第237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第三节工造总司成立① 工造总司勤务员彭祖龙说过：“因为有了吴焱金这个人，才有了工造总司这个组织。”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吴焱金时年22岁，贫农家庭出身，复员军人。他和朱鸿霞一样，是工人业余作者，从1964年起就开始在武汉晚报、湖北日报、武汉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上发表文章。 文革初期，他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工作队指定他当上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他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上提出整群众不符合十六条，被工作队弃用。9月下旬他贴出大字报《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工作队开大会批判。11月初，他带着少数派抢出工作队整群的黑材料，“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很多工厂的少数派来厂串连、求援，请吴焱金去作报告。 市邮政局工人胡重远建议吴焱金牵头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以壮大工人造反派的力量，吴焱金11月上旬在汉口闹市水塔大字报墙贴出大字报《我来点一把火》，倡议成立“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并留下自己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当时汉口与武昌之间的交通仅靠一座大桥和过江轮渡，不是很方便，找吴焱金串连的多是汉口这边的市属工厂工人。吴焱金和武汉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戴鹏、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王锦铭、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党支部委员潘宏斌、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彭祖龙（时借调在市人委人口办公室工作）最早开始商量成立组织，经常在戴鹏工作处秘密聚会，每人有一个代号，到戴鹏处开会都是分散进出。经商议，组织名称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1967年“一月风暴”中经彭祖龙提议，改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袖章上名称写成上下两行，中间加上“红色造反者”五个字，以后工造成员也以此自称。 他们组织三千工人前往市委递交成立申请（因为所在工厂多为市属，且去市委比省委近)时，已经知道工总成立和北上“告状”之事。吴焱金说：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牵头成立武汉工造总司”一节、2014年余德亨采访彭祖龙的记录。 225 ==========第23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工人总部’下属的组织有些过激行为，所以我们不愿加入‘工总’。” 吴焱金回忆：去市委递交申请，“接待我们的一位市委女干部叫孙维理，她听了我的讲述，看了申请报告后，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并同意每月拨给2000元的活动经费，但表示要经王克文书记批准。于是我们又找到王克文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并临时在市委机关大楼指定了几间房给我们办公，杨业龙当时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工造办公室’字样贴在办公室的门上。” 工造成立时司令部在市委大楼办公，一个多月后搬到位于蔡锷路的市教育局。不到一个月，市委请他们搬到友益街十六号市文化局大楼，同时要求他们保护好存放在楼内的“破四旧”抄没物品。友益街十六号是大革命时期湖北省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吴焱金回忆工造成立大会是1966年12月8日在汉口沿江大道市人委礼堂召开，彭祖龙说这个成立大会是非正式的，因为工造成立还没有得到市委批准。这次大会前应允出席的宋侃夫没有到会，吴焱金在会上说：“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宋侃夫来不来授旗没有关系，我们的旗帜是毛主席授予的！”会后，吴焱金等要求宋侃夫对此事作出书面检讨，武汉市委铅印了五万份宋侃夫的检讨交工造散发。 p0009mo c000o 四所用M 汉口友益街十六号（网络图片） 226 ==========第239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据工造宣传部主编《红 eeee吧最高指 色工人造反报》创刊号(1966 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年12月27日)载：工造成 大等大米 立大会于1966年12月25 宣 言 日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彭祖 径是，发汉纪区资阶反动得林流毒廷似泽银广，者市委在桃利资产阶板反动路线方西来现件 龙说这是市委批准后正式举 很不得力，很不认真，行动很不迟连·工人网志受压制的情况委今仍很产更。我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回完法自由结杜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十条》规定以及目前形斯的需要：庄产宣告 行的成立大会。该报报道： 我捫的指年思想是战燕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們坚决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价不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9行内件线有清至大珠发对化+9两寸的，大会由戴鹏任执行主席，大 希义一切命同志在大方向 我們的任务是陶度批利资产阶板反动路缓，清除它的流香和影响，解被所有受压制的工人同患和革命羣众，挖棹修正主义的根子，完成一十二状三改的任务。 会主席吴焱金讲话说：“我 但是，我們目前祖力和当大，可能还有反复出现，回此：参加我們组城的人必须是坚定的属产阶颜造反者， 文他种茶清款 们郑重宣布：我们与毛泽东 线贺的作是《 我們坚持抓菜命，促生,正确处理西者美，按中共中典 条》规定办事。 我們的组熾原則是燕产阶领专政下的大民主。领季人由潭众推选。队员有随时提出批评的权利，有罢免领手人的・有已わ为来か：用为有时人黑 思想红卫兵同一观点，与毛 最后让我门高呼： 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微底批判資產级反动路线！ 誓死捍衔以毛主席燕代表的無產偕级革命路綫！ 同一观点，同一切革命造反 偉大的中圆共產党万歲！战無不勝的毛泽东思想万歲！ 徐大的導师，偉大的领袖，倖大的统帥，倖大的舵手 派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工人 毛主席万歲！万康！万万歲！ 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 毛泽东思想 武漢地區工人造反司令部 1966年12月23日 切革命行动。” 工造成立时，勤务组由 吴焱金、戴鹏、王明扬（武汉肉联厂职工，兼联络部长）、王锦铭、胡重远（兼管财务）、潘宏斌（兼组织部长）、阎志斌（兼保卫部长）、彭祖龙（兼宣传部长）、龙梅生（武汉胶管厂工人，兼政参部长）组成。下设 五大城区司令部，江岸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胡国文（武汉市邮政局职工），江汉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陈以荣（武汉市物资局职工）、二号头头是周德刚（长航武汉港机厂工人），硚口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欧阳东（湖北省水利厅修理厂工人)，汉阳区司令部的头头是汉阳区房地局一位杨姓女职工，武昌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毛志龙（武汉胶管厂工人）。工造还有 一个青年人组成的保卫部性质的组织叫“铁军”，由彭祖龙兼任司令。 彭祖龙回忆：在工造筹建过程中和成立初期，得到新华工和二司学生的支持。新华工在工造设有联络站，负责人为六三级学生黄东。一·二六夺权时工造与二司发生矛盾，二司学生退出工造。 工造成立后，其成员迅速发展到四万八千人，彭祖龙说这得力于一个人和一张报的影响。“一个人”是吴焱金，“一张报”是武汉工人造反组 227 ==========第24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织中最早问世的“红色工人造反报”。“红色工人造反报”创刊号1966年12月27日出版，铅印三万份。报纸编辑部有十几人，其中有四位新华工同学。编辑部的记者配有当时少见的照相机。工人总部的报纸《工人战报》创刊于1967年1月10日。 吴焱金说1967年二八声明发表后，职工联合会成员纷纷参加工造，“工造总司由六七万人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彭祖龙说到3月底，因职工联合会自行解散、工总被武汉军区解散，工造成员发展到37万。 二司、工总一些人从一月夺权开始，始终认为工造成员多是“卖烧饼油条的”。吴焱金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有违常理”，“损害革命友谊”。他说：工造在汉阳造纸厂、国棉三厂、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等大中型工厂也有基层组织；而且，“卖烧饼油条的”就不是工人了？“就一定要比其他的工人组织低一等”？ 工造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阶段。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说：“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组织革命队伍呢？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贵阳棉纺厂的经验好得很，值得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和研究。” 武汉地区一些造反派占优势的单位响应中央号召，纷纷成立不同组织联合起来的“革司”“联司”，如新一中革司、新汽配联司、新一治革代会。这些“革司”“联司”在3月底开始的“反逆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新一中革司完成了驱赶第二个工作组的行动，新汽配联司在保守派力量强大的硚口古田地区被称为“解放区”，新一治在抵抗百万雄师的暴力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1月己经按这种形式实现了大联合的新华工，极力倡导“贵阳棉纺厂模式”即武汉的“革司、联司模式”。在新华工的影响下，汉阳造纸厂、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等工造分部脱离工造总司，联合厂内其他造反组织成立了各单位的联司。吴焱金等勤务员对此表示支持，少数勤务员不赞成，认为大大削弱了工造的实力， 228 ==========第241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3月21日，工总被武汉军区解散，二司也受到打压，很多工总、二司成员参加了本单位的革司、联司。多数革司、联司由毒草派也就是后来的新派主导。 工造总司的勤务组比较稳定。除戴鹏、王明扬1967年6月被百万雄师杀害，其他人一直任职到1968年底工造“倒旗”。 2009年吴焱金写回忆录时认为自己对工造未能充分发展负有责任“我当时年轻，也不是一个对群众组织的发展有计划、有研究的人，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自然形成的群众组织领导班子，当时并没有注意每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所在单位的大小，实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和政治质量、人品的高下。几十年以后，彭祖龙批评我的组织路线。他说我当时应该争取让来自大单位和有能力的人组成工造的领导班子，如曹承义、顾建棠、张志发（汉阳造纸厂）、陈茂祥（中原机械厂）等，个别特别有能力的人可不计较单位大小，如龙梅生等人。” 第四节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① 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治金建设公司是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两个大型企业，一治负责武钢的建设，两家企业人员非常熟悉。所以，青山地区第一个跨系统的造反派组织由两个企业的少数派共同筹建，称作“毛泽东思想武钢、一治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武钢职工人数较一冶为多，这个组织的勤务组也以武钢工人为主。 新华工驻青山联络站在少数派工人筹建九一三兵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承义回忆：联络站设在青山区委办公楼一楼左侧的区交通科，“他们有六七个人”，新华工红反团的李定初、罗红兵等同学“利用接待来访、写大字报和印发传单，向青山区的产业工人宣传文化大革命。我几乎每天下班都要来这里和他们交谈”。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筹备成立青山地区工人群众组织”“从‘九一三’到‘一冶野战兵团’”两节、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文革与造反”一节、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第一次踏上洪山礼堂主席台”“武昌车站的三天三夜”“第一次上北京”四节。 229 ==========第24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李承弘回忆：“聂年生亲自策划”“在武钢、一冶的串联活动”。李承弘跟着聂年生参加过一次武钢、一治工人的串连会，他说聂年生为组织这次串连会“花费了不少精力”。这次串连会“时间在1966年10月底左右，地点在青山区红钢城最热闹的地方一一青山税务局楼下一间大房里， 五十来人，会上聂年生讲了他与省委谈判及斗争情况。聂是武汉风云人物，社会影响极大，先造反的工人对他都是崇敬的，加上他口才好，说话很有煽动力，会上气氛很活跃，来的人发言也很踊跃。”李承弘记得周岳来、龙克发参加了这次串连会①。 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回忆：10月下旬他和同事王柏林去过新华工联络站，向罗红兵等“讨教”。他每天下班后就去联络站，常来联络站串连的“有武钢机总厂的黄章忠、蔡锦洪、袁先和、郑汉深、龚国祺，焦化厂的刘耀元，修建部的李反修、王柏林、我，初轧厂的郑发兴，炼钢厂的周岳来，钢研所的肖诗雄、高光菊，大型厂的吴××，工程公司的李满行，动力部的田沙洲、×××”，还有一治的曹承义等人。“互相串联了十多天后，大家都觉得应当造造声势，来发动武钢广大职工，起来造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彭绍鹏回忆：11月20日彭绍鹏、王柏林、刘耀元、黄章忠、蔡锦洪等人在青山公园门前，“以‘武钢工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的名义，召开一次批判工作组的大会。并明确我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对武钢的‘九一三’指示的精神，把武钢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企业。” 这次大会后，他们以新华工联络站为基地，“分头到各个厂去做联络工作”；“通过这个大会，自行来联络的人也多得多了”，开会时联络站的一间房都挤满了。黄章忠、袁先和、李满行、冷伏保（修建部工人）、王柏林、彭绍鹏、白玉柱（机总厂工人）等人商量，决定11月27日下午两点在青山区文化馆礼堂再开一次更大规模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驻武钢、一冶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团长陈克东参加，接受批判，听取意见，回答问题”。 27日两点前会场就坐满了人，快六点了陈克东不见踪影。主持大会的白玉柱高喊：“同志们，6点钟陈克东不来，我们去洪山！”“下面呼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79页。 230 ==========第243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声雷动”。晚九点，武钢少数派工人坐满了省委洪山礼堂，提出张体学 十一点前不出来接见，我们的队伍就开往武昌南站，上北京告状。十点半王树成出面，被工人轰走。十一点，数千工人排着队冒着小雨来到武昌火车站，冲上站台。 从28日上午开始，省委派来干部一批批轮换着劝说工人回厂，工人与他们辩论。“29日的夜幕降临，车站站台上死一样的宁静，没有哭声，没有喊叫，坚持了两天两夜的武钢、一治的工人兄弟们，一个个都有气无力地躺倒在站台上”。“省委送来的饭菜没有人去动，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斗争失败，谁也活不成！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明白，我们失败了，全都是反革命，各级走资派决不会放过我们！”省委派来的干部有的“流下了泪来，哽咽着说：‘你们这是何苦！，” 30日上午十点，武钢经理沈因洛、一治经理徐扬来到车站，与白玉柱、李满行等工人代表谈判，同意178名工人去北京（武钢100人，一冶50人，受害人家属28人)。 亲历武昌车站三天三夜的陈祖坤说：“多年来只要回忆起这一幕，我就会流泪，万分憎恨那些反动、顽固的当权派。”“1966年11月27日的事件演变成群众和领导强烈对抗的局面，完全是省委、公司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所致，各基层组织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至于闹到公司去，也不会在青山文化馆召开会议；公司和省委若是做到这一点，也不会冲到武昌车站，导致双方都不好下台的局面，使武昌车站停运三天，武钢各单位均受到损失。就这件事而言，责任在谁？”“这些人只要出来见了群众，根本不会酿成一个事件。” 陈祖坤回忆：“在车上，白玉柱等人与大家议论着建立组织和组织名称，这一百七十八名代表都是为建设武钢走到一起，众人不约而同提出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视察武钢这个日子为名称，以示对毛主席的敬意与热爱，只有这个名字对我们最为合适，无一反对。”白玉柱在北京印好“九一三”袖章发给大家。 在北京，治金部给工人们发了“平反证”。 12月10日，武钢、一冶赴京工人应邀参加北京造反派举行的十万人大会并在会上发言。12月26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等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工人代表，武钢、一冶赴京工人全体参加。 231 ==========第24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陈祖坤收藏的“毛泽东思想武汉钢九·一三”钢印 江青首先讲话，向在场的工人“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毛主席问你们好。 中央首长接见后，白玉柱带领工人们连夜返回武汉。陈祖坤说：“11月27日行动中聚集起来的人，特别是赴京的一百七十八人，都成了文革战友，后来也都成为各单位文革的头头和骨干。” 少数派11月27日的行动“震动了武钢、一冶，也震动了青山地区”，工作团于12月4日在武钢一中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留在武钢的彭绍鹏、王柏林、田沙洲、黄章忠等七人“决定将他们这次假批判、真保皇的批判大会给它冲垮”。他们冲上主席台，彭绍鹏夺过话筒大喊：“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上他们工作团的当，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保王任重，保张体学。他们在武钢完完全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向群众检查，我们能相信他们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工作团召开的全公司大会就这样被这七个少数派工人冲散了。 彭绍鹏回忆他们这些没去北京的人也在筹建“九一三战斗兵团”：“这次大会后，我们继续每天下班后，在华工联络站联络，并总结前一段工作的成果，讨论下一步计划。根据这几次斗争所得的经验和广大群众的反映，大家一致认为，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名正言顺地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毛主席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所作的‘九一三’指示，作为我们组 232 ==========第245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织的纲领和行动指南，来搞好武钢、一治的文化大革命，把武钢、一治建设成为毛主席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企业；一致认为我们的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决定在12月12号，在青山剧院召开成立大会；一致认为为了扩大影响，决定邀请武汉当时已知名的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参加，计有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新华工、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等； 一致认为，为了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决定要求武钢领导或工作团领导前来参加大会，并授旗。同时决定由参加会议的人分头落实以上决定。” 12月12日，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其组织名称中有“工人总部”字样，曹承义说与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没有关系。李承弘说九一三成立时隶属工总，成立后数天就要求独立：“12月初，工总从北京回汉后不久，杨玉珍就找我开介绍信，雕刻武汉工总九一三兵团的图章，随后他们就准备召开兵团成立大会。12月12号，九一三兵团在武钢剧院成立，我作为总部代表参加了大会。因九一三是工总下属单位，所以原来定的是我代表总部向 九一三兵团授旗。但他们请到了张体学参加大会，并说通了由张体学授旗，胡启生为此向我解释”。“只过几天，胡启生、杨玉珍在红楼找到我，说他们九一三兵团的武钢、一冶单位大，离市区太远，交通又不方便，很多事不好办，希望让他们独立。我当时想，反正九一三好坏都是工总分出的，总部现在已有些矛盾（指同彭国华等人的矛盾），以后武钢肯定要进入总部， 九一三兵团总团所在地一武钢业余大学 233 ==========第24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进来也难搞，再说武钢、一冶内部也复杂，工总也管不了，加上交通不便，鞭长不及，我就同意了九一三独立。”① 彭绍鹏回忆：成立大会“从筹备到召开，都由黄章忠、王柏林、曹承 义、周岳来、×XX(一治职工，名字记不得)和我彭绍鹏等人完成。… 当时，我们也没有选谁为头头，也没有成立组织机构，考虑到上北京告状的人还没有回来，有意等他们回来再商量决定。”“成立大会开过之后，我们正式在武钢业余大学一楼右侧的一间房子里设立了联络站，贴出了标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业余时间闹革命，白天上班，晚上串联。这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做组织群众、联络群众、与各厂矿造反派进行沟通等工作，并等待着北京的同志们回来，看他们在北京有什么见闻再作部署。” 白玉柱在11月27日行动开始的时候已经成为武钢、一冶造反派的实际一号头头，对他颇有微词的彭绍鹏也认为“白玉柱有他一定的魄力，为聚集人心，为九一三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白玉柱所在的机总厂，当时在武钢各厂矿中是造反派人数最多的。赴京的武钢一百人中，机总厂就有36人。 彭绍鹏回忆：“12月底，去北京的人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大肆宣扬江青接见了他们，叫他们回武钢来，把武钢的群众发动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为错误的是以白玉柱为首的几个人，拉帮结伙，排斥在汉的一直坚持开展串联，组织发动群众，和工作团进行斗争，并成立了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有功劳的同志，秘密在业大召开会议，选出了勤务组，将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选为勤务组成员，把持了重要岗位。如李想玉、曹佩贤、胡启生、杨玉珍这几个人，都是机总的人，从我们一开始在华工联络站串联起，到成立九一三战斗兵团止，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可他们却当上了二号头头和组织部长等要职”。 曹承义在回忆录里记下当时九一三勤务组的部分成员：白玉柱为勤务组组长，昌先栋（一冶机装公司技术员）为副组长，胡启生（武钢机总厂工人)为组织部长，周岳来为宣传部长，曹承义为宣传部副部长。勤务组成员还有郑发兴（初轧厂工人）、袁先和（机总厂工人）。 彭绍鹏认为：白玉柱等人的行为，“造成了除机总以外的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同志的分裂，好端端的毛泽东思想武钢一治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0页。 234 ==========第247页========== 第九章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团分裂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武钢一冶工人总部、新动力、红旗造反司令部、一治造反兵团、东方红等几个造反派组织。…这给以后造反派组织内部大打派仗也埋下了祸根。” 在九一三力量最强的武钢机总厂，成立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不久东方红战斗兵团与运输部的火车头战斗队联合，成立了武钢东方红公社。 1967年1月初，徐正全等人脱离工总，在一治成立了野战兵团，决定与九一三接触，派出一人参与九一三的活动以了解情况。得到的消息是“留守派”与“赴京派”“争位子”“闹得很僵”，“结果大家一致决定还是在自己本单位搞”①。 李承弘回忆：九一三脱离工总时，双方有个“君子协定”：“武钢、 一冶两个单位工总不介入，但青山区其他单位仍属（工总）总部，461、471等大厂直属（工总）总部，小单位、区属企业归工总（青山）办事处，更谈不上允许九一三在市区其他单位发展。”后来“九一三也违反协议，在市内各区发展自己的组织，把一个单位的组织扩大为全市性组织。七二 O后，工总以牙还牙，在武钢、一冶也成立了工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 这类‘钢工总’我清楚，除了几个头面人物是造反派外，下面基本是百万雄师转过来的。但李洪荣、郭洪斌等不听我的，所以工总、九一三联合不 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② 九一三的“全市性组织”称“总团”；各大企业的九一三下属组织称“分团”，如武钢分团、一治分团；分团以下称“纵队”，如修建部纵队、初轧厂纵队；市内各区设办事处。七二○事件后各造反组织迅速发展， 九一三在全盛时期也没能发展到工总的规模，它的主要力量还是武钢分团即武钢各单位的纵队。 1967年夏，白玉柱因生活作风问题下台，李想玉任九一三一号头头，勤务组成员变动较大。此后直到1968年底倒旗，九一三总团勤务组基本稳定。 ①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5页。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0一181页。 235 ==========第24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① 第一节联合会的筹建及其人员构成、观点 1966年10月底，武汉地区的保守组织大专兵、三字兵分别开大会宣布“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基本停止活动。11月，“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简称“职工联合会”、“联合会”)开始酝酿。 魏绳武在回忆录中写道：1968年市总工会副主席崔秉亮对他说：“市总工会出面组织保守派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向市总工会副主席陈玉玺布置的，陈玉玺当即派市总工会大部分中层干部分别到各系统工会去具体协助。”这事魏绳武也听市总工会机关造反派头头张玉林、邓捷多次讲过②。 章迪杰说：“职工联合会是自上而下按组织程序建立，所以队伍发展迅速，很短的时间内，会员就发展到四五十万人。”后来当上百万雄师总站常委的章迪杰以自己为例：“当时我们硚口房地产公司修建二队的支部书记对我说：现在有个组织，你参加吧。我就参加了。” 国棉三厂职工联合会由厂工作队党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和厂文革委员会主任亲自组织。他们在工作队党委一个委员家里开筹备会，对参会的工人说：“联合会的成员一定要在职工中有威信，这样才有号召力”，造反派是些“别有用心”的人，参加“职工联合会”这个“工人组织”，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保护阶级兄弟；“职工联合会才是真正按十六条办事的”；“我们串连你们加入联合会，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联合会”这一名称的来历，联合会硚口分会头头汪扬说，“当时报刊上曾指导成立群众组织起什么名，其中有‘职工联合会’。”汪扬所指报刊未能查到，但中央文革起草的“工业十二条意见（草稿）”1966年11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兴亡”一节、章迪杰《峰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三、两派初分”。 ②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5页。 ③参见武汉第三棉纺织厂工人邓春莲、宋清芝、谢望春、孙少斌、符明臣《向真理投降》，载1967年1月28日长江日报。 236 ==========第249页==========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月中下旬就在社会上流传，其中第9条说：“工人的组织最好用联合会、协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的形式”。 汪扬回忆： 1966年11月25日，崔景德、杨庭峰、张立华三位代表前往市委工交办申请成立“联合会”组织。一到市委，看见人山人海，都是工矿企业前来反映造反派抢档案，要“黑材料”，为非作歹之事。一听说要成立“职工联合会”，非常拥护。 当时接见的领导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同志，他说：“中央有精神，工矿企业可以成立职工组织。”第二天，文祥、黎智、王克文和宋侃夫等领导接见，并达成了协议。由黎智批示，同意成立“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每月）拨款两千元，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内。审批手续一切就绪，于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正式成立。参加大会数千人，气氛十分热烈。市委领导刘惠农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授了旗。省总工会副主席国蒲也在会上讲了话。 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推选常委九人，名单如下：杨庭峰（武重技校电工)、崔景德（武重工人）、张立华（武汉内燃机厂一般千部）、何其华、冯正湖、冯根根、周德明、张鹏久、汪大榜。 各区分会名单如下： 硚口区：周德明、熊春武、黄肇鹏、汪扬（后为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刘长安（后为百万雄师、“工农兵”骨干） 江汉区：沈浩然（后为百万雄师江汉分站一号头头）、詹明才、江龙彪 江岸区：杨喜松、饶良家、喻洪斌汉阳区：刘勇武昌区：汪大榜 青山区：冯根根、周刚（武钢一般干部，后为保守组织“红武钢”头头)、李炎文（一治职工，后为“一治百万雄师联络部”一号头头） 汉桥区：李少安、邱水生、孙运东（汉桥区永丰公社党委秘书，后为百万雄师总站常委、贫下中农总部部长) 东西湖：罗明发（东西湖棉纺厂职工，后为百万雄师东西湖分站一号头头)、涂明治 237 ==========第25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当时社会上传说武重著名全国劳模马学礼是职工联合会头头，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也说联合会“以马学礼为首”，这不是事实。为马学礼写过传记的湖北省总工会干部彭维俊说，他连一般成员都不是，但他同意职工联合会的观点。 关于职工联合会和造反派的组织成员，汪扬2002年仍认为，联合会成员“基本是老工人、干部、党团员、家庭出身好、表现好、学毛著积极分子的人们”，造反派的“一些成员”“基本是出身不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受过处分，曾劳改、劳教人员或对领导有意见的”。李承弘认为：“参加联合会的基本是运动以来高唱湖北省委好、死保各级党委的一批人。从总体看，成分出身较好，党团员较多，但在内部起着作用、跳得高的，却是一些家庭或个人历史不干净、技术上又不行、靠打小报告整人和吹捧巴结领导来改变自己命运往上爬的一批人，我们铸钢厂几个联合会的头头和骨干大致也是如此。”0 关于联合会的观点，汪扬说与造反派“正相反”：“认为：(1)湖北省委17年是好的：(2)封湖北日报是错误的”…；(3)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否定一切，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合会是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来看干部，不能一棒子打死。” 第二节两次大行动均遭失败 1966年12月，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一个焦点是工人造反派“抢黑材料”，联合会成员对此极为反对。在发生“抢黑材料”的工矿企业，往往有联合会成员或被动或主动地前去阻拦，“保护档案”，“保护党和国家的机密”。 12月19日，武汉一色织布厂工造“红色造反者”抢黑材料，与多数派对峙到深夜，厂职工联合会头头、女档案员林焕运长时间处于冲突中心。20日下中班时感觉不适；21日往市四医院，诊断为低血压，当晚呕吐腹泻；22日上午四医院门诊诊断为急性肠胃炎，留置观察；十一点病情转重，抢救无效于十一点半左右死亡。看病期间林焕运没有对医生说自己挨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4页。 238 ==========第251页==========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过打①。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上有文章说：“女工林××是十二月 二十二日病死的，根本不是被打死的。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武汉市第四医院解剖尸体，证实林××是患‘孤立性心肌炎’而死的。”® 李承弘回忆，事后他与林焕运的亲姨侄、新湖大红八月成员汪业勤一起去林家，“林家在汉口老法院后面一条巷子里，汪极力劝说林家不要闹，因为当时同济医院已有结论，林是有心脏病在先，突遇特殊情况引发病情恶化而亡，不是打死的。我去时林家已认可了同济医院结论，汪业勤还叫家属写了认可字据。”③王光照回忆：“该厂当年保卫科干事也曾私下向我讲过，厂里当权派叫他执笔写的林焕运死亡真相的那份严正声明是假的，当权派为了逃避运动中整群众黑材料的罪责，故意拿林的去世来说事，把水搅浑，编造假事实，以达到压制造反派的效果。这位保卫干事现在参加了硚口区冬泳队，因为长期锻炼，身体很结实。他在冬泳队的绰号叫刘疯子。”④ 汪扬回忆：24日晚，联合会总会头头在民众乐园开会，决定次日举行集会游行，抗议造反派打死“为保卫档案而英勇献身的英雄”。 25日上午，联合会举行大型集会，主会场设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数万人参加。会后游行，汉口的队伍抬尸游行到市委，在联合会人员要求下，市委降半旗。武昌的队伍从阅马场游行到省委，张体学出面接见。游行队伍“男的胸前挂白标带，女的头戴白花”，“把游行队伍中的所有旗帜下半旗”，“把一色织布厂升的国旗也下半旗”⑤。 造反派冲击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并指责联合会在毛泽东生日前一天抬尸游行、降半旗是“反革命事件”，是干扰批判资反路线的大方向。27日，各造反组织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誓师大会”，认为25日联合会的游行“符合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的心意”，是“反 ①参见新华工东方红红卫兵驻国棉一厂革命串连队、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武汉共产主义战校指挥部《事实胜于雄辩一关于林焕运之死调查报告》(1966年12月23日晚)，载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东方红战报》编辑部《东方红战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接受调查的是武汉市第四医院院长办公室值班员段贤筠、接诊内科医生戴桂兰。 ②毛泽东思想造反军工人第三司令部武重总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大方向错了》，载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 ③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6页。 ④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2页。 ⑤毛泽东思想造反军工人第三司令部武重总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大方向错了》，载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 239 ==========第25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华8玉 1966年12月25日职工联合会举行追悼林焕运的游行（李定初提供） 革命游行示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对造反派咄咄逼人的舆论，职工联合会基本没有反击。 12月28日，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致信张体学说：“我知道武汉以马学礼为首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是保守派（多数派）的组织，不但不应予以支持，应该说服解散，态度要坚决，但不应简单化，应耐心做群众工作。听说十二月二十五日，多数派开几万人大会追悼一个死去的工人（究竞是病死，还是被打死，据说还在调查)，会后又抬着死人像与毛主席像并列游行，还戴白花，并到市委逼市委下了半旗。这是借死人做文章，并在主席生日前一天，这样做更是反动的行为。应查后处理。”① 李一清的信迅速传开，同时纷传江青说武汉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 ①《中共中央中南局李一清同志给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的一封信(1966年12月28日)》（油印传单），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新湖北大学总部材料组1967年1月3日翻印。 240 ==========第253页==========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联合会总会决定组织人马去省委“造反”，要求揪斗李一清，要求省委领导接见。1967年1月5日，联合会数万人从三镇各单位云集省委，洪山礼堂、 一些会议室和食堂坐满了人，还有人停留在省委周边马路上。深夜突降大雪，6日上午雪止，数万人“饥寒交迫”，“不见（总会）头头踪影”，“惶恐不安”。6日上午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前来辩论、劝归，将聚集的联合会成员冲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数万联合会会员“不得不自动撤离”。后来 伟大的领毛生万 1967年1月6日，造反派在洪山礼堂前举行“控诉职工联合会罪行大会”（李定初提供)他们才知道，一号头头崔景德带二百余人南下广州揪李一清，二号头头杨庭峰带百余人上京告状，“把群众丢在省委马路上不管，群众十分生气，因而大大丧失了人心。”联合会的第二次大行动又失败了。 章迪杰回忆录写道：“后来周总理责成李一清到武汉向职工联合会检讨，李一清在小范围内，向职工联合会张立华等二十多人作了不公开的检讨”。章迪杰说他和张立华是“几十年的战友”，这件事张立华多次对他讲过，不会错。省委副秘书长刘真在1967年1月11日给张体学的公开信中说“我听说你请示了陶铸，要李一清同志在革命职工联合会问题上来武汉作检讨。 241 ==========第25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我认为陶铸这一指示是错误的”①。汪扬回忆录也写到“1月7日李一清来汉作检讨”。汪扬接着写道：“但是头头们又不向基层组织传达”，这句话和章迪杰所言“不公开的检讨”一样不好理解：李一清的检讨对联合会来说是大好事，为什么“不公开”、不传达？也许真应了汪扬对联合会头头的评价：“斗争水平不高”“斗争艺术不成熟”。 章迪杰说李一清的信“源自江青关于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的指示”，又说李一清向联合会检讨是周恩来“责成”，都没有资料证实。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很明确地表示了对武汉职工联合会的态度。参加这次接见的李承弘回忆：周恩来说：联合会抬尸游行“同云南阎红彦一样嘛，以死人压活人。”“有些人离开座位向总理递材料，献各造反派组织的袖章，其中一人拿着印有‘毛主席万岁’的联合会袖章给总理，说袖章是绸子做的，搞经济主义，印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造反派就不敢抢了。总理接过袖章笑了笑，还幽默地说：这袖章不能和你们的放在一起，要分开放。”®周恩来还说：“前些时来了些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我打电报，让他们来几十个代表，结果宋侃夫批了一百多个，既然答应了，我就委托李副总理接见他们，他们要辩论，我说，去你的吧，别理他。”③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1966年12月30日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有人问他对职工联合会12月25日“游行有什么看法”，陶铸说：“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陶铸在讲话中把职工联合会称为“保守派”，他说：“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 职工联合会头头调动人马到省委造反的同时，另组织队伍赴京告状。1月2日至3日，数千联合会成员强入武昌火车站，拦截十六次列车十七小时，拦截六次国际列车七个半小时。这就是周恩来1月29日批评的武 ①刘真《省委还在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一给张体学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1月11日)，载武汉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编《向真理投降》(1967年1月21日)。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7页。 ③《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月29日5：03一6：30),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④《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6年12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242 ==========第255页==========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汉“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事件。4日，联合会在武昌桥头堵塞长江大桥交通两小时。 12月底，职工联合会两千多人乘汽车去北京告状。魏绳武回忆录记述：由于天气不好，过了广水、鸡公山开始下雪，到了信阳，大雪封路，不能前进。呆在信阳也不方便。宋侃夫打算联系上北京的陶铸（当时是中央四号人物，与宋侃夫关系不错)，请陶铸设法帮助他们。无奈与陶铸无法通话，只得再打通李先念的电话。李先念在电话中清楚地告诉宋侃夫，“陶铸也出了事，他是泥巴菩萨过江一自身难保”，叫宋侃夫赶快打道回府。宋侃夫就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许澍文、董正青秘密回汉，让职工联合会各单位的头头去信阳做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回汉。许澍文当时是宋侃夫的秘书，与董正青（原市建材系统干部，后调任市社教总团工作人员，文革开始后暂时安排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都在宋侃夫身边工作。许、董后来都参加了人勤，且都与我们人勤的杨精业关系非常好，多次对杨和人勤勤务组讲过上述情况①。 1967年2月10日长江日报一篇报道说，这次联合会上京“告状”是由“湖北日报复刊斗争指挥部”发动的，省市委给予支持。“单在广水就花了八千元，还送去一千多套棉衣、棉裤和棉鞋。在河南省委借了六千元作为生活开支，甚至连牙膏牙刷毛巾也想到了”。 韩宁夫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有人说他和宋侃夫是领队，有人说他俩是被肋迫的。1976年12月谢望春在“揭发交待”材料中说：“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宋侃夫说：宁夫同志我跟你两个人是有错误的，我与你一生都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跟你（带）一批人上北京，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谢望春写的的这份材料是省委编发的，加括号的“带”字原件如此，想是文化程度低的谢望春笔误，整理材料者根据谢的意思加上这个字。 造反派认为职工联合会是“保皇派”，12月25日行动是“反革命游行”，提出“联合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各单位造反派打砸联合会办公处的事情经常发生，1967年1月6日工总武重兵团砸联合会总部，抓走四五十人。王光照回忆：武锅造反派“强烈反感”“厂里保党委的群众组织职工联合会”“专门与整党内走资派的造反派过不去”，“一二百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75—76页。 ②“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243 ==========第25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人就把厂里职工联合会设在福利区花房的办公地点给端了，其实就是小儿科般地把油墨纸张、旗帜、牌子搬到我们的窝里来了。”①1月3日，武重的工总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封闭了该厂联合会办公室®。 当时武汉地区兴起一股风，造反派将联合会骨干分子和当权派一起戴高帽、挂黑牌游街。1月20日，联合会砸工总等组织的第二天，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联合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控诉省、市委坚持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揭露在省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操纵和指使下的‘职工联合会’所犯的种种罪行”。长江日报1月21日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说：“革命造反者愤怒地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铁杆、钢杆保皇派游街示众。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红色造反者的愤怒声讨面前，一个个低着脑袋，抖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显得十分渺小，十分可憎。” 抓联合会骨干游街这股风越刮越烈，1月21日，工人总部发布《最最紧急通知》制止戴高帽游街的现象。 职工联合会也有打砸造反派组织的举动。长江日报1月26日报道：1月7日晚七点左右，联合会肉联厂分会数百人“层层包围了革命造反派，拖、拉、擂、撞，拳打脚踢，把造反派强行关进屋内，并威胁说：‘你们造老子们的反，老子的刀光杀猪？未必不能杀人？’”造反派二十多人被殴打。 汪扬回忆：1月18日，联合会头头张立华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决定根据“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19日去砸工总总部。19日深夜，联合会东西湖分会头头罗明发带队到红楼，砸了工总总部。 职工联合会在红楼顺便砸了也设在红楼的二司、红工兵、大学红教工、中学红教工四家总部，抢走文件、宣传器材、自行车等，绑架11人，一些工作人员被殴打。18、19日，联合会还砸了工总汉阳分部和国棉一厂等处的工人战斗队办公室，造反派学生的一些联络站、广播台③。杨道远回忆：19日深夜联合会来砸红楼时，张体学派来的张华、吕汉荣（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正在与工总、二司等组织负责人商谈夺权和联合办公问题，联合会的人来去匆匆，没有发现上了顶楼的张华等人。“二司司令部被抓走的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54一55页。 ②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年3月)。 ③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244 ==========第257页==========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工作人员被联合会拖到东西湖，给扔到了野地里，第二天下午才回来，造 反派有十一人遭绑架。”0 汪扬说“这次行动为我们出了一口怨气，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联合会“一口怨气”是出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突袭成功而扭转。 第三节1联合会消散 崔景德、杨庭峰分别从广州、北京回汉，即被市公安局拘留。随后张立华也被拘留。其原因，汪扬说是江青点名武汉联合会是保守组织，彭祖龙说是杨庭峰在北京代表武汉职工联合会参加了“全国职工联合会”，而这个全国性组织随即被中央取缔。 联合会主要头头被拘留，其基层组织更加人心涣散。1月下旬，武汉街头到处张贴着退出联合会的声明。 1月23日，湖北日报刊登青山综合五金厂、青山食品厂、青山干鲜果、武汉市拖拉机附件厂、青山灯具厂等五家工厂的职工联合会分会的文章《我们不再受骗了》，宣布退出联合会。文章说：走资派“利用了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胡说什么‘保卫’省、市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把我们骗进被他们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一一职工联合会”，“组织联合会的人马去保他们自己”，不惜“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煽动‘联合会’中受蒙蔽的群众停工闹事”。 同日，长江日报刊登水院红卫兵师副师长薛建枫致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的《请罪书》，其中提到“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彻底砸碎‘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职工联合会’等一切保皇组织”： 我是带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请罪的。 从北京回来仅仅一个星期，我这个钢杆保皇分子的花岗岩脑袋开始有些动了。原来我带着“挨斗”的思想，准备“当大专院校红卫兵就算剩下 一个也当到底”的决心回校，然而，出乎意料，我接到的却是又严肃又诚恳的“通令”以及使我触动灵魂的大标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为了挽救一个中毒极深将走向“死亡”的同志，给我充足的时间回顾，触及灵魂。同时，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82页。 245 ==========第25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年1月U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萧反扑 武汉地区的 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大方向錯了 强命众的 把 路体育 工 不 华大会韵球怎日的： 行凶，放毒，制造一·五”流血率件 八多的 会中某些酒导人 型机床 的 的方 关避 斗 精心策划一二·二五”反草命游行示威 后 武汉塘区革命职工联合会导人在北省 号楼、十五号、 垂死挥扎，狗急跣墙 到 是革 者秋出 毛主有 接的 色 不众行提是贸资生 的个月来的 正是 极 活不 合会出动了数百人 工联合 由不了 学大妇使动地 企图 制造交通事故，破坏社会治安 小走资本主义道 事件之 某些人在省 测体人据打命反茶的同志，打十 动大 斗A把风工级合会”的事后使银者服出表平保，达十七 破坏生产，破坏草命 初步，共有近十名红色反者被 “武议是医革命飘工联合会”的某些饵孕人，承 残酷迫害 进行反扑，达显然基 憤怒的控訴 欢迎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极草命路楼上来 上打出来的红色反者 私股公堂，非法通讯 不日 挪架、殿打、搜身 被联合会非 的用个留 始动的 我0 到 上就有几 是两条路 用 个多小时之 ,的，餐 人把我包出 作 于，有的人的轻 也 直委资产极区和路该防受圆生保的茶 ,不要武 我的血 五点多，联合会进米一人， 是不会有好F 有新社会我住去 的注子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 全把法 当 会的，不了的 考소 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 为了使我免受顽固保皇势力的侵蚀，建议我参加造反派开的平反会及斗争会，而且派同志以他自己亲身的感受来启发我，还专门开会帮助我使我开始触及灵魂，认识过去所犯的错误。 246 ==========第259页========== 第十章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我原来是保字号“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副师长，又是系文革委员和班文革小组长，长期中毒，加上主观世界改造得很不够，因而，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七个月来，真是天天干坏事。我极其沉痛地回顾、归纳有五大罪状：一、搞监视、盯梢等活动。我原来是院武装基干民兵二连指导员，直接受院保卫科蒙蔽利用，整理黑材料，把革命的同学打成“右派”，充当了我院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二、大抓“南下一小撮”，压制革命大串连，企图扑灭革命烈火。三、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污蔑革命的“少数派”，诽谤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四、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平反，并私自处理一些黑材料。五、执迷不悟，不向真理投降，特别是《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后，仍然死“保皇”，与革命造反派相对抗，拒不触及灵魂，低头认罪。 …在我所犯的罪中，也包括了到你们报社“造反”所犯下的罪行。…我感到极其沉痛，但又为同志们严肃、诚恳的帮助而万分激动。 …我于十五日郑重声明，坚决退出大专院校红卫兵。若这种保字号的组织多存在一天，就会给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线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也给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彻底贯彻多增加一份阻力，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我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彻底砸碎“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职工联合会”等一切保皇组织。我也不怕当“叛徒”，也一定会为此作出我一切的努力。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薛建枫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九日夜 1月28日，长江日报刊登武汉第三棉纺织厂工人邓春莲、宋清芝、谢望春、孙少斌、符明臣的文章《向真理投降》： “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算是看透了！我们武棉三厂，在厂文革主任提出成立“职工联合会”时，立即得到了厂工作队党委书记的极力支持。厂党委书记也积极出谋献策，和他们一起开会研究。他们开始打算在政治处会议室开会，但怕被别人看见，便偷偷地到工作队的一个队委委员家里去开。他们在会上密谋策划说：“领导 247 ==========第26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干部最好不要参加”，“联合会的成员一定要在职工中有威信，这样才有号召力”，等等。…他们诬蔑革命造反派是些“别有用心”的人，要我们参加“职工联合会”这个“工人组织”，保护党的机密，保护阶级兄弟。说什么“职工联合会才是真正按十六条办事的”。他们还无耻地说：“我们串连你们加入联合会，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我们这些普通工人，抱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一心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听信了他们的鬼话，参加了“职工联合会”。 他们名义上要我们“保卫党和国家机密”，实际上是保卫黑材料，好让他们“秋后算账”，反攻倒算，他们所说的“阶级弟兄”，实际上是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看清了“职工联合会”的反革命本质，决心退出这个保皇组织；我们理解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决心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斗到最后胜利。 这个谢望春是老工人、劳动模范、党员，退出联合会后参加了工造，后来成为九大、十大候补中央委员。 崔景德、杨庭峰、张立华1967年春节后被公安部门释放。彭祖龙说释放是以必须解散联合会为条件①。 2月20日，联合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砸烂联合会，自己闹革命”大会，杨庭峰当场烧毁公章，宣布职工联合会解散。 彭祖龙回忆：联合会解散后，以刘某、王某为首的一批人转到市郊东西湖额头湾继续活动。工造总司闻讯，彭祖龙带着“铁军”于2月28日去额头塆抓住联合会成员63人，抢走新制的公章、队旗，将刘某、王某等13人游街示众®。 章迪杰写道：“毕竟武汉工总不是上海工总司，职工联合会也不是上海工人赤卫队。上海工人赤卫队被工总司打垮后，再也没有起来过。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方，在职工联合会解散后，成立了四五十个名称不同但观点 一致的群众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以全市武装基干民兵为主的“红武兵”（成立时一号头头为武汉啤酒厂工人申耿生)。 ①2014年4月余德亨采访彭祖龙的记录。 ②2019年4月余德亨访谈彭祖龙的记录。 248 ==========第261页========== 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 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 1966年12月5日，新湖大、二司、三司、新华工等成立了“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打算将王任重带回武汉批斗。造反团由新湖大张维荣负责，成员有武大杨家志，华工刘俭，湖大龚彪、胡振南、彭宣仁、孙似虎，二司华勤堂（水院）、王明生（水运工程学院)、刘汉武（机械学院)等。曹承义说一冶野战兵团的黄家祥、于湛东等也参加了这个造反团。《新湖大》报记载：这个造反团由新湖大长征造反团、井冈山战斗团发起，共有175人，其中新湖大成员近八十人①。 要求王任重回汉检查得到中央同意，12月25日王任重被造反团从广州带回武汉。 12月30日陶铸在中南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讲到王任重回汉接受批判的经过：“后来我发觉王任重的问题严重，责成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带了大字报和材料去海南，王任重看了心里很紧张，和我通了一次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要检查，问题是很严重的。他问是否马上回广州，半天时间作检查，半天休养。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也同意了。我又给中南局打了电报，告诉他们，王任重要回来作检查。他们后来派了飞机，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把王任重接回广州，开始和湖北的革命同学见面，听取批判，二十五日，王任重和湖北革命同学一起回到武汉。我们说，你先回武汉，因为主要问题在武汉，武汉同学对你意见这么大，应回武汉受批判，中央同意。”®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陶铸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情况，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12月27日，工总、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十九个组织联合组成“斗 ①参见《新湖大》报第59期(1967年12月25日)。 ②《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6年12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28一29页。 249 ==========第262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至31日连续召开会议，商讨斗争王任重大会有 关事宜D。 王任重回到武汉，军区同意先由新湖大批斗。当新湖大、新华工、二司近万人聚集在湖大南院操场准备开会时，得知三司经军区批准，正在湖大附近的武昌体育场开大会批斗王任重。谢邦柱等带队游行到武昌体育场， 抢出了王任重。第二天在湖大礼堂举行了批斗王任重大会®。 郭保安回忆，1966年12月底，王任重在华工被批斗：“在华工东边操场批斗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陪斗。头天晚上我去看他们，见他们躺在稻草上。得知他们还没吃晚饭，我即叫人到食堂给他们每人打了一份饭，并让人给每人送一床棉被。他们表示感谢。第二天批斗时，我在主席台上，见他们弯腰站得久了，就示意边上人让其坐下一会儿。群众呼口号，他们又站起来，反复多次。”® 1967年1月1日，武汉地区造反派斗争王任重大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参会。 吴焱金说“大会的总指挥是彭国华，我是大会的副总指挥”。曹承义说桂大庆代表一冶野战兵团参加了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的工作，并担任大会秘书组组长。谢邦柱说他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郭保安作主题发言。 吴焱金回忆： 据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的小将说，王任重在上台挨批斗前，还跷起二郎腿哼哼京戏，故作轻松的样子。其间还和小将有段意味深长的对白。小将： 1967年1月，批判王任重大会会场（载1月15日二司《革命造反报》） ①参见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年3月)。 ②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③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250 ==========第263页========== 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 “你不是主张‘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批斗你这个出头鸟，你秋后还会和我们算账吗？”王任重：“‘秋后算账’可不是我的发明，你们认真看过‘十六条’吗？‘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是什么意思，好好琢磨琢磨吧！至于‘枪打出头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也不是我王任重的发明创造。” 李承弘回忆：“批斗王任重大会省委及武汉军区都支持，记得大会地点是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武昌的人去参加很不方便。头一天工总作战部的杨逢春己经与军区联系，安排军区来的军车停在武昌红楼前，负责接送武昌的造反派去汉口。由于军区的协助，当天新华路体育场人山人海，四周看台坐满了人，运动场也挤满了人，广播器材也是官方准备的，音响效果很好。”“在斗王任重之前，有人交给我一封王任重的亲笔信，信是写给造反派的，内容有三点：一是过去工作中有很多错误，欢迎批判；二 是群众对他现在的批判他诚恳接受绝没反感；三是他历史上绝不是CC特 务。…后来我把原件交给了工总宣传部，在工总报导批斗王任重大会特刊上，此信原文影印刊登过，另外还写了一篇配合文章，说此信是王的猖 1967年1月1日王任重在斗争大会上（李定初提供） 251 ==========第264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狂反扑。”① “会场上群情激昂，个个怒火填膺，与会者见了王任重分外眼红，个个咬牙切齿，不断高呼‘打倒王任重’，‘斗倒斗臭王任重’。”②会上，第二机床厂“八一七”袁玉珍、湖北大学张维荣、华工聂年生等九人发言。 杨道远回忆：主持这次批判大会的是武大六五级学生、二司成员樊雪梅。“当大会宣布把王任重押上台时，全场鸦雀无声，王任重从体育场休息室走上舞台，披着军大衣，举起右手向主席台中央走去，摆出中央首长接见群众的架势，梦想接受群众欢呼，不料迎接他的却是‘打到王任重！’的口号声。批斗会主持人员立即令人剥掉王任重的军大衣，给王任重挂上黑牌子（牌子上写的是：黑帮分子王任重），戴上高帽子。王任重不肯挂牌子，把牌子取下扔掉。造反派立即又给他挂上，为防止他再扔牌子，两位造反派前去把王任重架住。王任重的军大衣被脱了，怕他冷，一个造反派工人姜诗存（工人总部勤务员、武重工人）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张体学、赵修等省委要员陪斗，这些人没挂牌子，没戴高帽子。” 杨道远回忆：批判大会后我送王任重回住地。“在车上我问王任重：‘毛主席如此重视你，你为什么还反毛主席？！’王任重说：‘我不反毛主席，我拥护毛主席。’我说：‘那为什么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王任重多时不语，最后说：‘认识没有跟上。’”③ 1月4日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第二次斗争王任重大会召开，中心会场设在新华路体育场，中山公园为分会场，参加人数达四五十万。会上发言的有墨水湖中学教师肖伯晏、水院学生郭明正、因同意造反派观点被打成“老右派”的华工附小学生钟学敏以及蒲圻工人造反派代表、王任重 四清蹲点的孝感县金星大队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大会的还有市郊及省内其他地区的工农群众。王光照说那位被打成“老右派”的小学生姓刘，“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仪表工业公司所属仪表成套厂工作”④。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1一182页。 ②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1967年8月)。 ③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76—77页。 ④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59页。 252 ==========第265页========== 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 1967年1月4日，工人代表在斗争王任重大会上发言（李定初提供）新湖大杨闯当时在大会主席台上，他回忆： 看到批斗王任重时，两个同学架了王任重的飞机，并且王任重是站在 一个不足三尺宽的水泥条凳上，万一王任重仆倒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就喊孙似虎和我一起换下了那两个同学，把王任重扶着，怕其跌下去了。当时王任重是穿的军棉大衣，揪上台后，给他换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接 253 ==========第266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着有人拿了一个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王任重三个字上面打了个叉)的牌子，往王任重的脖子上挂，王任重不愿意，一挂他的头一低，王任重的个子比较高大，几次都没有挂上，我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挂就挂吧，王任重听了我的劝告，让挂在脖子上了。我问王任重：“你有什么病没有？”王答：“有高血压。”我就对他说：“你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扶着，实在不行了，就对我说，好下去休息。”王任重说了声“谢谢”就不再说话了，一直到批斗会开完。说句心里话，我嘴里喊打倒王任重，主要是因为他镇压了我校的学生和老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对于他个人，是个老革命我还是尊重他的。所以将他扶着，保证他的安全，不跌下去①。 卡 1967年1月4日王任重在斗争大会上（网络图片) ①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31页。 254 ==========第267页========== 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 肖伯晏代表墨水湖中学被判刑的师生发言说：“王任重这个狗杂种，本来是要八月五号在这个地方开我们的公审大会的，想不到今天我们来整他！”“我们的行动完全是革命行动，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只不过是被王任重所害的一部分，被他害的何止我们这几个人？！他就是这样恨我们革命的青少年对毛主席的热爱。王任重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我恨不得吃你的肺，喝你的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是他老人家的十六条，要不是他老人家的正确路线，我们这些革命的青少年都要葬送在王任重这个狗崽子的手中！”① 此后，各单位造反派召开多次批判王任重大会。 1月7日，经长办联司对外联络部联系，王任重被送到长办大院接受批斗。顾建棠回忆： 我们在新大楼专门为他找了一间小办公室，从招待所搞来新被子，还生了火炉。他的伙食我当面征求他的意见，并按他的要求，提供了肉丝面条和鸡蛋黄花木耳汤。临走时王任重含笑道谢。 第二天，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了全办职工批斗王任重大会。在会上，王任重与林一山两人亲口交待了策划保林的详细过程。 王任重说：“9月间，林一山写信给我和陶铸，要求得到保护，信中说只要能保留党籍就行。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陶铸与我商定‘保林措施：先通知中南局主持工作的金明书记，不要批湖北省委关于林一山停职检查的报告；然后通知湖北省委赶快把工作组撤离长办，并要张体学与林一山修好。林一山给我写信，是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保林的原因之一。” 对此林一山，点头称是。 林一山说：“1966年10月下旬，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我出来继续主持长办工作。我说你把我搞成这样，怎么工作？省委要有个明确态度嘛，否则无法工作。张体学说彼此彼此，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说可以考虑我的意见。后来省委在11月16日给长办党委发来了这个信件。” 这个省委致“中共长办党委并林一山同志”的信件说：“现决定长办党委在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长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在长办 ①肖伯晏《王任重罪该万死一在斗争王任重大会上的发言》，载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东方红战报》第九期(1967年1月16日)。 255 ==========第268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第四版 红渐兰反软 1967年1月11日 【本报訊】六 任重！”… 七年是阶级斗爭的 两大大会， 年，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决定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沒有好下場 命的同志们都用自己亲身受迫害的经 胜利的一年。我们 历，憤怒地控诉了 武汉地区的红色造 記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 反者决定向资产阶 王任重的罪行，揭 露了他反党反社会 级反动路线发动猛烈反攻，于元月1日和元月 地进入会場，来自外地的革命师生和工人、农 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长阳县的金科 四日在汉口新华路体有場，连铁召开了两次斗 民、干部也很早从四面入八方来到新华体育場，虽 同志，就是受王任重迫害的典型。 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五十多万革命群众只有 在大会发言中，命群众表现了对毛主席 个心愿：坚决打倒王任重，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 的无限热爱，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 路线的新胜利。 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 岁！” 王任重是刘家王朝的看门狗，他在湖北制 新华体育場挤得水泄不通，附近的街道也人群 王任重被斗了，这是我们红色造反者六七 定了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压了 聚集。每个人手里拿着红形形的《毛主席语 年的首大开战。我们一定要邀照毛主席的敦 湖北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革命群众运动，犯下了 条》。开会前，每个人都专心学习最高指示。 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不可饶恕的沿天罪行，现在我们斗争王任重是 大会开始，万人齐唱《东方红》，接着就向我 我们要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暂把王任重 他应得的下 们最最敬爱的韦大领袖毛主席致敬： 打翻在地， 听说斗拿王任重，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当把罪魁祸首王任重拖到台前示众时，个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 哪怕天寒地冻，哪怕寒风刺骨。武汉地区的红 个义憤琐膺，振臂高呼：“打倒王任重！” 万岁！万万岁！ 色造反组织举者红旅，迈着矫健的步子，整齐 “王任重有罪，罪该万死！”“打倒黑炮手王 圃为斗争王任重大会会場 因的 み 中礼 右三 陈同光右四)被判 湖全 同会省件 师反处徒 于任面放个同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 革命修正主义分加拿聚门筒是大整不醛沉我上衔闲事，巷至出现注血车件。安亦你心”果再这样下去，决沒有好下場我们衷 短评 子、“秋后算帐” 望，那些暂时受蒙蔽的工人同：赶快觉悟过 的总头目，被武汉 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我们一起 斗 地区的革命造反派 侵产阻是释奏舞整聖素的集晓 战斗 揪出来示众了，斗爭了。斗得好1 阶聚案姿色为或烤聚终阶堡 拭目看，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无此辉煌，红 得 斗了王任重，革命造反派沒有 一个不拍手我们斗定了，斗下去，斗到底！一总尙存，此 禁锅和：联合起来，投入战斗，去边 一个不欢欣鼓舞，沒有 好 称快！这个革命行动，给资产阶级 志不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反动路线击了重重的一拳，灭了铁 岁首开战，不同凡响。整个武汉 本报評論員 杆保皇派的威风，大长无产阶级革 甚至整个湖北都轰动起来了。武汉三 命派的气势。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 氩的革命造反派，汇成滚滾洪流，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开始联合起来了 想的又一胜利： 几年来，王任重于尽了人閻怀 工人和贪下中农联合起来了，一切劳 事是他，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 动者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开始联 合起来了 闭分伍浩后老联合电 ，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了！汹涌澎湃，锐不可挡。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我们面前发 抖▣，上一小提通周怄持溶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铁 中保是派们气死去巴！ 这里，我们还得警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你们还在弄阴谋，要诡计，煽动一部分工人同志离开生产岗位， 黑司令、黑炮手王任重的可恥下場 1967年1月11日出版的三司《红卫造反报》 256 ==========第269页========== 第十一章批斗王任重 党委和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① 王任重在水院被批斗两次。第一次是2月8日，农历除夕夜，天降小雪，万人批斗大会在水院大操场举行，王任重、张体学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他们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张银德、侯建华、杨宏烈等控诉了王任重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白色恐怖，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的罪行；王任重的汽车司机彭文杰也在大会上发言控诉王任重对他的迫害。还有王任重家的‘保姆’占仲廉以她六年来亲身所受的虐待和她亲眼所见的王任重一家腐化堕落的生活，对王任重进行控诉。占仲廉同志在讲到自己所受的欺凌时，悲愤交集，泣不成声。”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发言，揭露王任重盗用毛主席的名义，推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私货的问题时，王任重抬起头来高喊‘撒谎’！”第二次是在水院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的小型批斗会，李衍授主持。参加者主要是集中安置在水院的省市委领导干部，他们大多在会上发了言，张华“言辞最为犀利，上纲上线最高，甚至还喊起了口号。会上张体学也发了言，但他的批判有些不痛不痒，革命造反派总是希望张体学能与王任重划清界限，但张体学就是划不清界限，他说他与王任重穿一条裤子，王任重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最后王任重作了检查”®。 中央文革派驻武汉的记者姚克强、俞文海应邀参加了水院批斗王任重的大会。姚克强回忆：“批斗会开得不错，省里面几个书记都到了场，很文明。会快结束的时候见到王任重，他要我们给中央传递信件”®。 2月8日，新湖大批斗漆林，王任重、张体学陪斗。《红八月造反报》第五期(1967年2月21日)报道：“会场四周贴满了‘漆林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漆林是张体学的好儿子’，‘绞死漆林’，‘枪毙漆林’…大幅标语。到会的红色造反者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愤怒声讨、控诉王任重、张体学以及他们的忠实走狗漆林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湖大红八月造反队一成员控诉：王任重、张体学及其走卒漆林“为了扼杀这革命造反组织，不择手段，耍尽卑鄙伎俩，干尽特务勾当，致使这些革命闯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遭到围攻，甚至有的家庭与之脱离关系，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52、42页。 ②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168一16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 ③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257 ==========第270页========== 第一编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一1967年1月) 断绝经济往来，写血书等”。“大会主席团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立即宣布撤销漆林的党员预备期，并当场烧毁了党证。顿时，全场一片欢呼。” 经各造反派组织协商，1月上旬至2月中旬，将王任重等三十多位省市委领导干部集中安置在水院。杨道远在回忆录中举了很多例子，证实“革命造反派对当时的批斗对象，政治上是严厉的，生活上却是很关照”。 水院二司学生余杰华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等人。1983年清理三种人，余杰华所在的葛洲坝工程局通过中央办公厅向王任重调查，王任重回信说：小余同志在我们滞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期间，对我们的照顾很好，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如果张体学同志在世，他也可以证明这一点①。 1967年1月29日，萧慧纳给毛泽东写信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2月2日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说“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 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② 2月11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喆带着王任重的一位秘书到水院，传达周恩来接王任重去治病的指示，王任重就此离开水院。此后王任重依然过问湖北的文革运动，比如1967年3月2日、5日、11日，他接连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了三封信，信中为自己申诉，也对湖北的文革运动提出很多建议。 批斗王任重，张体学和省委都没有公开表态。刘真在11月11日致张体学的公开信中说：“我了解到你和省委至今还坚持王任重是内部问题的错误意见。十二月三十一日，刘乔荫同志（杨锐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省委仍坚持王任重是内部问题。元旦以后，批判王任重的大会正在进行，也未见到省委对这个重大问题表示正确态度。” ①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17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44一45页。 258 ==========第271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第27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篇幅很长，讲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有 四条：“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元旦社论没有提到夺权问题。八天以后，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各造反组织1月4日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造反派面对走资派煽动的停工停产，“紧急行动起来”，“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人民日报所加编者按语说这个文件“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对造反派接管文汇报、解放日报，这个编者按语说：“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段话是根据1月8日毛泽东的谈话写成的，毛泽东谈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纸时还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① 1月9日，上海各造反组织发表《紧急通告》（人民日报1月12日刊载），坚决反对“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经济主义。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面对全国普遍出现的停工停产、经济主义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解决方案是全国全面的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29一30页。 260 ==========第273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第一节一·二六向省委夺权失败0 在与杨道远等二司成员一起学习1月1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和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时，丁家显对夺权“提出了他的看法：与上海一月革命夺权的大好形势比较，我们湖北武汉地区的联合夺权斗争有两大先天不足：一是武汉数十支革命造反派队伍‘大联合’的基础尚未具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还需要统一认识；二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领导干部队伍还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是缺位。所以，他认为：武汉地区大夺权的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创造夺权的条件。” 吴焱金说：“我在文革中起来造反，主要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无辜群众的愤怒，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夺权的概念。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没有思想准备，武汉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仓促上阵。” 郭保安谈到湖北一·二六夺权时说：我对夺权一向不积极，武汉造反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五章‘一月革命’一向走资派夺权”，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进攻”之“9.一·二六夺权及二八声明”，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一·二六夺权和分歧的由来”“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反思”，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年3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1967年8月)，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夺权前后》（载1967年2月24日《红色造反者》报），吴焱金《夺权真相和我的看法一“某些人”说话了》（写于1967年2月11日，载1967年2月24日《红色工人造反报》)，彭祖龙《夺市委、市人委权闹剧始末》（未刊稿，2018年）。 261 ==========第27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派各组织商谈夺权是派王富山去的，“因为我们觉得当时夺权的条件还不成熟”。1966年9月底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学校一个老干部、“老红军田忠贵把学校的公章都送到我们办公室，我不要。当时还是大串连时期，到学校来串连的人要吃饭、睡觉，要接待，写大字报的人要纸笔。我们还要去管他吃饭、睡觉。那时当权派也不行了，我们要公章干嘛？让他们去管吧”①。 武钢运输部造反组织火车头战斗队“对‘夺权’问题经过了认真的讨论和学习”，决定不参加夺权。他们认为：“我们参加这次运动是为了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是为了很好地学习和锻炼自己，我们无心去夺权，我们也不具备夺权的条件。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向谁夺权？轻易夺权是会犯错误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自封的，再说那个章子夺在自己手上有什么用？我对大家说，那是一块死木头，你想去刻多少都可以，有什么用？谁肯听你的？我们都是工人，根本不具备掌权的能力和管理的经验。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背包袱，使自己十分的被动。以后的事实一再证明，有哪位认为将大印抢在手上就可以夺得权力，结果只能给他带来杀身大祸！东汉时期的孙坚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元月5日工人剧院的夺权活动我们未派人参加，省、市和武钢及运输部的一切夺权活动，我们也不参加。记得我们当时对夺权问题还写过一张大字报，亮明 我们的观点。”② 上海造反派发起夺权的背景是一些当权派煽动保守派工人停工停产， 一些当权派或躺倒不干或把文革运动引向“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打垮走资派以破坏生产来达到破坏文化革命目的的阴谋，人民日报所加编者按语说这是“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在中央号召夺权前，从1966年底开始，武汉地区各级当权派很多人撒手不工作，对群众自发的经济要求有求必应甚至应过于求，联合会会员大量离岗外出，停工停产现象普遍出现。丁家显等人认为“武汉地区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肆虐比之上海更为严重！” ①2016年11月杜先荣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②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51页。 262 ==========第275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尽管造反派对于夺权没有思想准备，在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在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逼迫下，还是全力投入各级夺权。 1月4日得知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纸后，武汉地区造反派立即着手被封闭一个多月的湖北日报的复刊工作。14日，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组成的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湖北日报。1月15日，湖北日报新生号出版。新生号刊登署名“接管湖北日报红色造反者”的《告全省革命人民书》，宣布“新生的湖北日报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革命造反派的报纸”。 1月21日，武汉晚报社造反组织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将武汉晚报改名长江日报，出版长江日报“新生号”。 1967年1月14日，工总发起，九一三、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新湖大、新华工、南下造反大队、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西军电临委驻汉联络站等十三个组织负责人在红楼开会，讨论工总“为了配合当前斗争形势”起草的《告武汉人民书》。讨论了三次得以通过，“来开会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最后竟有四十多个组织”。商讨为夺省市委的权做准备的具体行动，会议提出造反组织联合起来。“会上有三个方案：(1)成立联合总司令部；(2)成立联络站；(3)各搞各的。最后大会通过了成立一个联络站”。工总认为“它的作用不大，事实证明联络站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样第一次大联合就失败了”。吴焱金也认为武汉市这一次大联合失败。 1月18日，《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一告全省人民书》（载当年1月19日湖北日报)由武汉地区四十九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发布，没有用联络站的名义。《告全省人民书》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把党权、政权、财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统统夺回来，紧紧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手里！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我们郑重宣布：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17日新华社就对此作了报道。《告全省人民书》没有九一三署名，原因不明。 1月20日晚，工总邀请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新湖大、新华工、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汉联络站等十四个组织负责人在红楼再次开会，商讨大联合问题。 21日下午，各组织负责人继续开会，增加了首都南下造反大队、 263 ==========第27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告全省人民书 毛主席教导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题。 命修主义分子所盘的，我州都把底 伟大导师、伟大佩袖、作大就帅、伟大舵于毛主席万 主义两条路学的中大现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中就就回来，紧紧常握在我啊无产阶极革命遗反派的于里！建立无产阶极的革命新秩序。 东思想一治革命盖反司部 的 青随。中共中央、国务 荒、个尖军公、中尖文举小粗的置电是号金调不布滋以 你 受革命站反派和草命人民的监督、批判和斗拿！ 东思想造反家武汉工人第三司合部 现在，武汉地区苹命形势一片大好。以工人阶极为主体的无产阶般率命进反派正在进一步联合起来，粘成团粘 通运输、人民生活物资供应方面所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现象。 诚的同志們，战友：“抓革命，促生产 毛（的区豆色豆 阶戟文化大苹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趣济的命运， 济主义的通知，坚守生产建设位， 武汉地区杠卫兵第三司合 动路的家， 的杂的 命群众，做坏无阶文化大革命。 命盖反者武汉文艺界联格总部 武汉革命四 我要大喝 只准左派反， 正膏咨花在会、民汉凌中升地龙变本主 我黎构身经快 当派知武汉章命工 本限天款命通反司合（江兵） 思短价装联命类，用钻在伟大的毛泽东 生花不供水所东 坚决执行毛主席出的抓命何底粉伴武产阶锐反动路绕的新反扑 促生产”的方针 天下者我的天下国家者我們的国家。 千精以2个坚货的产技路的当权布汉：坚决向党内小 是反 酸元不性的毛译东总想万岁1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 1967年1月19日湖北日报第一版 九一三、三司、红卫军等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筹委会”，选出筹委十四人，工总为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工造为办公室主任，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和省市委夺权小组。 22日，筹委会开会，落实总司令部工作人员，讨论起草总司令部成立宣言等。 23日，参加筹委会的各造反组织一致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通过了总司令部成立宣言。之后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委夺权小组和总司令部办公室分别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当夜，部分组织又在新湖大开会商议夺权问題，没有通知二司参加。 24日上午，总司令部开会，决定下午商讨夺省市委权的问题。下午会议上发生冲突了。杨道远回忆：工造司令部工作人员、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工人“殷德才抢先发言说：我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不同意，如果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就不参加大联合。会议成了批工总的会，会上发生争吵”。 24日第一次亲自参加联合夺权会议的吴焱金，在他写于1967年2月 264 ==========第277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11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会下听到一些组织对工总、二司的意见，吴焱金认为“同我想的是一致的，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是不可能的”。当天下午，他在会上讲：“工人总部有大国沙文主义”，“独霸省、市委负责人，同张体学等关系不正常，自己不斗不批，也不给别人斗、批”，“对待职工联合会问题上形‘左’实右，把大量受蒙蔽的群众打成‘保皇派’，戴高帽游街，这是方向性错误”。二司周孔信对吴提出抗议并退出会场。工总武昌分部“揭发了一些问题”，其他一些组织也给工总“提了 一些意见”。吴焱金说：“整整一下午，会议是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一致认为会开得很好，工人总部的代表胡厚民同志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各组织送‘宝’上门，很好地改进工作。” 25日，总司令部会议确定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名义夺省委的权；夺权时间为1月26日下午三时；新湖大起草“夺权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新华工起草夺权“第一号通令”；二司、 三司负责了解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情况。会议还讨论了夺权大会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夺权筹备委员会由九名常委组成，选出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工总为召集人。在确定另两个名额时，又发生争吵。吴焱金说工总任常委、召集人都是他提名的。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讲到确定夺权时间的经过有人说“今天晚上夺”，有人说“明天下午夺”，聂年生说“最好迟两天夺”，武汉财贸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王怀亮代表汉口那边的“总司令部”说“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不同意马上夺”。朱鸿霞“站到凳子上激动地说：‘早夺比迟夺好， 三千二百万人民看着我们啦！游泳中学会游泳，夺了再说！’多数同志同意这个意见，我们也只好同意…就这样，决定了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夺回省市委一切大权”。 杨道远回忆：25日会议前，工造等组织已在汉口另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殷德才在25日会议上散发这个“总司令部”的“成立公告”。“这种分裂行为受到其他组织的批评。殷德才认了錯，收回了散发的《公告》”。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说，在1月20日工总邀请工造去武昌开会商量联合夺权前，工造等十个造反组织就在汉口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25日晚常委开会，二司周孔信问吴焱金，汉 265 ==========第27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口那个总司令部的其他九个组织是否到这边来？吴焱金说：“可以参加这个联合，（武昌这边）常委不变。”常委决定大联合组织的名称改为“毛泽东思想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吴焱金表示同意。周孔信提出汉口那个总司令部要属武昌这边领导，吴焱金说不成问题。周孔信说：“既然参加了湖北总司令部，就意味着武汉总司令部解散了。”吴焱金说：“什么时候实行了真正的大联合，我就解散，现在还需要保留一个时期。”吴焱金写道：“就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小周硬要把观点强加于我，我很生气，其他九个单位的同志也很生气，认为像这样搞，夺了权也联合不好。当场我发表了口头声明：‘我们退出常委和湖北总司令部，对于你们的夺权，只要是革命的，坚决支持。’就这样，我们十个单位的代表分头回家了。” 26日上午总司令部会议的内容是商讨下午夺权的具体事宜，通过“夺权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等。 在这次会议上，矛盾激烈爆发，由具体问题的争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互相攻击。 杨道远说，又是殷德才首先发难： 殷德才提出：办公室应该是总司令部最高权力机构，本机构人员相当于“常委”，争主要领导权，还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二司代表庞道铭、周孔信攻击工造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产业工人，不能当主要领导。吴焱金火了，说：“我们不能与二司联合，有二司就沒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二司，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在一番争论之后，工造代表又提出：“二司不能当常委，如果二司当常委，我们就不参加这个联合。”三司代表发言支持工造，说二司排斥小组织。…搞大国沙文主义。会议期间又来了一些不知名的组织，有四十多个，什么“红烂漫”、什么“挺进纵队”、什么“二七造反军”…这些没名声的小组织为能在总指挥部机构设置时争席位，争领导权，闹得特别的凶，他们关心的不是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他们只想自己的席位，不惜挑拨离间，攻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联合指挥部里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都应该有席位。新华工代表王富山发言支持了攻击工总、二司的发言，那些无名的小组织以为有人撑腰，都把矛头指向工总、二司，说什么工总、二司组织不纯、头头修了、 266 ==========第279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不可靠…有个叫吴春泉0的人，他原是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组织部长），此时成了某工人组织的代表，攻击工总、二司等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原来的对手)，他大喊大叫：“我们就是反对工总、二司参加联合！”并威胁说：“二司参加我们就退出。”会议召集人、工总的朱鸿霞急于夺权，就劝说二司，要二司顾全大局，暂时不参加常委（后来工总组织就此事作了检讨)。二司代表声明保留权利，退出了会场。 1月26日上午，吴焱金本来没有去武昌参加会议的打算。他在上述文章中写道： 湖北总司令部派车到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来找我，要我去，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我说服了其他同志，他们要我坚持一个意见：“只参加联合，不参加夺权。”这样我又回到了会场，当场就表示了这个态度，但同志们不同意我退出常委，要我参加。我就说：“我们参加二司就退出，有二司在常委我就不参加，二司太欺侮人了。”当时同志们也认为三个学生组织太多，就动员二司退出，二司的同学也同意了，他们表示：“暂时退出，保留意见。”湖大的同学说：“支持二司同学的革命行动。”这样又吵起来。工人总部朱鸿霞发脾气说：“三，点钟就要夺权了，还吵什么！这个问题夺权以后再说！”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去夺权了。 关于1月26日那天发生的事，多年后吴焱金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彭勋派车接我去湖北大学行政楼二楼开夺权筹备会议。跟我同去的还有工造总司的丁及（武汉电镀厂技术员）。我到会时在场的人有工人总部的胡厚民，“九一三”的李想玉、杨连成，二司的周孔信、庞道铭，新华工的王富山，新华农的谈志发，红三司的头头，还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李金春、张立三、叶传发及一些小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共有四五十人，会场坐得满满的。 会议由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鸿霞主持。彭勋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9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起草者分别是杨定发（湖 ①杨道远所言吴春泉是“某工人组织的代表”，这个“某工人组织”是指工造。工造总部1967年2月19日发表《所谓“联合会”头头吴春泉简介》一文（载1967年2月《红色工人造反报》)说：吴春泉是江汉五金社工人，1966年9月造反被打成“黑帮”。职工联合会筹备期间参与筹备数天，发现其为保守组织后退出，没有担任过联合会任何一级头头。后参加工总，成为本单位工人战斗队头头之一。1967年元月退出工总参加工造，为工造司令部一般工作人员。 267 ==========第28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北大学政治系学生)和罗思凡（湖北大学计统系学生），请大家讨论审议。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由9名常委组成，具体分配名额是工人总部2名、九一三1名、二司1名、新华工1名、新湖大1名、新华农1名，还有两个名额打算留给工造总司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省直红司。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炸了锅，与会者吵成一团。 方案宣布后，周孔信第一个发言。周孔信说：“你们‘三新’三个学校3个名额，我们二司这么大的组织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我们没意见，二司是跨校际的全市性组织，我们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个学校3个名额，不公平。二司应该增加一个名额。工造总司干嘛要参加这次省里的夺权，他们可以到市里去搞，工造总司是小手工业者、小摊小贩，有的是卖烧饼油条的。”彭勋解释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虽然只是三所大学，但在发动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中贡献很大。…”接着由庞道铭发言，庞道铭重复周孔信的讲话，再次要求二司增加一个名额。 杨连成在会上发言，支持二司代表的意见。杨连成说：工造总司来干什么？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没有必要参加省里夺权。你们“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在文革初期有贡献还情有可原，那新华农呢？二司和 九一三是反对这个筹委会分配方案的。 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一连三个人发言都是这个基调，鄙视工造总司，二司“铁嘴”周孔信几次三番说工造总司只能参加武汉市夺权，又说工造总司不是产业工人，是卖烧饼油条的，是来摘桃子的等等，激起了我的愤怒，一气之下说出“我和你是水火不容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似乎他怎样说我都可以，我回敬他一句都不行。偏偏我是个脾气很犟、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论很激烈。这完全是我和周孔信个人的争执，很大程度带有个人感情因素。这时我非常气愤，站起来发言。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要正确对待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摘桃子。席位问题是可以商量的。我们工造总司不是你们说的小摊小贩，我们也有产业工人，有肉联、长办、汉纸、汽配等大厂、大单位，我们有七八万人。讨论省里夺权的大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不要搞组织之间的互相攻击，如果二司坚持这个意见， 268 ==========第281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那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们就退出夺权。我是支持“三新”的观，点的。我说：“三新”在文革初期起的作用很大，按单位、按学校实行大联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司只有一个名额，是少了一点。其他的小组织也应该有一个名额。 朱鸿霞说：夺权是头等大事，大家不要争吵，9名常委是现在的意见，将来夺权以后还可以扩大常委名额。 周孔信一下子毛了，工总的人也很有意见，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组织来了，都来摘桃子来了”。正当大家争吵不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张立三起来发言，他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他的依据有三条，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老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还打这些老工总的发起人；第二，工总的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等人的例子；第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 胡厚民发言说：“刚才大家对我们工总提了意见，你们说工总有缺点、有错误，我们正在关门整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开门整风。请您家们上门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 这时，一些造反派工人组织的人都发言同意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观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你们工总是老子天下第 一！”与工总的人在会上吵了起来。 周孔信指责我说“你完全是机会主义托派的观，点！”庞道铭激动地说“同志们哪，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的会议，使我想起了布加勒斯特会议，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不在乎席位，我们二司退出夺权。”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 这时二司陆续有人退出会场，朱鸿霞说：常委的名额暂时这样定了，夺权以后再增加，夺权计划不变。下午两，点到洪山礼堂开大会。 杨道远没有参加26日的会议，他回忆： 我听了庞道铭、周孔信的汇报，非常气愤，真是岂有此理！我觉得这些组织在文革运动中是游行队伍没有兵，大批判会上没有声，争权夺权打冲锋，我认为他们是来抢桃子的，他们受走资派操纵，破坏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我当即决定召开二司司令部紧急会议，到会的有：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张良栋、蔡向东、徐宏彩、赵子强、陈大川、彭宣龙、樊雪梅、 269 ==========第28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赵日萍、张向阳、庞道铭、周孔信等二十多人。会议上，庞道铭、周孔信把大联合会议情况详细作了介绍，参加二司司令部会议的代表都很生气，会议决定，决不能让这伙人夺了权。遂派了几个总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包围省委，在他们召开夺权大会之时抢先夺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并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告示”：我们不是夺权，我们是保护“权”不让别人夺走（我们的这一行动其他组织当时都不知道，以后也没人提及过)。 1月26日下午三四，点钟，出师省委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完成任务回到 二司司令部。武测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赵日萍提着一个大麻袋，跟着两个女同志（说是省委机要员）进了我的办公室，说是省委的大印拿来了，接着他从麻袋里取出了大印。我看了，省委是个铜印，省政府是个钢印。我认为事关重大，大印不能放在二司司令部，决定找解放军帮忙。我和赵日萍带着机要员（那两个女同志)一起来到省军区，军区司令部贾云超副主任接待了我们。经请示部队领导同意接收大印。军区指定一个专门的保险柜，把大印单独放里边，由二司、机要员和军区共同贴封条，规定任何 一方不能单独启封。 二司抢先夺走省委、省人委印鉴，并没有影响向省委、省人委夺权的大会如期召开。 吴焱金回忆：26日下午，约三千人参加的夺权大会在洪山礼堂门前广场召开，除二司外，上午参会的所有组织的头头都参加了夺权大会。朱鸿霞主持大会并宣读“夺权公告”，彭勋宣读“告全省人民书”，有人宣读了“第一号通令”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张体学、宋侃夫被戴上高帽，押上洪山礼堂二楼阳台“示众”。 当天张体学打电话给各市、专区、县，要求各地承认这一夺权。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写道：1月26日晚，参加夺权大会的三十二个组织最后通过了将要送报社、广播电台发布的“夺权公告”等文件，散会时已过九点。十一点左右，工造派往湖北日报任总编辑的龙梅生给吴焱金打来电话，说工总、二司向湖北日报发出《通令》，不准刊登“夺权公告”等，同时去了很多人辩论。吴焱金给二司打电话，对方回答：“现在有人想摘桃子，权没有夺到真正的造反派手里，这样的夺权不能算数。”“三司是修字号的。”电话打到工总，接电话的红教工成员说：“明天我们将要采 270 ==========第283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取联合行动，你是革命的就站过来。”吴焱金在电话里一再对他们说：“如果不登报，就是夺权流产，这是整个造反派的失败，不能拿三千二百万湖北省人民开玩笑。如果认为有不纯分子，立即清除，而且报上不登具体单位情况，只落湖北总司令部的款。”吴焱金的意见没有发生作用，湖北日报没有刊登一·二六夺权的任何文件和消息。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于26日晚22点15分报道了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夺省委权的消息，并播发了“夺权公告”。 27日晨，工总、二司向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发出《通令》，不准刊登、广播“夺权公告”等1月26日向省委夺权的消息。同时，工总、 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立即解散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 12天以后，工总、二司等十二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把工总发起并出任总负责人的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说成“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把工总发起联合夺权并主持一·二六夺权大会说成“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写道：27日上午，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还是举行了一次会议。二司代表宣读了工总、二司等五个组织的《联合声明》，“当场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同学气愤地说：‘这是分裂主义声明！’他还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冲中南海，揪陈伯达辩论是反革命行为，工人总部队伍严重不纯，地、富、反、坏、右都有，战斗队员应该起来造反…’最后，他激动地喊道：“砸烂工人总部！’二司的同学接着喊道‘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谁砸烂工人总部就砸烂谁的狗头！’当场又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次会议是1967年3月底前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头头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此后以工总、二司等为一方，以工造、三新等为一方，双方展开争斗，势同水火。 当时中央号召全国的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双方也不再联合行动，各自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机构，各自开大会，各自发通告，到车站、码头抢运积压物资等实际行动都是各干各的。 2月初，工总、九一三、二司等13个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省 271 ==========第28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2月4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告》；工造、工三司、红三司、三新等44个组织成立“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2月6日在湖北日报发表《紧急通告》，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不忘指责“革命造反派中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中所存在的风头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被走资派利用。 第二节夺武汉市委的权 以工造总司为首的一些组织夺武汉市委、市人委的权，吴焱金、彭祖龙和魏绳武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述。 吴焱金回忆： 元月27日（按：吴焱金记忆有误，应为26日），武汉市有十几个小的造反工人群众组织一起来到位于汉口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市委、市人委夺权。我不赞成工造总司和这些组织一起单方面到市里去夺权。我认为，到市里去夺权，如果撇开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不行的。王锦铭当时是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他通过魏绳武把市委的公章装了一帆布书包回来。我批评王锦铭说：“你要那些章子有什么用？赶快把它送回去！”王锦铭抢市委公章一事使二司、工总等组织疑心更大，认为我们是单方面夺权，加剧了矛盾，使一·二六夺权会议发生的争执误会加深。我原来设想，武汉市的夺权要等到省里夺权有模式了就可以照着省里夺权的方式去办。省里夺权暂时流产了，市里的夺权暂时不搞。但王锦铭个人的做法对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发表《二八声明》，指责工造总司等组织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派，武汉各群众组织以支持或反对《二八声明》为线分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并由此形成造反派中后来的“钢派”、“新派”两大阵营，是有一定影响的。 魏绳武当时在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和市直机关造反组织里都担任一号头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说句实在话，造反开始，自己未曾有过夺权的想法。直到上海一月风暴后，才有夺权这个概念，但仍无夺权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①他被动地参与了工造主持的夺市委的权。他回忆： 大约是那天的深夜（准确的讲，过了1月26日24时，已是27日凌晨)，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86页。 272 ==========第285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有人在我家门前急促地呼喊我的名字。我从床上起身开门，看到一辆交通车停在门口，车头插“工造铁军”的旗帜，车上有二三十人。“铁军”属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是较有名气的造反队伍。车上下来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他向我自我介绍：“我叫王锦铭，工造的三号勤务员。朱（鸿霞)吴（焱金）他们还在洪山礼堂负责省里的夺权。市里夺权由我们负责，现在都集合在友谊路我们总部开会（按：工造向市委夺权大会是在友谊路中学礼堂举行的)，伍能光早已到会了，市人委的大印，郑峰他们已交到大会主席团，现在只等市委这边的大印。”这个行动虽很突然，但有早上李梅青的信息，也不感到特别意外。不过还是感到有些轻率。“夺印就是夺权？”心里有这种想法，也不便轻易说出口。铁军压境，只得听他们的。“夺印”必须先找到“管印”的。我带着王锦铭等人最先找到市委办公厅秘书科长杨朝志。我把杨朝志喊起来后，转告了王锦铭的来意。杨朝志说：“这事要先向办公厅秘书张孟林主任请示。”杨朝志就带我们一行匆匆忙忙找张孟林。张孟林告知：“所有公章都在市委机要科。”然后，我们又 一起随张孟林到了市委机要科。当夜是机要科副科长汪宗全值班。汪宗全看到张主任、杨科长都亲自出面，毫不犹豫把办公厅和各个部委的公章（全部是木制的，没有铜制的)，用一个布袋装好，交给了王锦铭。王锦铭如获至宝，也未当场验看印章的真伪和数量，兴冲冲地拎着那一布袋的公章返回交通车，并让我随他们一同前往，参加所谓的“夺权大会”。 到了工造总部，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在我左顾右盼之际，王锦铭忽然不见了。大礼堂也没多少人，…找不到王锦铭，心里越来越不踏实，越觉得“夺印”的荒唐。正在我发愁之际，看到郑峰、余昌禄（郑、余二人是市人委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头)等人也在找王锦铭。人勤（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人民勤务员”)的梁家发等人，早晨起来听到铁军昨夜在市委大楼“夺印”之事，也急忙赶来找我。幸好，郑峰等人对王锦铭比较熟悉，很快找到了王锦铭。我们一起将所有的公章全部送到了市人武部，交他们暂时保存。所谓一·二六夺权在武汉市的闹剧落幕了①！ 魏绳武所说情况在彭祖龙的回忆里大多得到印证。但魏绳武说市委、市人委的印鉴当天就交到市人武部保存一事，彭祖龙不认可，他说这些印鉴在工造王锦铭手里一直保管到当年3月。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87一88页。 273 ==========第28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彭祖龙参与了市里夺权的全过程，他回忆： 26日下午或晚上，吴焱金从武昌回到工造总部，向勤务组汇报情况。当谈到二司周孔信在会上说工造只是一些卖油条、烧饼的人组成，不同意我们参加省委夺权时，第一个发火的是潘洪斌，他是工造总部内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他跳起来大骂。吴焱金叫他莫发火，说不管怎样，朱鸿霞并未否定我们，对我们很尊重。新华工有两位青年教师在总部协助我们工作，其中一位黄老师说，二司现在有人在汉口活动，估计是组织市委夺权，这 一下我们都紧张了。吴焱金说，不管谁夺权，都少不了我们，我们不要争。大家讨论了一会，新华工张立国来电话，要吴焱金马上到华工去一下，说彭勋等都在那里，有要事商量，于是吴和龙梅生、欧阳万勇几人先走了。临走还说，我们不要去市里夺权，反正少不了我们。 吴走后，潘洪斌主持会议，又谈到“卖油条烧饼”，大家火还没消。新华工沈老师（女）说二司不按规则办事，他们只知道章子是权力的标志，所以先抢到省委公章，夺公章也很重要。王锦铭一听觉得有理，说小吴这人胆子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全国都在夺权，我们不能等，在汉口这边我们比工总力量大，我们工厂和队员都比工总多，我们要赶快下手夺公章。最后决定立即发起夺市里的权。当晚，新华工驻工造联络站写好了“夺权公告”和“告全市人民书”。 潘洪斌、阎志斌、蔡大祥负责组织夺权大会。按省里夺权的先例，开夺权大会要批斗走资派，他们没有找到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只找来副市长伍能光。参加夺权的其他组织，通知到的有红教工、红侨兵、红艺兵、政法系统的政法尖兵、公安系统的公安军、工总省柴油机厂分部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新北大驻汉联络站、哈军工驻汉联络站等。会场原定设在长办的长江电影院，因布置会场时间不够，改在友谊路中学礼堂。 王锦铭与胡重远、我分别到市委、市人委“收公章”，各带一辆交通车、一辆吉普和二十名“铁军”。市委公章不多，都在机要室，王锦铭找到魏绳武配合，收得比较顺利。市人委的公章分散各处，虽有市人委直属机关造反派头头郑峰和余昌禄帮助，还是费了很长时间。临开车时，又有 一个工作人员送来一枚。胡重远、我及郑峰、余昌禄一起回到会场，会已经开完了。 事后工总、二司攻击工造“单独夺权”。我认为，武汉市是湖北省的下级， 274 ==========第287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下级夺权不需要上级同意；当时武汉市各区也在夺权，我们也没有干涉。 夺权后三天就出现问题，工造司令部所在的友益街上挤满了车和人，各区、局、企事业单位办事要盖公章，经市里工作人员指点找到工造司令部门上来。工造的人搞不清该不该盖章，往往和来人吵成一团。保管公章的王锦铭只好把公章全部从书包里倒在办公桌上，说你们自己盖吧！一时间桌子上翻得大乱，盖好章都离去，来晚的叫明天再来。 一天晚上又出一件事，有个单位急着盖章，因为市内居民用煤只够三天，要赶快调运，而汽车运输公司不配合，需要出具市里公函下命令。王锦铭马上给盖了章。没想到汽运公司还是不同意调车，那个单位要我们想办法。 当时省市领导很难找，有的被保守派保护起来，有的被造反派看管，有的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当时工造将副市长王克文秘密关在武昌粮道街的武汉胶管厂，于是我们决定到武昌找王克文求助。王说：在一般情况下居民用煤要保证十天储量。他马上写了三张条子，告诉我们找到这三个人中 一人就行。我们满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三个人是大官，一个都找不到，都跑了。我们只好拿王克文的条子到汉口球场街汽运二站，去找管调车的。找到后，他说他只属某领导管，其他人都不行。我们急了，两个铁军上前将他两手反剪，抓住头发将头在桌子上连碰几下，他马上大声求饶，答应照办。此时附近办公室的人闻声过来解劝，了解情况后连连指责他，说工作不能和派性搞在一起。原来这个调度员是职工联合会成员。我们问来人这里有没有造反派，夺权没有，他们说他们就是，又说市交通局已经夺了权，但局党委书记跑了，不知去向，下面工作不好开展。他们单位领导不但人跑了，连公章也拿走了，这权没法夺。在该单位造反派支持下，派车的事总算解决了。 王锦铭成天背着装着公章的书包，忙得不可开交，公章成了累赘，丢又丢不掉。运煤的事过了两天，更大的麻烦来了。市法院来了两个人，带着市政法系统造反组织“政法尖兵”的介绍信和政法尖兵头头罗思栋写的条子，要求在法院关于两个死刑犯的执行书上盖市委印鉴。吴焱金不在司令部，我们打电话请示他，吴焱金不同意盖章，说杀人的事我们负不起责。我们只好对来人说你们明天来吧，我们商量一下。这时王锦铭说是不是去问一下王克文，我说，这不是又去请示走资派？王锦铭说没有别的办法只 275 ==========第28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好这样。王克文对我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这公章你们不要盖。反正犯人关在监狱里跑不了，晚一点不要紧，原来有些杀头案市委就拖过。盖章是有责任的，现在没事，将来若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看得出来王克文是真心诚意为我们好，尽管我们工造各单位将王克文批斗了十数次，但王克文还是惟愿我们好。回来后我们明确拒绝盖章。 王克文这次谈话对我和王锦铭有很大警示，夺权对不对还没定论，盖章比不盖章责任更大，我们何必每天忙着盖章呢？再说，这些来要求盖章的人中，有不少是当权派、保守派故意来找茬的。我们把章子夺过来，市委、市人委当权派反而轻松了，难怪他们这么积极交章子的，我们上当了。王锦铭和我商量，从今天起，一个章都不盖，对外就说找不到王锦铭。 1967年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我们马上将全部公章交给“抓办”。 二司从省委、省人委夺得一麻袋的印鉴，当即送到省军区封存。杨道远回忆录说：“此行动表明，我们对人民解放军是无限信赖的；更表明，我们对政权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并不想单方面夺权，更没有因为夺到了大印就宣布自己夺了权，我们认为还是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 而以工造为首的武汉总司令部就是“单方面夺权”，“夺到了大印就宣布自己夺了权”，并且在一个多月内用市委、市人委“大印”，多多少少行使了权力。对工造的这种行为，工总、二司没有采取针对性的行动，他们的头头面对南下造反大队发起的“砸烂工人总部”的呼喊，正在准备对“托洛茨基派”即“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的“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展开“全线反击、迎头拼杀”。 第三节基层夺权行动 武汉地区造反派在向省市委夺权时，在各单位都开展了夺权。一·二六夺省委的权因造反派自身原因失败，基层夺权并没有停止。 基层造反派夺权前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职工联合会成员大批离岗、当权派躺倒不干，生产、工作受影响甚至停顿；二是当时盛行的所谓“经济主义妖风”。 第一个问题出现，与造反派对待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过激行为有关。造 276 ==========第289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反派中很多人在文革前和运动初期挨整，批判资反路线时不顾政策地发泄怒气和怨气。在一些造反派的意识里，当权派几乎与走资派等同，开批判会、游行时，将单位主要领导人“揪出来示众”，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强使被斗人弯腰、低头、两手向后上扬)。职工联合会头头和骨干分子被称为“保皇派”，批斗当权派时往往让他们陪斗，他们的办公室很多被砸，发表与造反派不同的观点时往往被强迫当场低头弯腰“请罪”、“消毒”。面对造反派夺权，当权派和保守派已经不能组织起如同一二·二五大游行、 一·五聚集省委那样的正面对抗，于是采取躺倒不干、停工停产等消极方式，把生产、工作受损失的责任甩给文革运动，甩给造反派。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姚克强回忆当时“各地党委都瘫痪了，不工作了，交通秩序比较乱。造反派就组织起来抓生产，中央也担心生产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要反映这个方面的情况。有次湖北罗田县有个报告给中央，说农民搞文革都不生产了，把牛都杀了，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站里面就指示我们去现场调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冒着大雨下去罗田，找了当地的武装部同志陪同，到了报告所说的地方一看，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农民照样劳动，牛也都是好好的，我们写了稿子签上名发了快报。我们还去过 孝感、应城等地，那时有大量那种情况很紧急很严重的虚假报告上去。”① 1966年12月25日，武汉制氨厂整个操作系统中的关键部位合成塔发生故障，全厂生产瘫痪，党委第一书记舒学功带着一百四十多名联合会会员上京告状，其中绝大多数是工长、生产组长和老工人。“‘告状团’离开厂门口的时候，有人洋洋得意地说：‘我们都去了，你们（指造反派）还干个屁！”② 12月29日，当时武汉市最大的商场武汉商场造反派接管广播室，保守派要求退出未果，正在上班的二百余人离岗，说去市委“造反”。造反派九十余人佩戴工人总部的袖章，坚持开门营业③。 “新华社北京(1967年1月)十七日电”报道：15日，青山地区 九一三兵团等二十个造反组织召开“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全面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发言说，走资派“拼命把矛盾上交，煽动一批 ①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②毛泽东思想新武氨革命造反司令部、湖北日报记者《一曲“抓革命，促生产”的赞歌》，载1967年2月8日湖北日报。 ③参见1967年1月29日长江日报。 277 ==========第29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O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受蒙蔽的工人上京‘告状’，借以破坏生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走吧，生产停下来，我看热闹，管你什么国家损失不损失，我还是拿我那一大堆工资。’” 造反派宣布夺权，一些保守派群众更加反感。1月19日汉口卷烟总厂造反派宣布完成夺权，20日晚班就有一百多人请假不上班①。电信局汉阳分局夺权后，保守派消极怠工，造反派职工上了夜班上白班，有的话务员三天三夜守在机台旁，邮电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来支援®。 1967年1月，武汉邮电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市电信局造反派一起坚守工作岗位（载1967年1月30日长江日报) 所谓“经济主义”，人民日报当时刊登《名词解释·经济主义》说：“经济主义迎合部分群众的落后心理，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道路。就是说，它要无产阶级只为增加一点工资福利而斗争，只顾个人的暂时利益不顾整个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不去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政治斗争。” ①参见长江日报1967年1月24日报道《汉口卷烟总厂革命造反派识破和粉碎敌人的阴谋和反扑，把革命和生产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②参见1967年1月29日长江日报报道。 278 ==========第291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四粉碎谷逢价哉反分，络线的新少 1967年1月20日，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50多万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表示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粉碎资反路线新反扑（载次日长江日报） 武汉地区“经济主义”这股风，是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首先刮起来的。 1966年12月18日张体学在厅局长会上说：“接待站负责人在经济问题上要大胆处理…多花点钱，以后不批评，矛盾不要上交，我们受不了，要批评你们。”张体学问副省长张旺午：“原来预计的五千万（元）打不 279 ==========第29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打得住？”张旺午说“打不住”，张体学说：“拿它一个亿！”12月24日，红色华工乌兰牧骑的总部被砸，省委拨给粮票三千斤，现金二千元。不久送去两吨纸、一辆卡车。1967年1月20日，省委给乌兰牧骑每人发15元钱、10斤粮票0。郭保安说，“鸟兰牧骑人很少，总共大约三十来人，多半是调干生，主要在社会上活动，在学校没有与造反派发生过剧烈冲突。”②乌兰牧骑能量很大，很为保守派群众所推崇，同时也为省委看重。 1966年10月在全省专员、市长会上，张体学决定发放已取消的奖金，分三个等级，平均每人28元，全省共发八百四十多万元。1967年1月3日，张体学在省文革办公室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物资问题可以签字，涉及政治问题，不要随便签字。”③ 1月26日湖北日报文章《揭露湖北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湖北省委机关大字报选登，本报记者整理)说：1966年10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湖北省委负责人更是变本加厉”，“随意滥发各种经费和物资。每当同志们对这种错误作法提出意见时，省委‘要员’就不知羞耻地说：‘多花几百万块钱不要紧，反正是国家的钱。’十一月上旬某晚在洪山宾馆南三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省委某主要负责人大力宣扬要在物资上‘支持’群众革命，并向管物资供应的×××大发雷霆，批评他们‘不识大体’，‘在小问题上抠’，并质问具体工作人员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批的条子因为你们不照办，让我们挨了多少整？’省委某主要负责人最后命令：‘以后我们批的东西，你们必须办到。’”张体学一次给一个组织报销二万多元，赵修一次批出四万多元，许道琦一次批出二十多万元(湖北日报2月11日载文说是批给半工半读学校教师的串连费)。省委领导随意提高他们经常出入的东湖客舍职工的生活福利。 各级干部以省委领导人为榜样。省戏剧学校给留校搞运动的应届毕业生二百二十余人，发放1966年7月至12月工资共两万七千六百余元。省商业学校给留校搞运动的应届毕业生三百余人，发放工资五万多元。省人民银行将勤杂人员的工资附加费增加一倍，并发给原来没有的烤火费，还 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夺取新的胜利战斗队《打倒湖北黑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载1967年2月11日湖北日报。 ②2016年11月杜先荣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③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湖北省直财贸司令部《看！张体学等实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载1967年2月11日湖北日报。 280 ==========第293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准备补发1957年以来的烤火费。省粮食厅给所属科研所全部职工46人发串连费14700元，每人320元。（当时政府规定武汉城区职工家庭最低生活费标准保证人均十元。)省外贸局及下属公司，打开劳保用品仓库，让职工自行去取；批准九十多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并补发工资差额①。 1月21日长江日报报道：武钢造反派揭露，“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武钢领导人)近两个月来大肆贩卖经济主义，竟花费了一百多万元。” 长江日报2月10日报道，“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举行大会，“揭发控诉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工总武重兵团代表发言说：武重当权派“几天之内，就给 一百七十多人补发工资一万七千二百元，最高的一人领到了四百八十多元。在十一天之内，把库存的皮鞋、工作服等劳保用品发了个一干二净。这还不够，他们又拿出六万一千多元到市场上四出抢购物资”。二司省戏曲学校总部代表说，省委给文艺界发串连费、生活补助费十七万元，给戏校毕业留校搞运动的学生发“补助工资”，每人140多元。他当场代表六个造反派成员把不应得的钱退出。工总东西湖辛安渡农场战斗兵团代表当场宣布把不该分得的钱退给国家。 武汉地区的一月夺权，覆盖驻军以外的所有单位。据湖北日报1月21日报道，实现夺权的除工矿企业外，政府属部门有省公安厅、省科委、市公安局、市邮局、市电信局、市教育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一轻工业局、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事业单位有市银行系统、长办、湖北人民出版社、江汉学报社，人民团体有市团委、市总工会。新华社湖北分社、人民日报湖北记者站的造反组织八三一革命造反兵团于1月20日接管了这两个机构。 李承弘记述了工总去省里各厅局夺权的情况：“到各厅局，就是市里各造反派组织的争夺目标。一般是各造反派组织一起进驻某单位，在本单位造反派配合下夺得公章，然后开一个批当权派大会，宣布夺权公告，组成一个新的夺权班子。一般情况下，工总都处于老大地位，故工总代表往往是一号头，掌管公章。这样一来，有的派往各单位的代表，因情况不熟悉，水平也不够，往往把夺来了的公章往总部一交了事。交上来的一大挎包， ①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湖北省直财贸司令部《看！张体学等实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载1967年2月11日湖北日报。 281 ==========第29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每天时刻不离挎在勤务组工作人员余金香肩上，害得她成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抢了公章。”“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选派到各单位参加夺权的代表。 一般朱、胡等人看中了某单位和某人，就要我到基层单位审查并找候选人谈话，做此事我忙了半月之多。记得我派往省团委的代表，是省新华印刷厂一个姓张的学徒，只十七岁，个子不高，初看是个初中生，由于代表工总，他一去就当了省团委一号头。”① 一月夺权开始前，武汉地区已有一些单位由造反派掌权，一个重要原由是当权派躺倒不干。 1967年2月8日湖北日报报道：在中央号召向走资派夺权前，武汉制氨厂的造反派已经在工厂掌权。这个权不是造反派夺过来的，是该厂领导自己放弃的。1966年12月25日，整个操作系统中的关键部位合成塔发生故障，全厂生产瘫痪，党委第一书记舒学功带着一百四十多名联合会会员上京告状，其中绝大多数是生产骨干。造反派工人“起早摸黑，勇敢地挑起了抢修合成塔的重担”。“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整个工厂的抢修工作还不能有秩序地进行”，“人们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新生的坚强领导班子来指挥调度抢修工作”。1月4日，厂内四个造反组织经协商，召开了全厂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以造反派老工人为主体的生产临时指挥部，各车间、班组也建立了相应的生产指挥班子。他们克服人手少、天气恶劣等困难，在其他工厂造反派的支持下，半个月完成了抢修任务。随后，外出联合会会员的岗位，造反派工人连轴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来厂串连的学生顶岗，“当职工联合会员回厂时，工厂的生产秩序已走上了正轨”。“而那些受蒙蔽的联合会员，在铁的事实面前，也逐步开始觉醒过来。”② 1月5日左右，武重联合会八百人上京告状，有一个车间三百多人，走得只剩下十八人③。此时“厂内部分当权派躺倒不干”，1月6日，工总武重战斗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安排全厂生产。10日，武重战斗兵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停止上京告状，制止闹工资、福利等经济主义歪风，呼吁职工联合会会员回厂抓革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92页。 ②参见毛泽东思想新武氨革命造反司令部、湖北日报记者《一曲“抓革命，促生产”的赞歌》，载1967年2月8日湖北日报。 ③参见长江日报1967年2月10日报道。 282 ==========第295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命，促生产①。 一治造反派夺权后，生产全由造反派指挥。曹承义回忆：“一治野战兵团的机关分团也在元月份夺了一冶党政大权。一冶设计处的一名造反派头头将一治党政机关的公章全部收集到一起，收集的过程很顺利，根本没有人对抗。一治的党政大权被我们夺了以后，生产、施工的指挥系统也全部在造反派的领导下进行，我们既抓革命，也抓生产，工程施工并未因造反夺权受到任何影响。”② 湖北日报1月21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戳穿阶级敌人在夺权斗争中的阴谋》说，“有的（当权派）把一切行政事务工作推给革命造反派组织，…使革命造反派陷于事务性工作之中，整天忙忙碌碌，分散了进行政治斗争的精力”。武钢造反派夺权后，就采取了监督各级干部的方式。1967年1月29日长江日报报道：1月28日，九一三、红卫军等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武钢总指挥部”，宣布夺权。此前武钢六十多个二级单位已夺权。武钢的夺权，对原各级领导班子采取监管的办法来行使权力。总指挥部夺权公告说：“原各级领导行使的权利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控制，一切重大问题和决议，由总指挥部决定；一切在职人员，必须照常安排工作，坚守岗位”。 一些单位的保守派也重新成立组织，起来夺权。由于造反派坚决反对，都没有成功。 武汉化工原料厂的保守派在中央号召夺权后，退出职工联合会成立新的组织，宣称“我厂各个组织都是革命的”，“各战斗队共掌全厂大权，广大群众都有参与掌管全厂领导权的权利”。该厂工造红色造反战斗兵团等三个造反组织于1月17日召开大会，宣布接管“全厂的一切权力”，19日晚八时又宣布20日开全厂大会，接收厂党政印章。保守派于20日凌晨抢先夺走财务科和党总支公章③。 市医药工业公司工总分部成立“接收委员会”，于1月18日夺了公司党政的权。夺权后，供销办公室不同观点的职工成立“反到底造反队”“硬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1967年8月)。 ②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4页。 ③参见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化工原料厂红色造反战斗兵团《假夺权真保皇的阴谋必然破产》，载1967年1月21日湖北日报。 283 ==========第29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骨头造反队”，造反派宣布其为“非法组织”。政治部等部门不同观点的职工成立“红尖兵造反队”，造反派砸了他们的队部。汽车队工人成立“轻骑兵造反队”，造反派冲击其成立会的会场，并准备将汽车队的车辆、人员分到公司下属各厂。1月31日，这些保守组织联合成立红药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药工三个月后成为百万雄师的发起单位①。 1月16日，长办保守组织“造反委员会”贴出公告，宣布长办造委“已夺取了长办的党政财文大权，即日起由造委启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公章，行使权力”。长办联司成员“纷纷予以谴责”：“那是林一山操纵的假夺权。”“哪有保皇的夺皇上的权？”“造委是保林一山的，权在造委手里等于在林一山手里。”“这不过是防止我们联司夺权，先下手为强而已。”“面对造委的假夺权，联司群众自发起来抵制：电话不通了，门卫传达不传了，食堂只为联司人开饭，汽车没人开了，财务不办报销了，器材科不发材料了，修配厂停工了，规划设计停摆了…长办的日常工作几乎停顿。”“后来知道，这场短命闹剧确实是在林一山、丁福五授意下上演的”。1月24日，造反组织长办联司夺了长办的权。28日，造委抢走长办联司广播站的设备，送到与长办一墙之隔的一五二部队封存②。 各单位造反派夺权后，对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的种种举措予以制止。1967年2月1日长江日报报道：市十医院当权派“对群众的要求是有求必应，使医院的开支一片混乱”。造反派1月17日接管财务室，建立了“造反派掌握的审批制度”，带头退还夺权前当权派发放的烤火费。造反派“积极与银行联系”，“共同讨论反对经济主义的具体措施”，“严格监督开支”。 1月24日长江日报报道：市人民银行系统当权派“过去他们不关心工人同志的生活福利，最近却大发‘善心’，对全行绝大部分公务员、炊事员同志，补发了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烤火费。在银行业务工作上，则是放任自流，助长经济主义泛滥。如硚口区有个集体经济单位，要分掉五万元的积累，银行革命群众不同意付款，但是银行的领导却悍然批付了。洪山区有一个工厂，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元月八日，支付赴京串连旅费达五万七千元；买皮鞋三千双，花去四万四千元。由于这类严重情况 ①参见百万雄师红药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67年7月16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2000年7月)。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67一71页。 284 ==========第297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再出现，造成了现金支付陡然猛增，给现金调拨造成了很大困难。看到以上情况，银行系统的革命造反派都非常气愤。他们贴出了质问和揭发的大字报。”上海一月革命开展，造反派于1月17日下午接管了市银行及所属机构，立即“召开工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座谈会，依靠兄弟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起动手，顶住了歪风邪气，使一度泛滥成灾的经济主义歪风及时刹车，坚决顶死。如工农办事处几天以来，就堵住了不合理的现金支付十七笔，计六千三百零五元。银行内部的革命群众，也纷纷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玩弄的新阴谋，有的同志自动地把补发的烤火费退出来，有的同志把自己提出的探亲假与旅费的问题，自愿改放在运动后期解决，并对某些人支持这种经济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揭发。” 造反派制止“经济主义”行为，在一些单位遭到保守派和一般群众的反对。东西湖农管局辛安渡农场（当时改名东方红农场）的“一·二。事件”就是一例。 该农场当权派在1966年年终结算时，“分配给职工的‘奖金’，比正常的计算方式成倍的增加，不但增产队发奖金，平产队发奖金，连减产队也发奖金，甚至比增产队还要高。总之，几乎人人都有奖金。有些职工所得奖金，最高的相当一年的工资收入。按照这个决算方案，明显不合理和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精神的开支，就达三十万元左右。同时，他们以‘关心’职工生活，‘改正执行上级规定不坚决的缺点’为借口，破建场以来的惯例，大发农工烤火费、加班夜餐费、以农代干的奖金等等。”工总东方红农场战斗兵团等于1月19日发出反对农场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的《最最紧急呼吁》。农场职工联合会分会通过有线广播等，向全场职工宣传《最最紧急呼吁》是“反对贫下中农搞决算”“诬蔑社会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传单”。20日晚，数千农工“有的拿着扁担镰刀”，围攻造反派七小时，致使造反派9人受伤，2人重伤，有人被抄家，有人挨斗，有人被抓去游街，战斗兵团办公室被封。有人提出对造反组织不准发工资，是党团员的开除党籍、团籍。事后几天，他们不准广播站广播反对经济主义的稿件，撕掉反经济主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农场造反派认为，此前市委秘书长王家吉说“东西湖（农场）钱不够，可以拨几十万”，东西湖农管局党委决定“拿出几百万顶着”，“这就是 285 ==========第29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一·二O’事件的祸根”①。 武钢运输部领导违规发补助，火车头战斗队坚决反对并采取行动，引起部分领到补助的工人罢工。陈祖坤回忆： (走资派)将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一套拿来对付我们，突然冒出了一股“经济主义妖风”。为了祖国的建设，职工福利紧缩多少年了，怎么一下子对工人在经济上如此大方？一夜之间给运输部三班倒的野外工作工人补助每人每月四十元，相当一名三级工一月的工资。这一招来得可谓高明，一方面，他们迎合了许多多年未涨工资的低级别工人的心愿，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经济方面，转移工人关心国家大事的大方向，将文革运动引入歧途；另方面，给造反派的队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要是大张旗鼓反对经济主义，就会遭到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的反对，因为这样直接违背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就会被走资派利用，以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名义对火车头进行攻击，这样一来不但会影响我们组织的发展，还会影响我们队伍中的人退出火车头。请看走资派为了搞垮我们，这一手下得有多么的毒！我们若是像运输部的红卫军和 九一三纵队那样，对走资派搞经济主义视而不见，放任自流，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搞下去？我们必须立即作出抉择，绝不能只顾自身利益，坐视不理，而是应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迎头回击走资派这一猖狂进攻。我们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说千就千起来了。首先是我们火车头的七名负责人，我和张振华、梁启汉、叶芳馥、李仕儒、高仕超、杨征琪，用红纸写成喜报，敲锣打鼓经过几个车站和机务段，大张旗鼓地将四十元补助退回运输部财务科，然后动员火车头的一些积极分子，如吴正，照、田泽润等几名火车司机，主动向财务科退补助，并勒令运输部财务科将未发的钱一律封存起来，另将一夜之间发放的五万多元如数从工资中扣回。运输部财务科黄科长不敢接受这一要求，他害怕被扣工资的工人起来造反。财务科的主管会计朱德华、林雪枝和周××试着扣了几个人的工资，果然出现了机务段有的工人停产罢工的情况，如火车司机罗晓兰、张成烈、陈松岭、赵成新、张润等人在运转室拒不出车。铁水罐不拉走，直接影响高炉出铁，我们知道这 ①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东方红农场战斗兵团、东方红农场机关毛泽东思想卫东战斗队《强烈的控诉》，载1967年2月11日长江日报。 286 ==========第299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一情况后，首先由勤务组的人带头上车顶班，一定要保住高炉和平炉的生产。运输部所谓第一次停产，被我们有力地打了下去。机务段的黑帮势力仍不死心，继续由以上这些人消极怠工，使生产无端受损①。 陈祖坤提到的运输部会计林雪枝，1967年1月18日在湖北日报撰文，叙述了她拒绝在取款支票上盖章受到围攻、运输部领导袖手旁观的情形： 元月五号，一部分革命群众对一些规章制度提出了意见，其中提到运输部各单位按实际情况不应该有伙食费补助。可是运输部领导人，为了拉拢群众，转移斗争矛头，就责令财务科，在三、四天内把伙食费补助发完。公司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知道这是错误的，却同意了这个错误决定。财务科领导人更是忠实积极执行这个黑指示。当群众指出这不应发时，他胆大包天地说：“错了我检讨！”就这样，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发出了伙食费补助五万八千六百五十元，也就是每人发四十元。…在发钱过程中，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战斗队等六个革命组织曾经到公司财务处，找当权派谈判，他们同意不再发。但事后他们又散布流言说，不是他们不发，而是我不让发，这样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来围攻我。我被连拉带拖的绑架上汽车，开往招待所。到了招待所，有很多人说要和我开辩论会，实际上是进行围攻和斗争。他们说什么主任和科长都同意发，就是我们这些小会计搞鬼，造工人的反。当时，运输部领导人就在我的旁边，他们坐山望虎斗，看着不明真相和受蒙蔽的工人斗争我。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听领导的话？”我当即回答：“毛主席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他们见没有办法就由财务科领导人硬把我用汽车拖到办公室，要我交出支票，他亲自开出了 二万六千多元的支票，因我坚持不盖图章，才未拿到钱®。 有一些单位，造反派实际上己经“挑起了革命、生产两副担子”，但始终没有夺取党政印鉴，也没有宣布夺权。工总武锅兵团是工人总部所谓“四大金刚”之一，力量很强。1月23日，以它为首的厂内六个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成立新“毛泽东思想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对外称工总武锅兵团。联合当晚，他们“马上又与厂长郭长倬、书记赵秀岳长时间讨论问题。与郭、赵的谈话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造反司令部主动去管全厂 ①陈祖坤《吹尽狂沙 -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第52页。 ②武钢林雪枝《控诉经济主义的罪行》，载1967年1月18日湖北日报。 287 ==========第30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的事务，而厂里当权派又迫切需要我们参与管理，生怕不慎又惹出麻烦不好收拾。更主要的是，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的任何决定都很难推行。”从王光照当时所作谈话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武锅造反派事实己经参与了厂务管理，既不忘批判资反路线的头等大事，也有促生产方面‘开门红’的具体安排，还有小到家属工厂的经济事项。可以说，造反派已经开始在厂里掌权了”。而“要不要公开宣布全面夺权”，造反派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不要自己主动背上一些事务上的包袱，否则原来厂里那些当权的人和职能部门的人可以正正当当地躲到一边去图舒服、享清闲；宣布夺权还会引起造反派各组织间的一些纷争。沈复礼同志是这种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另外一种意见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毛主席号召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我们应当雷厉风行，果敢、无畏地夺了再说。造反本身就是冒险犯难的事，…敢于夺权就是最大的策略，没有中间道路可走，骑墙更是行不通的”。沈复礼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①。 长办联司夺权，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周密，得到一批中层干部支持，通过“谈心”得到党委全体成员“拥护”，因而“夺权后日常工作正常运转”。顾建棠回忆： 1967年1月23日午后，长办联司所属的家属造反派“半边天”负责人罗家惠到联司办公室谈工作，正走在老大楼（长办红楼)二楼的楼梯上，造委的几个人突然挥拳猛击，致罗家惠从二楼楼梯上滚落受伤。… 闻讯赶到现场的联司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有的要求以牙还牙，有的要开控诉大会，有的提出乘势夺权…。下午四，点多钟，我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除勤务组全体成员外，还特邀了缪盛桂（秘书处长)、丘碧谨（机电处长）、张振奇（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志珍（水利工会办公室主任)、徐秀庭（长办团委副书记）、高永华（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长，武装民兵连连长）、李纯钊(《人民长江报》副主编)等中层领导干部参加。 我在会上提出：现在群众情绪十分激动，有人要求以牙还牙；也有人提出现在就夺权，不赞成以牙还牙。要是夺权的话我们毫无准备，到底怎么办？要不要现在夺权？如何夺权？夺权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会不会成为包袱？我请大家来商量一下。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79一81页。 288 ==========第301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经商议，认为造委制造事端，从反面帮我们发动了群众，为我们夺权创造了条件；夺权不会成为包袱，行政管理和规划设计方面足以控制。遂决定当晚夺权，并成立了由顾建棠、张振奇、缪盛桂、王志珍、阎清武、戚务华等组成的夺权临时指挥部。长办联司的真夺权开始了。 我随即宣布：对领导干部不准打骂，由民兵连副指导员葛仲余和团委黄炳乾把党委委员全部集中在修建队小楼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由保卫处陈林海和组织部赵国兴、张贤良、谢宜曙负责保护干部档案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由保卫处王宜久、团委杨立人和技术资料档案室的张××保护好技术资料档案室；沪玉琪和财务处杜其国、蒋文海负责保护财务档案；保卫处江超伦和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负责收集保管长办的各种印鉴，并对干部档案室、技术档案室和财务档案室巡回保卫。 晚上七点多钟夺权开始，首先打开了政治部的大门和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的办公室，再就是各处、室、部、委、院、校的办公室，夺取公章，但就是找不到“中国共产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员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大印。后来在政治部机要室内发现两个铁柜，但没有钥匙，谢从勤同志把修建队锁匠韩大燕叫来打开柜门，果然两颗大印安放其中。到凌晨四点多钟，夺权成功。此后，长办日常工作有序进行。这次夺权活动后被称为“一·二四夺权”。 长办联司夺权当晚，我到修建队楼上与党委成员谈心，想听听他们对夺权的看法，除李庭序有点勉强外，都表示拥护。我一心想争取这位老红军支持，第二天又到他家里，…他最后说：我不是反对你们夺权，让我再想想，我也相信你是个好同志。 夺权后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规划设计工作有序进行，档案资料完整无损。从夺权那天起，中经长办联司1967年6月26日被迫撤离大院，到1968年12月8日向进驻长办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理移交止，所有干部档案、科技数据文件、财务账册、票据、钱物，无一缺失。对此，据说上至李庭序、丁福五等领导，下至原档案室负责人蔡世英等，都深为惊叹①。 一月夺权中，不管是否宣布夺权，各单位造反派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69—71页。 289 ==========第30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单位事务管理。武汉军区从1967年2月底开始公开压制造反派，先拿香花派开刀，后来毒草派也逃不掉，造反派生存困难，掌权或参与掌权当然谈不上了。 此时，造反派掌权的单位都是造反派占绝对优势，如长办、华工、湖大、水院等。 第四节造反派评说夺权失败 2009年以来武汉市陆续出现的二十多本造反派回忆录，大多讲到自身亲历和当时耳闻的一·二六夺权，讲到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原因。 杨道远认为：“造成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走资派的破坏，二是造反派本身不夠成熟。” 关于“走资派的破坏”，杨道远只举出一个李守宪：“新华工聂年生在李守宪（李曾任湖北省民委主任，其人在一月夺权期间上蹿下跳，纠合 一些人组织‘省委班子’，被造反派称为‘地下黑省委’)策划下，单方面抢走了省公安厅的大印，宣布夺了省公安厅的权。”李守宪“在第二机床厂贴出大字报，说：‘我认为工人总部问題更严重了，必须彻底改组’”。 李承弘也说“省市两级夺权都没搞成，武汉开始出现钢新两派的分歧，我认为李守宪起了不少作用”。二机床厂八一七的刘汉文对李承弘说过，“他们大小事都会与李商讨，有事汇报，做事得听李指示”。刘汉文先于南下造反大队喊出“工总头头修了”，提出总部要整风，后来当上工总整风小组组长，致使八一七退出工总，武昌分部、硚口分部闹分裂，李承弘认为这些事都出于李守宪的策划，目的是从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手中夺回工总领导权，让刘汉文、彭国华等重新上位。当时还没有脱离工总的八一七背着总部去夺省公安厅的权，刘汉文亲口对李承弘说，是李守宪直接指示的，李守宪说：“夺权首先要夺专政之权，这是权中之权。”李承弘还认为：“张体学在1968年的多次会议上，不少场合公开讲湖北省有个地下黑省委，政委就是李守宪，省长是王海山，此话绝不是空穴来风，起码事出有因。” 郭保安说省公安厅夺权是李守宪鼓动新华工干的：一·二六夺权前，李守宪通过赵文成找到他谈夺权，说应该先夺省公安厅、电台。郭保安就派人去省公安厅“夺权”，“就是把十来个章子拿回来了，公安厅还有两 290 ==========第303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个警察跟着。还有去港澳的介绍信”。“章子在学校放了一两天”，“夺权以后没有搞任何活动”。后来就传说李守宪、杨光华、王盛荣、卜盛光这些人是“地下黑省委”，“讲得最多的是张体学”①。 王光照不认同杨道远、李承弘的说法，他说：一·二六夺权失败，“长期以来流行说法是走资派背后破坏，这个论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李守宪破坏一月革命的论点也是成立不了的。依他的资历、职务、能耐、身份，他不是旧省委有相当分量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他鼓吹了一些邪门歪道，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行径，但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破坏我省的一月革命。” 很多造反派认为，当时没有事实、现在没有资料证明王任重、张体学等在夺权期间有过“破坏行为”。王任重当时在中央，他干预湖北的夺权必须假张体学之手，而张体学在1月18日派张华等去红楼与工总、二司商谈交权及联合办公，一·二六夺权大会后打电话要求全省各地承认造反派的夺权。 李守宪1927年入党，不过是十级干部，当时已从省科委副主任位置退下来，无权无势。他不甘寂寞，心很大口气也很大，能够唬住一些年轻幼稚的造反派，但能量只有那么大。1月10日，顾建棠“请李老向工人总部讲一下，把他们（保守组织长办造委）清除出工人总部”。李守宪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好办。”1月中旬李守宪主动向顾建棠提出：你们夺权的时候“我还可以请陈再道司令员派解放军协助你们”。这两件事他一件也没有办到。 杨道远所说造成一·二六夺权失败的第二个原因一一“造反派本身不夠成熟”，很多人在回忆录中也着重谈到。 张建华说：“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缺乏政治经验。”“他们此前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接触政治博弈还是第一次，而且历练的时间也还太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工人中的头头从站出来造反到夺权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学生造反派的头头虽然造反经历要长一些，但从1966年8月算起，也只不过半年时间而已。”“没有形成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内讧在所难免。” 王光照说：“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刚刚在游泳中学游泳， ①参见2016年11月杜先荣等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291 ==========第30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左派幼稚病四处流行，讲资格、争席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盛行。没有听从中央的指示，在夺权斗争中，也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也要不断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革命也要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这些道理，我们那些参加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又认真地践行了多少呢？” 吴焱金说：“仓促上阵，群众组织头头之间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湖北、武汉并不缺少有能力的造反派负责人，但缺少一个有远见和胸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领军人物。‘一·二六’夺权的失败和造反派在二月逆流前夕的公开分裂，表现了造反派领袖们的不成熟。我们造反派领导层虎气有余，猴气不足；唇枪舌剑有余，耐心沟通不足；挑剔他人有余，自我反思不足。由于投入文革运动的时间短（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总共只有不到90天)，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法和经验。特别是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夺省、市委大权的重大问题。”“造反派没有形成有像上海工总司那样统一的群众组织。当时山头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 些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夺权时未能结合领导干部这一问题。实际上在 造反派酝酿夺权前，省市委已有一些领导干部公开表示站在造反派一边。1966年10月初，省委农村政治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在社教总团实习队大会上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革命的少数派，你们参加九·二一九·四事件和九·一五游行是革命的行动”。1967年1月，任爱生在省委领导干部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揭发、批判王任重0。省委副秘书长刘真1月11日发表《省委还在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一一给张体学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4日他对省委机关造反派说：“我这个人要就不下决心，下决心后就难动摇，我现在跟革命派一起革命”，“决心跟大家一起干到底”②。省政协副主席许金彪1967年1月写大字报对政协机关造反派表示支持©。 造反派在商讨联合夺权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要请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参与。 王光照说：“临时权力机构中的革命干部在哪里呢？黑龙江有潘复生， ①参见武汉钢工总政宣部《省市革命三结合干部简介（二）》第5一6页。 ②省文革办公室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走访刘真同志》(1967年11月14日夜)，载武汉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编《向真理投降》(1967年11月21日)。 ③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干部简报》第14期(1968年1月17日)。 292 ==========第305页========== 第十二章一月夺权 山西有刘格平，山东青岛有王效禹，上海更有当年的中央文革的成员。执政党的干部长期养成的定式思维，宁犯政治错误，绝不犯组织错误。他们在文革中也抱着这一条信念不放，程度不同地执行了那一条资反路线，就是这种信念带来的恶果。对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横挑眉毛竖挑眼，哪里又会同造反派坐到一起呢？更何况刚刚诞生的造反派一时间也没有顾得上去认真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为干部亮相、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创造必要的条件。有的人甚至对推行资反路线的各级干部仍然耿耿于怀，批都没批够，怎么会去解放他们呢？” 吴焱金说：“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争取革命领导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对站出来支持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不能达成统一认识。如当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有省委正、副秘书长张华、刘真，副省长孟夫唐①，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等，造反派对他们没有给以统一的强有力的支援。” 张建华说：“事实上当时中央文革和毛主席（对夺权）也还没有既定的方式和方法，两个‘三结合’即革命干部、解放军、群众代表三结合和‘老、中、青’三结合是当年3月后才逐渐明确的”。 ①孟夫唐(1896一1980)：河北邯郸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行署主任。1955至1968年任湖北省副省长。其长子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二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 293 ==========第30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武汉地区造反派基层头头徐正全认为：正是有了全国全面的一月夺权，才有了从北京蔓延全国的所谓“二月逆流”；正是有了一·二六夺权，武汉地区才有了与“二月逆流”相呼应的“三月黑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由于造反派夺权触及了当权者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死死认定“打江山、坐江山”的当权者们注定要开始下真马（武汉方言：来真的)地反击了。造反派在准备投票，走资派却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名额争得势不两立，一股寒流却悄然而至。2月，北京高层撕破脸，文革反对者绝不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泄不满，更不仅仅是为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而不平，在他们看来，造反派大哄大嗡，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也是走资派不足为虑，顶多是触及一下皮肉。批斗不是根本事，夺权才是真问题。2月份的摊牌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夺权。其实多数造反派因为幼稚，视夺权如儿戏，抢几个章子、发几篇声明就算是夺权了，走资派却不这样看。过去他们视造反派为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闹腾不了几天，现在则视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别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摊牌紧接着造反派全国夺权而发生，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从此造反派成了别人决不宽恕、务必赶尽杀绝的对象，用十年后报上流行的话说叫“除恶务尽”。从此，造反派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种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划个右派之类的小儿科，而是直接动用专政工具，不整则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凭良心说，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摊牌，以后的种种手法不过是其派生和延续罢了①。 周恩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二一八”、“三二一”，由 ①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58一59页。 294 ==========第307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一·二六”、“二八”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三二一”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0… 周恩来这段话，列举了以日期为名称的几个大事件。这几个大事件足 以勾勒武汉地区1967年1月至3月的文革历史，概括武汉七二O事件的 根由：“一·二六”夺权时造反派内两派发生矛盾，于是有了“二八”声明；“一·二六”夺权是夺省委的权，与湖北省委同一立场的武汉军区得北京怀仁堂“二月抗争”风气，把矛头指向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总，于是有了否定“二八”声明的“二一八”声明、有了解散武汉地区最大工人造反组织的“三二一”通告；于是造反派“反逆流”，军区操纵百万雄师“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有了“七二O”事件。 第一节武汉军区介入文革运动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是日，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任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军训部副部长李良等为副主任。 陈再道自1966年9月结束休养回到武汉，作为湖北省委常委，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武汉的文革运动，“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③。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血统论，陈再道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说陈伯达的讲话是“不要贫下中农子女”，赞扬谭力夫“真有天才”④。曾任孝感军分区政委、时任长办政治部副主任的黄世忠，在七二○事件后揭发：1967年1月24日长办联司夺了长办的权后，因他与陈再道熟悉，长办副主任李庭序要他带自己去见陈再道。李庭序向陈再道汇报说，长办有两派，一派叫“捍卫”，是反林一山的；另 ①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8页。 ②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26页。 ③《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61页。 ④《千刀万刷陈再道一杨成荣同志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载武汉市委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6期(1967年11月28日)第31页。杨成荣1964一1967年担任陈再道秘书。 295 ==========第308页========== 第二编 “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本报訊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員从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社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走资 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之后，受到极大鼓舞，粉 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誓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紛进行学习和座类。他們 配：当前无产阶极革命派等。这个夺权，是为无产来，我們顶，地昭下去， 握在无限忠于E主席的人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 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阶级年权，为实现共产主我們，誓死保卫无产阶的手里。在：当前的炸权斗舞台。”钻进党内一小搬路当权派的权，是毛泽东义而年权，这是关系中国殺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年中，必组实行无产阶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思想新的伟大胜利，我例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大无产阶级专政 一社主的大联合，但大联合絕不派，也是这样，是不甘心死 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事，我們最坚决地支持。 义铁打的江山。 是大杂遍，要在毛泽乐思亡的。我例一定要提高警 成。我們坚定不移地站在 速續五年荣获四好速 炮兵某部的指战員們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惕，千万不能上敌人的当， 无产阶极革命派一边，誓队称号的某部喷火速的指說：毛主席教导我们：革样才能布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切无产阶毅革命派，一 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战員們說：当前无产阶般命的根本问题，是改权问当权派的权。 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无产阶极革命路栈，誓死革命派联合起来，年走资题。毛主棉頜导我刑打下 守卫在长江大桥的某紅旗下大联合起来，把革 保卫无产阶极专政。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了江山，棠握了政权，但部二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命火权其正攀握在无产 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們最热烈的欢呼：好得能否巩固，关韆在于无产枚分子涂祖陈說：毛主席 阶极革命左派手里。我衢 积极分子、副数导員刘雄很！我們解放軍是无产阶阶极的政权掌握在什工人 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只許左派夺权，不准右派 能：一切革命斗争，都是极专政的重要工具，我們，的手里。这是一个十分重会自行消灭的。无治是中翻天。我們要用无产阶叙为了夺权，无产阶极文化坚决做无产阶级女化大革要的周题。苏联的沉痛致国的反动浪，或是头国帝革命的大联合；彻底粉碎大革命就是一场夺权的斗命的忠实保卫者，天塌下副告诉我們：政权必须掌国主义在中国的侵哈势反革命的小联合。（武宜) 1967年1月24日湖北日报刊载武汉部队的表态：“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 派叫“红旗”，是保林一山的，我们该站在哪一边？陈再道说：“你们应站在‘红旗’这一边。”0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再道“实在憋不住了”，“放了一炮”：“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 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② 军区支左指挥部刚一成立，对武汉地区业已形成的两大派，“军区领导和‘支左指挥部’多次作了分析，多数人是支持、同情‘工人联合会’(按：应为“职工联合会”)的”®。但职工联合会在军区支左指挥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2月20日，自行宣布解散了。 1月28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军委命令》（时称“军委八条”)发布，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周恩来后来说八条命令是一个“保护军队”的命令。武汉军区在执行过程中把军委八条变成让军队放开手脚整造反派的命令。这个命令实际上赋予军队认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右派”的权力，一旦认定，就可以按照这个命令对其“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被采取了“专政措施”的造反派还不能找上门去开展 四大，因为这很容易被认定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而“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军委八条严令“今后一律不许”的。 同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策划的群众组织“红武兵”正式成立。该组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70页。 ②黎虹《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载《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 ③屈德骞、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0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296 ==========第309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织成员为各单位基干民兵（基干民兵中有相当数量的复员退伍军人），多数参加者原来就是己瓦解的职工联合会成员，或思想观点与联合会一致。到5月，这一组织成为武汉军区、市人武部控制的保守派大联合的“百万雄师”的核心。市人武部这一举动得到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导和支持。 红武兵头头、后来的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到六七年，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并从军区派了人员（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红武兵’这个组织就是民兵组织，是基干民兵”①。2007年武汉两派头头聚会时，吴焱金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武汉公检法”头头汪仕奇回应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1月26日，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接见了即将宣布成立的红武兵代表 五十多人，“谈到经费、派给顾问及上北京请示汇报问题等等”。韩东山“对于经费和派顾问的问题说今后好协商，关于去北京的事却畅口支持”。韩东山最后说：“成立群众组织，你们自己决定。”红武兵代表“另一方面找到市委，受到积极的支持，写出介绍信做旗子、刻章子、给经费。此时市人武部部长傅兆才、政委巴方廷，又亲自出面接见交谈”③。韩东山接见后，红武兵司令部发出“特号新闻”说“元月二十六日上午和武汉（军区）韩副司令达成协议，同意派十名民兵代表赴京，向军委汇报并请示工作。”④ 1967年1月至2月，武汉军区机关的文革运动呈现混乱状态。 1月4日，在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部队文艺团体群众的大会上，江青说在军内贯彻资反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在会上作检讨。此后，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开始批判上级机关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武汉军区对执行资反路线问题不表态，激起军区所属院校、文艺团体及军区机关造反派的猛烈冲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办主任吕炳安一直建议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在军区主要领导不表态的情况下，他首当其冲，不堪忍受，于1月21日上午服下过量安眠药自杀。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土匪”，企图搞“二月兵变”。 ①2006年6月5日笔者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25页。 ③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④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297 ==========第31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1月20日，陈、钟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曾为贺龙部下的副司令员唐金龙在20日当晚军区常委会后数小时(1月21日凌晨)开枪自杀。 21日，李迎希给陈、钟发去电话稿（发出方念给接收方，接收方作记录），并请陈、钟转呈军委和中央文革，一是报告唐、吕之死后军区机关基本瘫痪，二是建议陈、钟同意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鉴于情况严重，建议陈、钟回武汉主持工作。陈、钟的秘书代首长答复：李迎希的电话稿陈、钟不代转，让李自己送军委和中央文革。 陈再道第二天给李迎希电话，说“绝对不能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李“顶住”。李迎希随后将自己的意见发电报（与给陈、钟的电话稿内容大体相同)给军委并林彪。 此后，陈打电话给姚喆等副司令员，说“你们中间有敌人，姚、孔、杨、韩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陈再道这个电话被机关造反派得知，将其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到军区大院的大字报栏。至此，陈、李矛盾公开。此后，有造反派追问资反路线问题时，李迎希表示：“我个人认为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常委，也有责任”。造反派要求见军区领导，领导们无法答复，纷纷走避。临时主持党委工作的叶明的秘书王书正后来说，叶当时不敢到机关，“到处躲”。而李迎希每天坚持到机关上班。 2月6日下午，应机关造反派要求，军区党委（陈再道、钟汉华时在北京）召开机关工作人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军区党委为贯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而制定的“七条决定”。李迎希曾对叶明表示，不要开这个会，“传达八条命令以来，稳定的趋势很明显，不宜再搞什么大批判”。叶说他和群众达成协议了，不开不行。军区党委“七条决定”主要内容是：解散军区机关群众组织，停止开展四大，由党委负责唐金龙、吕炳安之死的调查，军区所属单位的群众组织到军区造反要派代表并经允许等。会上有机关干部要求副司令员姚喆将分管的作战工作（有调动部队之权）交给副司令员李迎希，因不久前姚曾调兵进入军区大院与前来开展四大的群众发生冲突，有关负责人找不到姚和其他领导，只找到李迎希而向他请示，李决定先撤兵，找到姚再定夺。这些干部认为李迎希不会调兵压制群众。李迎希对这一要求当场表示拒绝，说：“我不能接这个作战工作，这是党委分工的问题。” 298 ==========第311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当晚，军区文化部干事、职工数人来到李家，再次要求李同意接管作战工作，并指责李不接受群众意见。李仍然拒绝。这次谈话被这些干部偷录下来。这个录音带后来成为李迎希“夺军权”的罪证。 军区副政委张广才2月初从养病的咸宁回汉，到李迎希家说：“军区搞成这样，我们怎么向军委交代？我听说只有你一个人在机关顶着，我回来帮助你”。李迎希说：你合理合法在咸宁休息，不像我，我要躲就是逃兵，你就不要进来趟这个混水了。张坚持陪李顶。所谓顶，只是坚持在机关上班。 2月8日，李、张联名给林彪并军委发电报，指出武汉军区的问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2月6日大会的情况，副政委叶明当晚报告给在北京的陈、钟，陈、钟当即向徐向前报告，徐表态说李是“抢班夺权”。 李迎希、张广才按军委指示于2月11日到京。17日，继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召集陈、钟、李、张开会，徐不听李迎希解释，指责李、张“抢班夺权”。军委办公室宣布军委决定，对李、张进行审查，实行“三不准”：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对外联系。 李迎希、张广才作了检查后，军委文革副组长徐立清命令二人回去，“在党委内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4月8日李迎希、张广才 一下飞机，军区保卫部长田文就向他们宣布了军区党委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陈再道、钟汉华在党委常委会上主张组织批斗，有常委表示“内部矛盾不要扩大”，陈再道说“不打倒李迎希就打倒我”。此后军区党委组织多场批斗会，并对李张进行武斗，领头者是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宋新安、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宋乐山（他是闻名军内外的武汉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按下李迎希的头，让李迎希“坐飞机”，不从就拳打脚踢，致其手臂、身上多处受伤；在一张桌子上面放一把椅子，要张广才站上去弯腰低头。当年李65岁，张67岁。李在受批斗间隙给徐立清写一信反映情况，说自己回汉后的情形怎么与徐立清所说的完全不同①。 ①以上关于1967年1一2月武汉军区机关文革情况，参考了史维真《从李迎希子女状告孔庆 德说开一也谈武汉军区的历史纠葛》，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五OO期(2006年5月15日)， 并参考了武汉军区某领导人之子的回忆文章。关于李迎希“夺军权”一事，1967年9月周恩来指示：李、张结束学习班返回武汉。回到武汉军区后，新任司令员曾思玉一直不给李、张安排工作。1973年1月6日武汉军委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又将李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1981年5月8日，武汉军区党委作出《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81]8号文件），否定了李的“夺权”问题。 299 ==========第31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陈再道七二O事件后在作检查时说：当时“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 家，拼命打击造反派。” 第二节二八声明和武汉部队二一八声明 武汉造反派各组织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分歧，形成造反派内的两派。2月8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12个组织在他们控制的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时称“二八声明”）0 二八声明发表，引起造反派内本来就有不同意见的两派公开分裂互斗，引起刚刚介入文革的武汉军区公开表明压制一部分造反派的态度，继而给予业已解散的保守派再度集结的机会。 二八声明认为：工造总司等组织在夺权过程中把矛头对准工总、二司，就是“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扑”。工造、三新等认为， 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 文省玉产阶文化大革台正处在个滋剧斗季的界祸首王任道，张体学不揭，不剑，不斗班的 反又 的 合的 ,拉出， ，到处乱可 以使线 形势下， 道路当权派的权” ：卖他的的 已视妖下皮，公开以王任 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由，大新，在斗$中不 阶投 不要因为 个区扑 。皮武汉经级变产中经功使 大联 进反有 道路 子及 个突出 经快的 的 不基以 情从我们 机。 子瓷 不准动， 4 不装 毛深东思想武汉她区工人总品么毛瀑东思认 王任重，张体学通过 对不 饰。 认为，凡是出自查的安击，我 我 毛东工武议中等学拉命反 行机 路斗兵团 能有在的人现点 西没以 海。这神一跨是以抗战、团结、美步三件事俄基T豪自己还不如道。做得注意的是，近儿天来， 六よ年二月と日 二八声明刊载于1967年2月8日长江日报第一版 300 ==========第313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这个声明把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内部的不同意见公开化，大动干戈，把兄弟组织说成“托派”“机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当前省委己经无所作为，保守组织已经垮台，正是造反派联合夺权的大好时机，此时发动内战，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二八声明四次把工造总司等组织称为“托派”。1967年8月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谈到二八声明时说到“反托派”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关于 二八声明的大辩论开始后，长江日报2月14日转载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文章《清除托派》，这篇文章和二八声明一样，认为这种托派“曾经是革命造反派”，“当革命取得一些胜利的时候，托派就跳出来向左派争权夺利了”。 围绕二八声明，造反派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展开广泛、激烈的辩论。不同规模的辩论会到处举行，晚上街头到处都是一团团的辩论人群。新湖大宣传部长彭勋能言善辩，在大型辩论会上往往占得上风，被称为“彭油嘴”。 描绘二八声明大辩论的漫画，载《新华工》报第6期(1967年2月23日) 二八声明发表两天后，2月10日凌晨，武汉展览馆事件爆发，这是造反派内两派第一次公开的、规模较大的冲突。1966年11月底，各学生造反派组织在武汉展览馆筹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工作人员以二司成员为主。1967年一·二六夺权流产后，布展工作就绪，二司司令部决定成立二司武展总部，宣布展览归二司所有。按照二司司令部指示“我们革命派举办的展览，不能为机会主义分子张目”，涉及另一派的展品、文字一律除掉。2月3日开始预展三天，8日新华工派人前往交涉遭拒绝。10日凌晨两点左右，新华工、新华农、三司等千余人彻底捣毁了这个展览。当时独立师一个连驻在展览馆，任务是保卫这个展览，展馆被砸时他们没 301 ==========第31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有阻止①。二司武汉机械学校总部闻讯立即砸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 二八声明发表后，“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对二八声明）表态，我们不干了。’”®二八声明发表不到三天，武汉部队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草稿，己经在军区内讨论，同时流传到社会上。此时陈再道对二八声明“连看也没有看”，他说：“批判二八声明是大方向，没有二八声明我们还没有把（柄）呢！”® 二司勤务员杨道远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二司司令部按“军委八条”精神同时向全体成员发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④。 军区“严正声明”发表前曾征求过新华工的意见。郭保安回忆：2月中旬，军区三办通知我们到大军区，说首长要见我们。我和张立国等前往。见到了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叶明和副参谋长王步青、动员部长信俊杰。他们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问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表示同意。他们说：“军区准备公开表明立场，发个公告，主要是说军区是不支持二八声明，是反对二八声明的。你们看好不好？”我说：“军区对于湖北武汉的文革大事发个声明，表明立场，这是军区的权利，我们没权利说三道四。我们主要看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如果只是反对二八声明我想我们也不会持反对意见。”当时并没有给我们说具体内容。对于2月18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虽然我们感到有点不妥，但是基本上还是认可的⑤。 武汉部队“严正声明”2月18日正式发表。2月16日，汉口高级步兵学校“红旗造反团”等五个组织发表《武汉部队“严正声明”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一对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郑重声明》⑥。“郑重声明”说：“我们早在二月十一日下午偶而得悉武汉部队《严正声明》 ①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吴恒春时为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二司宣传部副部长，筹办此展览的二号负责人。 ②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一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③《千刀万别陈再道一杨成荣同志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载《七月风暴》第6期(1967年11月28日)第33页。 ④钢二司新武大“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编《武汉军区支保压左大事记》(1967年8月)。 ⑤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⑥1967年2月24日《红色造反者》报转载。 302 ==========第315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后，就立即赴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 最高指示 敌我之問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蔺单地 表示坚决反对，并警告他们，发表 說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周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周题。 《关于正聘处理人民内部子盾的周题》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女女女★大大大大★女大女大大大女大女大女★★★大★★卖 这个《声明》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完 段民馨放餐严正声明 全由他们负责。”“郑重声明”“强 我們最最做爱的佛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板文化大苹命，巳经进入了苹命左派大联 后a李精起号纺适款机大会质2烈要求”“武汉部队党委必须对此 这个时侯，《长江日报》二月入日发麦了《于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所“声明”，速 事作出公开检讨，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必须把炮制《严 切无产卧板革命派必须更高地举起毛译东思想伟大红满，在斗孕中老老实实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 正声明》的罪魁祸首交出来，由革 大碳合，大夺权莫定固的思想基。必须坚决物底地批判和克服本位主义 小 命群众严加惩办”。 动 2月13日，工总武昌分部宣布 大を 路 脱离总部，另成立“2·13司令部”。 这完圣是筒回事。重于后中 此时，工总硚口分部也宣布脱离总 卧瓷婆济视产上培书只能余支经行配的短鱼。不宿表文汉飘，天不能代衣中 部。武昌分部所属22个基层组织14 无产销级这大命万 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1 日发表《联合声明》（刊于2月15 中国人民解放軍武汉部队 日长江日报)说，部分头头声明脱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入日 离工人总部“不能代表我们武昌分 部全体战斗员的意志”；武昌分部所属31个基层组织15日发表《严正声明》(发表于2月16日长江日报)，宣布工总新武昌分部成立。2·13司令部和工造总司等一起成为毒草派，在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联署时，有时也用工人总部武昌分部的名称。 13日，毒草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一一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两派关于二八声明的大辩论正式展开。社论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必须“坚决彻底批判”。社论同时认为 二八声明之争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问题，二八声明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内部存在着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在14日湖北日报上，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九一三武钢修建部纵队分别发表文章，支持二一三社论，新华工文章的题目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清华井冈山、北京矿院东方红、北京地院东方红、新北大校文革等驻汉联络站及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等发表了《“二·八声明”是破坏革命造反派大 303 ==========第31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联合的大毒草》一文。 ·治野战兵团是毒草派，其所属工安公司分部头头徐正全2月中旬在分部会上说：“其实香花、毒草纯粹是扯淡，这又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两派无法调和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对走资派的态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一个要造反，一个要保走资派，保守派还要整造反派，你想调和都难得调和。现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就像工总和二司，好像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再分个香花、毒草是不是无事找事？不管它，总部是毒草派我们就是毒草派。否则，一冶野战兵团就会分裂，这才是大道理。”徐正全回忆：“大家都一致赞成。然后我又跟大家说，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些什么内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辩论起来也是扯淡，干脆通知兵团战士一律不参加这类扯淡的辩论。”① 至25日，湖北日报共发表4篇评二八声明的社论，“三评”的标题是“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 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 三评《长江曰报》“二·八声明” 产阶机文化大莱入了一个大联合 拼 效色制说有进林你。中 的大件询，大 于不从他们的指年 者，者亡，谁教千坠特原， 联合” 的现单 北的路奈务套护0的是者提治不桃，新的何药子：外清故我负骨定外，敏无不的失去的力： 二司不认为二八声明之争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3月14日长江日报发表署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的文章《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说：“我们就是要和你们这些家伙搞分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会同机会主义者及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坐到一条板凳上同流合污搞政治交易。” 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发布前曾向全军文革小组汇报，组长徐向前“同 ①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57页。 304 ==========第317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意军区这个表态性的声明”①。 “严正声明”指出：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宣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区派出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大量散发二一八声明，同时出动军用卡车进行武装示威游行，呼喊“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责令二司整风，“闭门思过”。 2月16日上午，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姚喆等要求军区机关造反组织“古田”战斗队等交出李迎希、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带，后抄走了录音带。 2月16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以师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开会的陈再道、钟汉华转呈），说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吕自杀身死，李迎希副司令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武汉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这些迹象表明，可能有一个大的阴谋”。 牛怀龙、蔡炳臣在陈、钟进京开会时，在部队内散布：“李、张想夺军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武汉市有民兵武器四万多支，落到了不可靠人手里”。“武汉军区调了部队，他们岗哨森严，雷达学校领导烂掉，高级步校领导指挥失灵，军内造反派己到连队串联，情况复杂，可能发生兵变，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②。 牛怀龙、蔡炳臣绕过两级军区直接给中央军委写信这一举动极不正常。但2月22日陈再道、钟汉华在京接见独立师送致军委信的人，表扬他们， ①参见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32页。 ②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联合编印编辑部《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20一21页。 305 ==========第31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并表示军区姚、孔、杨、叶领导是可信的，李迎希、张广才是来交代问题的，徐帅己找他们谈话，他们已承认脑子发热，起来夺权，再一次分裂了军区常委。湖北省军区对8201的领导要拿过来。很快，军区就任命牛怀龙、蔡炳臣为武汉警备区司令、政委，将省市公检法和其他要害部门军管任务全部交8201部队，将军事院校的警卫部队也交给8201统一领导；要求加强社会调查，摸清各组织头头是谁，大方向对不对，对二司的情况搞材料送军区党委办公室，不要报支左办公室①。 19日上午，武汉军区召开机关人员大会，宣布军区机关“古田”、“老 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等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扣留数人。当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说：“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绝不是偶然的”。 19日，武汉军区发布内部通知。通知说：军区2月18日《严正声明》发表以后，发现我军队内部某些单位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严正声明公开反对，甚至散发传单，上街进行反宣传，这种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凡我军队内部人员，对《严正声明》有不同意见，应按组织系统提出，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反宣传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我军。否则，就是破坏我军声誉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严加追究®。 20日，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指出：凡是军事机关、部队或实行军事管制、守护的目标，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围攻或冲击；对于已经封存的民兵武器、弹药，不准抢夺、窃用。同时警告军事院校造反派：“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假冒人民解放军，招摇撞骗，破坏我军声誉，妄图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21日，由孔庆德、韩东山带队，武装解散汉口高级步校、后勤学校（后字248部队)、通讯学院（总字423部队）、军区卫生学校（武字202部队）、空军护士学校等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派出武装工作组进行整风；拘捕武汉地区军事院校、军内文艺团体等10个单位一百九十多人，行政看管56人，批斗七百余人，监督检查二百多人。在二八声明上签字的后字248部队造反组织红色野战军，被迫在武汉三镇街头“向群众请罪”。 ①参见《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一5页。 ②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306 ==========第319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孔庆德压制军内造反派，是2月10日左右在北京得到陈、钟的指示，并经军委领导同意。孔返回军区后在党委会上传达，而后开始行动。 武汉军区的这些举动引起地方造反派对军区领导极大的怀疑和不满。2月21日，成立不久的红武兵以“毛泽东思想红武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彻底把“二·八声明”批倒、批臭》。文章说：“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二·八声明’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给予迎头痛击”。2月14日以来，湖北日报连日发表“毒草派”各组织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红武兵这篇不足四百字的文章没有引起正在激烈辩论的造反派的重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自称造反派的组织已发展到人数以十万计，且行动能力极强。2月21日的湖北日报第二版，头条是2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下面是4篇拥护军区二一八声明、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除红武兵的一篇外，另三篇都是武汉军区所属部队和院校写的。这一点造反派也没有注意。 军区二一八声明发表当天，工造、三新、三司联合发表题为《支持武汉部队声明坚持革命的大方向》的声明，2月19日湖北日报刊登。红武兵曾要求联署，当时在场的彭祖龙回忆，有人提出这个组织是“职工联合会的变种”，于是拒绝。 2月22日，长江日报发表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四十二个组织署名的文章《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时称“二二二文章”)。针对军区二一八声明所言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坚持认为二八声明“好得很”，“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那些极少数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资产阶级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中，完全充当了湖北、武汉黑省委、市委围剿革命左派、进行反夺权的打手，完全充当了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和‘职工联合会’ 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 一，矛盾的焦点一 表 和持资产 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反夺权 是 307 ==========第32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翻案的‘救世主’。他们为黑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灰复燃煽风点火，格外卖力。这帮东西，对黑省、市委心慈手软，假斗真保，现在他们又拼死拼活地同造反派进行斗争，企图保护地下黑省委。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水火不相容’。这就充分证明，目前武汉地区形势的大反复，是我省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夺权与以王任重张体学和宋侃夫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夺权的生死搏斗。而绝不是什么革命造反派内部的所谓‘争权夺利’：决不是‘二·八声明’挑起来的‘分裂混战’。” 20日至22日，二司在武汉水院召开了第一届红代会。杨道远回忆：会议要求牢牢把握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会上揭露了陈再道等人勾结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一派，打一派，企图搞垮工人总部、二司的行径，明确了斗争方向和任务，确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司令部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了两套班子，一套班子在一线，一旦第一套班子被抓，第二套班子立刻顶上来。同时二司司令部决定整风，成立了整风办公室①。 23日下午，军区出动七十余辆军车，乘载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示威游行，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直升机同时散发 “二一八声明”、“二一九通知”、“二二O公告”等传单，巡江炮艇停 泊在香花派聚集的红旗大楼附近江边，并把大量指战员派上大街，宣传军区文告，参加辩论。大批军人与群众在街头辩论，成为武汉文革期间的奇异景象。独立师有人说解放军在街头辩论不好，蔡炳臣说：人家是革命小将，我们的战士也是革命小将嘛。他还说：我们的老战士有水平，讲的条条是道，水泼不进②。 25日，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等数十万人游行，高唱《国际歌》，呼喊“我们想念毛主席”等口号。军区向游行队伍散发印有解放军报社论《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传单。 陈再道指示红武兵等组织：“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4一95页。 ②独立师支左办公室成员七二○事件后揭发，见《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6页。 308 ==========第321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工人总部更坏的组织”、“先由群众造舆论，再抓他们的人”①。 杨道远回忆：“鉴于部队不断派出宣传车、解放军小分队到造反派聚集的地方发传单、贴传单、找造反派辩论二八声明等情况，二司司令部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出命令：我们认为派战士上街，把战士推到第一线这是个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广大战士与广大造反派对立，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司令部命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解放军战士的行动，不围观，不辩论，对战士要友善，不能和战士搞对立，一旦发生矛盾立即撤离。我们的口号是：‘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学习’。”② 23日，独立师政治部发出内部密件“怎样识别左派”，指出“右派”的标志是“搞假夺权”、“有个人野心”、“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对待干部和党团员的态度等是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文件确认工人总部等为右派组织③。 27日，武重工三司夺取了该厂工总控制的厂广播台。牛怀龙、蔡炳臣根据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示，派出一个排由副师长陈福明带领前往该厂，支持工三司完成这一行动④。 27日，二司驻京联络站传回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的谈话：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用社论对照二八声明，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的⑤。二司司令部立即召集各总部开会，传达了这一意见，决定认错。消息传出，工人总部头头前往军区请罪⑥，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香花派阵脚大乱。 同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省、市此机构均简称“抓办”)，陈再道在会上讲话说：“要解放一批干部，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4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4页。 ③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④《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1967年10月)第11页。 ⑤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5页。 ⑥1967年4月6日发布的“军委十条命令”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之语，为毛泽东加写。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09 ==========第32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孔庆德说：“现在有人喊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这是反革命。” 李承弘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工总总部决定向军区“请罪”及总部“人去楼空”的情况： “2月下旬，在湖北剧场内一个房间，总部开了一个会，决定认不认罪。开始双方争论不休，我、李洪荣、姜诗存等人主张认错，朱鸿霞、胡厚民、胡崇元等反对。”“但感情代替不了理智，下面基层纷纷倒旗的不少，宣布脱离总部的也有，动不动造头头反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下面来的压力最大”。“会上，田国汉是主张向军区请罪的，田主要从全国形势讲，典型是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四川等情况。主要观点归纳为一句话，笔杆子搞不过枪杆子，还引用林彪政变经的事例以为佐证。田在会上发言很有说服力，谁斗得过枪杆子？胡崇元、朱鸿霞开始转变态度，最后胡厚民也无奈点头同意。” 第二天，工总总部及下属组织头头二三百人排着队从红楼前往武汉军区“请罪”，一位普通军官接见。“朱（鸿霞）递上请罪书并表示要见军区首长。此人不接请罪书，严厉斥责我们：赶快回去，回到原单位劳动，等候审查。” “我们热脸挨冷脸，自讨没趣，灰溜溜地散了。我认为这是工总最丢人的一件事，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为此事应承担一定责任。” “3月中旬后，总部的人都相继离开了红楼，朱鸿霞回了武重，我和胡厚民没有回厂，回家休息了。”“3月17日晚被抓的前几天，工总实际上已停止正常工作，在红楼的总部已人去楼空。”0 第三节策动保守组织“重新组织起来” 三新、工造等毒草派与军区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不到一个月。毒草派对军区的态度从怀疑、不满走向对立，开始于军区力图恢复已自行解散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同时策动原职工联合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1966年12月28日致信张体学，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社会上风传江青讲话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联合会自行开大会宣布解散。但其成员对工总基层战斗队到处打砸联合会办公室、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95一197页。 310 ==========第323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将一般成员抓起来游街一直心怀怨恨，批判二八声明给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的机会。以原名称恢复组织有诸多不便，于是在军队、地方各级当权派的策划、鼓动下，另打旗号成立各种组织，并开始串连。以俞文斌为首的红武兵是在军方积极支持下成立的，武汉市医药工业公司系统的红药工是公司武装部长出面组织的①，谢敏华组织捍卫毛主席路线造反大军是牛怀龙亲自动员的®。这些组织也加入毒草派行列批判二八声明，而三新、工造等认为围绕二八声明的争斗是造反派内部的事情，因而从不与这些重新开始活动的保守派组织联系。在广泛而激烈的关于二八声明的大辩论中，这些保守组织的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反路线后就逐渐停止活动，其成员一部分参加造反派，一部分成为“逍遥派”。至1967年3月，两个总部及各高校红卫兵师、中学红卫兵各区分部虽然已不存在，但都没有发表文告或开大会正式宣布解散，而当时中央文革对“老红卫兵”的“破四旧”还是肯定的。在这样的情势下，与暗中策划成立工人的保守组织不同，军区支左指挥部以极大的力度，公开进行恢复大专兵、 三字兵组织的工作。正如陈再道在七二O事件后所说：“大专院校三字兵， 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3月8日上午，武汉军区支左办的信俊杰部长、省军区张竞副政委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政法尖兵等七个组织（均为毒草派）的代表座谈，主题是大专院校红卫兵问题。 此前，各高校原大专兵已经重新成立组织，武测、华师有“一月风暴”，水院有“一月革命”，华工有“春雷”，湖大一些大专兵打出原旗号。3月4日，华工二系学生王某等就大专兵问题走访军区支左办公室，支左办公室人员答复说大专兵可以“组织起来”，“大专院校红卫兵在运动初期 ①陈世清《回顾文革十年》，载湖北武汉纪念“七二○”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一辑》(1997年)第307页。 ②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③《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311 ==========第32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老保又出籠了 为己之功 泰到了极 点。那些声 近孝，无些铁想保是于将门不知叉从是亲限斯力端地死 保湖北 张苹的“宝”們在鞋会上到处游，招 王任重的干儿們”你网可明 打倒乌拉稀！ 那些无式的家恋，在校里早就在处会 上也已挺火了， 死负自 股上抹粉 乘机炎众二把那是炭想： 命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起质的变化的过程 袋袋衣公餐终2名火动设，火分化，大改机，必将带来其正革命站 소 盘不资头装餐整人父这继袋稀·战队 1967年2月11日《新华工》报刊载的文章 是有成绩的，后来犯了错误”。这些同学回校后立即成立了“换新天”①。 在二司的主要院校，大专兵活跃起来。3月8日左右，水院共产主义红卫兵（三司）和“一月革命”（大专兵）举办“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展出时间二十多天，每天接纳数千观众。16日晚上，武测三司、大专兵“一月风暴”联合砸了二司司令部，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测3月下旬，夺取了二司红武测总部控制的广播台。在此前后，二司各院校的广播台大都被三司和大专兵夺走。红水院同学首创“穷棒子广播台”一一用马粪纸做成喇叭进行宣传，这一创举很快推广到二司各院校。 在这个座谈会上，张竞对大专院校红卫兵问题发表了正式讲话（五条），明确提出允许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们起来革命，“但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中学红卫兵则应当按中央的指示“复课闹革命”（意思是更不存在恢复组织的问题）®。毒草派对张竞讲的这 五条表示满意。 3月9日，三司负责人拿着起草好的不同意恢复大专兵的声明去军区请示。军区负责人说：“三司当心走到自己反面去了！”又说：“三司一向是最讲策略的，最能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我们是信得过的。”三司负责人立即道歉，并保证类似事情再不会发生③。 11日下午，军区支左指挥部召集新华工郭保安、聂年生开会，宣布撤销张竞8日所讲“五条”，表示军区决定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并恢复其基层组织。同一天，武汉军区发表“声明”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282页。 ②详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275一276页。 ③《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见《七月风暴（增刊之三）》(1967年10月)第11页。 312 ==========第325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两头好，中间有错误(“两头”即文革初“扫四旧”、斗黑帮，近期批 二八声明、支持武汉部队的二一八严正声明；“中间”指保工作组、保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支持其恢复基层组织①。15、16日信俊杰、张竞来华工召开规模较大的座谈会，16日陈再道召见杨道远，都重申了支持大专兵的决定。华工各造反派组织已于1月底实现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红司成员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 八十以上，当时正在考虑解放干部、成立院革委会的问题。军区一再鼓动早已自行解散的大专兵恢复组织，红司成员认为这就是“复辟”，绝不接受。 中学红卫兵（三字兵）在1966年10月后基本退出学校，在社会上也基本没有活动。1967年2月下旬，市人武部提出对三字兵的十六字方针：“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承认组织，鼓励革命”®。1967年3月28日，武汉市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3月6日成立)派工作组（两天后改称支左小组)进驻武汉一中，被较早质疑武汉军区支左方向且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一中造反派称为“第二个文革工作组”。当时一中各造反组织已联合起来成立“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工作组决定筹备小组内必须增加两名三字兵代表。三字兵没人在学校，工作组就去他们家里把人找来，在筹备小组会上对他们说：“我们是来给你们撑腰的。”③在此期间，武汉的三字兵逐渐活跃起来，并成立“特别行动委员会”（时称“特动”）。他们的活动多是打砸造反派的联络站、广播站，在街头袭击造反派成员，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实行恐吓、绑架、抄家。3月底，新一中开始“反逆流”，三字兵就经常来一中寻衅闹事。在武昌，三字兵把矛头对准实验中学（当时改名“红旗中学”）“红十月造反公社”，经常深夜闯进学校打、砸、抢、偷，一次在白天砍伤“红十月公社”负责人。5月3日，他们绑架了支持造反派的省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几经转移，最后关押在与实验中学一墙之隔的二十二中。5月18日，任爱生不堪凌辱跳楼致重伤，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198页。 ②见《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同志给市武装部并军区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5月23日)，载武汉工造总司宣传部编《红色工人造反报》1967年第十四期。实际上十六字方针是武汉军区提出的。据《陈、钟叛乱集团的内幕一一个军代表的笔记摘抄》（载市委机关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七》[1967年8月18日])：“3月9日，巴方廷向市人武部支左人员传达武汉军区的意见：第一，对‘三字兵’的看法：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承认错误，鼓励革命” ③钟逸《孔庆德副司令员《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手迹由来》（网文，2004年）。 313 ==========第32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被造反派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十一小时后苏醒。三字兵还抄了孟夫唐、刘真等人的家。5月27日，二中特动成员在街头打死二十中二司学生张昌森。 第四节“三月黑风” 进入3月，武汉军区在对香花派进行了强大的舆论批判后，开始了实质性的打压举措。镇压的工具，与文革初“五十天”主要使用“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不同，而是大规模动用军队、警察和监狱。同时也敲打毒草派，警告他们不要重蹈工总、二司的覆辙。 造反派在3月底发动“反逆流”时，认为武汉军区在3月份里的作为，是呼应发端于北京的“二月逆流”，于是把1967年3月对造反派的打压称之为“三月黑风”。 3月1日，武汉部队军事接管市电信局，独立师出动六个连加一个排共961人，宣传车7部①，对工总电信分部头头和各战斗队头头以及部分 一般成员实行“军事看管”。13日，电信局军管会发布第三号通令，正式宣布工总电信分部为“反革命组织”，勒令分部各级头头到军管会登记。同时没收电信分部的旗帜、袖章、印章及文件资料，解散电信局另一造反派组织“红卫军电信纵队”。18日，军管会召开“批判、斗争电信分部反革命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正式逮捕工总王安能等4人②。电信局军管后，造反派与北京及外地的联系被切断，群众组织发往北京的电报需经电信局军管会审查。 1日军区发表“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信”，谴责一部分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号召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同少数头头划清界限。当晚，武汉军区对前往请罪的香花派各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二一八声明不准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意见，要清除掉所有与二一八声明观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不准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不同意见可在内部辩论。当晚， 有二司成员对二司头头产生怀疑，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他们的反③。 3月1日，武汉军区对长江日报、武汉广播电台实行军管。 ①《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1页。 ②参见《钢工总电信兵团大事记》，原载1967年12月23日《电信战报》。下文关于市电信局文革运动的记述，也参考了这个“大事记”。 ③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314 ==========第327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3月4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说，关于二八声明的“十分激烈的大辩论”，“一般的仍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总部和二司的广大战斗员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他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形形色色的‘秋后算账’派斗争很坚强、很勇敢。他们是我们亲密的阶级兄弟。”“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曾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批臭了的保皇组织和铁杆保皇分子”“一起跳出来，串通一气”，“抓住革命派内部矛盾，煽阴风，点鬼火，颠倒是非，制造混乱，扩大革命派内部分歧，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中混水摸鱼，进行阶级报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此必须百倍警惕。” ★ 社论 坚决粉碎“秋后算暖派的反攻倒算 给 两预西的总好华同击是价收白香香技 不什 这篇社论表达了毒草派的意愿，也受到香花派的欢迎。军区支左指挥部当即表态说“三四社论是大毒草”，“比二八声明更毒”。5日，湖北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声明》说，“本报昨日社论”“有严重的原则性政治错误，最主要是大方向错了，特此声明撤销”。9日，湖北日报编辑部发表《沉痛检讨我们在三月四日社论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文。军区随即发动批判“三四社论”，压制毒草派。 3月5日陈再道在家接见省委机关保守组织“省司”负责人，说原省委秘书长张华等人以极左面貌出现，要注意，二八声明肯定错了。次日，省军区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说：“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 315 ==========第32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① 军区发动的对二八声明的批判，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各单位展开。批判活动一般由军管会、军训团、军代表主持，保守派人员积极参加，香花派的一般群众也要检讨、请罪。3月8日，以独立师副政委武方倜为首的军管会进驻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批判二八声明历时四十余天，四五十名造反派成员（全厅造反派一百七十余人）在大会小会上做检查，并受到批斗；有4名造反派头头被整材料，其中2人拟拘留，厅机关造反组织红司下属11个战斗队只剩下两个②。 3月6日，武汉市人武部组建“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作为“领导权力机构”，21日改名为“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3月上旬，军区对九一三控制的武钢广播台实行军事管制。3月1日，孔庆德在省军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说红旗大楼“像一个土匪窝子 一样”③。3日凌晨，市人武部驱离进驻红旗大楼已数月的造反派学生（次日由29师一个连接管)。学生撤出后举行游行，呼喊“我们想念毛主席”“革命无罪”“武汉二司，战旗不倒”等口号。同时，军区派部队进驻设有造反派广播站、联络站的井冈山大楼、中南旅社、民众乐园，设有工总、二司总部的红楼等地，将造反派一律驱离。 3月16日，陈再道、钟汉华找杨道远谈话。钟说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守纪律，听话，讲政策；二司不讲政策、不守纪律，毛泽东思想太少。钟还指责二司“要夺军权”。对此，杨道远一一予以反驳。陈要杨道远“整顿组织，通过整风把队伍整好”④。 当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大会，宣布司令部开门整风。 3月17日深夜，独立师部队逮捕工人总部各级负责人483人，加上随后抓的共594人⑤。这次行动由牛怀龙、蔡炳臣指挥，动用十八个连加 ①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②参见（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四十六：武方倜在公安厅所犯罪行》（1967年10月4日)。 ③《揭穿孔庆德的反动嘴脸一二揭陈再道的死党》，载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报第37期(1967年9月2日)。 ④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8页。 ⑤参见赵振杰1967年8月在汉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控诉揭发陈再道大会”上的发言，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第57页。 316 ==========第329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一个排（其中8199部队六个连，15军两个连）共两千二百余人0，公安人员配合行动，由逮捕对象所在单位派人带领至其家中实施抓捕。此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抓捕数百人的名单及材料，“一批又一批地报来”，独立师准备实施第二次大抓捕，因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而搁置②。 3月18日，工造总司、三司等组织为纪念二一八声明发表一周月在武测运动场召开“控诉工人总部滔天罪行大会”，近两万人参会。部队也有人参加了会议，并派出武装巡逻队维持会场秩序。发言者控诉了井冈山大楼指挥部和工总武锅分部的罪行。 是日，在工总“四大金刚”之一的武汉锅炉厂，原职工联合会成员宣布成立“三一八兵团”。兵团头头、老工人王道义后来参与百万雄师筹建，兵团也加入了百万雄师。 21日，武汉军区对武汉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抓办）撤销，成立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简称抓指，社会上仍习惯称抓办）。傅兆才（市人武部部长）任指挥长，刘惠农、伍能光等任副指挥长，巴方廷（市人武部政委）任政委，王德清（市人武部副政委）、辛甫等任副政委。抓指仍由市人武部党委直接领导，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各条战线工作，各区局也建立相应机构。原抓办中造反派观点的工作人员，基本被清除。6月4日发布的军区公告提到：“在建立这个机构时，有的没有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对有的干部出来抓生产，同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商量不够，有的则没有商量。”而3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要实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三结合”。 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时称“三二一通告”）发布，“通告”说： 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现将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①参见《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1页。 ②参见《赵学芳同志揭发牛、蔡疯狂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第26页。赵学芳1967年2月初至6月中旬在独立师支左办公室工作。 317 ==========第33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O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一、对这个组织中的反 最高指示大整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 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 ★★★★★★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 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大★ 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 彻底查处。 及动费か，行を死乳んんな、をこんま 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 。公然对抗以毛主席 革命的领导干部。拼命反对草命的“三结合”，到处单方雅行本权，实行反苹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 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 命，促生产”的方针，大福反苹命想济主义。他們的酒天那行，已激起了广大人民罩众的被大愤恢。为了挥卫毛主席的苹命路线，加強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陶，保障无产阶极文化大苹命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极文化大苹命中加強丞安工作的 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 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幕众的強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最一律解散。现将有关周题通告如下： 、对这个组袋中的反草命分子及共后台，朵取塑自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康驿的政策， 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 区别对待，翻底查处。 二、这个组袋中的一小掇反苹命头目，凡自动投震、衡底坦白趣异者，允許他們政过自新，立功癡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环或鬓界落逃者，定于严惩。 从宽处理。抗拒、破坏和畏 三、参加这个组燬的地富反环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苹命草众組纖：如有破环行为者，要依法子办。 四、这个組绒中的幕众是受蒙薇的，是要苹命的，一律不子迫究。他們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苹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板揭发和控拆反苹命分子的行，翼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极革 罪潜逃者，予以严惩。 命路凝上来。各革命幕众组毁和广大苹今摹众，对他们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射助危們，欢迎他們参加革命事众组望，一道进行草命。 五、一切苹命职工、苹命干部，要最热烈地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 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 草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黄足干劲，力平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翠众抓苹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切苹命基众粗，一切草命同志，广大民兵和我部队全体指战具，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 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 大红旗，积极行动起来，与专政机关密切配合，坚决 切反苹命分子，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壮大苹 三箱合 源走资本主 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 没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 们最最做爱的伟大领抽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 群众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 中国人民解散家武汉部卧 要依法严办。 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苹命分子的行 四、这个组织中的群众 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们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革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 五、一切革命职工、革命千部，要最热烈地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作为“通告”的附件同时发布。 关于抓捕工总各级头头一事，武汉市公安系统造反派组织“公安联司” 成员赵振杰在七二O事件后说： 8201部队是3月7日正式进驻市公安局的…。陈再道、孔庆德、韩 318 ==========第331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东山等人毫不隐讳他们是完完全全把工人总部当作反革命组织来处理的。孔庆德亲自说：“这个组织就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之所以不当反革命组织处理他，不向群众宣布，只是考虑到策略。”3月14日通知我们，现在工总干了很多坏事，让我们往下面跑材料。当时“公安军”（按：公安联司前身)总部到下边收集材料只有三十多个同志，任务很突然，跑下去以后只能找原来保卫科的干部、武装部的干部、当权派。因为工人总部在很多企业部门是占多数的，所以收集材料的来源主要都是来自保守派、保卫科、武装部、当权派。 当时武汉市公安局办案人员揭露，蔡炳臣政委和牛怀龙师长派来两个车，把有关办案人员接到武昌饭店。他们说：“这个任务不能再拖了，陈司令员已经讲了，所谓牛鬼蛇神已经出了笼，有几多捉几多，捉不够让群众帮助捉，如果不捉的话怕就要跑。”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有的单位材料还没有报上来，带回的材料当时只有二三十份。蔡政委和牛师长说“不要材料啦，算了，算了，我们有多少算多少。我们有个名单。”8201也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个名单，工人总部的常委；四大金刚就是武锅、武重、武船、武车等主要分部；各个大的分部如江岸等区分部，全部主要头头都在名单上。在公安机关来讲，1950年镇反时也不像这样，起码还有个年龄、籍贯、参加那个组织、什么职务或者主要罪恶等。而8201提供的名单，有的只有个姓名，连个年龄都搞不清楚，其他就更不用谈了。当时我们在思想上是通不过的，我们觉得办案不能这样搞，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名单就抓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这样抓过。蔡炳臣和牛怀龙还说：“军区首长有指示要逮捕”。 按当时的法律规定，逮捕就是掌握了确凿的犯罪证据，抓进来以后，就由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刑。拘留就是掌握你有犯罪活动，为了控制你，不使你犯罪继续扩大，或者说不使你进一步犯罪，把你抓到公安局来，进行审查。够条件就转逮捕，再由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刑；不够就教育释放。 8201和军区就根本没提拘留，都要逮捕。当时我们看到只有名单，思想上已经让了一步。就提出是不是都改拘留算了？要是逮捕，抓了几百人，将来都能判刑吗？牛怀龙说：“这个意见倒也对，改成拘留。”这样才确定改为拘留，这个拘留证就是我们市公安局开的。对只有名字，没有年龄、籍贯，职务都搞不清的人，我们还是不主张抓。8201参加这项工作的政治 319 ==========第33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部主任、保卫科干部等，说你们这个思想要跟上呀。我们当时说好吧，念 一个名字我们一点头，或一摆手就过去了。 3月17日晚上，从一点钟开始行动，到天亮为止，抓了483人，还有 一些要追捕的。电台架在市公安局三楼，一个分局分几个连队，带着报话机、步谈机跟我们一块去干，仓促上阵根本不叫办案。这就叫抓人，叫镇压。出了很多笑话，因为只有名字、没有年龄、单位，也找不到地址，有抓错人的。我们对工人总部陆陆续续一共拘留了594人。拘留后就牵扯到办案问题，马上组成班子进行预审。 办案时不是先落实这个人究竞犯了什么罪、有什么人能证明这个人犯了罪、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旁证材料，再去抓这个人。而抓工人总部的人只有一份名单。武汉军区印出十大罪状，总得有点什么根据吧？可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要我们拿这十大罪状去对照，一拍桌子向人家去要你把打游击的底交出来，人家没有打游击，怎么交待呢？不是有根据再抓人，而是对照十大罪状叫人家承认。这十大罪状是军区抛出来的，我们原来以为是有根据的，实际上没有根据，而是我们按这十大罪状去追根据。当然越追就越追不出根据来，许多罪状根本找不到头绪。军区搞这么一手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①。 对造反派各级头头的抓捕扩展到省内各专县。20日，孔庆德在荆沙地区万人大会上宣称：“搞造反夺了权的，一律无效，由军队一律夺回来。他们打砸抢是土匪行为，夺权，是想当官嘛！破坏生产，冲击军事机关，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们既然出了笼，就不能让他们回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已经宣布解散了，他们破坏生产，头头都抓了，你们晓得吧！？” 4月6日，在军区与三新、三司的座谈会上信俊杰说：“工人总部、 二司的处理是征求过你们的意见的。”“对于二司的问题，你们说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革命组织，你们要求改组二司司令部，我们同意了，现二司在整风，我们觉得他们整得还不深刻。”听到红司主要负责人关于信俊杰这次讲话的传达，红司司令部成员、宣传部副部长张建华的感觉是：“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军区在工总、二司问题上曾 ①赵振杰1967年8月在汉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控诉揭发陈再道大会”上的发言，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第55—57页。 320 ==========第333页========== 第十三章“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和三新等主要头头通过气。”①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在1967年7月11日至14日举行的师党委扩大会上说：“工总的材料是新华工调查的，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是新华工同意的。”② 对于信俊杰、郝文德的上述讲话，郭保安有不同的说法。他回忆： 三二一通告出来前，军区又请我等去座谈。“在场的有陈再道、叶明等。叶明说，据他们调查，工总中确实混进了坏人。我说，工总中有无坏人我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这个事。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但我们认为，虽然他们搞以我为核心是错误的，他们分裂革命队伍，但他们和我们都还是革命组织。我们也不认为工总是坏人操纵的组织，不能说组织坏了。”“工总的情况我不了解，你们说有坏人，我也没有看见，哪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敢说他们组织没有一个坏人呢？我也不敢说红司（新华工）内没有一个坏人！”“我去了军区二三次，总觉得不是平等商谈，而是变相地接受命令似的，使人很不舒服。再通知我们去，我就借故让张立国和其他的副司令 等人去。这就是历史真相。七二O前军区首长确实接见过我们，对二八声 明是大毒草，观点一致，武汉军区二一八声明虽说事先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也能接受。但是三二一通告我们一开始就是不同意的，说什么三二一通告是我们同意的，甚至于还说我们派人和军区一起整理工总的十大罪状，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无稽之谈了。”郭保安还说：“从大军区 三二一通告中我们完全看清了他们和我们反对二八声明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是让香花派的造反派提高认识，不要再分裂革命阵营，干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团结一致与走资派斗争。而军区的目的则是要把工总、二司等香花派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对我们说工总内混进了坏人，在三二一通告却说该组织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要解散、要取缔。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欺骗我们。难道说毛主席、党中央文件中讲军队内混进了坏人，军队也要解散、要取缔吗？”® 新湖大红八月公社“怒海轻骑”1967年8月在一篇文章中说：彭勋等人参与“炮制《二·一八严正声明》”，“参加起草并通过《三·二一》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8一219页。 ②《看！郝文德的丑恶嘴脸》，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30页。 ③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321 ==========第33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通告”①，但是没有举出证据。 工总早期负责人彭国华也曾向军区提供整工总的材料®。毒草派在社会上公布的关于工总问题的材料很多，有一份标题为《撕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画皮》的铅印小册子影响较大，1967年3月7日印行，署名的组织有十七个，除本地的工三司以外，其余十六个都是外地高校驻汉联络站，其中有北京矿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校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的驻汉联络站。 进入3月，武汉军区对造反派特别是工总在“一月夺权”时建立的各级临时权力机构不予承认，重建机构取而代之。1967年8月《新华工》报发表文章，将武汉军区的这一举动称为“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夺权”，将新建的机构成为“二凑合伪政权”，并列出一些实例： 2月初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成立的“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高压下己经停止活动。武汉军区于2月27日组建“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名义上“合并”了工造、三司、三新等于2月初成立的“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很快就以各种理由，将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各厅局干部的代表排斥出去。军区不顾造反派激烈反对，发文将姜一、夏世厚、张旺午、韩宁夫任命为副主任，文件注明群众组织代表暂缺。 3月6日，武汉市银行系统军管，当即宣布造反组织红尖兵1月17日的夺权“是反革命夺权”。 28日，国棉三厂造反派头头被保守派逼着“跪下”，“用盘子托着大印交了权”。 同日，毒草派的二机床厂八一七也“被迫交权”。军代表李盛丰在会上宣布：“八一七非法夺权无效，一切权力归捍总（该厂保守组织）”®。 ①参见新湖大红八月公社“怒海轻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活动的阶级分析》，载《红八月公社》报、《钢九一三》报合刊（1967年9月)。 ②《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1页。李承弘回忆：“彭国华老年时要求向工总赔罪，他承认向陈再道之流提供过材料”。（见《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1页)。 ③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322 ==========第335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谭震林是“二月逆流”中冲在前面的代表人物。在全国造反派高喊“打倒谭震林”之际，武汉造反派把陈再道视为武汉地区的“谭氏人物”，认为他和谭震林一样仇视文化革命，仇视造反派，一定要揪出来。 5月16日，武汉地区保守派的联合体“百万雄师”成立，它的核心口号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它所谓的“牛鬼蛇神”就是指造反派，或者说是“接纳了大量牛鬼蛇神的造反派”。 第一节造反派共同“反逆流” 杨道远回忆： 3月10日下午，新湖大“红八月”战士在二司最困苦的日子，首先向 二司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集体前往二司所在的武测、华师等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想念二司战友”，“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给了二司战士很大鼓舞。当晚，武测二司战士一千多人游行到湖大，对他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新湖大战友高呼：“新湖大与二司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激动热情的情景，非亲临其境难以想见。 3月22日，水院学生邓子政写出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并与同班同学辩论，认为毛泽东是搞宗派斗争，引起水院造反派愤怒，把他拉出来在校内批斗。同时在三镇街头展开宣传，提出邓子政这一举动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一个反映。各校二司学生纷纷游行到水院，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的行为。新华工、新湖大也到水院游行，公开喊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口号。 4月2日，红司（新华工）首届红代会开幕。郭保安致开幕词说：目前武汉市“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向革命造反派实行白色恐怖，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31页。 323 ==========第33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把武汉地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他们扶植己经垮台的保字号组织如大专兵、乌兰牧骑等，使之死灰复燃，他们镇压、勒令解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和毛泽东思想红色革命敢死队等；他们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红司（新华工)、新湖大；他们妄图把二司广大战士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趁革命造反派整风的机会大搞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凡此种种，这就是武汉地区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① 张建华回忆：3月24、25日，新华工司令部举行会议，“针对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强烈不满情绪”，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经过激烈辩论，得出一致意见： 1.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2.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二月逆流”的流毒及“带枪的刘邓路线”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3.重新杀向社会搞调查和发动群众，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4.考虑到必须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威信，在具体做法上不点陈再道、钟汉华等军队领导人的名，宣传中暂不提军区支左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问题，但我们要用行动支持工人总部和二司，支持他们顶住打压，尽快振作精神，坚决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这时军区也不信任毒草派了。“红司司令部25日的会议后来被武汉军区看成是红司‘左’和‘右’的分水岭。他们认为3月25日以前红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的革命组织，而3月25日以后就是右派组织了。”③28日陈再道在军区与三新负责人座谈时说：“你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组织就那么好？人人都是左派？”④三个多月后，蔡炳臣说：“三新二司应有区别，三新前段和后段应有区别，如能很快回头正视自己的错误，还应一如既往。我们过去和新华工、新湖大都是有感情的，当时他们不打砸抢，不搞经济主义，对军队合作。三月二十六日正式决定 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13期(1967年4月12日)。 ②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06页。 ③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09页。 ④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0页。 324 ==========第337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杀向社会，起了促使二司、钢八司、工总起来的不好作用。”牛怀龙说：4月初开始揪武老谭，“三新，特别是新华工，起到了主要作用。”① 30日，三新负责人在湖大开会，作出决定： 1.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把它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2.为公开我们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心，5日毒草派举行全市大游行，8日在武测召开批判刘、邓、陶的誓师大会。 3.组织群众做社会调查。既要调查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也要调查工人总部和二司领导层的情况，特别要核实武汉军区公布的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的真伪。 4.关于二司，为了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不让军区找借口)，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二司头头们对二八声明问题的认识，决定在没有看到他们公开的文字检讨前，暂不和他们以组织的名义一起搞活动®。 25日红司司令部会议还决定：27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41周年大会，会后进行大游行，向社会公开新华工“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主张。游行一定要经过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和工总朱鸿霞等头头所在的武重，表示对二司。工总的支持。支左指挥部得知此消息后表示不同意开会、游行，27日早七点来华工发表广播讲话，重申这一态度。纪念大会按计划召开， 七千人参加。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湖医、武大、水院等院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乌拉稀（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中坚组织)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等，受到这些院校二司学生的热情欢迎。郭保安是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他看到“处于高压下正在向军区请罪的二司战友和新华工的战士抱头痛哭，热泪盈眶。一些二司的战友主动加入我们的游行队伍”③。 毒草派的“反逆流”宣传小分队与二司“向江城人民请罪”、“消毒”小分队在街头相遇，不再发生激烈的辩论，而是互致问候。两个月来因一·二六夺权、二八声明而起的对立情绪开始纾解。 ①蔡炳臣、牛怀龙1967年7月11日在师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4、12页。 ②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1页。 ③参见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325 ==========第33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陈再道3月28日说：“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①二一八声明发布以来，军区一直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二司，给二司造成巨大压力。 就陈再道所谓二司头头“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这一问题，有二司成员前往司令部造反，要求头头们当面澄清。14日下午，在湖北商校运动场召开二司司令部负责人交待、揭发大会，类似的会这一段时间多次多处召开。3月下旬，二司基层成员自行成立的司令部整风办公室在水院召开“二司头头对质会”，当面质疑，让头头们当面把问题讲清楚。参加会的人很多，二司各校都来了人，矛头主要对着负责联系军内造反派的丁家显。这次会后二司司令部头头进行“开门整风”，头头和司令部主要工作人员上街“向群众请罪”。在此前后各总部也成立了整风小组，二司两级指挥系统基本瘫痪®。 柳英发回忆：3月16日陈、钟与杨道远谈话后不久，二司即进行“开门整风”。3月17日大逮捕后，二司司令部一些头头和工作人员及一些总部头头约二十多人，由方保林带队到省军区“登记”，写下姓名、所在学校、职务等，然后听训话，要我们开展整风，检讨错误。我也去了。二司成员上街“请罪”我没去。我在一个极小范围的会上（记得有方保林、张良栋参加)说：现在不宜整风。上海等地造反派整风是在夺权以后，我们这里谈不上夺权；现在整风只会予人口实。 4月1日，吴焱金的打油诗在工造司令部大门外贴出：“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汉口火车站工总头头石楚铭和诗写道：“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 毒草派的学生此时提出“为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意思是工人总部确有“坏头头”，二司和九一三等香花派则提出“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 ①《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 ②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③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37页。 326 ==========第339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翻案”，但毒草派、香花派都认为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打击造反派、扶植保守派，支左工作的方向完全错误，这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必须起来反击。 3月28日，原市长刘惠农（时为市“抓办”第一副指挥长）在有关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①。29日，支左指挥部负责人在华师作报告称：“凡是与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穿一条裤子的都是保皇派组织”“谁死保二八声明，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三司和三字兵成员将这两句话写成大标语张贴②。 也就在28日，属于毒草派的新一中毛主席路线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在汉口水塔大字报墙贴出《把工矿企业无产级文化大革命的火重新点起来一一致广大革命的原战斗队队员的公开信》。公开信说：广大战斗队员在某些问题上犯错误，那是“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问题，决不允许走资派对他们进行“反攻倒算”，“重新骑在工人头上”。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的闯将”，“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走资派“最害怕你们”。“广大的革命的战斗队员们，起来吧！起来战斗吧！起来击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公开信的空白处写满了战斗队员的留言，很多战斗队员到一中串连，看大字报，索取材料。 3月29日，武汉军区编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集在武汉街头广为张贴。关于这个图集，周恩来后来说：“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 3月下旬到7月中旬，武汉造反派的大字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大量诗歌。1968年1月钢九·一三武钢分团《武钢战报》、钢二司红武测总部、钢工总青印（青山印刷厂）兵团编《狂飙曲》一书，收入这一时期出现的诗歌84首，一些当时流传甚广的街头诗没有收入，比如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员白桦的诗。白桦这一时段的18首诗，被钢工总宣传部、红司（新华工)宣传部、新湖大红八月公社1967年8月编成诗集《迎着铁矛散发 ①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机关红司市人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第3页。 ②《武汉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2一6)》，载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沪战团等编《向陈再道讨还血债》（武汉专刊）。 ③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8、39页。 327 ==========第34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的传单》。同时编成的还有新华工抗暴文艺作品专辑《火炬颂》，收录40首诗和一个独幕话剧《虎口逢亲人》。钢二司红水院、钢工总新人印（人民印刷厂)1967年10月编《江城壮歌》收录诗歌78首，三司革联宣传部1967年10月编《骨硬心红一一武汉三司革联文艺作品选》收录诗歌25首、文章6篇。 下面的两首诗选自《狂飙曲》，大概写于1967年3月底至4月。 战斗吧，工人战斗队钢二司新民院一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战斗吧， 工人战斗队！ 熊熊的烈火， 在焚烧着旧世界的枷锁。不屈的战斗队呵， 加刻配物 英勇的工人弟兄！起来吧， 一九六人年.武汉 战斗吧！ 在烈火中前进，在血泊中高歌！流血牺牲呵，为粉碎身上的枷锁，为毛泽东思想照遍中国！ 工人阶级的硬骨头，革命路上打先锋。我们无产者呵，不能忘掉光荣的斗争传统！工人战斗队，英雄的弟兄！起来吧，战斗吧！ 我们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328 ==========第341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我也會有过你們这样的青春 —貽給新华工战友 一个解放軍战士 一★：同志的1” 能圣叛徒6价。 聚究需人。 商送线的 毛幕东的队伍， 买瘀减族皱李的队 笔里龙脑萃露瓷一定会全胜： 有装芙陈青 넛： 我讲翁有资假这荬的方春： 走时南方，走向将茵茵的边益： 齐整： 있入 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员白桦的诗，写于1967年5月8日，载《新华工》报第22期(1967年5月22日) 对着死，我们放声大笑！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战斗，我们冲锋！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战斗吧，工人战斗队！ 赠武汉造反派战友 梁上泉 阳光空气水，诚然是宝贝；还有大民主，比命还宝贵。舍得一身刷，才能大无畏；左派不夺权，无罪也有罪①。 第二节“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解散工人总部后，武汉军区多次公开表示二司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4月1日，军区邀请新华工、新湖大、三司负责人座谈，研究帮助二司整风。新华工、新湖大后来决定不派人参加二司整风，相信二司自己能够整顿思想作风。当天上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三万余人 ①《狂飙曲》原注：梁上泉一青年诗人，曾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打成反革命。此诗是他从北京回重庆路过武汉写给武汉革命造反派的。 329 ==========第34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大会，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等大字报十周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一路呼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打倒谭震林”“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文革后官方所著武汉党史说：这篇社论是“由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和‘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经王力修改的”①。 社论说：“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这篇社论立论基于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对造反派学生的压制，特别注意到武汉的情势。社论给武汉造反派以很大精神鼓舞。陈再道文革后也讲到这篇社论的影响：“三月中旬，我和钟汉华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反对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随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连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 造反派开始“反逆流”时，口号是“揪武老谭”，不久就直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在批判陈压制造反派、否认武汉前一段文革成果的同时，也揭露他生活腐化的事实。保守派的舆论坚决拥护陈再道，他们主要用大标语宣示陈司令员脸上没有麻子，陈司令是老革命，是长征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第511页。 ②陈再道《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载《革命史资料》第1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版。 330 ==========第343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途中“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①。长征时在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参加中央红军的“强渡大渡河”，使得熟读长征历史的大中学生啼笑皆非，写大字报说“保保（造反派对保守派的谑称）真好玩”。至于陈再道的生活腐化，他本人在1967年11月30日作检讨时承认自己“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② 人民日报四二社论发表当天，武汉地区各校造反派纷纷集会、游行。水院二司同学在串校游行途中，议论在二司名称前加一个字，表示“整不垮”的决心。提出“硬”“铁”等字眼后，“钢二司”被大家认可③。4月18日召开的二司第二届红代会确认了这一名称，随后工总、九一三也自称钢工总、钢九一三。造反派内原来的香花派、毒草派改称钢派、新派。 4月3日，三新、三司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在湖大25号楼开会，商讨4日共同召开批判刘、邓大会并举行游行事宜。双方在主席团成员、参会组织、大会口号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军区不同意二司进入主席团，三新认为二司是武汉主要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必须有代表进入主席团。三新主张二司打各总部旗帜、戴二司袖章入场，三字兵和大专兵只能以个人名义参会，不打旗帜不戴袖章。信俊杰说：二司的性质正在转化，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们的错误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同，二司的错误更大。大专兵是不是保守组织还需讨论，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如让二司参加，就必须也让大专兵和三字兵参加。在大会口号问题上，军区不同意喊“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三新认为武汉存在谭氏人物，应该喊这个口号。在这些问题上，三新和三司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协议：“打倒谭震林”这一口号大会上不喊，游行时喊不喊由各组织自行决定；大专兵、三字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否则测不准进场；二司不以司令部的名义参加，可打各总部的旗帜进场，二司代表不参加大会主席团。 4日中午1点40分大会开始，中学红卫兵打着旗帜进场，负责维护 ①1967年4月武汉市人武部副部长陈志发在市工商局说陈再道是“强渡铁索桥的十八勇士之一”，见市工商局反戈战士《愤怒声讨市武装部巴方廷等一小撮坏蛋的反革命罪行》，载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新华农》报第1期(1967年9月5日)。经常自称百万雄师主要“笔杆子”的汪扬，在1993年陈再道去世发给其妻的唁电中，还说陈“是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99页。 ②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63页。 ③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58页。 331 ==========第34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秩序的新湖大学生阻拦无效，被解放军战士大量放入，一些人冲上了主席台。新华工要求表态，三司负责人吴穷抢过话筒拍桌子大骂，会场十分混乱。三新、二司等退出会场，会议在三司和军区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参会人员除解放军外，群众组织只剩下三司和三字兵、大专兵。吴穷发言说“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声誉，会议不要给坏人破坏了”。这一天，三司和造反派正式决裂；部分三司成员也退出会场，三司革联从这一天开始酝酿。 三新、二司等退出会场后到湖大重新集会，会后游行，队伍长达几公里。这天，三新等提出了两个口号：“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还我新生湖北日报。”①一度因二八声明尖锐对立的造反派内部的两派，在“反逆流”运动中重新走到一起，“香花派”“毒草派”的称谓成为历史。 4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时称“军委十条”）发出。毛泽东曾对送审稿作了多处修改，并批示“此件很好”。陈再道后来说军委十条是林彪等人“炮制”的，违背他清楚知道的事实。陈、钟当时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意识到武汉军区的作为偏离了中央精神，所以独立师准备就绪的抓捕工人造反派及红教工、红工兵等组织头头的第二份抓捕名单，被搁置下来。军委十条指出“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量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2、3月受到压制的武汉造反派有利。 4月初，水院、武大、华工、湖大等校造反派贴出“提着脑袋质问陈再道”“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全错了”“炮轰陈再道”等大标语和大字报。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四处张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全然没有错”等大标语。 4月6日，以华工六五级学生鲁礼安为首的新华工敢死队，贴出大字报《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历数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事实，指其“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实”“为武汉谭震林张目”。鲁礼安文革后写回忆录，像当年痛骂抵制文革的支左办公室那样痛骂文革，但写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极为得意：“‘挑战书’极大地宣泄了久被压抑的造反派学生的郁闷不平的心情，呼出了大家想喊而不敢喊出的声音，所以反响极大，一时‘挑战书’不胫而走，迅即传遍武汉三镇。在汉口最热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6一218页。 332 ==========第345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闹的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甚至出现了每间隔三五步，就贴有一份‘挑战书’的‘盛况’。可以说武汉地区自文革以来，还没有一张大字报像‘挑战书’这样广泛地被辗转传抄的。”① 从1967年3月18日开始，鲁礼安写了多篇文章，有《巴黎公社的启示》《论二司的功与过》《三司在十字街头》《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论必须为工总翻案》《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继续谈一一二论必须为工总翻案》《钢八司是工总翻案不彻底的畸形产物一一三论必须为工总翻案》等，在武汉市影响频大，为造反派所称道。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被公认是造反派的代言人，甚至被人戴上了‘鲁克思’的桂冠”®。鲁礼安写文章喜好引用马恩列斯语录，其实一些造反派称他“鲁克思”就是调侃他，至于“被公认是造反派的代言人”云云，则完全是他的自我感觉。钟逸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一中绝食时，鲁礼安自告奋勇要求参加与孔庆德的谈判，为新 一中“代言”，“把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被一中同学婉拒。他的偏激和极左，后来给武汉群众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祸害③。 4月8日，二司、三新和不认同司令部立场的三司成员共数万人集会，庆祝十六条发表8周月。会后举行游行，二司队伍走在前面。沿途群众自发地喊出“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等口号，游行队伍高呼“坚决执行十六条”“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三司与部队另行召开庆祝会。原多数派红卫兵也集会庆祝，游行时呼喊的口号是“坚决拥护武汉部队公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日，工人总部武汉锅炉厂分部三百多名战斗队员打着用四十多个工总袖章拼成的旗帜，举行长途游行，队伍经过水院、武测、武大、省委、湖大等处。次日，武锅工总五百多人在武昌闹市司门口举行工总武锅分部重新树旗大会。此后，工总各兵团、分部纷纷重新树旗。保守派将工总基层组织重新树旗和树旗后的组织称为“复活工总”④。 8日晚，武汉柴油机厂数十名工总战斗队员戴上工总袖章，举着火把游行，呼喊“战斗队员要革命，就是要革命；战斗队员要造反，就是要造 ①鲁礼安《仰天长啸 -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156页。 ②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162页。 ③参见钟逸《从新一中革司到中学红联》（网文，2009年）。 ④参见1967年7月13日《百万雄师》报第4版。 333 ==========第34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反”。“四八火把游行”在全市产生很大影响。 二司三中红岩战斗队头头谢保安回忆： 三中红岩这个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汉阳地区工总的基层单位重新组织人马，重新树旗。当时工总的各级头头基本上被抓入狱，基层组织全面瘫痪。我们去帮他们重新树旗，其实也就是借助当时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去帮助战斗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因为那时工总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任何活动都被视为非法。记得那时我们制作了一批工总“战斗队”的旗帜（有的是他们自己准备的)，按照事前的约定逐一地送到各个工厂的工人手里。虽然这些单位工总的头头已被抓，但战斗队队员还在，我们给他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旗帜一插也就意味着他们又重新组织起来了。汉阳的枕木防腐厂、冷冻机厂、水泵厂，带钢厂、锻压设备厂、农机船厂、客车制配厂等，我们都去过①。 工总被解散后的一段时间，战斗队员部分参加工造，部分人不参加任何组织，业余时间上街，参与辩论，交流观点，支持工造、九一三、三新、 二司的行动，保护在街头讲演、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学生。这些人当时自称“钢八司”（意为八小时工作以外参加运动）。一些支持造反派的市民群众也自称“钢八司”。“钢八司”成为武汉1967年4一7月街头运动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9日，驻华工、湖大、武大等高校的军训团撤离。 8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发表《严正声明》说，根据调查，确认二司头头“一个也没有修”，决定全部回到原岗位，领导二司投入粉碎复辟逆流的战斗。10日，整风办公室宣布解散。 10日，二司武测总部夺回广播台。在此前后，水院、武大、华师等校二司先后从三司、大专兵手里夺回广播台。 1967年4月，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商谈筹备成立省、市革委会事宜，遭到拒绝。工造、三新明确表示： 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军区派员到工造司令部时，彭祖龙在场，他的态度比较松动，一号头头吴焱金断然拒绝®。 ①《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2019年4月余德亨访谈彭祖龙的记录。 334 ==========第347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第三节新一中绝食事件 军区介入武汉地区文革以来，打压中等学校造反派的措施之一，就是不顾中学三字兵比大专兵消失得更彻底的现实，扶植三字兵恢复组织、恢复活动，在中学引起很大反弹。被“结合”进市抓办任副主任的原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1967年5月23日给市人武部部长傅兆才、政委巴方廷并转军区首长的辞职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字红卫兵由于受原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蒙蔽和欺骗，确实是一个保守组织。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特别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组织的成员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活动。在二八声明问题后，你们对三字红卫兵提出十六字方针，即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承认组织，鼓励革命”。“在支左工作一开始，就过早地承认一个保守组织，而把它扶植起来是不适当的。而且据我了解，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全面贯彻上述十六字方针，而是肯定成绩多，指出错误少”。“你们帮助三字红卫兵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不够的。特别是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指出他们过去认错了人、站错了队、上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帮助他们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更为不够，很不得力。再加上在批判二八声明问题上，你们又主张依靠三字红卫兵，去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就更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①。 3月28日，市抓办向一中派出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当天就宣布：“对 三个字红卫兵不能排挤，要重视他们，支持他们。二司的同学不认错，依他们搞下去，国家会变色。个别的坏家伙，还可以抓。”“三字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常委会（指一中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常委会)。”30日，一中各造反组织联合向工作组发出“驱逐令”，并在校内游行示威。4月5日，一中所有造反组织（包括香花、毒草两派）大联合的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此前军区、市人武部、工作组极力反对，主要理由是这个联合排斥了三字兵。4月10日上午，新一中革司向市抓办提出4项要求：立即撤出工作组；交出工作组的幕后指挥者，交待工作组的“罪恶活动”；交出黑材料；工作组撤出前向新一中作检查。中午，新一中封闭工作组办公室，防止工作组转移材料 ①《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同志给市武装部并军区的一封公开信》，载工造总司《红色工人造反报》1967年第14期，由武汉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供稿。 335 ==========第34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派出20名代表前往武汉市委大楼与市抓办协商，市抓办答应次日中午答复。晚上，工作组组长带领解放军战士以及外校三字兵来到一中取走全部材料。11日上午，市抓办拒绝了4项要求，同时责令革司负责人作检查。新一中学生多次与市抓办交涉无果，12日，数十人打着新一中革司的旗帜游行到市委，所提要求又被拒绝，于是开始在市委大楼前台阶上静坐，在校同学百余人闻讯迅速赶来参加。晚9时，新一中敢死队宣布绝食，直到市抓办作出满意的答复。 一所中学的文革运动问题，发展成为1967年2月以来武汉造反派对当权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抗争。 13日起，新一中与新华工学生在洪山宾馆与支左指挥部交涉，军区党委也在研究对策和解决办法。“新一中绝食”的消息迅速传开，各学校、机关、工厂的造反派纷纷赶到市委声援，不少单位造反派的宣传队来到现场轮番在雨中为绝食人员演出，不断有学生、工人加入绝食行动，最多时有三千多人，前来声援、围观的约有数万人。三新、二司，清华井冈山、北京矿院东方红、新北大校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驻汉联络站共22个组织发表声援书，表示“坚决支持新一中（革司）绝食战士的革命行动”。14日凌晨，孔庆德接见新一中、新华工学生，承认在一中的支左工作犯有错误；晚11点30分，经反复协商，孔庆德在洪山宾馆小礼堂写下给新一中革司的答复： 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 一、派去的支左小组（工作组)决定立即彻（撤）出。 二、是谁叫派去的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时查明后告新一中革命小将。 三、工作组搞的黑材料和照片于四月十五日下午五时交新一中革命小将。 四、工作组犯有缺点和错误，要深刻检查。以上几，点由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认真处理落实。 此复经军区党委研究通过 孔庆德四月十四日 15日凌晨，孔庆德来到新一中绝食现场，宣布代表军区党委接受新 一中的4点要求，要求学生尽快结束绝食，说中央文革也知道这件事了，希望你们爱惜身体，好好干革命。 336 ==========第349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事后工作组撤离，分 公文稿低 两次交出5张照片，其他答 3华级1峰） 流もしす五と（）。 复均未落实①。此后造反派 三.u业叫才赵物之仙五单a心至4艺护 与军区的对立情绪持续增 之一￥L经罗好og)中20士3。不车 长，对军区支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的抗争越来越多。 2纪忆石多么记写红拉君。 1967年3月26日军 1丝红上的明网车积学车心单-龟'老挥业烹。 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 八万人大会上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你造反，造个卵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从4月16日开始，黄石中学生“揪韩敢死队”和闻讯赶来的新华工敢死队一起， 在洪山宾馆与韩东山辩论了十天。韩终于承认在黄石的讲话有错误，并写下一张字条。武汉军区党委立即发表声明，称韩东山的表态未经党委同意，是无效的。 军区处理群众运动问题，多次进退失措，言而无信，在市民中威信急剧下降。 4月13日，外地高校赴汉造反派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同志的联合声明”，要求为工总平反。后来他们组成武汉工总五湖四海兵团，推动为工总平反和各分部重新树旗的活动。 14日，工总的一些基层骨千宣布工人总部联络站成立。5月14日夏邦银出狱，17日李承弘出狱，沈复礼、李洪荣于李承弘出狱前数日出狱。李承弘回忆：1967年5月中旬成立的工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为胡崇元，副组长为沈复礼、夏邦银，成员有李洪荣、李承弘②。 工总联络站成立当天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 ①新一中绝食事件，参见钟逸《孔庆德副司令员《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手迹由来》(网文，2014年)。 ②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03页。 337 ==========第35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工人总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坚定的革命造反组织，广大的战斗队员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人总部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要自己起来为工人总部翻案，决不能让文化革命半途而废；对无辜被捕的人，必须立即释放，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左指挥部表示不承认工人总部联络站。 15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新东中（东湖中学）及其他中学的二司学生再次进驻红旗大楼。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①。 4月19日，陈再道、钟汉华在京向周恩来和江青等汇报武汉文革运动情况。当晚，钟汉华给武汉军区打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关于‘三字兵’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江青同志说：我接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0多人绝食。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这个“中央首长指示”迅速传开，保守派受到极大鼓舞。 参加19日汇报会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 ①周良宵、顾菊英编著《十年文革前期(65.11一69.4)系年录》（修订本）中册第988页。 ②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1967年9月翻印。 ③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1967年7月底在军区的揭发，载河南二七公社、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编印《武汉事件资料汇编》(1967年8月)。 338 ==========第351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穆欣在《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解放军报记者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七二O事件后，陈再道证实所谓4月19日“中央首长指示”系钟汉 华编造：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①。 编造“中央首长指示”一事被称为“电话事件”。“电话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影响到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走向。 穆欣在《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电话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武汉造反派和相当数量的市民对武汉军区所有的文告、讲话都不予相信。 4月18日至20日，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在洪山礼堂召开，会议主题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杨道远致开幕词说：刘、邓路线对革命路线疯狂反扑，“勒令解散武汉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残酷打击我二司和其他革命造反派，耍尽各种手段，妄图置我于死地 ①《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69页。 339 ==========第35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而后快”；号召“揪出武汉大大小小的谭震林。把这帮坏蛋颠倒过去的历史再翻过来”。二司工总问题调查团在会上作专题报告，驳斥军区公布的工总“十大罪状”，说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坚决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军区支左指挥部成员刘海江代表武汉军区讲话，对二司的态度有变化，他肯定二司是革命造反组织，希望二司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建立新功勋。他说：“革命小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受到社会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正如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曾经在谈话中指出：你们这个组织所存在的缺点、错误一定能够通过整风，求得解决”。“我们支持你们，跟你们撑腰，作你们的后盾”。 18日，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致信陈、钟并军区党委，指出军区对待群众组织态度的错误，提出三条建议。而军区党委在此之前已将孟视为操纵造反派对抗军区的“黑手”。 同日，工总电信分部吴怀勉、王南平、刘闯、胡熙文、汤玉莲等与邮电学院二司成员在人民文化园开会，列举事实说明“武汉市电信局军管会执行了新的刘邓路线，陈、钟之流将电信分部打成反革命的所谓‘罪状’，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表示要为电信分部彻底翻案。 19日，三司近万人在武大召开三司革联成立大会，宣布脱离三司司令部。三新、二司等派代表出席大会，表示支持。 23日，工人总部联络站和九一三兵团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二司、三新等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言，ノ致认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外地来汉的数十名学生申请加入工人总部得到批准，当场给他们戴上工总袖章。会后游行，队伍中出现工人总部的旗帜，得到围观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24日，武汉部队自介入地方文革以来第一次在武汉街头张贴大标语：“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日，支左指挥部指示各厂的军代表召开保守派紧急会议，要求全部驱离在工厂办联络站的学生。当晚，到处出现了驱赶新华工、二司学生，砸学生联络站的现象。 新一中绝食事件，是由一所中学的造反派独立发起并完成的，在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造反派中引起很大反响。 340 ==========第353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当时，中学造反派一般参加大学生主导的全市性组织如二司、三司：也有参加三新的，人数相对较少。此外，还有大量造反派中学生没有参加这些全市性组织，在革司成立前，一中这类学生占全校造反派一半以上，比参加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的人数要多。当年3月7日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布，新一中绝食行动成功举行又显示了一个学校的造反派不分“香花派”“毒草派”联合起来的力量，于是很多中学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了大联合的革司。 文革前武汉市的十来所省市重点中学，比起其他完全中学特别是只设初中的学校，文革运动开展得比较深入，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此时除二司占绝对优势的武昌实验中学、三中外，二中、华师一附中及十六中、十九中、市实验学校等都成立了革司。这些学校的革司，都不属于任何全市性组织，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很多中学造反派到一中串连，新一中也派人到各校就此问题进行交流，一致认为要向北京中等学校红代会学习，改变那种不顾中等学校自身特点，“盲目跟在大学生屁股后面跑的状况”，应该立即实现“中等学校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彻底改变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分散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于是，4月24日，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正式宣告成立，新一中革司负责人陈德胜出任 中学红联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341 ==========第35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一号勤务员。当时武汉地区普通中学共有165所，中学红联的成员单位有 六十余个D。 当时武汉地区有中等学校（普通中学和中专、技校、职校）三百多所，学生二十多万人。比起集聚在武昌高校区、大多为外地人的高校造反学生，中学生更广泛地贴近武汉的社会生活，对于越来越深入的文革运动中市民的遭遇和感受有着更感性的体验，所以他们比大学生更积极、忘我地投入1967年4一7月的全社会运动。 4月25日，武汉部队两万人武装游行，呼喊“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口号。有三字兵登上军车参加游行，造反派硬把他们拉下车，与战士发生冲突。三字兵宣传造反派殴打解放军，冲击解放军游行。 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军委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可以回去了”，但其他大军区领导全都留在北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陈再道认为这是“电话事件”得罪了江青所致②。实际上，军队领导干部五一节在京活动安排是由周恩来、杨成武和萧华议定的。 4月29日，经二八声明执笔者雷志茂等赴京二司学生反复联系，得以在京西宾馆与陈再道辩论，二司、三新、工总、九一三、新一冶约三十人参加。 二司学生提出的辩论主题是：军区二一八声明中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军区多次说刘真是二八声明的“黑后台”，请拿出证据来。陈再道说：刘真看过二八声明。雷说：刘真事先根本没有看过，你陈再道也看过，都是在公开发表之后看的。起草过程我非常清楚，就是2月7日下午我在红楼写成的，当天晚上就上了报纸。雷又说：你们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陈再道说：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们正在核实材料。雷说：二八声明不是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内一种思潮的反映，而你们偏偏再三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现在，我这个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关系到支左的方向，一定要追。一位二司学生说：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刘文治亲自对我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是刘真。2月底刘文治还说过， ①参见钟逸《从新一中革司到中学红联》（网文，2009年）。 ②参见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一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44一45页。 342 ==========第355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过三天就把刘真拉出来斗。而今天你们说从来没这样讲，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你们说的话、做的事不认账还行？你们还有人说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是王任重。在场的二司学生说：炮制者你们要是交不出来，就说明你们过去是搞政治迫害。你们的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你们的监狱关的是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工总的工人情绪激动地讲述了工总战斗队员被压制的情况。 陈再道最后说：“我是有缺点，有错误，抓革命促生产、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一下子几万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够嘛！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些地方包办代替，现在要改嘛！回到武汉以后召回干部好好再搞，接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学习毛著活学活用。并衷心希望你们提意见，我们一定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改”。“二八声明有错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批判一下，责任不在革命小将，归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他们搞的，至于我们揪不揪，由我们决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真正有错误我们也改。对运动中缺点错误，你们提意见，批判，都可以，我们诚恳地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改正，犯错误，我们要负责。” 历时六小时的辩论就这样结束。事后二司武汉工学院总部的陈大川将录音带回武汉到处播放，市民大多觉得这次辩论陈再道处于下风①。 辩论涉及“四一九电话事件”，钟汉华说：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你们怎么看，可以批评我。 4月下旬，以红武兵为主的多个保守派工人组织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基本上没有大字报，有少数大标语，一些大标语直接写在造反派的大字报上o 29日这一天，保守组织与造反派发生多起武力冲突。武汉棉织厂红武兵数十人围攻贴大字报的华师二司学生，打伤二十余人，重伤9人。中南汽车制造厂工人战斗队召开重新树旗大会，红武兵前去冲击，打伤数人。汉口电池厂、省粮食学校、武汉机械学院都有造反派被打伤。在汉桥区武装部的指挥下，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约六千名农民进城游行，首 ①与陈再道辩论的情况，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271一276页。 343 ==========第35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先冲击为“营救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分局前静坐的造反派学生，又游行汉口民众乐园一带，打伤围观起哄的群众多人。 30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发布，其中第四点是“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 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中央提出的这一对待群众组织的原则，鼓舞了武汉造反派，他们要求军区按照这一原则解决工总问题。 第四节“营救夏邦银”① 1967年4月中旬，新华工聂年生、杨成江找到武汉三中二司头头谢保安商量，在汉阳选择一个被捕的基层工总头头开展营救，打开一个为工总翻案的突破口。谢保安回忆：“我与汉阳各厂的工总头头都比较熟悉，于是我向他们介绍了汉阳各厂被抓捕的工总头头们的基本情况，有汉阳枕木防腐厂吴元幺、武汉治金机械厂杜子美、武汉水泵厂周松柏和汉阳轧钢厂夏邦银。最后选择夏邦银，一是考虑到他入狱前在保守派中‘民愤不大’， 二是夏邦银自身条件较好，本人是共产党员、真正的产业工人，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个人生活作风过得硬，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以他为突破口阻力相对要小一些。” 4月20日，新华工司令部听取驻汉阳联络站的报告后，决定以要求释放夏邦银为突破口，最后解决工总问题。 22日，新华工、二司、新湖大数百人集结在汉阳公安分局门前，杨成江、谢保安等组成的“临时火线指挥部”递交了《致汉阳公安局军管小组公开信》。军管小组几个军人出来，态度十分强硬，推说这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事；同时警告学生不要受坏人利用，不要冲击公安机关，如果越过警戒线就要开枪。造反派学生争辩说：逮捕夏邦银，又不敢公布他的罪行，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不得把群众打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一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十章血染江城、《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营救夏邦银”一节、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233—236页。 344 ==========第357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的精神，违背军委“十条命令”中“不准随意捕人”的精神，我们就要干涉。附近的保守派闻讯赶来，围攻学生，谈话进行不下去。不久信俊杰来了，只说要向上级请示汇报就走了。 此后分局大门紧闭，对学生不理不睬。造反派学生持续二十二天的静坐示威开始。 学生们在分局门前搭起帐篷，挂起“营救夏邦银静坐示威火线指挥部”的横幅，架起喇叭，向围观群众开展宣传。独立师开来14辆宣传车，35个高音喇叭宣读军区解散工总的三二一公告，宣传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学生的“两个低音喇叭简直就像没有声音一样”。 谢保安回忆： 静坐开始后很快就得到社会舆论广泛的同情。首先是新华工的学生从关山游行几十公里，到汉阳来声援我们，上千人的队伍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组织良好，沿途的口号声打破了沉寂多时的局面。随后湖大、水院、武大的学生纷纷来汉阳声援，武汉三镇的中学生也不断有人加入静坐的行列，我记得军队著名的诗人白桦也到静坐现场表示声援，还有许多市民带着慰问品前来慰问声援。一时引发了全市性的声援高潮，汉阳公安局前的静坐现场成了当时反击二月逆流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期间杨道远和水院的丁家显也来过静坐现场，水院的雷志茂、王文忠等人更是长住在附近的 二十三中，他们和该校“红十月”的同学朝夕相处，在营救夏邦银的那段日子里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除了汉阳的营救现场，我们还到市委去绝食静坐，要求释放夏邦银，持续了三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扩大声势和社会影响。 4月29日，由汉桥区武装部指挥，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千余名农民进城游行。游行队伍到达汉阳公安分局门前的静坐场地，农民用木制标语牌驱赶学生，拉倒帐篷，撕毁标语。 约在5月2日，汉阳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同意与“火线指挥部”谈判。谈判在公安分局一楼会议室进行。军代表说：你们冲击军事机关和执法部门，是一种犯法行为，必须马上撤离，否则严重的后果要由你们负责。学生代表反驳道：我们没有冲击军事机关、执法部门，我们是来跟你们讲道理的，是来要求公正执法的。你们把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关进监狱，凭什么？如果是因为他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你们抓 345 ==========第35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市武汉潭氏人物的丑剧**学e直司（车D红长a著 （仁)“聚于是我米尚， (三)材材，可可定秀” 酸甜镜够你尝。 （四)血聚学力不支。 (一)多来账淡款盈 做出错苞绘智刘少态)。 、什么北京浦息？ 邀苔苔食 (五)幅店老减本行。 （六）样，” (八)四脚花赣 榨要瓷作金上： 出攻、漫说遥爱强， 封销消息罪何当。 “哈者绿把公”上” 载1967年4月17日《新华工》报第14期 他，你们就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果是他本人有问题，你们抓他，我们要求公布他的罪状。否则就是你们违法，你们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军代表说，既然抓了人就肯定有问题，但不能给你们说。学生代表声明：你们不说清楚，我们就不撤离。 谈判十天没有结果，“火线指挥部”决定去找负责全市公检法军管的独立师首长。5月13日下午，牛怀龙师长和蔡炳臣政委接见了学生代表，态度友好。学生代表表达意见后，牛、蔡说：红卫兵小将静坐那么多天，辛苦了，我们关心不够，对不起。代表们放心，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当天，牛师长还招待代表们吃了肉丝面。” 5月14日晚上十时，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释放关押近两个月的夏邦银。汉阳轧钢厂的工人们簇拥着夏邦银来到静坐示威现场，“夏邦银站在用方桌搭成的台子上，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呼口号。”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4月6日“军委十条”公布，武汉地区数万人参与的“新公校绝食”正在如火如茶进行，夏邦银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释放的。 346 ==========第359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谢保安说：营救夏邦银成功，是武汉造反派在与“二月逆流”抗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鼓舞了正在进行的新公校绝食斗争，坚定了造反派为工总翻案的决心。 第五节新公校绝食事件 5月1日，三新、二司、工造总司、工人总部联络站、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16个组织组成的联合指挥部，组织了数十万人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表示“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任爱生参加了这次游行。游行队伍中同时出现“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面幅面很大的旗帜，此后就有了“三钢”的称谓。 5月3日，中央军委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发出两个文件：《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着力解决前段运动发生的错误拘捕群众、解散群众组织的问题。武汉军区基本没有执行这两个文件。 3日，“把电信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在电信大楼前召开，会上宣布工总电信分部重新树旗。电信分部成员讲述电信局造反派所遭受的打压，邮电学院二司成员代表电信局问题调查组发言，一一否定电信局军管会公布的“电信分部的反革命罪状”。会上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工总联络站、新华工、中学红联等代表也发了言。电信局军管会当天发表“严正声明”、“致电信局职工一封公开信”，指出工总电信分部“非法”，“不予承认”。 5日下午各学生造反组织在湖大开会，讨论大联合的问题，决定成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负责人有新湖大张维荣、新华工聂年生、二司杨道远等。联合指挥部认为武汉地区正在出现的武斗呈现蔓延发展的趋势，呼吁公、检、法专政机构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武斗。6日，联合指挥部宣布成立。 6日，孟夫唐写出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就此问题致信陈伯达和中央文革。 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发布，文件第二条说：“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 347 ==========第36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这个文件说到的成都军区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和武汉的情况极其相似，而对武汉军区几乎没有触动。武汉地区造反派则增强了反对陈再道的决心。 5月8日，工造总司、工总、九一三等所有职工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5月10日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工人总部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总及各造反组织六万余人参加。各组织代表在发言中 一致表示：工总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组织，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广大工人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为受迫害的战斗队员平反。会后游行，一路上有大量市民夹道欢呼、鼓掌。 1967年5月10日，纪念武汉工总成立半周年大会会场（载5月18日二司《革命造反报》) 工人总部被取缔及翻案的问题成为当时运动中心问题。这时，武汉市公安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公安军”(5月下旬改组为“公安联司”)在公安系统被军管的情况下，开始从自身职业的角度为工总翻案。公安联司成 员赵振杰七二O事件后回忆： 我们对照了军委十条命令，对照了中央对四川、青海、安徽、内蒙古等问题的处理，不管从哪方面对照，都认准了工人总部案件是有假的，武汉军区经不起检查。我们找了一些旁证，从预审的笔录、口供里收集一些 348 ==========第361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资料，陆陆续续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材料。我们在5月17日第一次带着为工人总部翻案的材料到北京向中央首长反映，在6月17日第二次带着为工人总部翻案的材料到北京向中央首长反映。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党中央，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我们汇报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我们的党性和生命向毛主席保证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向中央首长保证，五百多个案例，有已经放人的，还有没放人的，不管那个案例，抽查一下，随便拿出一个来，交给公安部办案的同志看看这个案能不能立案？这个人算不算犯罪分子？如果能够算，那这个案就不该平反，武汉军区就搞对了，如果不能够算，那就赶快给人家平反，不能再搞下去了。 到了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颁布以后，他们在内部很保密，根本不给我们讲。后来我星期六晚上回家，在前进五路看到用红布抄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我的心凉了半截子，想到工人总部这个案子整错了。管工人总部案子的8201的一个姓车的科长给我们穷打气说：“十条命令中央本来是内部传达的，二司瞎搞，搞出去了。”牛怀龙师长连夜就来到我们这个预审班子召开紧急会议，牛师长说：“工人总部的案子是经过中央批的嘛，要错嘛就错在我们身上，我们负责，大不了我师长不当嘛。责任不在你们那里。”因为市公安局已有前车之鉴，去年八、九月份大抓南下一小撮时，市公安局抓了159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典型、很具体的表现。这次再抓个594人，心里确实很虚，这时就很泄气。可是牛师长又来打气，说什么工人总部的案子经过中央批了，中央点了头的，你们想这抓人的事不向中央报告行吗？他说了这样一些骗人的话，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事不对头，就找了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第一工人总部问题面抓的宽了，有些可抓可不抓的抓进来了。另外一个意见，应该很快释放人，错了赶快放。当时公安局的号子很拥挤，尤其是江汉分局，在花楼街的一间小房子关二、三十人，腿都伸不开，天又热，虽然是4月份，那几天还是叫劲的。军管会对我们阴一套阳一套，说放人我们是积极去放，你们赶快搞，问题在你们嘛，抓紧时间赶快搞，该放就放嘛。只字不提平反，不提搞错了的问题①。 5月，按中央的要求，武汉军区组织的专案小组重新审查工人总部案件， ①赵振杰1967年8月在汉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控诉揭发陈再道大会”上的发言，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第55一57页。 349 ==========第36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两个月后，形成了三大卷维持原结论的材料，准备向中央报告。 5月10日，市公安系统保守派二百余人（以江汉分局人员为主）整队来到市公安学校，要“教训一下”在公安系统比较活跃的新公校红司，行动前曾与该校保守派商议。他们覆盖、撕毁红司的大字报，与红司学生冲突，当时红司学生多不在校，被打伤十余人。次日，红司学生前往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肇事者承认错误、军管会严惩凶手等七点要求，交涉无果。当晚，红司负责人开会商定，12日再去交涉，得不到答复就静坐，静坐不行就绝食。13日下午，因静坐无果开始绝食。最先来声援的是新一中0。中学红联负责人陈德胜带领新一中数十人前往市公安局，在市局楼外张贴大量大字报、大标语，宣布新一中参加绝食，并将绝食现场由市公安局楼内移到楼外。 14日，新公校红司发布“绝食公告”，提出七项条件，要求市公安局军管会答复：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 江汉分局出动了大批警察开汽车到武汉市公安学校毒打我新公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的战士。我新公校红司的战士大多数受伤，现在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流血事件发生的前后，我们将此事向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汇报数次，但是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置之不理，直到现在仍不表态。在此情况下，我们新公校红色造反司令部采取了革命行动，宣布从5月13日下午6时30分在市公安局开始绝食。 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不答复如下条件我们死不罢休： 1.承认我们绝食斗争是革命行动。 2.必须立即交出并坚决严惩打人凶手。 3.在15日内交出并严惩五·十流血事件的幕后指挥者。 4.要求将五·十流血事件交革命造反组织及军管会严肃处理。 5.将受伤的革命同志立即送进医院治疗和住院。 6.保证我新公校红司战士和全市革命造反派的人身绝对安全。 7.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望全市革命同志密切注意事态发展，大力协助和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①2018年5月14日余德亨采访原新公校一号头头王登富的记录。 350 ==========第363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新公校红色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0 14日，中学红联总部决定：除继续派人协同新公校坚守市公安局现场，新一中革司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段、新汉阳铁中革司在汉阳大道钟家村段、新华师一附中革司在武昌武珞路阅马场段，阻断车辆通行，设置绝食场地。17日，二司司令部发布“紧急命令”，号召二司成员投入绝食斗争。中学红联、二司等和工人、市民数万人参加绝食，青山红钢城、解放大道武胜路口、洪山宾馆门前、武汉军区门前也设立了绝食现场，三镇交通要道为之断绝。新湖大张维荣、工造总司吴焱金、二司杨道远、公安联司田学勤和新公校张兴旺组成“五·十事件火线指挥部”。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及首都红代会各学校也发来电报声援，正在武汉访问的巴中友协（马列）秘书长果索伊女士来到现场表示支持。 造反派的这次行动，事后被称为“新公校绝食”。 新公校绝食期间，红武兵、百万雄师多次冲击三镇的绝食现场，以5月17日发生在汉阳钟家村的一次最为严重。16日深夜，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头头彭开发向汉阳公安分局军管小组组长（独立师某团参谋长）和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请示，计划第二天夜里将在钟家村绝食的造反派学生“连锅端”。郝文德说：“你们要我们表态，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如果我们公开支持你们，那三新二司又说是武老谭搞的。”当晚，独立师在汉阳的宣传车、宣传队、执勤部队全部撤出。17日凌晨一点左右，五百多名武装人员突然冲击绝食现场，造反派二百多人被打，数十人受伤，14人重伤。造反派两次打电话给独立师师部作战值班室求救，牛、蔡指示按兵不动。汉阳公安分局军代表请示是否前去制止一下，牛、蔡指示他们关紧大门，切断楼内外电源®（造成汉阳分局无人的假象）。 谢邦柱回忆：19日，绝食现场晕倒的学生越来越多，有学生开始绝水、拒绝输液。当日晚，在军区门前静坐、绝食的造反派将近万人。指挥部与军区钟汉华、杨秀山的谈判久久没有结果，新一中敢死队越过军区门前的警戒线，率先冲进军区，包围了谈判会场。钟汉华为了“不致使事态扩大”， ①钢二司新华师总部新华师报编辑部《新华师战报》第25期（支持新公校红司绝食斗争专号，1967年5月18日)。 ②参见（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四十：梁明、郝文德在“五·一七”大血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67年9月22日)。 351 ==========第36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于20日凌晨五点同意了新公校提出的七项条件，并与张维荣共同签署了 七项协议。谢邦柱等请钟汉华到新湖大宣传车上向军区门前的造反派宣读了协议后，担心钟汉华反悔，将他和几位警卫战士带到湖大。谢邦柱等立即乘车来到市公安局绝食现场，宣布了七项协议，指挥部吴焱金随之宣布“绝食斗争胜利结束”①。 七项协议全文如下： 关于新公校“五·十”事件的七项严正声明的协议 一、新公校和广大革命派两万多人，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得不采取了绝食斗争。斗争结束后，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保证不对参加绝食斗争的革命群众进行任何政治迫害。 二、5月10日发生在新公校的流血事件，是江汉分局和江汉公安联合总部出动大批民警殴打革命小将的、严重践踏《十六条》的政治迫害事件。对此，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必须立即严惩打人凶手。 三、由新公校、公安战士、公安军协助军管会马上组织调查组，查清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按其情节进行处理。 四、将受伤的革命同志和在绝食斗争中身体受到摧残的革命小将，在斗争胜利后送进医院治疗和住院。 五、坚决执行《十六条》，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证新公校（红司)战士和全市革命造反派人身绝对安全。今后发生武斗时，必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保护革命造反派。 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由军管会立即发出内部通报，教育全体公安千警。 七、新公校等革命组织在绝食斗争过程中，身体所受的摧残，应由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完全责任。 武汉军区政委 “五·十”事件火线指挥部代表 钟汉华（签字) 张维荣（签字） 67.5.19.晨5：05® 钟汉华被造反派送回军区后，陈再道立即推翻钟汉华与造反派达成的协议，他说：“这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这 ①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②新湖大临委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报第17期(1967年5月22日)。“协议”签字日期有误，应为20日。 352 ==========第365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个签字无效，（签字）必须经过党委。”①21日以军区支左指挥部名义发表的《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造反派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杨秀山，绑架政委钟汉华®。同日钟汉华致信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张维荣，说他在协议上签字是为事态所迫，“宣布作废”。 钟汉华致张维荣信全文如下：张维荣： 关于新公校“五·十”事件的七项要求，其中三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目前已知的事件的事实不能说是“出动大批民警殴打革命小将的严重的践踏《十六条》的政治迫害事件”。你们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广大革命群众是通不过的。你们在“五·十”事件上采取绝食行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你们对中央文革办事组传来复食的电话指示，不执行，不宣布，这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你们不但不立即复食，而且又动员更多的不明真相的人参加绝食，并数次冲击军事机关，包围、冲击谈判会场，隔离、围攻谈判代表，打伤杨秀山副司令员。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当时，我考虑到应使参加绝食的同学迅速复食，不致使身体健康受影响，不致使事态扩大，被迫在你们事前写好的七项要求上签了字，将此宣布作废。 为了妥善解决“五·十”事件，我认为必须按照中央文革办事组“有问题通过商量的办法解决”的指示精神，由新公校、江汉分局联合总部各指定一、二名代表，协同市公安局军管会进行调查，然后协商处理。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钟汉华67.5.21③ 军区负责人在与群众组织的博弈中，三番五次地事态紧急则敷衍，事态缓和马上推翻，两派群众对这样如同儿戏的执政方式都极度不满。 此时保守派攻击造反派“绑架、殴打钟政委”，新湖大将彭勋等人与钟汉华谈话、钟汉华和警卫员在湖大教工宿舍吃面的照片公布在宣传橱窗 ①《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 ②参见《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71页。 ③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红武测》报增刊第九期(1967你9月27日)。 353 ==========第36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里，还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钟汉华，你忘记了新湖大的鸡蛋面吗？”① 新公校绝食事件中，造反派群众的广泛参与，使得1967年3月底开始的“反逆流”运动达到了高潮。 5月15日，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指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为工人总部翻案关系到如何对待几个月来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问题，关系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 同日，王力、戚本禹在京接见湖北造反派代表。戚本禹说：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②。 第六节“百万雄师”成立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百万雄师’是4月16日开始酝酿，5月16日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周恩来明确指出，百万雄师从酝酿到正式成立都是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 5月16日，武汉地区绝大多数保守组织的联合体一一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宣告成立。 从1967年2月20日职工联合会解散到5月上旬，除红武兵外，保守派没有公开的全市性组织，也没有全市性的活动。其间军区希望得到造反 ①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②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54 ==========第367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派支持而恢复大专兵、中学三字兵，这一努力基本失败，而不知会造反派、重新组织工人保守派的工作获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写道：“进入(1967年)5月后，随着武汉造反派联盟的形成，以红武兵为主的拥军组织积极谋求联合。” 造反派形成“联盟”，是为了全力对抗武汉军区，他们不重视甚至不知道工人保守派正在以不可想象的规模集结。在他们心目中，职工联合会己经与大专兵、三字兵一样溃不成军，零星的骚扰不足为患。当百万雄师这个庞大的组织横空出世，造反派没有思想准备。造反派各组织有那么多的“动态组”“情报组”，都不知道百万雄师如何组织起来，它的头头姓甚名谁。 正如徐正全在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 大约从5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此前我们还认为这一次武汉军区恐怕顶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样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肯定不行了。“军委十条”已公布，再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中央会出面干预，看来造反派胜利在望。殊不知，走资派多的是办法。这次，军队当权派直接启动组织程序，利用他们掌控的现成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按各单位组织系统，由县团级以下的小当权派牵头，轻而易举地就组建了“百万雄师”杀人队。因为是按组织系统组建的，组织自然严密，上面意图的贯彻自然流畅，且极具隐蔽性①… 百万雄师常委、作战部长谢敏华回忆：“1967年2月底职工联合会垮台后，8201师长牛怀龙来到我厂，要我出来干。当时华工乌兰牧骑的头头周德武，还有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都是干部子弟）长期吃住在我这里，可能是他们向牛怀龙推荐我的。”“百万雄师是五六十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真正的组织者是我。开始时红星军、我的造反大军等组织头头在一 起商讨、学习，建立联络点”②。 七二○后独立师师部干部揭发：百万雄师筹建时，牛怀龙、蔡炳臣派 五团参谋长方正去“掌握情况”，派三团参谋长王相荣率“调查组”去“帮 ①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61一62页。 ②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355 ==========第36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助筹建，出谋献策”①。 百万雄师常委、联络部长章迪杰回忆：职工联合会解散不久，红武兵等七个新成立的组织的头头不定期在新华路体育场开碰头会，共同组织过两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此后参加碰头会的组织扩大到 二三十个，碰头地点改到二七交通联社，4月6日实现了“比较松散的联合”，取名“专批刘邓联络站”。4月中下旬办公地点迁至江汉区委党校，鉴于各组织各自为战，难以统一行动，商定各组织一号头头“必须亲自出马”，“酝酿成立全市性的、具有权威的统一组织”，这个组织就是5月16日成立的“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这一组织名称，出自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句。最先提出这一想法的人，章迪杰说是“红卫兵”的头头刘涛®，汤忠云的家人说是“捍卫毛主席路线红色造反军”头头汤忠云®。 百万雄师领导机构称为“总站”，常委十三人：俞文斌（市机电工业 局武装部干事，总负责)、杨道安（七O一一工厂工人，二号头头）、孙 运东（汉桥区永丰公社党委秘书，贫下中农总部部长）、谢敏华（武汉皮鞋材料厂副厂长，作战部部长)、刘敬胜（江汉帆布厂工人，作战部副部长)、孙德洲（汉口铁路医院职工，作战部副部长）、章迪杰（硚口区房地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人，联络部部长)、纪登清（硚口区汉水街团委书 人数负人工作钟位多 息架名黎入经晓入“料品职序 16,000歌汉清水产公司业 《百万埠师》联络站各组织名单 后数苹命职工进反可聆棉200梁和生工商局 体育尖无产者 800 余均才逝华体锅骏装 ー六しキ五月二三日 红战 1.00W市 一八红年 7.000厚在第二皮 红色工艺兵 1,500唐云南 革角文光大架 400都贤栋汉剧院 组织名称 人数负资人工作弹位：职务 山战士 600胡正生首*服装 汉市效公苹委损会2.4000会生市安装公司 毛泽东尽想红色通讯兵 胡水珍湖北日最 毛泽思我兵 250020哈文就机电后武装干部 架卫毛泽想二七红供辉互，000孙德州汉口龄医胱医士 探卫毛泽东恐想武汉工人40,000徐能进武昌 捍卫毛主席路战走反大降「20000谢敏华鞋州业务员 も工人天祝三可20,00和生市キ公 卫毛柱路红色反大军1.3,000忠云市坐资公一干部 苹命造反总司聆部 市工业公可苹种委员会6,00徐汉 界卫毛主路线女色造反军4,000慕俊普武昌列吨一殼干南 治合工业系统苹命派络站2,000阳文效汉阳解织干事 色泽是苹造反委会1,6000：马镇河长办科学 毛主游路线荧香头灶 10,000林正双乔修-放南 武汉地区中学校东联4,000郑言良外语学装 二色光反派路站 40.000汤春保二商业局叔于： 络站 章迫杰队 一悬于高 红色药工 1,000许学薄市药射公司一投 毛泽东原心野战解 12,000纪登清汉桥秋般千 红轻 相医药工业公司武分公司2,500周开新医药工业公司司机 .70赵运桌 毛诱未想购色尖年 40,000李本备仓储公司保卫事 北日骈岗山 谢杰民 “卫 285000王学年 武汉晓报东放 姑环 红色旱工路站 5,.000同景然 鸟兰收骑 230网德式华中工学代 2, 000糊风工人 针棉织工业系统苹分话络站 袁和明 毛杀东思恩艺挥 苹价工人第三可吟部 30,03沈鄂金 毛译东腿想野年团 40,000马福卫エ人 毛泽东思點色工会造反团500马胜凸 纷下敏妙会 23,00)补运东永*灶党路节 70,0主遭学武油 山湖-治大联合前 马长明 毛泽东得红是军 红城公社 15.c0爱一元し 红色或卫年 2,000赵钟太· 组成百万雄师联络站的各组织名单（章迪杰提供） ①参见《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1页。 ②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31页。 ③参见詹学才主编《风雨历程一记文化大革命始末》(2017年自印本)第278页。 356 ==========第369页========== 第十四章 “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额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組織千千万万的民众，調动浩浩荡荡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武汉地区无产阶級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公告 “山風雨起蓄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话，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边，同广大无产阶鼓莱命派田结起 发的体大领和毛主席来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家越全世 来，联合起来，共问战斗，取无产价领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利， 卫兵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不许否定 派大好 不许否 ,主席拉 人是不会自行灭的 或是诞国带国主义在中国的慢略势力，都会自无逾是中国的反动诚 击的 凡是 作红 山由每 《百万师 两条路境决战的关仗时 切可以团的人”无产阶极有 市肉、福本主义路权跟不甘心于他们的失殿，勾结 对待千都同随上 为地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后解放自已 h ”袋哄众，拼命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不头指向中国 对“打去 大片步 技行 人民解放半，指向革命料众，莱命小将和苹命千都，极力扶植培了台的“工 “惩前毖后，治病牧人”的方针，支持革命千都在大由贴起来，为人民 人：被林年蜜的结华破坏羊命的“三结合” 坏 立新功，建斯劳。那种对千部不作价超分析， . “抓革命，很生产 ”,政坏无产价频文化大命 靠边站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必频坚决抵制，底，同时，安 掀起了价本主义复年的反革命迁流。广大无产阶极莱命派坚决站在中国人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共些别新用：的度代 民解放军一边，在中国人氏解效斧或汉部队的孩有力支将下，与这度反羊 摸鱼，不许他们向无产阶虹羊命派反攻倒算，阴媒杨资本：之之 位柔夹封普投的年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斗争中的管时反复， 去受资产阶顿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应该在大批列中去手取，衣有、因结 增後丁斗志 他们，尤许 和力他们平，排斤他命是搭识的.总之要在大批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是高苹毛泽东思怒伟大红旗，高举 逐步达刘国括5%以上的计.· 坚决向党内最大的 烈开火 坚决 第 5雄听)收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認提倡文斗，坚决反 对武 我们紧呼： 4在喻中 的克 无 必须朵取摆实消理。以服人的方法 站〉庄产地室告诞生了 目前，成汉地区出现的r, 这是无产价顿命 、枪、抄、抓、冲 人拂什么“消 治罪静，以北设入 绑架游街等， 地破坏了大鸣、大放，大宇推、大辩论 重地践踏了《十〉和中央军委八条、十命令，严支地不了无 无 ,桥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于这股状风，必须坚办反对， 主主席的好战士 向那里 之频坠以理服人， 为了料卫毛泽东品， 主义道路当 坏 毛泽思想不可 们刀山批 上，海發，让汤始火，在所不惜，一我发天克毛泽东思热竹天，地 成在品投碧劳论线不达的元 头指向党内大的一小摄走 把党 桥本主 夺取斯胜利 百万雄师)决心在斗章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新五篇特别要把老三高”作为座右铭来学，开展革命 他们 伍作 义首路的当派在大批判中实 园，触自己的及地 义和个 小走价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 神阴破扣转修这个斗章大方向 维师〉坚决响应乐平小盐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柔保 响应毛主所拥軍爱民的大号召，做拥罩爱 “抓箪命促生产 复草命”和“节韵并与破坏“抓革命促生 民 《百万雄师〉决心在命的长风而中成长。在犬说复杂的 是苹命人民的出：我们 热发 价 来自指挥的人 民解 方向， 利， 护中人民解 影形的 我们ず 新式汉 还的大校 a 无产价顿文化大莱命以来 “中国中国人民的， 人民起来 工 支收军、军训方面， 大量的 不沾名学新王。”我们梦死 建庄丁不朽的功新 主席的苹的路钱，岛举无产价顿的革命的品川火旗，彻底批倒城臭 这是任何人用任何俗口也抹，然不了的. 、王，和底心倒批是刘氏累《修本》，彻成份样资本主义复华的 克 反革命逆流，把无产阶机文化大莱命进行底。 死，恨得夹命， 免送济拟幸冷森的机友，丰#的网士们：业点m年色是灰平般绕本 政中国人氏肝放军 红旗下团魷起来，联合是来， 不及其余，尽 首当汉派和 有用 :的空行对的斗 帝 化天苹命开展一周年！ 我们再火找出管告：谁胆放动伟大的中 我们就同他中章到底！政击中国人民肝放军， 把无 近路当权源刘少奇、邓小平 四 対氏。く养>1 明 6准 1年1 湖，不准为 入明" 中国人民 “工人总邮” 小反平 大羊命咨动人民的本的： 小将的一切命动1 的 权派勾站社会上的地、 色为“工人 大的中 半万岁！ 对于 小横肥轻 路戏利万岁 的股动变冠管致的t年伞的，他中的头，不情总坚决实无产阶级专 伟大的 是化进行到不的 或汉地区无产阶领苹命添《百万经州联络站 1967.5.16于成议 命的战斗以前与广火 我们心布2夹莱命的机斗 队牙品学，不中了价及的计计不夹群上尚，应当听毛主序的 （计翻印，诗张贴) “百万雄师”成立当天发表的公告 记，总站办公室主任)、汤忠云（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职工，总站保卫队雄师支队队长)、耿汉卿（市水产公司业务员，组织部部长）、李本富（武汉仓储公司保卫干事，宣传部部长)、陈德松（后勤部部长）、蔡俊善（武 357 ==========第37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汉列车电站基地工会主席，政参部部长)。百万雄师在武汉市除洪山区外 的七个区加上东西湖农管局都设立了分站，分别任命了分站长和政委①。 红武兵成立时，一号头头是武汉啤酒厂工人申耿生。他说：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成立，“人武部的杨参谋两次找我谈话，要我退出联络站回（红武兵)司令部把俞文斌换去，说我是工人，能力有限，‘百万雄师’组织庞大，担子重，负责联络站的工作有困难等等。我也觉得自己缺乏能力，搞不了，同意回司令部。后来因为我回去晚了几天，俞文斌等人还开会指责我不执行司令部决定，有野心，想搞第二个百万雄师等等。”②在军区二一八声明发表、保守派再次投入社会运动之际，1966年9月至12月间的那种景象一一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大小辩论会、街头自发的辩论小圈子如火如茶、日以继夜，大字报贴满街墙，传单满天飞，再也看不到了，保守派对造反派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棍棒、铁矛说话。百万雄师总站最重要的一个部是作战部，有三名常委在该部任职。 组成百万雄师的主要组织，如俞文斌为首的红武兵、谢敏华为首的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大军等，都是在军区、独立师、各级人武部的动员、支持下成立的。 百万雄师成立前，武汉市机电局武装部干事俞文斌“把中央所有在汉大单位及武汉市各区、局的武装部长都找来开了个会”。俞文斌回忆：百万雄师成立后，“市人武部派了127部队两名军人跟着我，一个叫杨爱忠，河南人，是武装干事；另一个人是科长，叫张有富。他们的任务，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③章迪杰2015年在回忆录中写到此事，仍然感到自豪：“这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独立师牛怀龙、蔡炳臣指派师支左办公室负责与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向武昌、汉阳、硚口、江汉等区分站派出专门联络员⑤。市人武部政委巴方 ①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30一33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③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④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6页。 ⑤七二○事件后独立师整训期间支左办公室成员的揭发，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2页。 358 ==========第371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廷、副政委崔执中经常找百万雄师头头到汉口饭店开会，用军车接送①。 关于红武兵的成立和发展，武汉官方党史记载： 1月底，以武汉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和学校的武装基干民兵（绝大多数成员是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组织成立“红武兵”，并发表《造反宣言》，决心“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过几个月发展的“红武兵”，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并形成了 一个准军事性的组织，按行政区划分，一个行政区为一个兵团；按行业分， 一个行政局下属单位组成一个纵队，到5月中旬，共有10个兵团、25个纵队，24万余人。在“红武兵”快速发展的同时，原来的联合会和红卫兵成员也成立了几十个新的组织®。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筹备期间，新华路中学教师刘涛、华工乌兰牧骑头头周德武等就以“红卫兵”（包括三字兵、大专兵）的名义参与活动。但他们都没能进入百万雄师高层，他们所代表的百万雄师组成单位之一、号称二十三万五千之众的“红卫兵”（分为“红卫兵武汉地区司令部”和“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两个部分)，也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百万雄师的一些下属组织中，有大专兵、三字兵以个人名义参与活动。如百万雄师二七分站所属七五四兵团有三个大专兵参与，水院的马小保（化名马军)、何德富（化名何军）开始负责宣传，后去北京办联络站；某校 沙东雄（化名杨炼）开始任联络部长，后任副部长③。七二O事件中，湖 大校文革副主任、红卫兵师政委钱运录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随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人员行动，在被抓的新湖大师生中一一指认他们的身份④。 百万雄师的组织结构，从成立到消亡始终称“联络站”。其间关于是否改组为更有权威的司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造反军准备另立山头；工 三司在学生三司的支持下打算拉出去搞工代会；总站政参部曾计划撤销各组织的司令部，按系统建立统一的组织，造反大军头头罗伟泉等表示反对，他向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反映：“我们‘造反大军’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意见有分歧，我们只同意‘百万雄师’搞联络机构，不 ①《“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8页。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513一514页。 ③武汉市二七区革命组织联合调查办公室铁路片编《武汉百万雄师754兵团罪行录》（原件未标明印发时间，估计在1967年8一9月间)。 ④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359 ==========第37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同意搞权力机构。”①。6月17日牛怀龙对前来师部“反映情况”的申耿生、罗伟泉等人说：“联络总站搞权力机构好，还是不搞权力机构好，我意见不搞权力机构好。到底怎样搞我们还要看一看，还要和大家研究。”®最终没有完成改组，市人武部的意见可能起了很大作用。6月初，市人武部副部长陈志发对俞文斌说：“你们联络总站不要把各司令部统死了，要让各司令部存在，如果都统死了，将来选革命委员会，你一百万人也只一个席位，让各司令部存在，你下属几十个组织就有几十个席位。…统死了你们将来会吃亏的。”® 百万雄师成立后制定的计划是：“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到对方”，同时“横扫牛鬼蛇神”；然后组织领导干部集体亮相，在造反派组织被“一扫光”的情况下，“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④。 七二O事件后中央点名否定的武汉地区保守组织只有两个一一“百万 雄师”和“公检法”。“公检法”是“武汉公检法联络站”的简称，它不隶属于“百万雄师”，组织的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百万雄师相比较，但观点一致，联系紧密。“武汉公检法联络站”是独立师对公检法系统实行军管后，直接支持成立的。4月21日，市公安局军代表参与策划的以市公安局干部李树春为头头的“红公安”成立，牛怀龙立即表态说“红公安是革命左派组织”。李树春从此经常出入独立师师部和市局军管会。红公安仅是市局五处（文保处）的组织，于是李树春和军代表策划成立包含全局28个单位保守派的“武汉公安”，多次召开筹备会。牛怀龙指示：“情况这样紧张，还不把班子搞起来？”李树春等拿出成立“毛泽东思想公检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的计划，牛怀龙指示：“让他们（指市局各系统）各自按系统成立总部，然后搞联络站。”“武汉公安系统联络站”于5月20日左右成立。联络站成立后，市局军管会指派军代表到联络站作具体指示，参加活动。6月5日，公检法系统保守派联合举行拥护军区六四公告 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3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③参见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另见《百万雄师内幕之九：革联与百万雄师关系点滴（四续）》(1967年8月21日)。 ④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 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3页。 360 ==========第373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的游行，游行后，以“武汉公安系统联络站”为核心的“武汉公检法联络站”成立。6月8日，“武汉公安系统联络站”更名为“武汉公安总部”。武汉公检法联络站和武汉公安总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号头头李树春、 二号头头汪仕奇都是市公安局五处的干部。 “公检法”除在社会上举行过两次游行外，其活动不为市民所知。“公检法”的活动，都与其职业特点和掌握的资源相关联。它派出王玉宝等三人长驻百万雄师总站，为其提供情报，参与决策和武斗现场指挥，审查总站人员（常委谢敏华、刘敬胜、汤忠云曾被审查）。“公检法”利用职务便利，并动用侦查手段，收集造反派组织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的材料，侦查造反派组织及其据点的行动方案。百万雄师抓来造反派成员，“公检法”往往派人前去审讯①。 “公检法”于七二O事件后骤得大名，广为人知，是因为在七二O事 件中有突出表现而被中央点名。 和百万雄师同一阵线的组织还有三司、省直联司、市委机关革联、红旗联委、红武钢等。红武钢是武钢保守派的联合体，人数众多，有人长驻百万雄师总站和省直联司司令部以协调行动。这些组织建立了“勤务员联席会”和“联络员联席会”。前者由省直联司、市委机关革联主持。后者由省直联司主持，每周碰头两次。“公检法”、武空支左办、省军区支左办也参加了这两个联席会。从6月11日到7月26日，市委机关革联23次参加两个联席会的活动②。 16日，百万雄师在成立大会后举行游行。在汉口利济路，有围观市民向游行队伍起哄，被手持洋镐柄的红武兵殴打。下午三时，新华印刷厂工总举行树旗大会，该厂红武兵打伤参会的新华工、二司学生十余人，重伤9人。 百万雄师在成立的第一天以武力亮相，显示出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章迪杰对此特点的解释是：“百万雄师从职工联合会的‘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中走出来，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①参见《“武汉公安”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②参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1967年10月26日)。 361 ==========第37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口号。”①谢敏华的解释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武装自己，不然就要挨打”②。 从百万雄师成立那一天起，直到文革结束后很多年，武汉市民对这个组织的印象就是：大街上呼啸而过的卡车车队，车上整齐地站立着头戴柳 T t日至神戴复干 百万雄师的武斗人员和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 条帽、身着崭新工作服、手执铁矛的武斗人员，车队末尾一般会有满载汽水、面包的后勤车；对造反派的围攻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无处不在的一个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百万雄师成立后，市委一批高干直接参与百万雄师的活动。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将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等人介绍给百万雄师当参谋，“加强领导”。辛甫回答：“坚决站在百万雄师一边”。5月下旬，俞文斌等7人与辛甫、林立（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等在汉口饭店开会。主持会议的俞文斌说：“现在主要是反逆流，准备在5月底6月初大干一场。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大造舆论需要人员，要求省、市委帮忙解决；2.人员组织，现在力量很分散，有些大单位调不动，像武钢、武锅、造船厂等单位：3.需要运输工具，到郊区接农民；4.要求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此后，经市抓办刘惠农同意，辛甫回市委立即向田吉品（市委组织部干部、市委机关抓办副主任、市委机关保守组织红造头头)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巴方廷派市人武部崔执中、王德清两个副政委和科长刘春学等人常驻市委大楼，配合田吉品等人工作。俞文斌对田吉品说：“你们的组织部、宣传部，干脆和我们合并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田吉品说：“马上这样办，恐怕不好，难以得到 ①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41页。 ②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362 ==========第375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中间派的支持。还是现在这样办好，你们在外面大干，我们在内部竭力相助。”① 19日，“武汉地区高等院校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高干联”）成立，17所高校的干部参加，其中有武测党委书记毛远耀（任一号勤务员）和副书记张肇翼、水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如屏和副院长梁百朴、华工党委副书记熊小村、武大副校长刘宿贤、水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乔英怀、武医党委副书记尹传亭、华农副院长徐志伟、外语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刘昂等。高干联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张如屏向参加新公校绝食的学生捐献了钱款和粮票。 这一阶段，湖北省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孟夫唐任一号勤务员，其成员有省委秘书长张华、省委副秘书长刘真、宜昌地委第一书记杨春亭、省委农村政治工作部主任任爱生等；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薛朴若任一号勤务员，其成员有市文化局副局长屠公博、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李长根等。参加革干联的干部，受到来自军区的压力，陈再道5月20日说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21日军区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说：“孟夫唐之流赤膊上阵，幕前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保护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保守派除了用舆论围攻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还对他们进行信件恐吓、抄家、绑架 新公校绝食事件结束，造反派“反逆流”的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群众和干部越来越多，已被军区明令解散的工总基层组织纷纷重新树旗，21日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文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布的。 20日，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的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手持木棒铁棍冲进江汉路新华书店砸东湖中学东方红广播站，抢走广播器材，打伤学生11人，其中重伤3人，打伤职工5人，其中重伤2人。学生向支左指挥部和江汉 ①参见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06一107页，另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1967年10月26日)。 ②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③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363 ==========第37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公安分局打电话报案无果。 同日，工总运输公司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前举行树旗大会，七百多名百万雄师人员前往冲击，打伤5人。晚10时，皮联、肉联、江岸区建筑公司等单位数百名百万雄师成员冲进市二医院，要抢走被他们打伤的造反派，上前阻止的群众被打伤九十余人。 总字127部队散发“周总理四点指示”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完全错了；孟夫唐、刘真、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三新、二司停止活动， 一律回校搞本校的斗批改；武汉部队全部出动宣传①。伪造中央领导指示，成为部队一些单位、也成为百万雄师的一种习惯，钟汉华在4月19日的“电 话事件”中为他们作过示范。七二O事件中，汪仕奇为鼓舞正在衰落的士气， 编造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一“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它。”，被称为造谣者的最大胆量和造谣的最高水平。 5月21日凌晨，百万雄师成员冲进造反派“毛泽东思想广播战士”控制的省市广播电台，抢走大批广播器材。 5月22日，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保守派头头联系国棉二厂等单位的百万雄师武装人员五六百人，打伤该院造反派三十余人。同日，武汉制漆厂造反派集会庆祝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百万雄师成员冲击会场，打伤工总、二司、新华工各一人。 同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百万雄师成员、红岩中学三字兵与长办保守派造委，两次冲击二司驻长办修配厂联络站，打伤长办联司多人，两人受重伤。同日，肉联等工厂的百万雄师成员两次攻击市建筑工人学校，打伤13人、其中重伤9人，抢走广播器材。 23日，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进攻汉阳造反派据点之一的武汉三中，打伤二司红岩战斗队学生及群众数十人。 24日中午，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及红光公社的农民数百人，砸新华工汉阳广播台，打伤学生近十人；包围汉阳区委党校，打伤群众多人；六次冲击汉阳区委大楼，砸“五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打伤造反派近百人。同时江堤公社一千多名农民在公社书记、主任带领下，由江堤派出所所长指挥，包围三中，二十多名学生被打成重伤。 26日晚，百万雄师攻击肉联厂工总战斗队，重伤13人、轻伤数十人。 ①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364 ==========第377页========== 第十四章“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27日凌晨，三字兵因覆盖造反派的大字报与二十中二司学生发生冲突， 二十中学生张昌森被打死。 造反派为张昌森举行葬礼（载《大武汉新影》） 27日中午，武汉机床厂百万雄师人员撕毁、覆盖该厂造反派大字报，打伤9人，1人重伤。当日，百万雄师人员殴打在武汉电线厂门前宣传的新华工学生，抢走宣传品及器材，绑走新华工学生一名。晚上，三字兵捣毁新华工驻地质学校联络站，打伤两名新华工学生。 据1967年8月印行的《武汉事件》一书所载：从5月下旬起，百万雄师开始在江岸区解放公园、江汉区江汉公园、汉阳公园和汉阳铁中、东西湖、东湖磨山等地，集结训练六万五千名武装人员，其中汉口三万人，汉阳二万人，武昌一万五千人。到6月中旬，百万雄师装备了木棒三万余根，长矛、钢叉六万五千余支，短刀、匕首一万余把，安全帽六万余顶，军用钢盔五千余顶，改装的装甲车8辆，水上舰艇2艘，消防车十余辆，卡车千余辆。市抓办成为百万雄师的后勤部①。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汪扬回忆：5月的一天，40辆崭新的汽车开进硚口分站设在育红中 ①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第34页。 365 ==========第37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学的武斗据点，停在操场里，随时调用①。 5月28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申耿生（武汉啤酒厂工人，红武兵头头)、蔡俊善在东湖长天楼研究行动方略：一、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二、今后任务分三阶段：1.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打垮造反派；2.打垮造反派之后，搞大联合；3.进行夺权。6月1一15日为第一阶段，16日一6月底为第二阶段，7月1一15日夺权完毕。 29日，工总数万战斗队员在中山公园门前集会，工人总部联络站负责人宣布恢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名称。30日晚，工总多个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前举行树旗大会。 30日，省、市厅局级干部64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看法》，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此前的23日，省军区政委周志刚对省直联司头头说：现在两个阵线比较明朗了，肯定地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现在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王（任重）、孟（夫唐）一边，革命的干部要表示明朗的态度。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在省直联司头头动员下起草了这个“亮相”性质的“几点看法”，纪辉（省监委书记、省抓办副主任)、吕汉荣（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饶兴礼（省贫协副主席）等签名。6月1日，省人委副秘书长麻佩三等22名干部发表声明，第二批“亮相”。4日，省直机关第三批169名干部集体签名“亮相”（第二天14人补签)。5日副省长王海山等10人、10日副省长夏世厚等10人分别“亮相”②。 31日上午，三司、工三司、省直联司、红卫兵、红武兵等十八个组织二万人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斗争孟夫唐（缺席）大会，批判孟夫唐“拉一派，打一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同日，武昌造船厂数百名百万雄师人员打伤该厂造反派百余人。重伤5人。百万雄师人员打伤武钢工校二司学生数十人。 至5月底，百万雄师的武力行动大多局限于某一单位内，规模也不大。 ①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338页。 ②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366 ==========第379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第一节百万雄师和军区的“武化革命” 1967年6月，是武汉文革中暴力和血腥的一个月。一直支持并一度直接指挥百万雄师的独立师在7月中旬也认为百万雄师“六月份搞武斗有些过火”①。这个月里百万雄师发动数次大规模的围攻，给出的理由都是“制止武斗”，谢敏华、章迪杰文革后还是坚持这样说法。采访者问：几乎每次武斗都发生在造反派的“地盘”上，本来没有武斗，你们去了就发生武斗，这能叫“制止武斗”吗？他们回答：六一七是因为造反派包围了我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人，六二三打水运工程学院是他们抓了蔡俊善，其他武斗我们总站不知道，是下面自己搞的®。 造反派头头杨道远、吴焱金、曹承义、彭勋等至今不认可“武斗”这 一说法，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两派武斗，就是一派对另一派镇压、血洗。在1967年春夏，两手空空的造反派根本没有能力与整个官僚体系支持的百万雄师以武力相斗。他们说：如果搞文斗，大字报、大辩论，那就像周总理说的：“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③ 百万雄师从上到下都迷信武力，他们认为职工联合会垮台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对工总冲击联合会的游行队伍、打砸其办公室、强迫其成员游街请罪没有还以颜色，而愚蠢地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联合会因此而被打垮，所以百万雄师不能重蹈联合会的覆辙。6月上旬，在百万雄师总站和各分站头头会上，辛甫说：军区是爱护你们的，中央已经打了多次电话来，你们应当把集中在总站、分站的人分散。头头们不接受，说：“如果这样搞我们就又要走联合会的路，联合会就是听你们领导的意见听垮了。”⑧武昌铸钢厂职工、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张涛，1972年还对1967 ①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在1967年7月11一14日独立师党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见《看！郝文德的丑恶嘴脸》，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30页。 ②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③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4页。 ④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367 ==========第38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年1月初联合会在省委静坐“被冲散打垮印象太深”，他对同厂的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说：过去太老实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吃了大亏。所以1967年吸取教训，大刀长矛对付造反派毫不手软①。 吴恒春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百万雄师的这一特点：“从百万雄师出现， 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我就没有记得和他们开展辩论或者说看到过他们任何一张大字报的事。除了一系列的武斗事件、死人事件，没有半点他们是用‘文化’的手段来搞这场运动的记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张建华不认识吴恒春，也没有读过吴的回忆录，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与吴恒春相同的表述：“百万雄师从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们只见过百万雄师的大标语，从来没有见过它发表过任何文章，极少看到它的大字报、传单。他们根本不理会文革十六条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而是一味地搞武斗。’”“百万雄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6月里，对百万雄师频频发动围攻，他们的高参辛甫看不下去了。辛甫对市委机关革联的头头说：百万雄师“不要搞武斗的东西，要抓大方向”；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你们不要再主动出击，要冷静，不能性急，急躁会出问题的，你们可以自卫嘛！等他们打你们的时候，你们打他一顿多好哩？要注意策略，要注意影响，要争取群众。”“不要公开杀得太多，注意影响。”®6月上旬军区宣传部长夏夔对辛甫说：“百万雄师宣传工作、材料工作太差”③。 6月间发生的规模不等的暴力事件，《1967年2月一6月武汉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沪战团等编，1967年8月）记载19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七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1967年8月)记载45起，《武汉地区武斗及反革命暴乱大事记》（武汉钢二司编，1967年8月)记载44起。 1日，造反派在汉口体育场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当日，任爱生发出给陈再道的公开信，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叙述自己受三字兵迫害的情况，要求陈再道承认错误，为工总平反，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8页。 ②《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0一13页。 ③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368 ==========第381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去百纳衣坊 网 *1933 63速夏点 百画在代薄之輝的無武君命澡扒犯指輝下 oAU 女 出 4☐6 ☆票新華 阳 女 鞋，·☆，缸色棉猛地的台，百题括点， 1967年7月9日《新华工》报载《在武老谭操纵和指挥下百匪在武汉三镇的暴乱形势简图》 支持三新、二司、三司革联。 当日，市电信局军管会发布第六号通令，宣布摘掉电信分部“反革命组织”帽子，不提为工总电信分部平反。工总成员表示不满，军管会陈副主任喊口号“打倒无政府主义”，工总成员喊“打倒奴隶主义”。会后，电信分部举行示威游行。 6月初，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杨秀山、姚喆、孔庆德以及宣传部部长夏夔、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军训部副部长李良、青年部部长马明、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到中午12点，叶明说，蔡政委要请大家吃饭。当百万雄师头头进入师部食堂，正在就餐的军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①。 2日，铁道部武昌车辆厂工总战斗队召开树旗大会，百万雄师人员冲击会场，打伤工总和新华工、二司22人。当日下午，农业水泵厂百万雄师联合外厂人员围攻本厂造反派一天一夜，打伤二十多人，重伤4人。 ①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7页。 369 ==========第38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2日晚，造反派各学生组织联合组建的“星火燎原”宣传队前往武汉邮电器材厂，为纪念北大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演出，数千名百万雄师人员包围该厂，打伤造反派三十余人、其中重伤十余人，抢走乐器和道具。当晚，百万雄师冲击青山武东地区工总树旗大会，打伤工总、二司、新华工成员二十余人。 3日，刘惠农、市纺织工业局武装部长项康福、市二轻局武装部长黄保楠、市一商业局武装部长黄廷与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潘某在市抓办举行会议，决定像河南、广州用武力一举踏平造反派一样，集中十几万人消灭武汉造反派。具体措施是：各系统、各单位集结人员，组织联防；积极解决广播器材和笔杆子，大造舆论；调集交通工具，特别要解决农民进城的车辆问题；做好武斗的物资准备。下午，刘惠农委托市抓办两位副政委辛甫、林立召集工交各局抓办领导人开会，项康福、黄保楠、黄廷和潘某在会上传达了上午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大力支持百万雄师。4日，武汉军区在征求百万雄师头头的意见②后，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时称“六四公告”），自我肯定“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成绩是主要的”；重申批判二八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公告检查了在批判二八声明、解散工总过程中打击面过宽等问题，同意工总“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对于群众普遍担忧的正在愈演愈烈的武斗问题，公告把它归结为“孟夫唐之流”的“离间”、“挑动”和“破坏”：“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挑动武斗，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造反派群众把“六四公告”称为“牛屎公告”，他们用大字报、传单表明态度：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武斗的根本原因，就 ①参见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机关红司市人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第7页。 ②参见《“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6页。 370 ==========第383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是军区扶植以暴力武斗为参加文革唯一方式的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总站当天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六四公告，“谁敢为工总翻案…我们坚决给予回击，彻底消灭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反动气焰！”“向孟夫唐、刘真、张华、薛朴若之流发动总攻击！”《紧急声明》宣示了“发动总攻击”要达到的目标：“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市工代会、农 代会、红代会的召开，为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斗争。”0 百万雄师支持公告强调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但认为对工总的表态还是“太软弱”，尤其不能容忍同意工总“重新建立基层组织”。他们的意见没有公开表露，而是直接向军区提出。当日，牛怀龙、蔡炳臣在师部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蔡俊善、纪登清等批评军区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某副政委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他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说：“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②。 陈再道在文革后回忆：“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他们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意。”® 4日下午三时，十余辆交通车载着五六百名百万雄师人员进驻市委大院，赶走新华工、二司等驻市委联络站。市委大楼成为百万雄师总站所在地，几天内进驻人数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 6日，百万雄师头头在市抓指各办公室负责人会上宣布：站出来“亮相”的干部的安全，由百万雄师负责保护；同时宣布“参谋顾问组”成立，组长辛甫，副组长林立，成员有：肖律（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申子谦（市经委副主任)、张子由（市经委副主任）、张文斗（市委城建政治部主任）、李赐恭（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栗栖（市总工会主席）、高珣（市委政法办公室主任)、王鸿业（市文化局党委书记）、陈玉玺（市总工会副主席)。这个参谋顾问组不仅仅参与指挥、出谋划策，其成员还分别担负实质性的工作，如高珣负责市委大楼内外的治安，张子由负责百万雄师行 ①《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②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88页。 ③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一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49页. 371 ==========第38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6月6日，百万雄师的武斗车队通过长江大桥（刘俭提供） 动所需装备（如柳条帽、洋镐柄）的供应，王鸿业负责百万雄师人员的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包括武斗用的杀虫药品六六六粉等及救护车），李赐恭负责百万雄师行动时的饮食和各据点的粮食肉菜、蚊帐凉席等生活物资。辛甫组织38名市委宣传干部进入百万雄师宣传部，起草文件、编报纸、写传单；组织60名市委干部成立调查团，分若干小组，为百万雄师准备上京汇报材料。革联头头、市委机关抓办宣传组负责人周德猷说：“百万雄师不会造舆论，赶不上三新二司，必须大力加强，占领一切宣传阵地”。林立打过仗，在总站“拿着作战地图亲自指挥”，又管工交，于是负责调人调车、安排工厂制造武器。百万雄师总站内还有一个由市委机关革联成员（多是市抓指成员）组成的参谋组，都是科处级干部，被称为“低参组”，辛甫为组长的参谋顾问组则被称为“高参组”①。 得到官方全方位的全力支持，百万雄师的财力也极为雄厚。红武兵头头申耿生(6月3日退出总站)6月17日向牛怀龙反映：“联络站在6月3日以来花去经费两三万元，战士武斗回来吃面包、喝汽水，我担心要犯经济主义错误。”② ①参见《把“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示众》，载《七月风暴（第一期）》(1967年9月3日)第12、14、15、29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372 ==========第385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7日，127名区局级以上干部的“亮相”声明《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一对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发表。这次“亮相”，是辛甫与市委机关革联头头、百万雄师头头5月下旬就开始商议，经巴方廷、傅兆才审定的①。林立在革联的会上说：“百万雄师对这些干部的表态，心满意足，并提出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次市直干部亮相，与5月30日至6月4日大批省直干部亮相，都是百万雄师“三结合”夺权计划的一部分。 4日，百万雄师人员绑架不愿意就六四公告表态的市电信局局长杨有山。9日，市电信局军管会逮捕了重新成立的工总电信分部头头吴怀勉。 6月5日凌晨，国棉二厂抓办负责人带领数百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打砸该厂工总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抢走室内物品，造反派头头赵某被打成重伤。当日，武汉第二、第三砖瓦厂百万雄师人员及红卫村中学 三字兵共五百人，攻击设在建材学校的二司、新湖大反逆流联络站，打伤造反派二十多人。当日，汉阳轧钢厂百万雄师头头刘某等带领百余名武装人员围攻汉轧工总分部，数十人受重伤。当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抢走三司革联在文化印刷厂印刷的报纸，打伤并绑架三司革联学生。 张建华回忆： 6月5日晚，我们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动态组负责人赵延昌通报了近半月来百万雄师在武汉围剿造反派的情况及下一步可能的发展趋势。郭保安作了激昂的发言，表示要坚决进行自卫，并作了具体布置。与会者对百万雄师的暴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在红武兵的暴行合法化、凶手受保护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实行自卫，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后若有人敢攻击我们新华工，我们的回答是：打！ 6月7日凌晨4，点30分，我院举行了第一次自卫演习⑧。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严禁武斗的通令（中发[67]178号），时称“六六通令”。百万雄师高参组组 ①《“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25、26页。 ②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市委革联罪行之一)》(1967年10月26日)。 ③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48一249页。 373 ==========第38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长辛甫说“要不是六六通令，早就把他们踏平了”。5月下旬百万雄师总站有一个“三五天踏平造反派的计划”，辛甫参与制定。俞文斌对辛甫说：“六六通令晚几天下来就好了，这样一切计划都打乱了。”① 六六通令发布当日，汉阳发生血案。一周前，百万雄师就在汉阳铁中集训人员，扬言血洗汉阳。6日中午，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截断钟家村周边的交通，包围了设有工总、二司、新华工、三司革联联络站的汉阳区委大楼，殴打造反派学生，数十人受伤，其中十余人重伤。围观群众上前保护学生，不少人被打。一些学生被押进区手管局大楼拷打审讯。同日百万雄师人员攻打三中红岩设在汉阳百货大楼的广播站，三中、水院学生被迫撤出。当日三中红岩撤到水院，造反派在汉阳的“据点”只剩下汉阳轧钢厂。 百万雄师成立以来，载有武装人员的车队经常在三镇街道上驰过，路边市民有对其扔石块、喊口号表示不满和鄙视，他们就会下车追打，打伤人（包括老幼）的事经常发生。武装人员如有落单者，也会被市民殴打。 6月7日晨6时，空字659部队指战员着便衣乘一辆卡车往武昌卓刀泉支援夏收，路经汉阳工人文化宫，被数十名百万雄师人员误认为九一三人员，被打伤三十多人。事后百万雄师去认错，有人说“自己人打错就算了”。 是日，肉联厂数百名百万雄师人员围攻武汉低压锅炉厂、汉口化工厂、江岸汽车改装厂，造反派轻伤数十人、重伤二十余人，被抓走多人。 是日下午，造反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会，欢呼六六通令发表。参会人员在路上遭到百万雄师袭击，多人受伤。下午4时，百万雄师人员冲击机械学院二司学生拥护六六通令的游行队伍，打伤二十余人，重伤9人。 8日，百万雄师头头在辛甫、林立的指导下，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动员令”要求各级组织建立作战参谋部，把有作战经验的转业军人集中到指挥岗位上去。“动员令”经辛甫最后审查，由田吉品交市委印刷厂印刷。辛甫指示：“这个材料不要对 外发，作为一个内部文件发。”② ①《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6、9页。 ②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 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3页；《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9页。 374 ==========第387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当时百万雄师公开的口号是：“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百万雄师一声吼，牛鬼蛇神齐发抖”“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 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围剿钢八司，踏平九一三”“百万雄师威震江城”等。 8日上午8时，数千名百万雄师成员分几路围攻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等联络站，多次冲击，打伤造反派二百多人，重伤14人，打死6人。独立师的宣传车在现场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上午9时，百万雄师下属红城公社的中老年妇女三百多人，声称要在武昌区委开会，要求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撤离，双方展开辩论。随后武昌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十几名警察进入武昌区委大楼，控制各门，一卡车武昌造船厂百万雄师武装人员用木棒打散马路两旁的市民，冲入区委大楼，殴打联络站的学生，重伤5人，另5人被绑架。 上午11时，武昌公安分局“武汉公安”5人到二机床厂，声称要与该厂造反派组织八一七辩论，铐了一个八一七成员。12时，武船一千多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厂办公大楼，独立师护桥炮艇张排长、公安分局丁科长亲自指挥，打伤九十多人，其中13人重伤，被逼跳楼4人，绑架14人。闻讯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临委会成员柴玉本也被绑架。 8日，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重新成立，会后游行有大量百万雄师人员参加，独立师上千人戴“红卫兵”袖章一起游行。游行队伍 一路高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对喊“打倒黑巫兵（即红武兵)”的围观市民用木棒殴打，跟随游行队伍的独立师宣传车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游行队伍经过湖大时，向校园内投掷石块，抢走广播喇叭。正逢湖大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学生乘车返校，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拦住攻击，轻伤一百二十余人、重伤五十余人，新湖大临委会三名常委被绑架。 6月9日，百万雄师为了清除其广播站对面的设在居仁门中学（当时改名红锋中学)的新华工广播站，派出两千武装人员从早上五点攻打到下午四点，断水断电，将该校的新华工中学部成员逼到顶楼。后由一军人和新华社一记者主持谈判，学生同意退出学校，百万雄师队伍才收兵。 武汉军区此日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通知”，没得到任何反响。6月10日，三千农民武力袭击华农校区。晚12时，三千农民袭击二司华师总部，3名学生被打伤。 375 ==========第38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1967年6月9日，百万雄师围攻汉口居仁门中学（载钢九一三兵团1968年编《战地黄花》) 10日左右，中央文革来电，传达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陈再道秘书提出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开常委会研究①。 当日，武钢九一三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六六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否则我们将武装自卫和反击”。10日左右，九一三举行抗暴自卫誓师大会，表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 6月11日，军区支左办公室信俊杰与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二司放下武器。6月中旬某日，经支左办公室刘海江联系，钟汉华等人在军区接见二司杨道远等人。杨道远回忆：“我见到钟汉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汉华感到突然，辩解说： ①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90页。 376 ==========第389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是你们武斗，怎么说我们武斗？’我说：‘你们组织训练，操纵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是按照你们的旨意，踏平造反派，终日武斗、横扫。请看看，武斗发生的地点，都是在造反派的地盘上，哪一次不是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造成的？’钟汉华拿出武大、华工印发的‘新式武器’制造成功的《号外》，说：‘武器是不准制造的，私造武器是犯法的。’我说：‘我支持制造武器（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参与），别人手里拿着刀，我们也要学着拿起刀来。我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打别人，而是准备别人打到家门口，甚至打进家里来时，不被强盗打死，进行自卫。我们制造武器，是为了保命的，完全是防御的。’”“钟汉华还说：‘我们出个什么你们就批什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条对的吗？难道我们就全是错的了？’钟汉华不懂得路线错了，切都错了的道理，你站在正确路线的对立面上，你做的一切都是和正确路线相对立的，你还能有对的吗！…接见不欢而散了。”① 11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社论说：“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坏事做得越多，罪恶越陷越深。欠债是要还的，深重的罪恶决不能用‘受蒙蔽’三个字一笔勾销。如果死不回头，就必将变成人民的敌人，那是死路一条。” 钟汉华所指责的造反派学生“私造武器”是事实。新华工成功试制了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启用了院武装部、特种仓库守卫连的枪支，用卡车改装了一辆装甲车。在院内各条道路上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两个操场安放了可用地雷引爆的氧气瓶。他们还架设了电台，用于监听百万雄师与部队的联系和紧急情况下与外界联络。红水院计划在情况紧急时，点燃泼洒在水面的汽油以封锁东湖近岸，在入口道路设置路障，在教学大楼外架设高压水泵和高压电网，化学教研室制成了土地雷和燃烧弹。 12日，百万雄师江岸分站成员绑架32岁的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戴鹏，殴打至死，由汤忠云等埋在市委大院的树林里®。8月10日，公安人员在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指认下找到戴鹏埋尸处。百万雄师总站驻市委大院的33天里，约有三四百人被抓来殴打、审讯，深夜楼内经常传出被殴打 者的嚎叫声③。陈昌文“七二O”后承认：有一天他们出动三次抓了六十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65一166页。 ②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③参见《百万雄师大本营血泪斑斑“渣滓洞”一百匪在市委的滔天罪行》，载《七月风暴（第 三期)》(1967年9月25日)第28页。 377 ==========第39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多人，全部关在市委大楼地下室进行拷打审问①。 6月12日凌晨，百万雄师两百多人冲进硚口公园，抢砸新华工广播站。 第二节独立师直接领导百万雄师 6月中旬，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市人武部交8201部队掌握。 文革中军队支左期间，一个群众组织和部队直接发生领导权、管理权 问题，全国罕见。在武汉地区，七二O事件以前，这事除了百万雄师少数 头头，两派群众没人知道。 市人武部直接领导百万雄师，周恩来很清楚。巴方廷1978年回忆：1967年7月17日，“总理问我，他说：我问你一件事，听说人武部下了道命令，每个工厂抽20人集中起来训练？”巴方廷不承认有此事。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周恩来发问：“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 有人回答：“抓办搞的。”周恩来说：“抓办里坏得很。”②七二O事件 期间，巴方廷对辛甫说，周总理单独找他谈了百万雄师问题。周总理拿出 一份百万雄师某分站的书面通知，内容是讲抓办与分站开了一个保证供应的会，周总理还批评武装部为百万雄师训练人。这两件事巴方廷都不承认，只承认武装部和百万雄师有感情③。 实际上，由市人武部党委组建并直接领导的市抓办经常研究支持百万雄师的问题。6月初，在抓办的一次会议上，刘惠农说，百万雄师打算调几万农民进城专门对付几所大学，刘与巴方廷商量，巴以中央有命令为由没有同意。高珣说，黄廷等要高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会，布置为百万雄师集中人员和交通运输提供支持。高珣派人向各区领导干部作了传达，林立（市抓办副政委）派肖律（或市抓办副指挥长申子谦）召开了各局局长会④。百万雄师总站进驻市委后，市人武部崔执中、王德清两个副政委和科长刘春学等人常驻市委大楼，为百万雄师头头“出主意”，“亲自检查 ①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 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3页。 ②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4、327、466页。 ③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④参见《“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378 ==========第391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了百万雄师的防御工事，按高标准提出了批评和加强工事的意见”①。 市委革联派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曾庆裕“七二O”后揭发：“市 武装部为了加强对百万雄师的控制与指挥，特指示一商、二轻、纺织、机电等局武装部长作为百万雄师的幕后指挥。百万雄师进市委大楼后，一商业局武装部长黄廷住在市委随时指挥。其他几个局的武装部长也经常来和 百万雄师头头商量策划。百万雄师撤出市委到（三五O六厂）五一俱乐部 后，这几个人也经常到五一俱乐部去出谋策划。”® 关于独立师从市人武部接过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一事，有多份材料证实。在7月中旬的师党委扩大会上，牛怀龙说：“百万雄师我们搞了一周， 六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搞不了，写了个报告给军区交给军区管了。”蔡炳臣说：“六月十五日师正式与百万雄师联系，六月二十三日交出”®。 辛甫七二O事件后交待：“六月十几号以后，百万雄师直接与8201挂了钩， 开会从来不叫我们参加了。”④七二O事件后独立师整训期间师支左办公 室成员揭发：“到了六月份勾结的更加紧密，来往更加频繁，百万雄师的 大小头头经常出入八二O一，百万雄师的电话不断地摇来，百万雄师的传 单和材料像雪片飞来。陈、钟…在六月初索性把百万雄师交给他俩（指牛、蔡)管理。…接手一个星期以后，办公室感到担子重，工作量大，压得喘不过气来，多次提出意见，要求把百万雄师交给军区管理。…百万雄师虽然交出去了，但其组织和思想联系仍是连绵不断，往来仍很频繁，实际上是明交暗接。交出后百万雄师的头头到军区开会，蔡炳臣给我打电话要准备饭菜，散会后，蔡引着他们到食堂吃饭”⑤ 接管百万雄师第二天，6月16日，牛怀龙、蔡炳臣在独立师三团会议室召集百万雄师总站及分站头头二十余人开会。会上牛、蔡宣布：五团参谋长方正、三团参谋长王相荣负责百万雄师总站、江岸分站、江汉分站，师后勤部副部长张龙海负责硚口分站，管理科长郭春富负责武昌分站，副 ①参见《“百万雄师”内幕之一：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1967年8月10日)。 ②《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③1967年7月11日一14日独立师党委扩大会参会人员的记录，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3、8页。 ④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⑤七二○事件后独立师整训期间支左办公室成员的揭发，《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2一13页。 379 ==========第39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教导员杜成义负责汉阳分站。谈及百万雄师撤除据点和疏散集结的人员，百万雄师方面表示，如果撤出，军队必须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否则不撤。牛、蔡说：你们在撤除据点、疏散人员时，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比如你们撤除江汉公园集结点，可以把主力撤到财贸大楼，把老弱留在那里。同时要向军区和对方提出双方对等撤除的方法，你们撤除 一处，就要求对方同时撤除一处。你们可以要求军区、你们、三新二司三方派人监督检查。牛、蔡还具体举出四对对应的据点①。 百万雄师集训武斗人员，独立师就派干部、战土穿便衣去充当教官：汉阳电话总机被造反派控制，就专为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安装自动话机；百万雄师寄材料，就用军邮密送；为保证百万雄师头头出行安全，就拨给军用中吉普一辆；百万雄师整上京告状材料，要找一个安全、保密的地方，就将他们几十人接到师后勤招待所，住了二十多天，并负责警卫®；百万雄师组织渡江活动要借步话机，有人说不好借，蔡炳臣说“有什么不好”，立即借给，并指示借给装有电台的炮艇。 百万雄师武斗人员与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对峙（载《战地黄花》） ①参见《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一3页。 ②《“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7页。 380 ==========第393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第三节大规模武装围攻 独立师直接领导百万雄师的6月15一23日，正是武汉地区文革中最暴力最血腥的一段时间。六一七打财贸大楼，六二三打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六二四打工造总司、汉阳轧钢厂，是百万雄师两个多月的历史中规模最大、致造反派死伤最多的五次围攻。 文革后俞文斌、谢敏华、章迪杰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对打铁四院、工造总司、汉轧这三次武斗事前毫不知情，总站从未研究过。章迪杰的回忆录对这三次武斗一字不提，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一点都不了解。在2015年4月的一次访谈中，谢敏华说：“六二四打工造，跟总站任何关系都没得，总站完全不知道，是江岸（分站）的张文搞的。这一天打汉轧、铁四院，总站都不知道。工造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为什么要打它？”章迪杰说：“打工造我都感到奇怪。” 现在能看到的1967年6月的武汉文革资料，涉及独立师师部参与围攻财贸大楼、水运的比较多，涉及师部参与围攻铁四院、工造总司、汉轧的几乎没有。市委革联曾庆裕作为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熟悉总站情况，在他长达万字的揭发发言里，讲到围攻财贸大楼、水运，讲到因中央 六二六来电未得实施的总站攻打新湖大的计划，就是没有讲围攻铁四院、工造总司、汉轧的情况。 一些武汉文革历史研究者认为，不排除独立师下属支左机构，百万雄师各分站、所属各组织和总站作战部个别人（如刘敬胜）撇开师部、总站而直接行动的可能。刘敬胜和各分站不经总站同意自行发动围攻，六二四前也有先例：刘敬胜、硚口分站作战部长张彬和硚口区武装部长指挥数千人攻打武汉汽车配件厂，12日下午开始包围，第二天凌晨两点，驻市委大院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集合前去汽配厂支援，二号头头杨道安听到汽车发动声、集合口哨声，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①。百万雄师一些头头文革后谈起刘敬胜仍有微词，俞文斌说：“好斗的是刘敬胜，他只会搞武斗， 六一二打汽配，他自己跑去”。章迪杰说：工造总司“可能是刘敬胜带人去打的。…刘敬胜没有组织观念，他到哪里并没有通过常委会。揪王力总站没有派他去，不知他怎么钻进去的，他是自由行动者。”® ①参见《“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②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381 ==========第39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始终是联络站性质，参加百万雄师的各组织依然保留着原旗号、原领导机构。6月17日下午申耿生向牛怀龙反映：“‘百万雄师’内部现在很乱。…各搞各的，谁也指挥不了，意见不一致，思想不统一。现在实际上是各霸一方，条条与块块，总站与分站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个矛盾如不解决有分裂的危险。”① 资料显示，独立师参与指挥对财贸大楼和水运工程学院的围攻。据独立师整训时的揭发材料，“6月17日晚上，蔡炳臣彻夜未眠，连续三次亲自给在现场的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电话。在电话中蔡炳臣指示：‘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蔡炳臣问：‘你们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纪登清答：‘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蔡炳臣问：‘你们周围情况怎样？指挥所安不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转移。’纪登清答：‘我们的安全没有问题。’蔡炳臣还问：‘财贸大楼的人都撤出来了没有？’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还说：‘我对你们安全胜利撤出来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整训办公室的资料还显示，独立师副政委武方倜、五团参谋长方正亲临现场参与指挥，现场设有电台，与牛、蔡保持联系。18日凌晨2时，百万雄师打算撤退，独立师在现场的人不同意，要求他们“一定要打到天亮再说！”② 6月23日晚，五团参谋长方正带着一辆载着军人、架着机枪的卡车来到市委，将俞文斌、纪登清、朱德明（总站办公室副主任，东风造纸厂职工)和革联头头田吉品接到独立师。军区指示要保证百万雄师头头安全，所以蔡炳臣派方正带领两个排负责接送。会议在师部三楼会议室举行，部队方面参加的有军区宣传部长夏夔、29师(8199部队)师长张绪、蔡炳臣。百万雄师方面汇报了攻打水运学院的理由和计划，并说：“我们调了四千人把水运学院包围住了，如果不交人，我们要把水运踏平。”“既然他们打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要准备全市一起干，把他们所有据点拔掉。”会议中，火线指挥部报告攻打开始，伤亡很大。蔡说：“老纪，你们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执行？为什么提前了？”又说：“老纪，就打这次就行了。”百万雄师头头不同意：“要全市全面开花。”夏夔说：“他们是武斗挑起者，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②参见（独立）师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二十三：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1967年9月9日)。 382 ==========第395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同志们采取这个行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张绪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但要有理、有利、有节，是不是？我们采取政治攻势。”开始攻打后，师作战室就成为临时指挥部，用作战室的通讯设备与火线指挥部联系，指挥对水运的围攻。蔡炳臣下令用守卫长江大桥的五○五炮艇从江上调动队伍、运送伤员①。 一、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 武汉汽车配件厂是国家定点生产汽车活塞、活塞环的四大厂家之一，当时有职工近四千人。 汽配联司头头陈大华回忆：“进入4月，造反派内香花、毒草两派联合成立‘新汽配联司’，全厂职工百分之八十参加联司，厂里运动、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百万雄师鼓吹‘上有古田，下有肉联’，说这两处他们力量最强，我们厂就在硚口古田地区，被称为‘解放区’，这就成了百万雄师的眼中钉。他们造舆论说联司头头是牛鬼蛇神，实际上我们五个头头， 三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团支书。6月初，百万雄师就在与我们厂一墙之隔的国棉三厂集结武斗队，准备围攻汽配厂。” 6月12日下午，百万雄师七千多人在硚口区分站一号头头张彬和硚口区武装部长指挥下（有不明身份的军人参与指挥），以新汽配联司绑架驻该厂三名军代表为借口，包围汽配厂，同时断水断电。留在厂内的二百多人除几个造反派负责人外，都是上夜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其中女工 六十多人。晚8点进攻开始，用大卡车撞开工厂大门，三辆消防车和一辆吊车进入。消防车喷射六六六粉水、氨水，吊车把进攻人员吊上办公楼楼顶，揭开屋顶进入三楼。驻厂军代表喊话：“我们没有被绑架，你们上当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不要打。”市劳动模范、中共党员、工人工程师杨正超喊话：“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阶级兄弟。”杨正超被长矛刺穿咽喉，当场身死。凌晨3点半，汽配厂全部被占领。据七二○事件后公安联司调查，这次围攻，汽配厂死9人，重伤65人。107人被押到附 ①参见《百万雄师大本营血泪斑斑“渣滓洞”一百匪在市委的滔天罪行》，载《七月风暴（第三期）》(1967年9月25日)第28页；《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一揭发牛、蔡勾结百万雄师坏头头密谋攻打水运学院的真相》(独立师作战科揭发)，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22一23页；（独立)师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七：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是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1967年8月21日)。 383 ==========第39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近的国棉三厂（百万雄师火线指挥部设在该厂），次日上午八点转到东西湖东山农场拷打审问，途中将重伤的6人扔在古田三路省财贸医院门口，被该院医护人员收治。下午四点101人被送回厂。百万雄师占据汽配厂后， 在这里修筑工事，设立武斗据点。汽配厂停产一个多月，直到七二O事件 结束①。 13日，百万雄师的一张传单公布了围攻汽配厂的“战绩”，辛甫对杨道安说“你们连舆论都不会造，把打伤的和俘虏他们的人数都公布出去，太不策略了，本来你们去打人家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三新、二司就是想造你们的谣，抓不到材料，你们这么一宣传，岂不是不打自招，叫人家抓辫子！”辛甫看到百万雄师的一条标语“用革命的武斗制止反革命的武斗”，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你们写这样的标语，很不策略，你们是自卫，根本不是武斗，按你们的标语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搞武斗吗？”® 6月13日，军区就武汉局势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是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和持械农民在华农附近伏击华农二司学生，重伤28人，轻伤多人。22岁的园艺系学生王体圣伤重不治，于次日死亡。 6月14日，中央文革给陈再道打电话，敦促军区制止暴力。同日，陈再道、钟汉华约见新华工聂年生，动员新华工主动制止械斗。钟汉华指责造反派要夺军权，聂予以反驳。 6月15日晚十时，四十余辆无牌照的新解放牌汽车载着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沿江汉路向北行驶，一路呼喊“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围观市民中有小孩喊“打倒黑武兵，镇压反革命”。在循礼门铁道口，百万雄师人员用车上的砖头、石块、石灰包砸向人群，然后下车用长矛往人群中乱刺，市民伤数十人，死2人。 16日，造反派分别在洪山宾馆门前和民众乐园前举行追悼会，追悼王体圣和循礼门死难者。 ①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 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5页；2019年3月余德亨访谈原新汽配联司头头陈大华的记录。 ②《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9页。 384 ==========第397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二、围攻六渡桥 1967年6月百万雄师对造反派频频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中，造反派死伤最多的一次发生在17日，地点在六渡桥。六渡桥是汉口也是全市最繁华的闹市区，造反派在这里有三个据点：财贸大楼（内有江汉区商业局、手管局、供销合作社、轻工局等机关)、民众乐园（武汉市最大的游艺场所)、南洋大楼（武汉卷烟厂职工宿舍），这三处据点的作用是设广播站。这里的广播站影响很大，入夜后听广播的市民站满街头。为保卫广播站，民众乐园设有火线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任指挥长，副指挥长有武钢红旗总部头头叶美堂、新一冶头头曹承义、二司体院学生赵子强、新华工头头张立国、新湖大头头谢邦柱，指挥部以下常驻人员约百人，更多的人是时来时去。这些据点中人员的吃饭问题，靠募捐和周边居民送饭解决，武器只有木棍和少量铁矛。 一位独立师一团直属队战士、公安局军代表，6月17日晚被钢八司扭送民众乐园扣押11小时。他在一篇当年7月印行的控诉文章里，记述了民众乐园里造反派的心态： 有的情绪低落的说：“我屋里总要我回去，我不想回去，运动后期我们这些人不打成反革命就是好的。” 水上分局“公安联司”成员说：“我原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入了党，运动以后也不知落个什么下场。” 一战斗队员（黑黑的，西式头）说：“我原是工厂人保干部，因爱提意见被当权派撤职了，这次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本单位呆不下去了，被赶出来没路可走了才到民众乐园来的，我们打了一晚上的交道，出去可别歪我们的嘴巴（告密）啊！”。 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说：“现在武汉死的人比青海都要多，陈大麻子，自己不开枪，指挥百万雄师杀我们，人死得越多，陈大麻子就越滑越远， 我们就越接近胜利。”① 曹承义回忆说：“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①《只身入虎穴，舌战土匪窝》，载百万雄师四分部二纵队编、针锋相对战斗队翻印《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7月)第8一9页。 ②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42页。 385 ==========第39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17日下午1点，卡车载来两百多名百万雄师人员，手执铁矛、木棒进入财贸大楼。百万雄师江汉分站在一份印行于7月中旬的小册子里说，这些人是江汉区财贸系统的职工，是“驻江汉公园、长航武汉分公司、水上办事处三处的自卫人员，回本单位搞斗、批、改”的①。章迪杰、谢敏华近年对采访者也一再坚持说这些人是江汉区财贸系统职工，是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不提这二百人是常驻据点的武斗人员，也不提回单位上班为什么要带武器。 1968年6月17日出版的《“六·一七”战报》载文记述了百万雄师 六一七围攻前的策划经过：6月11日，百万雄师江汉分站举行会议，江汉区委书记赵永生提出逐步清除以民众乐园为中心的造反派多个据点的方案，首先以“回系统、回单位搞斗、批、改”的名义占领财贸大楼。方案得到分站头头赞许。15日，纪登清向江汉分站头头传达了蔡炳臣的指示：“我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要研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失时机，大撤小集中。江汉公园的百万雄师可以撤到财贸大楼。”16日上午，牛、蔡指定负责江汉分站的五团参谋长方正听取了江汉分站一号头头沈浩然汇报围攻方案后说：“快一点好，越快越主动。”当天，江汉分站召开会议，就攻击前侦查、人员配备、物资供应、指挥部设置等问题作了部署®。 围攻开始，财贸大楼内广播站的造反派被百万雄师人员逼上屋顶，揭起屋瓦抵抗，周边的市民（所谓“钢八司”）立即包围了大楼，高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匪”，百万雄师人员转而用屋顶的瓦片和楼内的桌椅、炊具砸向楼下的市民。此时，从民众乐园前来增援的数十名敢死队员进入大楼，将百万雄师人员逼到四楼。设在财贸大楼对面新华书店里的百万雄师指挥部由作战部长谢敏华负责，为了阻断造反派的援兵，他命令硚口分站作战部副部长林正双带人从中山大道西面压过来，堵住三民路口：命令江岸分站一号头头张文带人堵住中山大道以东的八元里，不让援兵到六渡桥；又从汉阳调来两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把围住大楼的人冲散。此后江汉分站的大批武装人员开到，把被围在楼内人员接应出来。这时还有造反派被困在楼内，于是一辆卡车载着民众乐园敢死队人员前去救援，中途上 ①百万雄师四分部二纵队编、针锋相对战斗队翻印《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7月)第1页。 ②参见“本报编辑部”《江城碧血一震惊全国的武汉六·一七大血案》，载武汉钢工总江汉集训指挥部、武汉钢二司二轻职校总部《“六·一七”战报》(1968年6月17日出版)。 386 ==========第399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六一七事件现场（载《战地黄花》） 去一些钢八司的年轻人，车上共二三十人。车后步行的敢死队和钢八司的百余人中途被前来制止武斗的军人截住。卡车进入三民路，敢死队员来不及下车，就遭到百万雄师大队人马的攻击，车上的人多被杀死。百万雄师乘势追杀路旁大喊“打倒百匪”的市民，市民死伤无法统计。那辆卡车及车厢里的死伤者一起被百万雄师夺走。这场围攻一直进行到18日晨七点。在现场的武钢工人陈祖坤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当天下午6时左右，百万雄师的武斗车队又从江汉公园出发要去攻打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从民权路直抵三民路口，就再也寸步难行，因为从这里到中山大道，中山大道从六渡桥到民众乐园，马路上挤满了阻拦的老百姓，这是人心的屏障，这是无声的洪流。直到晚上9点多，百万雄师的车队也难以突破。他们只得爬上路旁的房顶，用砖瓦砸向马路上的人群。有人头被打破，人们立即让出一条路让伤者离去。从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开出造反派的车辆，人群中就会爆发出欢呼声，高喊‘向英雄致敬！’我在人海中只是渺小的一分子，却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振奋。这一夜十分闷热，人潮直到天明才逐渐散去。我和英雄的武汉市民共同度过了历史上伟大的一夜。” 387 ==========第40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这一天造反派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七二○事件后各组织都进行过调查，二司说34人，工造说27人，工总说二十余人，公安联司说98人 那辆冲进三民路的卡车上的造反派被杀死多少人，《红水院》报1967年第9期说“三十七勇士除三人重伤逃出外，全部壮烈牺牲”；工造总司头头彭祖龙2007年回忆：“当场死亡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1967年8一10月负责追查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胡国基2006年回忆说“当场杀死工人、学生二十余人”。曹承义在回忆录中说一治的胡双全、余望生被杀死。1967年10月三司革联宣传部编《骨硬心红一一武汉三司革联文艺作品选》载：三司革联新医校（武汉市卫生学校，文革中改名白求恩医校)头头、三司革联汉口指挥部武工队长刘荣德被杀死，时年20岁。 原赤卫军头头文行礼说：六一七武斗中，赤卫军成员乔长远（汉阳枕木防腐厂合同工)、杨广学（硚口房地局工人）死亡①。 抢回民众乐园的尸体，很多材料上说有11具，民众乐园抗暴副总指挥曹承义说他看到9具，陈祖坤说他看到6具，武测二司学生李庆祥参与收尸点过数，他说有17具。 6月19日，江汉分站阮友安向牛怀龙、蔡炳臣汇报说：“我们用一辆空车挡住了他们的车子，我们冲上去了几十人，大概那个车子上死了十来个人…除三人跑了以外，其他都是重伤，个别轻伤，有的是被硫酸烧坏了。这个车我们已经拖回去了”®。 2015年谢敏华坚持说：“六一七那天没死一个人。说什么百匪杀了多少人，纯属造谣，因为我一直在现场，一直到18号早晨6点多钟才离开”。 “七二○”后百万雄师江岸分站作战部长熊兆湘供认，他亲手杀死6人，当天深夜将尸体运至青山，沉入八大家和武东之间的长江中③。江汉分站的那份小册子所载那位独立师一团直属队战士的文章，记叙了17日夜晚在民众乐园所见：“进侧门向左拐的院子里，露天停放着约20具尸体”，其中有一名汉口高级步校的军人，一名妇女，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他还 ①2014年8月杜先荣采访文行礼的记录。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③关于六一七事件的记述，参见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42一43页，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44一51页，武汉钢九·一三《钢九·一三》编辑部、钢九·一三武钢分团《武钢战报》编辑部《战地黄花》(1967年12月)第37一88页，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57一58页，《七月风暴（第四期）》第25页。 388 ==========第401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看到二三百个“唉声叹气，东歪西倒”的伤员①。 水院教师蒋兆庆（当时同情造反派）回忆：6月17日晚七点左右，他和两个同事在六渡桥铜人像附近亲眼看到：数百名持长矛、戴柳条帽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正在集结，现场并没有造反派的队伍。突然口哨声、呐喊声大作，百万雄师队伍向路两边围观的人群冲杀过来，人们纷纷躲避，蒋兆庆的一个同事被长矛刺中头顶。在附近的宝善卫生院包扎时，他们看到市民用门板抬进来一人，称其在六渡桥被百万雄师刺中背部，医生检查后确认已死亡。蒋兆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汉口高级步校的出入证，确定死者是一名军人（两年后其家属去水院找过蒋）。其间又有四五名被百万雄师刺伤的市民前来包扎，一名伤者大骂：他妈的瞎了眼，老子是汽运五站(按：百万雄师据点)的®。 曾庆裕“七二○”后揭发：六一七事件结束，“据他们回来讲：‘这仗打得好，把九一三敢死队一汽车三十多人除几个人跑掉外，其余全部打平，睡在地上’。这天中午他们还用救护车拖回两个人，一个被杀死，一个被杀伤。据说这两人先是一个小三马车子拖到球场街附近放着，百万雄师以为是自己人，用救护车拖到市委大楼的，后来知道两个人都是三司革联的，伤的一个是学生，以后放走了，死的一个年约三十多岁，当晚百万雄师保卫部和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用救护车把尸体拖走了。”® 1968年6月17日，“六一七抗暴”一周年之际，工总总部追授曾庆华（中南轧钢厂工人)、李远源（江汉汽车修配厂工人）、周修启（公共汽车公司一队工人)、张幼青（建汉化工厂工人）为“钢工总优秀战斗队员、抗暴英雄”，说他们在六一七抗暴斗争中“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壮烈牺牲。”④实际上张幼青死于6月19日。 江汉分站那份小册子说：造反派“将解放军打成重伤八十余人，打死 十五人，轻伤无法统计”。部队遭受这样重大的伤亡，事后没有看到军区和独立师的任何反应。六一七事件中百万雄师方面的主力江汉分站，在这份小册子中言及己方伤亡仅有一句：造反派“使用毒气弹（硫化安纳）（按： ①参见《只身入虎穴，舌战土匪窝》，载《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7月)第5一9页。 ②参见蒋兆庆《红水院文革杂忆》（自印本，2010年）第2、4页。 ③《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④参见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江城前哨》报第9期(1968年6月19日)。 389 ==========第40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不知此物为何种化合物)”，“当即财贸革命职工八人中毒晕倒”。回顾 六一七战况，小册子写道：“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我们要全部、彻底、干净消灭敌人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是有力量的。”具有这样压倒性的优势，己方几乎没有伤亡不是没有可能。 6月18日，三民路上遍地砖瓦、石块、血迹，路两旁房瓦几乎全部揭去，不少民房、商店被破坏，六渡桥一带的商店停业。市民自发地为民众乐园等处的造反派捐钱捐粮票，送饭菜、茶水、冰棒、西瓜，护理伤病员。上午，武汉大雨，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在民众乐园门前，为六一七死难者举行追悼大会。 熊兆湘抛入长江的6具尸体，其中一死者叫张幼青。18日清晨，百万雄师江汉分站在六渡桥附近“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捕”造反派，在清芬 一路一居民家里，将建汉化工厂实习生、工总成员张幼青等数人抓进江汉分站，19日张幼青被殴打致死。熊兆湘在将张幼青和另五位造反派的尸体抛入长江时说：“这才是响噹噹、硬梆梆的造反派！武汉的反你们造不成了，请到上海去造反吧！”① 6月19日，牛怀龙、蔡炳臣在师部会议室召集百万雄师总站四人，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四人开会，听取关于六一七武斗过程、伤亡情况和下 一步打算的汇报。在三个半小时的会议中，对六一七事件，只有蔡炳臣说了一句“像前天武斗那个样，我们要痛快，枪一响多痛快”。牛、蔡都没有讲制止武斗，只是一再要百万雄师撤出据点，特别是市委大楼等影响大的据点，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牛怀龙说：“百万雄师的成长我们很关心，军区也更关心”。“要是新华工、二司撤在你们前面，你们就不好办了”。蔡炳臣说：“如果对方一撤，你们还得撤，这样你们被动，你一撤，我们军队就好说话了”。牛、蔡还指示了撤出据点的具体办法：从占据的机关、公共场所撤到“实力雄厚的大厂”，回不去的外厂人员就在这些厂里做工，工资原单位出；总站也要这样，“等将来缓和下来再适当安个地点”；“在你们力量强的地方，…给他们（按：指不敢回厂的造反派）把薪金送上门，没有米、菜，给他们送”®。 ①参见“张幼青烈士父亲、钢工总红交联兵团战士张洪元”《一定要讨还血债》，《碧血垂青史，丹心向阳开一张幼青烈士殉难经过》，载武汉钢工总江汉集训指挥部、武汉钢二司二轻职校总部《“六·一七”战报》(1968年6月17日出版)。 ②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390 ==========第403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六一七事件后，新华工延安大队（三系)七十余人进驻人民文化园（刘俭提供）17日下午，就如何面对百万雄师越来越猛烈的暴力围攻，造反派在水院体育馆举行辩论会。绝大部分发言者反对撤退，认为那就是逃跑，造反派撤离几所大学这最后的“根据地”，造反组织在武汉就不存在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天折。会上提出了“文攻武守”这一口号。 文革后清算造反派，说“文攻武守”是“秉承江青的旨意”。《红水院》 一书说：“江青同河南造反派讲文攻武卫是在1967年7月22日，武汉提文攻武卫是在1967年6月中旬，面对‘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装镇压，造反派研究对策，经过辩论，从三个口号一一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文攻武攻中选出一个，就是文攻武卫。当时武汉根本没听说过江青有此说法。”① 18日，二司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猛烈的政治攻势，坚决粉碎走资派武力消灭造反派的反革命阴谋。九一三、新一治、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组织向支左指挥部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 ①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8页。 391 ==========第40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工人总部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是反革命暴乱，是成都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将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迅速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武重的工总战斗兵团、九一五兵团等十多个造反组织向厂支左办公室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执行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武斗集团，勒令参加武斗人员立即回厂”。“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洪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武锅联司、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等六十五个组织发表《严正声明》说：“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号召造反派“实行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6月17日冲突事件发生后，独立师还自作主张加强控制公检法。20日，在独立师党委会上，蔡炳臣说：市公检法军管会工作不力，“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初步决定，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田文（武汉军区保卫部长）调回去，由牛怀龙任主任；军区派往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王、高二位科长调到电信局。“把武汉公检法抓好了，武汉地区的支左工作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郝文德说：“军区的人在市公检法不管事”①。此后独立师完全控制了公检法系统。整训时揭发者质问：军区个别领导为何给蔡炳臣那么大的权力？ 三、围攻铁四院和水运工程学院 6月23日晨七时许，三十多辆卡车的百万雄师两千多武装人员围困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将铁四院一百多名造反派逼至四层办公楼的顶楼。下午五时许，二十多车百万雄师人员前来增援，其中有一辆消防车，一辆吊车。消防车用高压水枪喷射，同时浇汽油放火，施放化学气体。六时攻占办公楼，造反派一百多人均被殴打，后绑架到附近的船舶工业学校，致3 ①参见（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四十五：牛蔡之流在师党委会议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1967年10月3日)。 392 ==========第405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人重伤，1人死亡。10人被押到青山区支左办公室，随后关进公安局看守 所，七二O事件后才释放。铁四院造反派负责人徐志雄、徐承华等被押解 到百万雄师据点红卫纱厂（原名为武昌第一纱厂)关押。 23日上午十时，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武昌分站一号头头刘喜春和另一头头潘志祥、《百万雄师》报陈秀华等七人乘吉普车去铁四院现场督战，途中被水运工程学院二司学生扣押。水运二司提出百万雄师撤除对险峰大楼和铁四院的围攻，他们就放人。百万雄师总站从下午二时开始，数次发出通牒要求水运二司下午三时半前无条件放人，水运二司未予理睬。“武汉公安”出动船只封锁了长江江面后，深夜，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攻入水运工程学院，冲进教工、学生宿舍和长航设计院打人、抢劫财物，重点围攻造反派聚集的八号楼。24日中午，双方谈判达成四点协议，水运二司放出被扣押的人，百万雄师的进攻仍不停止，他们用推土机在八号楼墙壁上撞开两个洞，占领一楼，把一楼里面的物品扔在八号楼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楼，造反派有人被迫跳楼。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攻入楼内，逼着造反派举手投降，否则就用铁矛刺，当场杀死造反派工人2人。 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围攻水运工程学院后的现场（载《战地黄花》) 393 ==========第40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四、围攻工造总司大楼 6月24日凌晨三时左右，百万雄师七千多人，在汤忠云和江岸分站 一号头头张文指挥下，封锁工造总司大楼周边各主要交通要道，占领周围的房顶，完成了对工造总司大楼的包围，楼内有造反派二百余人。早上六时，百万雄师用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交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抓进去施行酷刑百万雄师群众”、“卖淫妇女”和“抓进去强奸的少女”。八时，数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将院内人员全部压制到楼内，双方互掷石块砖头。工造总司及各造反派组织不断打电话给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市人武部，答复是派出的部队进不去，“你们最好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十一时，百万雄师用卡车将院门撞开，至十二时仍未攻进楼内。此时，百万雄师武装人员进入与工造总司大楼一墙之隔的武汉无线电厂（当时己军管），从楼后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举着红旗，呼喊“毛主席万岁”，从三楼跳下身亡。这次围攻造反派死28人，重伤六十余人。七二○事件后，送往火葬场的28具尸体，23具有亲属认领，其余5具无人认领，估计是外地人。 死者中有一位生于1951年12月的小女孩朱庆芳，她是八中初中六八届学生、二司成员。朱庆芳家住友益街工造大楼附近，和比她大三岁的表姐去楼内玩，被百万雄师围在楼内，临时充当广播员。百万雄师攻入后，朱庆芳拒绝举手投降被杀死。邻居冒着危险将朱庆芳抬回家时她还有呼吸，家人看到她大腿静脉被割断，身上也有几处伤口①。 百万雄师撤出现场半小时后，军区支左办宣传车开到，高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市民用石块砸车，将车推翻。随后百万雄师人员再次进入大楼，将尸体运走②。事后去查看现场的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回忆：气窗平台上有将近一尺厚的血③。百万雄师返回“打扫战场”，是听从高参辛甫的意见：“这些人，打仗以后连打扫战场都不懂，这件事影响很不好！”④ 参与这次围攻的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2008年对吴焱金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部队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 ①参见原华中工学院六○级学生舒晓采访朱庆芳家人的电话录音。 ②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57一61页。 ③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④《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2页。 394 ==========第407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造反派“悼念六二四死难烈士殉难两周月”（载1967年9月3日《工造总司》报）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 六六六药粉。”① 五、围攻汉阳轧钢厂 6月中旬，三中红岩己经撤到武昌水院，造反派在汉阳的据点只剩下汉轧。23日下午，在市冶金工业公司政治部主任马某、汉轧党委书记冯某和厂长董某参与指挥下，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撞破数处围墙进入汉轧厂，包围了三百多名工人和学生据守的七层办公楼。随即广播“致上当受骗学生书”，要求学生与厂内牛鬼蛇神划清界限，退出者“保证不打不抓不杀”。还找来学生家长点着名哀求儿女回家。同时切断水电，控制了食堂。24日清晨开始进攻，从巨型吊车上向造反派投掷硫酸瓶、钢锭、石块。百万雄师很快把造反派逼到楼顶。抗暴指挥部宣告：百万雄师如果冲上楼顶，立即引爆浇上汽油的8个氧气瓶。百万雄师停止了进攻。在场者回忆：“不知过了多久（在极端紧张的氛围中很难判断时间），传来了指挥部的最后通告，为了保存学生们的年青生命，汉轧的工人们决定放弃引爆。这个抉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62页。 395 ==========第40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择对工人来说很艰难，当时百万雄师对待造反派中的工人和学生有‘政策’上的区别，以上当受骗定义，对学生比较宽容，对工人的惩办严酷无情。对那些铁了心的造反派工人来说，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尽折磨。这是当时的我无法体会的。”①武装人员喝令放弃抵抗的造反派举手投降，不举手的用铁棒劈头打去。被俘的工人、学生分开关押，殴打审讯后陆续释放。 百万雄师在攻打汉阳轧钢厂这天，杀死5人，其中工人3人，学生2人：重伤25人，三百多人都遭硫酸瓶、六六六粉、石块、铁棒、铁矛攻击而致伤。死亡的学生是武大二司的刘朝明、古立盛，二司武大总部在校园内为他们立了纪念碑，工军宣队进校后于1969年1月26日将纪念碑炸毁。死亡的工人是汉轧的工总分部负责人钟菊轩和战斗队员陈佐良、杜志远。支持造反派的汉轧厂副厂长吴允恭被关押至7月26日才释放®。 24日晚，陈伯达再次打电话给陈再道，敦促他进一步制止发生在武汉的暴力行为。 1967年7月14日，造反派在武汉大学悼念汉轧事件中被百万雄师杀害的刘朝明、古立盛 ①杜良怀《武汉“六·二四”大屠杀回忆》（网文，2006年）。 ②汉轧六二四事件，参见武汉大学东方红战斗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67年8月)，杜良怀《武汉“六·二四”大屠杀回忆》(2006年)，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462一463页。 396 ==========第409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第四节造反派全面撤退 6月22日，武汉地区无产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它的前身是5月16日成立的“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大联指”是由5月5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5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合并而成。总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总指挥是新湖大的张维荣，副总指挥是工总的夏邦银、九一三的李想玉、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二司的杨道远、新一冶的曹承义。 这个总指挥部，人们还是习惯称为大联指。大联指在“揪陈抗暴”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它作为造反派各方认可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互交流、消除分歧的功能，如影响颇大的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就是由大联指 直接领导，再如组织大规模游行、统一口号等。但直到七二O前，大联指 并没能统一指挥全市造反派，各组织基本各行其是。其原由有历史宿怨，也有现实的分歧，最大的现实分歧就是工总问题。三钢是主张彻底为工总翻案的；以新华工为首的新派各组织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工总的一些头头和过去的一些做法是有问题的，所以只提“为工总平反”或“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还有如何看待当时普遍出现的造反派按系统、按单位联合成立“革司”“联司”的问题。只是因为来自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压力太大，这些分歧一直存在而没有公开爆发。大联指决定的共同整理上京汇报材料也未能实现，三钢和三新分别组织了材料班子。 25日，高校区二司学生手持长矛举行武装游行，呼喊“抗暴无罪，自卫有理”。是日上午，新湖大决定撤出校园。下午4时，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新湖大，一辆车冲进校园，用长矛挑坏宣传画和大字报，抢走探照灯、喇叭，抓走三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在湖大校园内外看大字报的市民遭到殴打。 六二四后，几乎所有工人造反派组织的总部都搬到华工和水院这两块“解放区”，两校一旦失守，武汉造反派就真的被“一扫光”了。 6月以来，无家可归的造反派工人和学生纷纷涌入水院避难，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张建成回忆：这些人“跑到红水院，有如到了解放区，有些人激动得流泪。他们到红水院后，由他们的领导组织他们学习与战斗，我 397 ==========第41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们不干预，只在后勤方面给予保障。”①中旬以后，工总、九一三的总部也搬到水院。 新华工则是另一个武汉造反派聚集的“解放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王克文（市委常委）、黎智（常务副市长）等也在这里避难，同时筹备成立市革干联。魏绳武回忆：“新华工当时是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涌到这里的人真是不计其数，但校内的秩序还挺不错，吃住还有保障，一个学校陡然增加几万人，能管吃管住，实在不容易。”® 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打下后，造反派在汉口仅剩下民众乐园、新中原和长办联司等宣传阵地。25日下午五点左右，民众乐园指挥部撤退，新中原头头陈茂祥与该厂支持造反派的党委书记李长根等退入长办大院③。 25日下午，百万雄师武装人员相继攻占设有造反派广播站的汉口工艺大楼、中南旅社及武昌险峰大楼。当晚，百万雄师在汉口、武昌两个火车站和大轮码头设卡，进入客轮、火车搜查，绑架造反派学生数百人。 或千龙万的先夏以的第人央的 利益，注靶门的的头枝勇地陋独了，让5们高举起恤口的帆好益他“们的血还的性吧【 制好面债 刊载于1967年6月1日《新湖大》报的宣传画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63页。 ②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16页。 ③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03一104页。 398 ==========第411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第二版 式漠蝎司 1967年6月28日圆期三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旅的战及 立坊的必然结采。陈再道是一 们：节命的同志们 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式汉在危急之中，武汉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惨道居杀。 武 汉 告 急 是埋在我们军队里的定时炸 弹，不打倒陈再道，‘血限的大 二月份以来，王任重、陈 屠杀绝不会停止。 爱译斋饕赛独挺起笑魔杰吉务橐禁*整：常临骑案水烧见奶奖擎物贺限整态车闲穷标委病轮锦貌笑餐知鑫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陈 之流依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处行图门合森豌柔棚装终的农民酸路先打扬内普裂市贤餐吉議装资绮保姿赞锦事炎老 数*薬宪我被担益毕森整？養保内登走族人手程粉米餐流绝匙数地这斋无是农)园青普密数盆金丹江口，打死 聯哭姿大赛喷芜稀竞无汉兜婴歪类货染蜜新式老证 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得奄奄一息， 反球设空整本先义复的聚，命麦爽筑二仓伤者无注法芜登习器伤费无处器治，上是岸武奖数卧傻前赛尿登 钢二词、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 动如级月品陈喜粉芳条凳进突晓貌又娶款石备视武交态的骨头的无产阶毁萃 联、红卫兵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适☆虹名袋汉地贤语斐轮资投泰个紧装法裤麦方》是度發绝的：个举子的器洗市无干不疾素和朵纶委现}凳韹害喷停酷南急1六月的武汉，藤风血雨，妖风 命合装老会段翳产酸奔贵央限全点的花关方东提在毁敲 声韩年的醉梦装资：；系这雀命击麦金馨是器究部皇理：，“黑蹈鲫 内装及四川等地反苹命经验之后，大篇改有枪声的反节命武装暴乱 药繁鞋袋十丝；梵案屏苗 有辙性多壮志，敢散日月换新天。 全布许搭贪致曾“鬼髦：》素座省記年型血老肃： 鑫贸接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旅，搜罗肚 会上的牛鬼气种。连日来对我无产 失，不海盎架天来备季 多么齿无被私莎黎设壁久奢产不羅 打倒陈再道！校死陈大嘛子解放全中原！ 盈餐类俄季食手。继6月17日大血案之后、于24 局生有奈能2中。大命壶反碳 幕死餐是毛鞋的革命临线1 产问离星夏攀线大茫夺装光放话 伦不耄费活：滋是量头类骏线 赛努透人功陈年被*豆的系a霜靡委矜级代金资装致薛 毛瀑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毛潭东思想杠香兵武溪地画革 来：费金李袭余到头质被态蓊弱数6配桥他品遣突的烹资松樱共整释实是阶 $注品管月然后司） 25日上午开始，百万雄师的高音喇叭不断向长办播放“敦促长办联司顾建棠投降书”。此时长办大院聚集着包括外单位造反派在内的两千多人。造反派群众要求发放民兵枪支，联司勤务组意见不统一，向周恩来发电报请示：“周总理：武汉危急，长办危急。百万雄师包围了长办，他们即将血洗，大院内有两千多人。在万般无奈下，我们准备动用武装民兵连的武器突围。可否？请指示。长办联司”当夜十二点，长办联司驻京联络员来电话说：“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26日晨六点，长办联司开始分散撤离，包括顾建棠在内的一百多人被抓住①。 6月26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武汉机械学院，二司学生数十人遭殴打、绑架。同时，武汉钢铁学院也遭到围攻。 据官方统计：“6月份仅武汉市就在武斗中打死108人，打伤2774人。② 第五节 “六二六来电”后军区调整策略 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决定，6月26日上午11时，中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04一109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99 ==========第41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央文革办事组、军委文革办公室向武汉军区发出电报指示（时称“中央 六二六来电”)。电报由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周恩来、陈伯达知悉。电文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26日上午，二司一万余人在武测运动场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杨道远、丁家显及九一三、工总、三司革联、红旗二中敢死队等组织的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不怕牺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沿华师、武工、军区、省委进行武装游行。游行途中传来中央六二六来电，引起阵阵欢呼。 六二六来电对百万雄师和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极为不利，引起保守派成员和支左部队指战员极大的震动。27日，百万雄师一个头头给军区领导打电话，“要求马上派人来谈谈，否则百万雄师可能垮台”。军区派人与百万雄师头头座谈①，逐句解读六二六来电，他说：来电说“大规模武斗”“极不正常”，不正常在“十八世纪的武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来电说“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这是对军区绝大的信任”；来电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中央并未指责不对，而是要立即停止”；来电说“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凶手“并未肯定是百万雄师”；来电点了百万雄师的名，“反映中央承认百万雄师”，“告诉我们谈判已挂了号”，“这是爱护你们”，“这样我们放心了，以前我们担心中央不要你们去反映情况”②。百万雄师对六二六来电，就是以这样的口径，用宣传车、广播站、大标语来回应，说“中央六二六来电是对百万雄师最大的关怀”。 中央六二六来电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随即发表了致百万雄师的公开信，说百万雄师一些人连续对几个工厂、院校进行围攻是严重违反中央 六六通令的，向百万雄师提出立即撤出据点、收缴凶器、解散集中人员、 ①《“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8页。 ②参见《武汉军区陈再道之流与“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座谈时讲话（摘要）》，载《七月风暴（第一期）》(1967年9月3日)第8一9页。 400 ==========第413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释放所抓的人、交出杀人凶手等五项要求。还是那位解读六二六来电的军区人员对百万雄师头头说：“我们的信并不是完全针对你们的，完全没有搞垮百万雄师的想法。…有的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东西，不一定都经过军区党委，军区内的意见也有不统一的”①。叶明对百万雄师的撤退作出指示：“既不要丧失战斗力，又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惕。”②6月27日，蔡炳臣代表军区来到百万雄师总站解释军区信中的五条通知（五项要求），总站头头对军区没有同时向三新、二司提出类似要求极端不满，蔡炳臣说：“你们不要怕，通知上说要你们交杀人凶手，你们有凶手就交，没有凶手就不交嘛！怕什么呢？你们对中央六二六电话表态很好嘛，你们要冷静，不要急躁。”蔡炳臣还说：中央来电要你们停止围攻，“你们对‘停止’这两个字都受不了啦？”而对他们（指造反派）静坐绝食，冲军区绑架钟政委、打伤杨副司令，中央都来电话“说是错误的”。“最近一个时期，你们干革命的劲头足，但是对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很不够注意的。”“你们搞什么战报，报导‘举手投降’的消息，生怕人家不知道，这样好吗？”®刘惠农6月27日在市抓办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支持百万雄师，支持百万雄师的决心不能变，要接受联合会被砸垮的沉痛教训，联合会被 砸垮，就是没有领导支持他们。”© 26日晚，百万雄师人员绑架武汉京剧团造反派赴京告状团成员二十余人，在青山绑架九一三工人三十余人。 六二六来电后，省军区处长张才良动员百万雄师总站撤离市委大院。百万雄师头头表示想不通，张才良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要不是穿黄衣服，早就棒子和你们一样拿了。”“撤了以后，不要解除武装，一样可以自卫”。“大集结不行，可以小分散”⑤。辛甫向俞文斌、杨道安献策：“中央的通知还是要执行，你们可以灵活一些嘛！可以把大据点的人撤到大厂去，大据点醒目的地方撤掉，不能回厂回家的就集中到一个地方，化 ①《武汉军区陈再道之流与“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座谈时讲话（摘要）》，载《七月风暴（第一期)》(1967年9月3日)第9页。 ②《十个为什么》，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1967年10月)第26页。 ③《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④参见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机关红司市人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兵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三反言论二百例》(1968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⑤《“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8页。 401 ==========第41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整为零，名义上撤了，实际上人还在，这样既执行了六二六通知精神，又利于你们集中，别人又不容易抓你们的辫子。”0 27日，百万雄师总站迁至三五○六工厂，作战部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部长刘敬胜、政委谢敏华、副部长汤忠云）和斗批改办公室（主任孙德洲、副主任余均才)。很明显，这是对六二六来电作出的回应。辛甫也建议改组或撤销作战部，他给出的是另外两条理由：作战部“闹独立王国”，“谁也管不了；“作战部头头被造反派抓住过，几进几出不放心。”②辛甫的“不放心”表明他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当时并不知道几天前的6月23日，被水运二司学生抓去的陈秀华等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公安联司发展为“逆用特勤”③。 中央六二六来电后，百万雄师的暴力行动有所收敛。6月下旬到7月上旬，两派偶有零星冲突。六二六来电说到“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两派均抓紧准备汇报材料。 27日，“汉阳公检法联合指挥部”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说：“六· 二六一纸电文给百万人民泼了一瓢冷水，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志气”，“中央文革办事组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六·二六来电是支持了一方，打击压制了另一方，把被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一一工人总部和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的罪名强加在百万雄师革命群众头上”，“起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给革命群众迎头一棒，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④。 26日，刘惠农召集工交各局抓办负责人开会。市冶金工业公司抓办负责人和汉轧百万雄师头头汇报围攻汉轧经过，市仪表工业局抓办负责人汇报攻打工造总司经过。刘惠农说：“现在形势很好，阶级阵线分明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要组织起来，你大打，我也大打，你小打，我也小打，把工厂、机关的干部也组织起来护厂，组织街道居民巡逻，控制牛 ①《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3页。 ②《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4页。 ③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铁路公安分处军管组关于汤忠云一案的调查报告》(1971年9月1日)。 ④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402 ==========第415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鬼蛇神。”O 27日下午，武汉工学院二司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六二六来电，受到市民欢迎。驻水塔的百余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刺伤司机和十多名学生，其中重伤8人。 6月一个月内，独立师战士以某分队、某排、三个战士的名义三次给百万雄师写信，百万雄师印成传单广为散发。牛、蔡说：“战士写信是他的自由，他喜欢给那个组织写就给那个组织写。”® 28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检讨右倾、逃跑的错误，宣布回到新湖大，于28日上午八时起开始办公。湖北大学重新出现大字报贴满校内外、观者如堵的景象。 30日下午一时，百万雄师围攻设在汉口工艺大楼的红水院广播站，殴打工总五湖四海兵团（外地学生来汉调查组）和二司水院的学生，刺伤 三十多人，水院教师钟光超、学生严菊明被长矛、匕首刺伤（七二。事件后，刺伤严的老工人到医院看望他并道歉)，绑架五十多人。 30日上午十时，四十多名百万雄师成员来到湖大门口，在刚贴出的大字报上写大标语，受到在场市民斥责。百万雄师成员拔出匕首刺伤多人，市民抓住一人送进湖大。百万雄师立即派出数千武装人员围攻新湖大。路过的体院二司学生姚正国叫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当即被刺死，拍摄百万雄师装甲车的一武测学生被刺伤，围观的中南电力设计院一职工和一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均被刺中腹部。下午，百万雄师出动二十多辆卡车和八辆改装装甲车，再次围攻新湖大，用装甲车撞倒围墙三处，冲进湖大校园，见学生就打。中央文革办事组再次来电，要他们撤离并释放被抓去的人，围攻还是持续到当晚九时，打死体育系统造反派“红体兵”成员3人，打伤新湖大等组织的数十人，抓走一批工人、学生和市民。8199部队赶到制止，事态没有继续扩大。 事后辛甫在市委组织部说：“这次百万雄师打新湖大，很讲究策略，首先把学校围起来，再通过各方面向中央文革打电话。因此，中央连续打来两次电话给新湖大，这样在政治上主动。上次百万雄师打水运就很被动。 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第9页。 ②《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罪责难逃》，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4页。 403 ==========第41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百万雄师从围攻水运一直到打垮水运都没有给中央文革打电话，结果中央 不了解情况，点了百万雄师的名。”0 7月1日上午，造反派在湖大运动场举行纪念七一大会，工总和 九一三负责人担任执行主席，任爱生为名誉主席。会后三万余人举行游行，经由长江大桥、江汉桥来到汉口，有大量市民夹道鼓掌欢呼，送茶水、冰棒、酸梅汤、面包、草帽。 2日，钟汉华接见省直机关保守组织“省司”、“省人司”时讲话，系统表达了对造反派各组织的看法及今后的策略与政策：“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账不对，但有人的账，还是要算的。”“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对‘百万雄师’写信，不是那个情况（指单方面写信）。我们也给‘三新’、‘二司’写过很多信，有时一个小时一封信，这次给‘百万雄师’写信是提希望，说希望你方把凶手交出来，不是勒令。既是提你方，也有另一方。”“‘百万雄师’开始是批判刘、邓、陶、王联络站，六月 四号后，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对‘百万雄师’的错误，我们及时的指出来了。如六月六号‘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动员令，我们就提出了批评，伯达同志看了，批‘请陈再道同志设法制止武斗’。”“对‘三新’、‘二司’的错误，我们是要进行斗争的，但要讲究策略。如把真相公布于众，把他们搞垮了好不好？他们自己垮了是另一回事。”“‘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要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思潮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有流氓无产阶级，据说新华工、新湖大也不承认钢八司。阶级斗争会有反复，会有动摇分化，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你们批评我们‘和稀泥’，有时候不可能不和稀泥。说我们措施不力，他们都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对‘三新’、‘二司’，部队也有一肚子气。真正坏人是要抓的，但武斗时抓不住，不管怎样，这些问题，将来还是要处理的。”“你们要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也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即使有人动摇分化，也不要怕。”“你们是 ①《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3页。 404 ==========第417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司令部负责人，精神状况很重要，要三相信三依靠，对我们对的就照办，不对的就不办，按照江青同志指示办事。”“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谁是敌人、朋友，必须弄清楚，这就不会犯错误。”“当前形势特点：一、分化；二、对立。一对立就有一方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再就是武斗。根源是阶级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潮，工作缺点错误。”“以后不要提什么工总复活分子，工总中群众要起来革命，还是要欢迎的。”① 7月3日，武汉机床附件厂部分百万雄师成员成立新机附百万雄师革联，发出“造反公告”说：百万雄师对抗中央指示，脱产搞杀人凶器，围攻若干院校，敌视革命造反派，实际上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三钢、三新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一定要平反，彻底翻案。4日，武昌造船厂百万雄师主要头头代某宣布造百万雄师的反。5日，武钢九一三农业分场百万雄师成员宣布退出，加入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6日，洪山区东风公社毛泽东思想星火造反团七百余人退出百万雄师，表示决心为工总翻案。中央“六二六来电”后百万雄师内部的这些分裂行为，影响不大。 7月10日，驻汉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根据陈再道的指示，“统一了三条口径：一是‘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支持，他们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三、五天内，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看法的材料准备好”®。陈再道在会上说：“三新、二司我们以前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什么鸡巴革命派？”③这次会议确定坚持军区支左工作的方向，以此为原则向即将来汉的中央领导汇报。7月15日至18日，军区领导在周恩来面前坚持的就是这一认识。陈再道后来在口头检查中提到：“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 ①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 ②《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 一)》(1967年9月)第4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陆海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8·4”斗争反革命分子一陈再道纪实》(1967年8月5日)。 405 ==========第41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①。 11日，牛怀龙在师党委扩大会上说：百万雄师“应该说是革命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全国来说是独创（产业军才八十万），不可低估，(干部亮相在这边，牛鬼蛇神不敢靠，群众拥护它)做了些过头事，最近恢复生产搞得很好，斗争王任重，防汛等。”® 7月7日凌晨，八十多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实验师范学校，打砸广播台，用汽油点燃课桌椅等物品火攻，致二司学生3人重伤，十多人轻伤。 9日，四卡车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冲进四十四中，绑架71名二司学生。10日凌晨，武钢耐火材料厂工人、九一三成员吴炳华在青山公园公共汽车站被百万雄师杀死。 13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绑架新一治负责人徐彪等7人。 7月，新华工在遭受重大牺牲、百万雄师随时可能向华工校园发动进攻之时，毛泽东塑像建造工程也没有停止。 新华工成员、六四级学生陈定方回忆： 1967年4月，新华工正全力投入“反逆流”，新华工发起的“营救夏邦银”静坐示威正在进行，28日，冲锋大队（机二系）贴出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红司司令部在我院建造一座毛主席巨型塑像！”得到全体新华工战士响应，红司司令部很快作出建造毛主席塑像的决议。 斗争艰苦，造反派想念毛主席。6月1日，主席塑像建造动工誓师大会举行，武汉各造反组织和首都红代会的战友送来了热情的贺信。 新华工自卫武装292部队组建了毛主席塑像建筑工程队，负责施工建设，新美校（武汉工艺美术学校)鲁迅兵团和新美院（湖北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设计，美校教师朱达诚为主要设计者。7月工程进入最紧张 ①《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74页。 ②（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十七：揭开一次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内幕》(1967年9月5日)。 406 ==========第419页========== 第十五章血腥的6月 阶段，正值酷夏，百万雄师天天扬言血洗新华工，参加建造的同志没有一个动摇。8月底，塑像的泥塑部分完工。新安装（市工业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市房地局住宅修缮公司第三施工队工人战斗队的师傅们，日夜在工地进行灌浆工作。砌大理石基座，他们每天工作 十二个小时以上。为解决塑像右臂强度不够问题，新城建（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狂飙战斗兵团的同志应邀到现 出 场参与意见。华工附属工厂焊接车间的工人完成了塑像 1967年10月落成的毛泽东塑像（刘俭摄影) 壳体中钢筋焊接工作。工 程历时四个月，一个多月的工期处于白色恐怖中。 10月7日毛主席塑像建成，基座正面的汉白玉石上，镌刻林彪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背面镌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敬建”。经2020年1月陈定方、谷曼等用激光测距仪测量，基座上毛主席像连同手臂高度为8.846米，毛主席塑像连同基座总高度为16.006米。 1967年10月9日，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由康生等陪同，访问新华工，瞻仰了新建的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塑像所在的广场被命名为“中阿友谊广场”。这座塑像至今矗立在华中科技大学正门后面①。7月12日，二司《革命造反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坚决打倒陈再道》。文章说：陈再道是王任重倒台后湖北、河南的反革命势力总代表，要警惕出现反革命暴乱。文章还说：自6月下旬以来，全国有一百六十多个单位 ①陈定方《华中工学院建立毛主席塑像》(2020年1月)。 407 ==========第42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和组织发来声援电，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抗暴斗争。 7月6日、7日、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10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①。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一1976)》【1967年7月6日、7日、9日】。 408 ==========第42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第十六章七ニ○事件の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讲述中央解决问题的精神，发表指导性意见。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主要领导挑动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公检法”，抵制中共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下榻的东湖宾馆，秋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并以暴力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造成在文化革命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七二 O事件”。18日离汉返京的周恩来，20日自京再赴汉指挥平息事端。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该事件做出严肃处理，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叛逆行为”、“严重政治事件”，同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此后，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文革的阶段性政策也在发生变化，1972年5月，一度受到批判、赋闲近5年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被重新起用，但是直到文革结束，中共中央对 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在中共历史上，“七二O事件”是 罕见的，陈、钟的“叛逆行为”也是罕见的，但毛泽东与周恩来对陈、钟及牛、蔡、巴始终是宽容、宽大的一一当他们在北京被保护起来“学习”，为他们所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的头头都蹲在监狱里。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 于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的请示报告》，同意为该事件平反昭雪。该 报告无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身经历、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的基本历史事实， 称：“‘七·二O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 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 ①本章内引自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一书的部分材料，为 避免繁琐，未一一注明出处。 409 ==========第42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为该事件平反昭雪，成为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第一节毛泽东决定就地处理武汉问题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京全体成员开会，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话指示正在重庆的谢富治，让他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去武汉，获得同意。周恩来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0。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 武斗！这很好嘛！”② 此时，中央并没有讨论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在1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问题，也没有对武汉问题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此前，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但是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武汉问题是有预案的，即支持武汉造反派，工总翻案，武汉军区、百万雄师转变立场，通过谈判、协商，达到团结。中央六二六来电一方面批评百万雄师围攻学校、工厂，一方面指出“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各革命群众组织”是包括百万雄师的。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详细阐述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时说：“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揪走王力后的7月21日，孔庆德对百万雄师“专揪王力指挥部”成员说：“周总理说，武汉问题要到北京解决，每个大组织派五十至一百名代表，周总理亲自带队，周总理还说他同百万雄师的代表坐一个飞机去北京。” ①参见《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68一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第170一17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②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0 ==========第42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对于武汉军区和陈再道，毛泽东没有打算像解决四川问题那样直接改组军区，他在离京赴汉前说“到武汉保陈再道去”；后来与陈再道等人谈话，依然强调检讨之后不打倒，“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 毛泽东、周恩来也考虑到局势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并作了安排。 7月14日谢富治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武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驻武汉地区的空降兵15军，老班底是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富治）兵团九纵。这支部队一周后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原中央警卫团陈长江回忆：“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① 第二节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 毛泽东和周恩来抵汉之前，根据从多个渠道获得的的大量信息，基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武汉问题已经有了基本倾向和态度。 姚克强回忆他为周恩来赴武汉准备材料的情况说： (1967年5月从武汉)回去学习一段之后，就开始编写武汉运动的资料，为中央召集两派谈判做准备。因为我在武汉呆过一段，了解情况，也信任我，就要我担任材料编写组的组长，总理的联络员吴斌（是一个司长)担任副组长，还有两个国家信访局的同志一起，住在西安宾馆，编写湖北的资料。内容包括各派的头头，思想倾向、观，点，组织情况，把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包括进去，准备为总理主持的谈判做参考。这个时期忙了一个多月，编得差不多了，印出来②。 14日凌晨，周恩来和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 ①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50一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②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411 ==========第42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抵武空司令部后，让刘丰通知陈再道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心里纳闷可以想见。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钟汉华，就告知他们中央对于武汉问题的态度。钟 汉华七二O事件后作检查时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 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陈再道也证实了这 一事实。 周恩来不是让武汉军区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主席安全；又把东湖宾馆内警卫梅岭一、二、三号和附近树林、道路的独立师人员，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但整个宾馆大院仍由独立师警卫。这一举措本属中央保卫制度的惯例，但蔡炳臣认为这是不相信他们。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和孔庆德建议调8199部队(29师)加强宾馆警卫，钟汉华没有采纳。 14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自重庆飞汉口，一行人到达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他们。下午，周恩来召集宾馆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调整宾馆工作人员，把参加百万雄师的工作人员换成参加工总的。晚上，周恩来与三军领导及谢、王一行在百花一号开会。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前来报告毛泽东已经到达，周恩来立即赶赴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按中央军委工作程序，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当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在场群众激动得流下眼泪。消息迅速传开，湖大附近的湖北中医学院三司学生也贴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广播台不约而同地播放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恩来听说消息业已传出，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将中央代表团来汉的消息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一、毛泽东表明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 412 ==========第425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和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①。北京来人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16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百万雄师可以继续保持组织名称。1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据杨成武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泽东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指 造反派、保守派和三司)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的基本意向和劝导想不通。周恩来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此时陈再道不知周恩来的讲话正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知道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陈再道不满周恩来的讲话，对要 ①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据俞文斌《“七·二○”事件是一个大冤案》(1978年10月)（载 湖北武汉纪念“七·二O”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一辑）》)：“当时， 武汉军区曾经给‘百万雄师’概括了‘十大’优点：1.大方向始终正确，矛头指向一小撮；2.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十六条’；3.对解放军始终信赖，用生命保卫解放军的安全；4.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5.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6.有无产阶级的纪律性；7.坚持抓革命、促生产；8.反对武斗，被迫自卫；9.成员多是老工人、老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0.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第173一174页。 413 ==========第42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他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劝说陈再道：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己经表态了嘛！陈再道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恩来，还说让周恩来自己去调查。周恩来让陈再道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拍着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18日，陈再道指着周恩来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①。 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事后揭发：“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麻’！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得很”②。 陈再道本人在1967年11月30日作检查时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 ①参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一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陈再道的生活副官陈某证实陈再道的确因对总理意见想不通而拍桌子。此事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也很快传回北京，邱会作就听说了陈对周恩来拍桌子。七二○事件后，中央办的湖北省军队干部学习班在11月23日上午批判陈再道，军区机关领导和干部曾经揭发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对群众组织代表回忆：陈再道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周恩来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 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另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25页，中国文化传播 出版社2010年版。 ②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1967年7月底在军区机关批判会上的发言，载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3一34页。。 414 ==========第427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陈再道文革后写文章说：“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 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①。对周恩来的劝说，武汉军区主要领导报以消极对立的态度。 18日晚总结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他夸奖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会议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陈、钟在毛泽东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当面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陈、钟之后，连夜赶回北京。陈、钟立即亲自释放了朱鸿霞和胡厚民等人，并让军区有关领导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公告。 二、谢富治、王力接触各群众组织 7月15日，大联指组织数万人游行，抗议百万雄师绑架新一治负责人徐彪等七人的行为，队伍里同时打出“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等标语。新华工三千人为游行队伍殿后，下午四点多钟经汉口武胜路返回武昌时，己游行七个多小时，疲惫不堪。驻扎在武胜路上百万雄师据点电车公司内的专业武斗队“闪电兵”出动，和其他据点调来的数百名武装人员一起向游行队伍冲杀，当场杀死新华工李长亮、黄以礼、杜向东、王兴汉、张兴荣、朱纯钢等六位师生。百万雄师武装人员随即在电车公司附近挨家挨户搜查， ①陈再道《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载《革命史资料》第1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6月版。 415 ==========第42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把搜出来的新华工学生全部用汽车拉走。 新华工头头王富山回忆：7月19日上午，即“七一五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武汉空军支左办公室通知我们新华工派勤务员同他们一起，去市郊东西湖认领七一五被百万雄师杀死的四名新华工战士的尸体。勤务组要我与几名同志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带着有关人员首先来到武汉空军司令部，廖冠贤副政委接见了我，要我们正确对待和正确处理这件事，并且派武空副参谋长张以诚带领一个连全副武装保护我们前去。战士分乘三辆大卡车，还有一辆军用卡车上装有从武汉殡仪馆拉来的四副内衬铁皮的棺材。来到东山农场，对方已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候。战士们按照对方的指点，在 三个土坑里挖出我们新华工四位师生的遗体，遗体己经腐烂。从第一个土坑中挖出两具叠放的遗体，上面就是王兴汉老师，一拉手臂，整个皮都脱落了，其惨状目不忍睹。接着，又从紧挨着的两个土坑中挖出两名同学的遗体。遗体直接拉到湖医附二院尸检，每具遗体上都有七八处至十来处伤口，当时医院都做了记载。尸检以后，将遗体送到武昌殡仪馆冷藏，家属到来后才火化。七一五新华工六位师生遇难，给新华工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们的亲属更是悲痛万分。他们的骨灰被埋在喻家山南麓的松树林中①。 参加认领遗体的一位与张建华同系的学生告诉张建华：“死者的舌头都伸出好长，是被活埋的确定无疑。”② 游行时留守学校的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委员张建华回忆：“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返回快到武胜路时，监听电台里突然传出了独立师给百万雄师的指示：“新华工游行队伍很快就要到达武胜路，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迅速向武胜路口集中。”当我们的游行队伍到达武胜路时，独立师立即向百万雄师发出了具体的命令：‘×××厂向××路口集中’‘×××厂向××路口集中’…。不一会又发出命令：‘新华工游行队伍已接近武胜路口，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命令声和接受命令的回答声在监听电 台中此起彼伏。”“‘七二O’后，当时的录音带已上交给中央”®。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华中工学院。在电影场群众大会上，谢富治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上缴武器，他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①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②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57页。 ③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58页。 416 ==========第429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1967年7月15日，谢富治、王力在新华工群众大会上（载7月18日《新华工》报）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总站存在两种应对方案：有人主张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 417 ==========第43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有人主张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分析了全国形势，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听百万雄师的意见毫不乐观。7月17日零点三十分左右，谢富治、王力前往设在硚口区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俞文斌开出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俞文斌照办了。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俞文斌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这次会见历时二十多分钟，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对谢、王的态度十分不满。会见情况次日百万雄师总站即传达到基层组织①。 俞文斌回忆：“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俞文斌的意思是，谢、王失去了缓和百万雄师群众愤激情绪、与百万雄师认真沟通的唯一机会。此时百万雄师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但他们根据14日中央来人后的种种迹象判断，中央代表团绝不会倾向自己这一派。 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为举行庆祝活动，两派难得地 ①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2一23页，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2一53页。 ②2005年11月29日徐海亮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418 ==========第43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协商一致，分别举行渡江，百万雄师一方高姿态地把“正日子”让给造反派，自己15日渡江。16日，造反派数万人在军区拒绝提供救生船等安全保障设施的情况下，顺利渡过长江，并在汉口游行。汉口市民夹道欢迎，见烈日下游行者赤着脚走在发烫的柏油马路上，市民脱下鞋，像雨点一样投向游行队伍，往路面上泼水降温，给游行者送冰棒、西瓜、凉茶。这一天百万雄师没有发动冲击，沿途广播站一反常态地呼喊“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口号。正要返回武昌的水院等校二司学生风闻江汉桥被百万雄师截断，傍晚时分近两千人来到一中暂避。一中食堂毫无准备，只得用广播动员附近居民送饭。顿时，稀饭、绿豆汤、米饭、馒头还有普通人家一个月难得吃一两次的排骨汤、红烧肉，源源不断地送到一中校园。事后《新一中》报的报道写道：“不到半个小时，近两千人的吃饭、喝水问题就超额完成了！到后来我们的广播台不得不一再呼吁大家不要再送了，东西太多，吃不下了！但是，送茶送水送瓜的仍是源源不断，动员革命群众把抱来的东西拿回去，成了我们战士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七月十五日新华工的战友突围转移到我新一中，就是他们，给战士、伤员们送来了两百多个鸡蛋， 三十多斤红糖，数不清的瓜果、点心”①。16日夜和次日晨，华师、水院 二司学生分别从一中返回学校，沿途没有受到百万雄师的拦截。 毛泽东、周恩来的意图是：中央代表团先打通部队的思想，同时充分 的革命路胜 1967年7月16日造反派横渡长江速写（载7月21日湖北日报） ①新一中革司六三○三部队《革命群众是我们的贴心人》，载《新一中》报第22期(1967年7月)。 419 ==========第43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17日凌晨与百万雄师头头初次会见，问题变得僵持。19日谢、王计划次日再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但形势已经急遽恶化。 17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到设在武测的 二司司令部，与工总沈复礼等4人、九一三陈涤、二司方保林等6人、三司许谦等2人座谈，索要了二司、三司头头的名单。座谈历时一小时，谢富治说：1.立即终止武斗，制造谈判气氛，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2.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王力说：武汉的问题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席派谢副总理和我们来，是来帮忙的，主要依靠你们，我们起的作用很小。你们不要乱提口号，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谢富治说：要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三司许谦提出，三司明天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王表示：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们刚到武汉，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在学习，大会最好不要开①。7月25日，谢富治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二司成员谈到三司问题：“在‘二司’司令部召集‘三钢’开会，为了想把‘三司’从陈再道那边拉过来，我找了两个‘三司’代表来，结果他们对总理的四点指示很生气，但又不敢反对总理，却把四点指示说成是王力的黑指示，要打倒王力，还发表声明要打倒我，这是他们硬要往陈再道那边倒。”② 17日，工总、九一三、二司联合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表示誓作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指示和中央六六通令的模范，立即查封一切武器，拆除防御工事，停止一切武器的试验和制造；坚决贯彻执行六二六通知，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期间不搞大型集会；凡能回厂的造反派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愿与百万雄师交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②《中央首长关心武汉造反派(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城楼上对“钢二司”一女战士的讲话)》，载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下册）第1670页。 420 ==========第43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换意见，呼吁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革命同志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强烈要求武汉军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和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这天，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19日凌晨，谢、王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体育馆对六七千工人、学生造反派发表讲话。谢、王再次强调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王力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群众采取压制、打击报复的做法，“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就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王力还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随谢、王前往的武汉空军政委萧前与副司令员刘丰也在集会上表态， 1967年7月19日，谢富治在红水院群众大会上（载高群编著《红水院》） 421 ==========第43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刘丰激动得流出眼泪。 三、独立师对立情绪发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来到武汉前，百万雄师、独立师对中央特别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情绪已在酝酿。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月9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 是我策划么！‘七二O’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 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工人总部是不是反革命组织，该不该翻案，是当时武汉文革运动的一个关键。造反派提出一个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几个月的言行表明，在工总翻案问题上他们绝不退让。因为工总一旦翻案，就是他们政治上的彻底失败。 独立师作为武汉地区支左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深深卷入文革运动。他们对于压制造反派、大力支持并直接指挥百万雄师的暴力行为，负有具体责任，独立师领导对于即将到来的“摊牌”一一决定自己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思想上十分紧张。他们分析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最终意见并不乐观。在7月9日至14日举行的独立师党委扩大会上，11日牛、蔡详细传达了9日军区常委会精神，并讨论了三天。14日蔡炳臣在作总结时说：“武汉军区支左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暂时性的”，指示各团根据党委扩大会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16日，武汉三镇街头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软差大臣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 422 ==========第435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 17日，省劳改局军代表翁某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17日，驻扎在独立师内线指挥部的某连连长在军人大会上讲：“中央将四川问题处理错了，毛主席最近指示：‘要给产业军平反’。不平反不行嘛！产业军七、八十万人，不平反他工人不做工，农民不卖给国家粮食，车子不开，菜不卖，看你怎么办？！开玩笑！同志们想想，武汉百万雄师一百七十来万人，要是中央表态到三新二司那边去了，我看一切都完蛋，那还了得。”① 19日上午，汉口某单位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② 而着风浪 王力是桃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福首！葛 百万雄师的标语（载《大武汉新影》） ①独立师战士陈志鹏《8201在“七·二○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67年8月7日晚于汉口高级步校)，载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总工会红色造反团合编《红工兵红色造反团》报第八期(1967年8月27日)。 ②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423 ==========第43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四、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总结讲话 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从15日至18日开了四次，前三次主要听取军区、独立师的汇报。他们精心准备多时的汇报材料（如工总“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没有获得预期效果。按照蔡炳臣19日传达周恩来指示时的说法，汇报时“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表示态度”。“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的看法时，王力很反感”①。牛怀龙对会上汇报时的不同意见同 样“很反感”，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七二O后对杨道远谈到，他在会 上的汇报与军区看法不同，牛怀龙朝他直瞪眼，阻止他发言，王步青说你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王步青还说，陈再道心里不服，在下面埋怨信俊杰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给周总理，总理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总理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完整地体现于周恩来7月18日的讲话。这是四天会议的总结性讲话，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宾馆亲自拟订，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③，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 ①《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6页。 ②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91页。 ③“有反复”是指较早夺权、已经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邻近的省”指四川、河南。 424 ==========第437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是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二·一八”，“三·二一”，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一·二六”，“二·八”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三·二一”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①。 “百万雄师”是四·一六开始酝酿，五·一六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 ①周恩来在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意思是事前应当向中央请示。不过中央认为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一种思潮”，改了就好。 ②武汉军区一直给工人总部及造反派加上“保王任重”的罪名，钟汉华7月10日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还说“王任重在新湖大整了一本陈再道的材料，所以他们抓陈”(《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0页)。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军区以此罪名为主要理由反对为工人总部翻案。军区这种匪夷所思的做法，使周恩来“感到惊讶”。 425 ==========第43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①？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二·八”、“二·一八”、“三·二一”、“六·四”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 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 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③。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 ①对周恩来这句问话，有参会者回答：（百万雄师是)抓办搞的。陈再道1967年11月30日作检查时提到，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②周恩来对市人武部、独立师的这个批评是准确的。市人武部、独立师以至武汉军区介入武汉文革运动半年之久，对运动情况包括群众组织情况依然隔膜。例如，7月2日钟汉华说“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7月15日独立师党委拟定的向周恩来汇报的提纲说到“在中等学校的学生中，他们（中等学校红卫兵）占绝大部分”（《七月风暴[增刊之二]》第17页)。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相距太远。 ③“指名”可能是指中央对湖南湘江风雷的处理。当晚在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和陈、钟开会时，王力说到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恩来在解散工总问题上承担责任，是给陈、钟台阶下，也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做自我批评的榜样。 426 ==========第439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行为要澄清①。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 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头头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的，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特别是前四条。他们不敢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只得自欺欺人地把这四条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周恩来再次回到武汉，21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吴介之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③7月25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队干部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18日晚，毛泽东接见陈、钟，谈及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与周恩来当日所讲完全一致，指示陈、钟首先要把部队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毛又对陈、钟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 拥护你们为止⑤。七二O事件后在作检查时，陈再道承认对毛泽东的指示 “也未传达，也未去做”，钟汉华承认他“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 在毛泽东住处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于晚十一时半飞回北京。 五、周恩来讲话被提前传达，独立师率先上街 18日的军区会议宣布了纪律：不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周恩来也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 当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不久，钟汉华同意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师机关 ①这一条是批评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有不妥当的地方。 ②《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7月1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④《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1967年7月25日)，载河南二七公社赴京汇报代表团编《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1967年8月16日)。 ⑤参见陈再道《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 427 ==========第44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传达。钟汉华1967年12月1日作检查时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①。 军区会议决定不向下传达的周恩来讲话，蔡炳臣于18日晚传达到独立师部分党委成员和机关正副科长，于19日上午传达到师直单位排以上干部、全师营以上干部、各军管会军代表。此后军代表又向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传达。从向部分党委委员传达，到百万雄师群众听说所谓“四点指示”，不到一天时间。 蔡炳臣在传达时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指王力在会议上“将军区整理的‘百万雄师' 十大优点逐条驳斥”)。牛怀龙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上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和我谈了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牛、蔡的情绪激起在场干部对周恩来指示极大的不满。牛、蔡还反复强调“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一天以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中，把矛头集中对准王力，始终把中央、周恩来的指示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 19日下午师机关进行讨论，师后勤部政委李子君说：“中央代表不走群众路线，不深入群众，不听部队汇报，来了四天就作出结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种结论不可能正确。”® 19日下午，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郝文德召见“武汉公安”一号头头李树春，向他透露了周恩来18日的讲话内容。“武汉公安”总部、各 ①钟汉华1967年12月1日的检查，载《中央举办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干部集训班资料汇编》。 ②《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 一)》（1967年9月)第6一7页。 ③（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三十八：揭露李子君在“七·二○”反革命事件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9月22日)。 428 ==========第44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分部随即接连开会传达①。 19日晚饭时，独立师某团宣传队员朱学诗在团部篮球场地面写了一条标语：“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有人在“中央首长”几个字旁加上“周恩来”三个字。在场的干部战士都表示支持®。 19日下午四点半，驻扎在独立师内线指挥部的某连得知所谓“四点指示”，“全连大哄，连长首先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有的还穿上了护具，戴上钢盔，拿着枪，跑到外面去找三新二司的战士杀！夜12点，全连还在哄，当时指导员就对大家讲：‘同志们，我和你们心情一样想不通！不说别的，你中央首长来汉五、六天的时间，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进行调查，就乱发言，乱表态！这是什么作风！我相信中央会重新解决武汉问题的’”®。 19日傍晚，独立师一团政委周德芳、团长员恩良召开排以上干部会，传达了蔡炳臣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员恩良说；“今天（师部）开会，就是（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彻底翻案。”周德芳说：“周总理不愿听下面汇报”，“周总理把钟汉华问得答不出话来，钟就表了态”。会议还在进行，团机关大院就出现了“强烈要求中央首长下连听取战士的呼声”“打倒高高在上的周滑来”等大标语。周、员看到“默不表态，毫不制止”，并听任宣传车上街④。 文革后，俞文斌说：“当时造反派学生把王力在水院讲话播放出来，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⑤陈再道说“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 ①参见《武汉公安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②参见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冲入东湖“第一车”上士兵广播员回忆》（网文，2012年2月21日)，朱在此文中说：“作为‘7·20’武汉军民大游行车队的‘领头车’、开进东湖客舍‘第一车’一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车载广播台的广播员，我是720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当年一名有文化的士兵，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复员做湖北日报记者时也断断续续访问过一些720事件当事人。 ③独立师战士陈志鹏《8201在“七·二○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67年8月7日晚于汉口高级步校)。 ④参见一团司令部张轻兴等15名战士《一团黑党委在‘七·二○’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武汉红八月造反司令部《武汉红八月》编辑部编《武汉红八月》报第13期(1967年10月2日)。 ⑤2005年11月、2006年6月徐海亮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429 ==========第44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已成为爆发七二O事件’的导火索。”①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 也一致指责王力在水院提前泄露了“四点指示”、造反派大力宣传了“四 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酿成七二O事件。 实际上，19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并没有提到所谓“四点指示”的任何一点。但王力的讲话锋芒毕露地表示对武汉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也会激怒思想准备不足的独立师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群众。戚本禹回忆：“就在王力还是英雄的时候，总理就给我们说过，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总理的，去群众中讲话了。②毛泽东后来也认为王力处置不当，他说“(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前 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③ 19日上午，造反派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宣传“四点指示”，两派群众实际上都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及“四点指示”的是独立师，独立师全部宣传车率先上街“造王力的反”，实质上是反对蔡炳臣传达的“总理指示”④。 军区秘书科七二O事件后揭发：“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 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宣讲中央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⑤。但19日下午，百万雄师的广播、标语、游行口号等并未涉及“四点指示”。 19日下午军区会议上，王力讲话时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蔡、牛气愤地相继离开会场。牛怀龙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 ①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一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75页。 ②2007年3月徐海亮采访戚本禹的记录。 ③毛泽东1967年9月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与曾思玉、刘丰谈话，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传(1893一1949)》第149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见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一冲入东湖“第一车”上士兵广播员回忆》（网文，2012年2月21日)。 ⑤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陈再道》(1967年9月)。 430 ==========第44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椅子，大叫“拼了”。下午四点左右，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晚七点，独立师49人冲进军区，要求谢富治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晚十点，各团宣传车陆续集中到师部，蔡炳臣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还未讲完，大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①。 七二O事件究竟如何爆发，章迪杰回忆：“‘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 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说是王力讲的。”。百万雄师成员王××文革后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百万雄师）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 ‘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② 19日晚，省直联司一号头头杨以才告诉俞文斌：毛泽东在武汉。听说毛有个交代，要和百万雄师的同志一起照个相，吃个饭。两派一起去。两个房，由总理陪百万雄师的头头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杨以才是奉命接俞文斌一起去见毛泽东的，“没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队”®。20日，牛怀龙和师部办公室主任杜宪章对谢敏华说：东湖（宾馆）你们就不要去了，一号在那个地方。谢接着就告诉了东湖管理处职工、百万雄师下属园艺军一号头头雷荣华④。百万雄师总站头头、一些基层头头如雷荣华在冲击东湖宾馆抓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宾馆。文革后有研究说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时不知道毛泽东在东湖宾馆⑤，显然不是事实。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主要领导人不会想不到，周恩来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一定是毛泽东同意的。俞文斌后来说得很清楚：“我们反对中央文革、 ①《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第33页。 ②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③参见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④2007年9月百万雄师总站某头头回忆，见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65页。 ⑤如《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67年7月20日”条：“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东湖客舍”。 431 ==========第44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①。七二O事件发生前后，在百万雄师、 独立师和支持他们的干部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已有所表现。市监委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乱成这个样子？把一些老同志都整死了，我的思想就是不通。”组织部韩姓处长接着说：“他（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市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7月20日，在支左办公室门前，一百万雄师成员对旁人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③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20日上午被独立师战士抓上车，扯去帽徽领章游街。车上军人指责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下午三点左右，张根成被抓进独立师师部。他听到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师部一科长回答：“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问，那人还是追问：“那个人呢！？”蔡问：“哪个人？”那人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说：“那谁知道呀！”张根成当时的感觉是：“这不是造反了吗？”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对张根成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④ 19日晚十一点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结完毕，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独立师六辆宣传车率先上街，呼喊“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力支一派压一派，绝没有好下场”“解 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之类的口号，“武汉七二O事件” 就此揭开序幕。 与此同时，己有二百多名独立师指战员持枪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随后，“‘百万雄师'的群众和部队的一些战士手执棍棒长矛枪械、头戴安全帽，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几百辆大卡车一起拥进了军区大院，门 ①2005年11月、2006年6月徐海亮访谈俞文斌的记录。 ②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一：反动言论集》(1967年9月9日)。 ③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④2004年徐海亮访谈张根成的记录。 432 ==========第445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卫无法阻挡。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到东门全被卡车包围，院内楼与楼之间全被卡车堵塞。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的声音：‘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回答我们的提问！’军区机关的干部和家属们，认为他们问得有理，纷纷前来送茶送水，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① 独立师不是开展“四大”的单位，19日夜十二时许，六团团长翟某当面向蔡炳臣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生气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20日就有许多上街游行示威的独立师战士对天鸣枪)。 19日晚，独立师所属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打电话给师部得到证实，医院大批工作人员冲向军区，声称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省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十二点带领3人到医院传达武汉军区指示，遭到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殴打。许多人叫喊：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③。 19日凌晨一时许，王力在水院群众大会上说“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针。当晚，王力修改19日上午军区常委会通过的检讨稿大样，检讨稿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说：“哪里有这么严重，陷入‘不可 自拔’呀。”④ 20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从军区赶到曹家花园军区第三招待所，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还给他们送了毛泽东著作，并且做了自我批评。”⑤20日上午，“武汉公安”一号头头李树春闻讯后带领两车人从独立师师部取回全部工总材料，拍照复制。又觉得“光有材料还不行，还必须把人搞到手”，于是策划再次抓朱鸿霞等人。李树春带人到军区，将 ①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24页。 ②参见《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7页。 ③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 ④2004年徐海亮采访张根成的记录。 ⑤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一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79页。 433 ==========第44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经手释放朱鸿霞等一事的军区宣传部长夏夔骗到“武汉公安”总部扣押了两天，威逼夏交出朱鸿霞等的下落；又派负责情报的陈汉章到百万雄师总站找汤忠云，要求百万雄师严格控制全市各交通要道，特别是军区第三招待所，发现朱鸿霞等立即逮捕。李树春说：“人在我手里，材料在我手里， 任何人要为工总翻案，都要抱着我们的脑袋摇。”① 第三节七二O事件爆发 一、冲击东湖宾馆抓王力 20日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独立师孙科长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由百万雄师谢敏华任指挥长，省直联司杨以才任副指挥长，“武汉公安”等组织的头头为常委，办公地点设在武汉铁路局大楼七楼。指挥部布置百万雄师所属园艺军控制东湖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 武汉公安联司在七二O事件后披露了“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手稿， “手稿”记载： 一、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以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武汉的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 二、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三、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 四、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 五、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手稿”还载有指挥部成员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红旗联委、省直联司各一人®。 回忆事发经过，章迪杰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 ①参见《武汉公安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②《“庞然大物”原形现，纸船明烛照天烧一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创刊号)》第26一27页。 434 ==========第447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己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竞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秋的。”“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 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O’事件的发生， 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① 20日，牛怀龙与杜宪章、师部作战科长马鸣前往“专揪王力指挥部”，商量揪王力行动，并示意“一号”在东湖宾馆。谢即将此事告诉雷荣华，并布置雷带人从北门冲进东湖宾馆。 19日深夜，独立师的一位连指导员在军区值班室找到孙德洲，称要送情况，将一字条交给他，上写“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②。意思是这是中央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定性。 俞文斌回忆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 汇报情况。关于‘七二O’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 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回 20日零点三十分，“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头头何文琪等14人，内有熟悉东湖宾馆情况的东湖派出所干警肖、刘二人，分乘一辆轿车、两辆吉普车冲击东湖宾馆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率军区警卫战士赶到北门阻拦。何某拿出武昌区公安分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具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双方在北门内100米处对峙。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振英又打电话向钟汉华报告，钟已入睡，在王强烈要求下秘 ①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②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4页。 ③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435 ==========第44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书才答应去传达，但没有回音。王又向军区值班首长报告，要他报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20号下午中央首长将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来人坚持要冲进去，相持到凌晨三点左右，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奉军区之命带一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又对8201部队警卫战士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雷荣华带领一卡车园艺军成员来到北门，会同先期来此的“武汉公安”人员一起冲入宾馆大院。他们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王力，由宾馆工作人员带领，冲入百花院落。此时，又有一卡车百万雄师人员会同武昌公安分局人员封锁北门，四辆卡车冲进西门，不理会哨兵警告，包围哨兵并控制电话，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围住谢、王的住房。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喊“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 四时许，谢富治让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①谢穿好军装，提出接见群众，独立师宾馆警卫部队教导员张守本带领警卫人员将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来一群百万雄师人员，接着，又冲进来8卡车的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还有人是从东湖水面乘船或泅渡进来的。有独立师军人将冲锋枪枪口指向谢、王。有人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有人在草坪上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此时王力跑回房间，钟汉华躲进地下室。独立师战士将王力抓出来，军人和群众殴打王力，张根成、北航学生上前阻拦，遭到殴打。独立师宾馆警卫队长秦堂春、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紧急报告，找不到牛、蔡，又向师部值勤室报告，要求找牛、蔡到东湖宾馆处理问题。 零时三十分开始，牛怀龙就不断接到东湖宾馆发生事变的报告，“直 ①参见北航红旗成员井岗山1967年7月25日在首都百万军民大会上的讲话。 436 ==========第449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任务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就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① 王力被架上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身穿军装的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有军人把张也拉上车，北航学生尹聚平、胡慧娟也被带走。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的“武汉公安”人员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另有一人说：“把谢富治拖出来，老子一矛子捅死他。”© 二、批斗王力，大规模抗议游行开始 20日上午，上千辆军车、卡车、消防车载着独立师（及其他驻汉部队）、百万雄师人员，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反复播放歌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毛泽东诗中有“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句)，也播放语录歌“造反有理”。 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出。大门口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在军区大门外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武汉测绘学院三司写出一条标语：“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④ ①《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8页。 ②参见1967年7月2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干部大会的讲话。 ③《武汉公安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④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437 ==========第45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八时许，牛怀龙来到军区大院。百万雄师广播车反复播送捏造的“中央来电”，王力对牛说：“根本没有的事，叫他们不要再广播了。”牛怀龙离开片时，拿来一张写有“王力四点指示”的纸条，要求王力“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被王力拒绝。牛又数次要王力去看望被新湖大、二司打伤的“武汉公安”成员，并说：“只要去看看那几个被打伤的人，‘武汉公安’马上可以撤走，这样（你）也可以立即转移”①。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到处是“打倒王力”的口号声。十一时左右，独立师军务科副科长熊兆明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在军区四号楼看到王力被揪斗，熊说：情况十分紧急，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周说：没有关系，死不了的②。 十一时左右，以谢敏华为首的“联合代表团”（主要是“秋王力指挥部”成员)来到军区四号楼四楼会议室，把关押在二楼的王力拉来回答问题®。王力说没有什么四点指示，武汉问题“没有你们百万雄师的同志的同意，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不能解决”。针对代表的提问，王力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正面地、委婉地作了解释，并否认在水院讲过“为工总翻案大方向是正确的”，说自己只是“笼统地讲，被压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案应该翻过来”。有代表提出“请王力同志把这个四点意见，一个一个地回答”，王力说：“你们这样子的，能够解决武汉问题吗？”现场秩序乱起来，章迪杰回忆：“这时牛怀龙问谢敏华怎么办，并说要把人弄走，王力已经表态，这些人不走怎么办？你把这些人弄走，后面的事就好办了。牛怀龙又对谢敏华说：只要把你们的人弄走。我把部队的人弄走。谢敏华就对百万雄师基层头头吴明长说：你把你们来的人和洪山来的人都弄走。这样群众和战士都退出去了。牛怀龙对谢敏华说：你们再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了，去了就不好办了。谢回答知道了。”④ 钟汉华在东湖宾馆销毁军区业己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钟汉 ①《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 一)》(1967年9月)第9页。 ②《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33页。 ③现场有录音，俞文斌处存有根据这个录音整理的打印稿，章迪杰将其抄录于自己的《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一书中（第58一62页）。 ④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2页。 438 ==========第45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华向众人作揖、磕头，叫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有人说“你也太不像话了”。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人背走。 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副师长赵奋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控制了四号楼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与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独立师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骂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枪托。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昭剑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的一人拍桌子大喊：“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张昭剑不知情，吓了一跳，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急得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孔庆德指挥军区警卫营将王力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百万雄师头头达成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后再说。独立师一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王力被两个战士架进屋里，随后通过已被控制的通道，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8199部队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人员发现王力脱身，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立即四处搜寻①。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计划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王力大会，因王力缺席未开成，总站负责人于是出面指挥全市示威游行。这天出动各种车辆396辆，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部队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装的装甲车十余辆。百万雄师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独立师军人荷枪实弹上刺刀，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有的不戴军帽或歪戴军帽，敞开风纪扣，有的站在车门边或坐在驾驶室顶 ①王力被转移出军区大院的过程，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439 ==========第45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武汉“公检法”和百万雄师的成员在军区支左指挥部外示威（载《大武汉新影》）上，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耷拉在车上。有军人拿着长矛，百万雄师成员举着枪。章迪杰回忆：“最为感人的还是8201部队的战士。他们被王力所谓四点指示激怒，许多战士脱下军装，说‘老子不干了’，要求参加百万雄师。七二○当天，就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百万雄师联络站，要百万雄师的袖章。后来人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只好将后勤部印 好字样、未裁开的绸布，整匹整匹发给他们。”①七二O事件后，武汉军 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O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 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 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军区支左办公室门前，哨兵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喊“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市民对一个百万雄师成员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 ①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7页。 440 ==========第45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汉支持反革命”。一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① 三、各组织表明立场，百万雄师重新使用武力 2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名义在全市散发的“特急呼吁”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特急呼吁”标题上方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特急呼吁”是五团某连三个战士写的，20日晚八时许，师机关干部看到后向蔡炳臣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② 百万雄师总站同日 袋 高 指 示 发出“特急声明”：“我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战亨和战咯閃廷》 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 特急 呼吁 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志 我们除大颜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垫惊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板文化大草命，正在进行两个阶极、两奈道路、两条洛接斗等极为关淀的时斑。胜利即将来到，可是党内一 同生死、共存亡。”“我 外操走查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阴的死亡，在后死之际拼命排扎，狗念晓墙，实行新的反扑，委时蚕凤四起，启云密布，黑浪波渡，白色肌饰箭罩武汉三筑。七月的江战又涕晓起 百万雄师与‘黑工总’中 来了。我們经不能眼看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产阶校江山毁于一旦，为此，我仍中国人民解放罩8201部队企体指战司向条市无产阶被草命派发出以下持念呼吁。 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势不 1、更高地浴起毛泽东思想偉大红纸，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紧球握斗摩大方向，向觉内一小投走查本主义道路当女派发起猛烈攻击。坚决粉碎查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独流。2、我阴闼为《百万罐跑》是其正，不折不扣的，洁法蕊落的，硬梆拂的，响？喷的革 两立，‘工总’必须踏平， 命左派祖援。他们最所毛主席的活，紧紧拿提了斗年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练芒始林对准党内 一小抵走養本主义道路的肖权旅。他們旗帜群明，是找行和抑卫党中央指示的核范，是抓 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 革命，促生产”，“拥軍爱民需的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种的英维。我中国人民解放軍8201部队的全体指战员竖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督作的贺的坚强后盾，繁决和《有雄师》团特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锥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 新’、‘二司’大小知识 毫毛，我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8、我门再大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键的祖藏，我羽坠决踏下工 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 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丁。 最后我們特急呼吁圣市无产阶额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粉碎查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 能由我们广大工农兵来鉴 最后我円高呼：踏不黑工总！筑压反革命！坚决粉碎查本主义复辞反革命逆！打倒刘、邓、陶、王！打倒玉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一切革命行！ 别、决定，不能由‘钦差 无产阶毅文化大草命万别！无产阶极专政万岁！ 大臣’来封。”“我们已 律大的中国共产完万岁！战无不胜的毛蒂东思思万岁刿偉大的衡袖毛主席万岁！ 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軍8201部队条体指战且 1967年7月20日 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 33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②《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7页。 441 ==========第45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逆流，死不瞑目”①。 百万雄师贴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说：“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最先冲进东湖宾馆的园艺军头头雷荣华，从军区大院回到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百万雄师头头应该清楚，他们赌上这个庞大组织的政治命运来反对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其实是毛泽东、周恩来决定的方针：接受这个方针，就意味着他们继职工联合会之后的再一次失败。他们追随独立师，希望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迫使中央改变决策，能不能达到目的，他们没有把握，所以事件高潮时就有了失败的准备。20日晚当谢敏华问俞文斌怎么办 时，俞文斌说：“组织二线班子，我们承担前期责任。”② 惶乱之中，为了“稳定军心”，百万雄师伪造了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这些全国罕见的谣言，20日开始一条一条地发布出来（参见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 三、上海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它”。特大号外：周总理来电：王力的四点指示，不能代表中央，不能代表毛主席，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红三司[武测]720） 十九日深夜中央文革来电：一、关于四点指示，中央不知道，是王力自己搞的；二、不久陈伯达、周总理要到武汉来；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武汉处理武汉问题的。（百万雄师指挥部第六分部[五湖四海兵团翻印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 今晨四时，中央军委来电：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正确；为了满足广大 ①载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②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6页。 442 ==========第455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抵制、造反；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武汉地区红旗联委红旗二中井冈山七月二十日） 消息报道：湖北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海陆空军、公检法、贫下中农、红卫兵、百万雄师组成一个专揪王力指挥部。王力要在湖北斗。全国已有十个军区给武汉来电，坚决支持武汉军区的一切革命行动。（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 谣言造到还在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身上： 特大消息：七月二十日，王力被我百万雄师以及其他革命组织找到了，答复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二、所谓周总理“四点指示”是我自己搞的，没有通过周总理、谢副总理；三、百万雄师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四、武汉的问题由武汉人民解决。（百万雄师（红武兵）雷达站江南印刷厂联合兵团翻印七月二十日) 谢副总理在省直联司的讲话：打倒陈再道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打倒陈大麻子；工总不能翻案，广大战斗队员要教育；百万雄师不能解散要帮助； 三新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但是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实事求是战斗队） 章迪杰后来说：“‘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仕奇(“武汉公检法”、“武汉公安”头 头)。…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D。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奉蔡 炳臣之命，通知各团向部队传达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文革来电”®。 至于百万雄师总站、各分站、各基层组织编造的“谢副总理几点意见”、“王力几点答复”、“特大消息”等更是数不胜数。有一份“特大消息”的传单说：某中央首长说工总的案不能翻，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百万雄师是左派组织，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武汉人民斗争③。 20日12时，三司发布《造反公告》： 七月十九日，王力同志的所谓四点指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脱离武汉地区现实的，是不调查、不研究的官僚主义的产物，是在湖北 ①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②《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 一)》（1967年9月)第7页。 ③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443 ==========第45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三千万人民中通不过的。 所谓召开谈判会议代表名额（按：三司革联、三司各四名）的确定，更是极端错误的，是对我红三司几万革命小将的极大污辱和无情打击。我们坚决不答应。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红三司郑重宣布，不参加今天的会议。 既然王力同志对武汉问题已作定论，因此，在王力同志没有收回四点指示以前，我红三司概不参加由王力召开的解决武汉问题的一切会议。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三司想念毛主席！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十二时0 7月20日下午七时，百万雄师联络站、红武钢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红一冶革命派联络部、红船工、三一八、红武锅革命造反军、红卫军武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造反军工人三司、武东工业区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武汉贫下中农汉桥地区革命联合总部、武汉地区农业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武汉地区红旗联委、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红卫兵武汉地区司令部、省直联司、“公检法”、市委机关革联、市人委机关联合指挥部等在武昌造船厂成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联络站”，意图造成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局面，为夺省市委的权做准备。 连日和百万雄师一起游行的独立师士兵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谁为工总翻案，老子枪口对准谁！”② 从20日开始，百万雄师在持续大规模游行的同时，大规模地攻打造反派据点如湖北艺术学院、武汉医学院、一治一中、武汉一中、二中、 二十中、二十九中、三十四中、华师一附中等，见人就抓到水塔、江汉公园、国棉六厂、汽运五站、汽运六站等处关押刑讯。20日凌晨二时百万雄师围攻武钢、一冶，冲击九一三总团办公处武钢业大和新一治办公楼，杀死一名一治工人，抓走一百多人。20日上午八时许，数十辆卡车停在湖北大学前，武装人员殴打看大字报的市民，打死一卖冰棍的小孩，刺伤湖大学生黄河等数人。几个军官不断开枪向湖大校园射击③。有军人开枪将一号楼楼顶 ①载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②参见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③参见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报第28期(1967年7月28日)。 444 ==========第457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上的高音喇叭打穿几个洞，在三号楼开会的红八月敢死队梅子惠、杨胜利等人听见枪声从大门跑出来，险些被一排子弹击中①。21日上午十点半，数百辆卡车停在湖大周边的马路上，包围了湖大。军人首先用机枪向校园扫射，将一号楼顶正在广播的四个高音喇叭打坏。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呐喊着冲进湖大，逐楼逐屋搜捕，抓走学生、教师二百余人②。 谢邦柱回忆：20日上午十点左右，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成员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撞开湖大院墙，抓走新湖大头头谢邦柱、彭勋、黄河、叶天放等二十余人，扯下他们的上衣一一蒙住眼睛，十二时许关押到汽运五站。钱运录头戴柳条帽、手执铁矛，逐一指认新湖大各人身份。他指着我说这 人是新湖大一号头头，独立师几个歪戴军帽的战士马上扯下蒙在我眼睛的汗衫，说“你就是杀害解放军的凶手”。我说“没有的事，造反派和解放军心连心”，一战士说“谁和你们心连心”。下午三时许，他们给我分别挂上“新湖大一号头头”“杀解放军凶手”的牌 新陶大兮头 子，“武汉公安”的人给我照了两张 谢罪拉 相。七二O后公安联司田学群把这两张 照片送给我，我撕掉了挂着“杀解放军凶手”牌子的那一张，保存了另一张。照完相开打，打得我三次晕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醒过来我高喊：“我是新 湖大一号头头，一切冲我来，放掉其他人。”彭勋也喊：“我是他们的老师，一切由我负责，放掉他们。”其他同学果然先放了。21日上午十时许，我二人被转到红卫纱厂地下室，继续折磨殴打，有人说要把我们丢到江里去。我的肾脏被打坏了，后来发展为尿毒症。23号清晨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下午六时许，29师(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副师长赵奋、参谋长解立根带一个连来到纱厂，说要提审谢、彭二人。战士们把我们扔上卡车，眼睛仍被蒙着。我的手碰到枪托，以为要枪毙我们，我 ①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五章在红八月的日子里·七、乱枪阵阵我所经历的‘720’事件”。 ②参见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报第28期(1967年7月28日)。 445 ==========第45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紧紧握住彭勋的手说：“看来要处决我们了，处决时我们要慷慨激昂，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彭勋立刻回答说“行”。军车开往小洪山武汉空军司令部途中，赵副师长等解开蒙住我们眼睛的汗衫，自我介绍后说：“你们受苦了。我们按照周总理指示，总算顺利地把你们营救出来了。”我们两人紧紧相拥，眼泪刷刷地流。赵副师长让我们换上军衣，当天深夜派车把我们送到新华工①。 20日，二司发布《武汉告急！告急！告急一一告全国人民书》，“最最紧急呼吁北京和全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设法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报告七·二○事变情况，并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注意事态的发展。” 三钢、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上海支汉联络站赴汉战斗团等联合发表《关于7·20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事件的严正声明》说，陈再道之流调动军队残酷迫害中央首长，疯狂镇压我革命造反派，是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反革命政变事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谁把矛头指向他们，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军委，炮打党中央、毛主席；历史将宣判陈再道死刑；8201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武汉三司中的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要革命的，我们一如既往团结大多数，这些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动头头充当了陈再道之流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三司革联发表《关于7·20反革命暴乱的严正声明》说：7·20事件完全是陈再道之流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反革命暴乱：混进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混蛋和百万雄师中少数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完全有权处理武汉问题，他们的讲话好得很；工总的案就是翻定了；三司完全倾向了百万雄师一边，叛徒、保皇嘴脸己暴露无遗，所谓的《造反公告》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它的出笼，宣判了三司的死刑；三司革联坚决和三钢、三新团结、战斗在一起，誓与陈大麻子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及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①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446 ==========第459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保犯もま席 打到陈单道：棠急动头起来！营救中央代表 《战地黄花》一书刊载的版画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全体指战员”于20日下午发表《严正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部队，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军党论，是2月兵变计划企图在武汉继续的罪恶目的的大暴露，必须彻底识破，并开展斗争；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反革命暴乱。 22日，8199部队(29师)党委作出《关于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定》。“决定”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和挑拨不明真相的群众，公开提出‘打倒王力’的错误口号，冲进中央首长住所围攻、殴打，并抓走王力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亲人，公开与中央对抗，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事件。目前事态正在扩大，情况十分危急。”“决定”要求：“全体指战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派来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等，必须坚决尊重和爱护”，“一切反对和侮辱他 447 ==========第46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独立师、百万雄师、“公检法”成员连日游行示威（左图载《大武汉新影》）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坚决抵制，坚决保卫他们的安全”：“最坚决地支持‘三钢’、‘三新’等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绝不擅离职守，绝不上街游行”①。 20日至23日，满街都是百万雄师川流不息的游行车队，街墙上都是百万雄师的大标语，百万雄师游行所经之处，路边只要有人被指为造反派，即被当街殴打后抓上车带走。造反派在三镇街头基本无法活动，冒险贴出的大字报一出现，就被覆盖或直接用长矛挑破。百万雄师扬言要“过大江”，将聚集在武昌几所高校的造反派“一扫光”。 造反派头头们非常清楚，以百万雄师眼前的气势，加上失去控制的独立师军人，水院、华工等最后几块据点根本守不住。21日，二司红水院总部决定疏散人员，无处可去的学生、教职工及家属上珞咖山躲避，留下 二百人护校。武大、华师、武测也于同日疏散。 22日从上午九点开始，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一批一批开进华工大门对面的百万雄师关山地区据点。当晚，新华工除武卫队外，数千师生撤到喻家山北麓和磨山一带。武卫队荷枪实弹，把守进入学校的各路口和校内制高点。如果百万雄师进攻华工，会遭遇火力阻击，攻入校内会遭遇无线电引爆的地雷和氧气瓶。 由于百万雄师经常进入民居抓造反派，造反派在家不出也不安全。中 央文革记者站记者7月23日报告：“现在，八二O一部队、‘百万雄师’、 “三字兵’挨家挨户查户口。武汉‘三司’领到革命派的家里抓人，由于‘三 司’告密，许多革命派组织的成员被八二O一部队、‘百万雄师’及‘三 ①《新华工》报第三十七期(1976年7月24日)。 448 ==========第46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字兵’打死、打伤。二十二日，‘九·一三’有几百人被抓。”①于是大批造反派乘车船离开武汉。百万雄师在火车站设卡，重点盘查去北京的旅客，使得去北京的造反派往往向南绕道。同车同船逃往外地的造反派即使相识也不敢交谈。 四、中央应对武汉事件 东湖宾馆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非常紧张。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时为中央机要员的谢静宜回忆：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当时上级有命令，只要他们不冲进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还听说夜里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御着小刀游过来了。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对我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己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舒世俊、老贾、钱嗣杰（新影、新华社）手中均拿一个木棒。在这种形式势下，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毛主席③。 毛泽东得知消息，表示“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并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造反派各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不得启动已于17日封存的长矛等武器。 ①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②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50—51页。 ③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57一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④《戚本禹回忆录》第652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版。 449 ==========第46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在北京，20日上午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肋，要及早转移；周总理决定立即赶回武汉。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经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江青也签了名，由邱会作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会作回忆，林彪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 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对邱会作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29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①。 得知周恩来重返武汉的消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广播站、大标语大力宣传：“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好消息，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下午两点，百余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卡车开进王家墩机场，呼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工作人员说“总理不在这里”，独立师战士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机场人员说：“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独立师战士回答：“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经机场人员做工作，人群五点撤走®。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 一样。”③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四十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载人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距武汉市区60公里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机场后，周恩来首先要通刘丰电话询问情况。刘从 ①《邱会作回忆录》第533一534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②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③1967年7月27日粟裕在中央军委传达武汉事件情况。载《武汉钢二司》报、荆沙革司《东方红》报联合版，1967年8月15日。 450 ==========第46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王家墩机场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机场，天黑后换上便服，戴上墨镜，仅带两名警卫人员，由武汉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宾馆后，立即安排毛泽东转移。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①。深夜2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泽东和随行人员暂时在机场附近的专列上休息。21日晨，经杨成武带领，邱会作登上专列，将林彪和江青署名信件呈交毛泽东。上午九点后，毛泽东一行乘飞机离开武汉飞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对从北京赶来的张春桥说：假如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去卖酒。他出了一个题目一一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会不会成功？让张春桥和汪东兴、余立金讨论。后来张春桥回答说：会成功，因为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 21日，周恩来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后，部署平息事端，通过军区孔庆德、叶明等领导控制武汉局势，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不见踪影。周恩来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③周恩来同时安排李作鹏、余立金分别做驻汉海、空军部队的工作。李作鹏回忆：周恩来要求陈再道找到王力，陈表示无能为力。周恩来生气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走了©。 21日上午九时许，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刘海江一行三人，到钢二司司令部，对政治部的樊信成说：“中央来电称：根据武汉形势很乱，没有解决问题的气氛，还是要上北京汇报，代表不超过一百人。两派意见不同 ①2005年5月访谈王精忠的记录。王时为15军某部文化干事，七二○事件后任15军军长方铭的秘书。 ②参见张聂尔《中国1971一风云“九·一三”》第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 ③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34页。 ④参见《李作鹏回忆录》第431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 451 ==========第46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的代表原则上相等。”并指定：“‘钢二司’代表八人，‘工总’六人，‘九·一三’三人，‘三司革联’二人。”0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武汉市民议论纷纷：“这不是兵变吗？”独立师有机关干部也公开认为部队部分指战员的举动就是兵变。 周恩来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到王力，21日黎明前仍无消息。早上，周恩来派刘丰去找王力，刘丰在29师找到了王力，29师师长张绪率七连护送王力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到山坡机场汇合。 周恩来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从东湖宾馆出发，一律穿上空军军服，打着百万雄师的旗帜，车身贴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标语，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一路受到百万雄师游行队伍的鼓掌欢呼。顺利到达山坡机场后，与从空司出发的王力等人汇合，再一起于22日凌晨5点飞抵王家墩机场②。在山坡机场，周恩来见到王力，拥抱亲吻，连声说“支持王力同志”®。 八时许，周恩来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杨成武，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自己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陈、钟认错就算了。”“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④。 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孔等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15军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保护革命群众。 22日下午两点多，周恩来与谢、王、李（作鹏）等分别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棠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在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 ①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②参见戴维堤《逝者如斯》（网文，2007年）“51.武汉7·20事件及其他”。 ③驻山坡机场7333部队一干部的回忆，载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报。 ④参见《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86一28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52 ==========第465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当晚，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留守学校的学生、工人见到前来保护造反派的解放军，无不惊喜异常，泪流满面。 20日周恩来再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增派5名记者赶 8199、7252部队战士徒手阻止百万雄师对学校的围攻（载《战地黄花》） 赴武汉调查，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琪、张广友于21日到水院和武大，紧急反映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 五、七二O事件的持续 20日当晚，省抓办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头头会议，拟出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三、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 453 ==========第46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①。 21日上午，百万雄师总站在3506工厂召开关于夺省市委权的会议，省直联司、市委革联等十余个组织的头头参加，由“武汉公安”派驻百万雄师的王玉宝主持。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 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会议认为目前夺权条件已基本成熟，“百万雄师已联合了大多数群众”，“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站在百万雄师一边”，“军区参加三结合班子更不成问题”②。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电话到蔡炳臣办公室，“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蔡接这个电话时把灯关了，讲话声音很小”®。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这个夺权计划随之终止。 21日晚，蔡炳臣对师机关干部说：“王力老婆是新华工副教授，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怀龙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④。关于王力的老婆、儿子的身份，蔡炳臣是造谣，但王力参加过国民党确有其事⑤。为了打倒王力，蔡炳臣等冒着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风险，下了很大功夫。 21日，百万雄师总站研究起草“通电全国揪王力书”，市委革联头头胡红兵参加⑥。曾庆裕则在这一天参与了“揪王力指挥部”的活动。 七二○事件后他揭发：21日中午，专揪王力指挥部召开会议，商议再次到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②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武汉公安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③参见《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4页。 ④参见《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1967年9月)第5一8页。 ⑤《戚本禹回忆录》第323页：“康生在王力受审查的时候，曾提出过王力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王力解释说，那是他在东北军工作的时候，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而参加的。王力还说，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谷牧。后来谷牧专门写了个证明材料，说有这事，当初是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入国民党的。， ⑥参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市委革联罪行之一)》(1967年10月26日)。 454 ==========第467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军区“揪王力”，会议由指挥长谢敏华主持，包括黄石、沙市、襄阳、宜昌等外地保守组织在内的三十多个组织参加。五点多钟，指挥部到军区与孔庆德谈判，要求孔把王力“交出辩论”。孔庆德说：“周总理说，武汉问题要到北京解决，每个大组织派五十至一百名代表，周总理亲自带队，周总理还说他同百万雄师的代表坐一个飞机去北京。毛主席、党中央给周总理的任务是要保证王力的安全，王力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秋，你们说王力有四点指示，不管有没有，有你们也不要追查，没有我们也不辟谣。你们代表到北京不能揪王力，贴王力大字报，你们要贴孟夫唐的大字报，揪孟夫唐。你们‘揪王力指挥部’自己成立自己撤销，这样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解放军和你们在一起拿着枪游行，别人会抓我们辫子的，说我们拿着枪打他们。你们回去要好好准备材料。”百万雄师头头说“王力只来三、四天，没有找哪个组织谈谈就随便下结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四点指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求与王力辩论。”谈判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就被独立师、“公检法”、百万雄师的人冲散了，孔庆德挨了几下打①。曾庆裕说，此后指挥部再也没有开过会了。 这次谈判，百万雄师头头提出以下要求：1.武汉问题就地解决，王力不能走。2.工总不能翻案，谁翻谁负责。3.王力安全由军区负责。4.王力不能由哪一个组织自己斗，由指挥部统一安排。5.王力的全部讲话录音都交指挥部处理。6.车站、码头和机场都要加强检查，不准王力溜走。7.起草通电，通告全国人民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揪王力®。 22日上午，市人武部副政委崔执中找来市委革联头头李德焜、王显林等商量市直机关上京代表人选。李、王表示：我们不去北京谈判，北京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李、王提出五个条件，希望崔执中向上反映：“（一）首先王力要宣布四条作废，作出检讨，印成传单，散发全国。（二）不同意工总的代表参加，如有工总的代表，我们就退出会场。（三）除武汉地区代表外，其他单位的代表，如北京红代会等不得参加。（四）现在京的三新、二司二、三千人必须全部返汉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免冲击会场。（五）要保证我们代表的人身安全和材料的 ①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②参见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455 ==========第46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安全。”结果，“因为第一条太露骨，武装部也不敢反映”①。 22日，周忠在宣传队人员会议上说：你们的行动我感到高兴和害怕。高兴的是顶住了陈、钟的检讨，推迟了军区公告的发表，创造了到北京谈判的条件。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要集训。当日周忠和蔡炳臣来到六团某连，有战士问周：我们上街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②。 21日上午，蔡炳臣询问机关干部对当前事件的看法，有干部说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训的后果，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当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条决定，“只字不提‘七·二。叛变事件的性质，却强调提出‘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22日上午，蔡炳臣、周忠召集六台宣传车的五十余人到师部开会，蔡对宣传队人员的“点火”行动“倍加赞扬”，同时“作了新布置”：“(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己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周忠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③。 21日，“武汉公安”总部发表《特急声明》和《关于黑工总问题的严正声明》说：王力“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视湖 ①参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市委革联罪行之一)》（1967年10月26日)。 ②《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33页。 ③《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 一)》（1967年9月)第8一10页。 456 ==========第469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北省三千二百万人民的意志，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左右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谁要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就要把他们打得粉身碎骨”。“黑工总的案一千个翻不了，一万个翻不了”。 22日，“武汉公检法”总部决定所有人员出动参加抗议游行。一号头头李树春事前请示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郝表示赞同，并指示军管会也派人参加。“武汉公检法”取出封存的枪支、马刀、匕首，开出几乎所有的卡车、消防车、摩托车，喊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游遍武汉三镇。 连日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持续在全市游行，22日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其中消防车四十多辆。多年后，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7月20日大游行开始，“三镇凡能通行汽车的街道，都流动着见首不见尾的车辆长龙，如同血液在人体的每一根血管里流动。”“这四天的示威大游行”“车流滚滚，红旗如海，长矛如林，呼声如雷，喊声如吼。” “武汉公检法”成员上街游行示威（许东杰提供） 457 ==========第47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六、局势急剧转折 22日夜，“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 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 暴乱’。处理‘七·二O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 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 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①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五点二十分起，整天反复播送谢、王一行22日“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急剧震荡，几天来 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市民奔走相告，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百万雄师的汽车游行还在继续，数量逐渐减少，不少百万雄师成员产生怀疑情绪，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7月20日临时受命飞往武汉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郭昌琪回忆：(23日凌晨)两，点多钟，战斗气氛笼罩着武测，大家都准备着为革命而献身。突然，从武测大门外驶进来一辆军车，原来是8199部队首长派侦察科长来与钢二司小将取得联系的，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只听见这位侦察科长说：“根据你们和我们的情报，都证实今晚上‘百万雄师’是要攻打武大、武测这块‘根据地’的。根据这一紧急情况，我们师首长的意见是：一、钢二司和其他革命组织在这里的头头，迅速换上军装，到我们部队去；二、其他同学立即疏散；三、天明后，我们立即发表声明，支持你们。”钢二司的负责人听转达的意见后，表示不同意这些做法。他们认为：一、头头不能离开群众，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生，生在一 1967年7月22日，周恩来在机场迎接中央代表回到北京（网络图片) ①参见陈再道《武汉“七二○”事件始末》。 458 ==========第47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公鸥 上总翻美 究旦 1967年7月23日，武汉造反派举行庆祝游行（载《大武汉新影》） 起，死，死在一块。如果我们在这紧急关头走了，一旦武测被攻破，我们有什么脸面见群众呢？个人的安危事小，集体的安危事大，对我们个人的 459 ==========第47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二、我们这里是最后的一块‘根据地’了，同学们要疏散，还能疏散到哪里去呢？还不是出去一个被抓一个吗？至于发表声明支持的事，远水救不了近火，同学们所希望的，是马上拿出实际行动来，防止‘百万雄师’的进攻。…钢二司已确定派两名代表与侦察科长一起，到8199部队去见首长。 四，点十五分，空军驻武汉某部一个连，全副武装开进武测院内，明确表态支持“三钢”、“三新”。钢二司的革命小将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信心百倍地说：“毛主席派空军来支持我们，有亲人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把空军的支持，作为特好消息，立即在广播里响亮地播出去。消息传出后，给革命派极大鼓舞。据说，原准备攻打武大、武测的“百万雄师”，迫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就不得不撤退了。 二十三日清晨，一则振奋人心的重要消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出来了。“百万雄师”被取缔，武器被收缴，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奔向武测的广场，放声高呼：“天亮了！”“公鸡下蛋了！”“武汉解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和小张、小李也忘记了疲劳，和同学们一起手挽着手，喊啊，跳啊，分享着这胜利的喜悦①。 23日傍晚，军区支左办徐处长通知郭保安，说钟汉华要来新华工，代表军区检查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考虑到八天前新华工死六人所激起的愤怒情绪，郭保安费尽心机才使得钟汉华在全院大会上做完检查后安全离开②。 2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五点，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 一辆改制装甲车共一万多人攻打体育学院，为百万雄师带路的体院大专兵头头徐腊生被小口径步枪打死，体院二司学生被刺伤十余人，重伤3人。25日，应体院造反派请求，8199部队派出两个连进驻体院。 24日，数十辆卡车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包围测绘学院，25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队撤离。按周恩来指示，孔庆德坐镇测绘学院，组织部队保护学校 23日晚上，辛甫说：“该杀头就杀头，不杀头，就带毛选去坐牢。”同时催促市委革联上北京告状。下午，辛甫让革联派人去百万雄师总站传 ①郭昌琪《颗颗都是纯真滚烫的心》，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一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第219一220页。 ②参见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460 ==========第47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1967年7月24日，百万雄师围攻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汉测绘学院 他的话：“要从一百多万人着想，姿态放高点，赶快发个声明，承认错误，可以提出口号打倒陈再道，支持三钢三新”。24日，市化工局党委书记王瑞杰问辛甫：“就这样算了？中央这样做是不了解情况，得想个办法向中央反映情况”。辛甫支持王瑞杰和孙荣章等上京“反映情况”①。 23日，“武汉公安”头头在群众中说：中央电台的广播“不是毛主席的声音”，“北京隆重欢迎谢副总理（和王力）是进行国际辟谣，因为有人造谣说王力在武汉被百万雄师打死了”，“这是出于对百万雄师的爱护”。24日，“武汉公安”一部分成员要求解散“武汉公安”，其头头说：“组织不能解散，公安联司要杀回来夺权，我们就和他们拼到底！”② 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快报记载： 二十四日上午，七六六、四二三部队进行游行，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当部队行至江汉路与解放路（按：应为解放大道）交口时，“百万雄师” ①《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7一18页。 ②《武汉公安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461 ==========第47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用汽车在前面拦路，九辆汽车装满手持长矛的暴徒，在后面追赶。途中遇到欢迎解放军的群众，“百万雄师”便下车行凶。抓走了“新华工”一个女同学（她给解放军献了袖章)，打伤了一个小孩。群众被打散以后，他们又继续开车追赶，游行的部队为了避免冲突，进入长江饭店。“百万雄师”行凶才未得逞。 八一九九部队向“百万雄师”提出意见，要他们保证《人民日报》正常印刷。经过部队和革命群众的努力，“百万雄师”被迫接受要求， 二十四日早四，点已恢复印报。 “百万雄师”在肉联和汽运二站开会，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是：（一）继续揪王力；（二）不要反对别人打倒陈再道；（三）稳定内部，反对“内战”；（四）抓革命，促生产①。 同日另一号快报记载： 二十三日，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返京的消息后，“百万雄师”的广播站，除了叫喊几声：“打倒王力”的口号外，几乎沉默了一天。“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的广播站每天惯例的那次播音，也都没有按时进行。 二十四日，“百万雄师”召开了一次会议，晚上，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统一行动，都喊：“打倒陈再道。”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再道！”“打倒孟夫唐！”“‘百万雄师’永立江城！”“‘百万雄师’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在武昌，“百万雄师”的一些广播站，也喊：“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打倒两面三刀的陈再道！”“打倒欺上瞒下的陈再道！”等口号②。 王绍光在他研究武汉文革的一本书中写道： “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一“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下面是“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它反映了保守派们的情感在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矛盾： ①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35号快报，1967年7月25日2时。 ②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55号快报，1967年7月25日20时。 462 ==========第475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①。 22日下午四时许，北京通讯兵部队给总字423部队（通讯兵学校）来电，传达了周恩来给各军区关于武汉问题的六点指示。获悉这一消息，三司司令部当晚在司令部所在地武测四号楼召开会议，有头头说：过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对的，成绩是大的，不可否认。以后我们还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东方红红卫兵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现在我们的政治力量与政治路线不相称，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我们炮轰王力是对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这与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有本质区别，但被阶级敌人利用了，以后我们还要与王力辩论，他的表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跟二司的矛盾是很深的，以后再解决。当前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一致对敌，可能我们 一改变态度二司要压，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顶得住，要向二司学习， 二八声明期间他们受压，都不垮嘛！我们也要这样，不散伙。有人搞7·16串连会这是错误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会上布置了如下任务：（一）转入地下，化整为零，单线联系，保存实力。（二)武装自卫，不管那方，如果要打，就坚决拼。（三)重要资料、重要机关转到农村。（四)上街宣传，刷大标语“红三司永远跟毛主席闹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②。 中央文革办事组23日的一份快报记载了三司的动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返京的消息后，‘三司’内部极为混乱。在‘三司’司令部大楼中，有很多人低头深思，默默不语。”③23日， 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说：三司在陈再道之流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他们在机会主义道路上开始走向反动， 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成了八二O一和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进行江 城暴乱的帮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夺权公告》宣布：1. ①王绍光《理性与疯狂一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第143一14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一7)》(1967年8月)。 ③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75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17时。 463 ==========第476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图化▣板 紧艱毛主席奋勇追藭寇 产欧 心夜+主又路的当没是出#11见 以产大指减A坚决支 无产化 8大六公片：变 在些勤好分阳将血上：指，A些本合父打的 会生 的携为吹渔， 【本亚四我均为：新以上：报 1967年7月28日湖北日报第四版 三司的一切大权归三司革联行使。2.三司革联正式宣布解散所谓“红三司”司令部，以后“红三司”的活动都是非法的。 464 ==========第477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22日晚会议决定的事项基本没有实施，三司就此从武汉文革运动中消失。 22日开始，空15军开进武汉市，接管独立师的防务，独立师按命令于8月1日留下武器，离开市区集中整训。警卫东湖宾馆的独立师战士，离开岗位时痛哭失声。两支部队的交接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日全天，武汉部队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司革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等口号。 26日，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参加全市造反派庆祝游行，他“在长江大桥汉阳桥头，看到许多原百万雄师成员和8201的一些官兵，聚集在马路一侧，泪流满面，有的泣不成声，低头请罪：‘我们受了蒙蔽，参加围攻了东湖宾馆的错误行动，对不起毛主席。’”“这些人都是自动集合在这里的。”① 七、七二○事件的关键事实及脉络 1.引发七二○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方针，而这 一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制定并组织实施的。1978年9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 “七·二O”事件的请示报告》②说：“七·二O事件’完全是林彪、‘四 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结论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方法。 2.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违背周恩来的规定，得到钟汉华认可，不做任何思想工作，将周恩来讲话要点迅速传达到部队基层，导致独立师部分指战员上街抗议，形成七二○事件的先声。而这一违犯党纪、军纪、国法的行动，是在独立师蔡炳臣等领导蓄意鼓动、支持、纵容下出现的。 3.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极力反对的所谓“四点指示”，是周恩来在军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22页。 ②1978年11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871号）同意了这个报告，表示“‘七·二○事件’应予平反、昭雪”。 465 ==========第478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精神的一部分（陈、钟、牛、蔡最不能接受的部分）。周恩来他们不敢碰，谢富治也不敢碰，于是选中王力这个“软柿子”。牛、蔡在传达周恩来讲话时反复强调“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而王力在汉期间在公众场合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四点指示”，没有讲过“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四点”的提法。根本不存在的“王力四点指示”这 一说法最早出自独立师。 4.激发规模空前、持续数日抗议游行的，不是百万雄师群众，而是独立师部分指战员。最先冲击东湖宾馆的是独立师指战员和“武汉公安”成员，百万雄师群众是“跟进”的。 5.独立师领导或明或暗多次告诉百万雄师头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东湖宾馆。百万雄师头头期望找到毛泽东、周恩来说理，挽回不利局面，故而组织冲击东湖宾馆。 6.陈再道、钟汉华放纵部下肇事，自己躺倒不干，希望大规模群众抗议能够对毛泽东、周恩来形成巨大压力，迫使中央收回成命，毫不顾全中央安全和中央威信的大局。 第四节“北京支持你们！” 23日，陈再道、钟汉华等15人遵照中央电令进京，次日凌晨抵达。25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欢迎谢、王回到北京，支持武汉革命派，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成员等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蒯大富马上找到王力探询林彪所言“大作文章”的底细，一一点着军队领导人的名字看王力态度，最后认定是徐向前有问题。周恩来对他熟悉的湖北日报社造反派头头、记者刘素珍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 ①《戚本禹回忆录》第655页。 466 ==========第479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人民网影 自 宾正的铜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其心实意地抓护革命的群众，这是宾正的铜席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企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 《关心科众生话，注意工作方扶) 1948华6月15日刊第59561967年7月26日星糊三题历丁年大月十大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艾特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革命群众、三军指战员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普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主的无产阶级路视，在无严公级之化大中 回到毛主府身 天关天n金用6a朵。 他1 江文，张川 天安门广场和广场用 军万沙”“无严台文化”毛主的 京能指战，次呼级台路找利万岁：” 万万岁万万1” (下转第四板) 社纶 北京艾持你们： 非天下，在我们伟大的祖首数，百万无产价效革今怀，显了北家和金各地的无产羊今对气汉地区真正的蜡钱生。尽管无产价经的人近在卖出种花,眼和人民肝放军三军指战到，在天安门广场径虫集会，爱热友们的爱大的支特。 都，玩开种种阴谋，用度暴的手段进行血死柿北，但是伦们 地迎讲富治、力网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价苹今的志气，大天了充内、终完进不航失败的命运。文汉地区*百万埠师”中些持资产决地声式汉地区的无产价苹。 军内一小板走本主义道略当权跟的风。或汉地区的战友阶过反动路线的一小摄坏头头，巴经端正了，他们的失 我们伟大领物毛主席的森密战友林成同志，以及充中央、们，你们的平争决不是路主的。全国无产卧红羊命设支持你欧是完全注定了的。一中文小红的负青网志，泰加了这大会， 们！我们伟大的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完中央支持你们！中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这次大会，体现了我们做金的领袖毛主房、林制主房、央文羊小血支抽你们！北京无产价蚊苹命银支持你们！ 肚利一定属于成汉地区的无产价组羊命源，属于毛主席 中央、中央文羊小红对汉地区无产阶苹命议戒大的关 用毛泽东思机或装打表的笔命人民。是天下无致的，是的无产价鼓革命路篷！ 467 ==========第480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全的，是万无一失的①。会后，叶群去中央文革办事组，指挥北航红旗等组织到徐向前、徐海东的家附近游行示威®。蒯大富连夜召开清华井冈山总部会议，传达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及王力态度，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分析，提出“打倒徐向前”口号，发表声明说徐向前是操纵武汉事件的“黑手”，并抄了徐向前的家®。 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复电。周恩来说七二O事件是“叛逆行为”，陈 再道、钟汉华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吴法宪打陈再道耳光。 同日，毛泽东主席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 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泽东主席代拟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己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同日，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武汉军区公告》，检讨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27日，林彪主持会议，作出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 ①2007年3月徐海亮访谈刘素珍的记录。 ②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666页。 ③2003、2004年徐海亮访谈蒯大富的记录。 468 ==========第481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 路的当权派①。 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耠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員的一封信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 式汉市英刃的无产价极命。命的工农兵，一切忠我伟大桃骑飞主密、忠于我们伟大的交的事业的指近几日来，你的为着保卫毛主席帝门创乐、亲门发动的无产阶极文化大茶命，创迹出弗常巨大的业镇。你门英明地打收了觉内。策内一小量走置术主义道路当以派的极冷任安的进攻。 化革命小组下发《给武汉 你們的大无垫精神和果斯下2，已甚使那-一小耀人的级之行为。-一败控地。 我门毛主席、文中央为解决式汉周题成用的代表甜富油玉力、余立金梦同志，他例是高举毛译东想想伟大红旅。经持飞主瑞的无产价设茶命路钱的，他的巴标胜利地间到北？了。 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 武汉的无产段根文化大术命一定能邻道循我门伟大子频。伟大如袖、伟大忧动、伟大轮不一毛主席指导的镜道上前进 正在出到 的E移然交化大补名的假秋正企 的一封信》；解放军报发 当然。你阴在前进的路上还。-小走资木主（道路当权还安垂死护扎，还安图压。因此，你得不 表社论《乘胜前进一一祝 能粗心火查。袋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登码你月要养于团粘一切肝众。 你门婴养于启发、数疗一切受蒙酸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忠安群众粗镜。儿要他的一山觉侨面意站在毛主席的节命路钱上水，都要欢迎他們，并材战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以装在巴新换：空资路浩除合年品把名机疼 夺取更大的新胜利》。据 路。式汉不区个别负资人，会盐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轻茶命清镜，区抗中央委的正葫指示，媚动不明年相的群众，反 新华社北京27日电：全国 对中央，反对中央交化茶命小粗，见然采用法丙所的野金手覆，假攻、梯架、段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数走在本主义道路当权强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了武汉市的广大茶合肝众和驻零广大指战日的无此植性，受到了金因人民的严正过查。边到了全闪融海空三军的强大夏对。他例巴杭路入化万术民植冬海衬的正洋火海之中。对于策灯这一严重受治事作的一小微坏人和打人因不，须立即泊龙。依法严办，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 武汉市的一系列茶命机工总，二小，九三，华，潮大、折华水，三联空水群众机决保卫 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央号召： 到毛主嘧的正确路移，同布命群众团桔起来，共同 完中央号召：犯措深的人们觉院过来，只哭他例能够认【改正错碳，取得革命并众苹射，这种人还是好的。 己有上千万人次举行盛大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长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不婴进城来干涉工人和泽生的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完中央号召：武议驻广大指战日，婴继镜高举毛译东票想伟大缸烧，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屑成斗在一心，胜利在一起。 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支 武议事作，对金国茶命菲众，是一大最生动的阶毅平军电数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毅和资产阶极的两条路钱的教有， 它必将广泛地动企调人民的不命积极格，把达一增史无前害的无广产阶锁文化大水命进行到函！ 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 汉的无产阶摄文化大套和万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圣东用万岁， 我门伟大导师。伟大须、伟大帅。伟大手毛主席万岁 派和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 中共中央国务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 一九六北年七月二十七日 27日，独立师一千多 名指战员乘坐四十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游行，宣传车呼喊“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27日晚，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在京的武汉造反派人员，工总头头胡崇元、红工兵头头杜向东和杨道远、聂年生、毛远耀等参加接见。谢富治讲话说，在京的三千多武汉造反派回去，搞好大联合、三结合；造反派要团结，“如果在北京就千上了，那怎么得了呢？”“作百万雄师的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 28日，在上海的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刘丰的任命（指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对陈、钟的宣布（指免去二人职务）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106页。 469 ==========第482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①。 28日，武汉军民五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的支持”，并发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与会全体指战员《给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给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谢信》，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给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致敬信》。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北京地区海陆空三军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大会。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杂志发表1967年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30日晨，周恩来打电话给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沈阳接你，你立即乘机来北京，调你去武汉军区工作。”九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对曾思 1967年8月，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海陆空三军驻京机关、文体单位慰问团在汉演出（载8月24日湖北日报) ①权延赤《微行一杨成武在1967》第141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470 ==========第483页========== 第十六章七二O事件 玉、刘丰的任命①。 当日，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河南两派代表。康生斥责百万雄师，并称陈再道是“反革命分子”。周恩来说：不要说百万雄师是“百匪”，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它还是群众组织。对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群众，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用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的具体行动来改正错误®。 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26日报请审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23日后，外出躲避的造反派大批回到武汉。31日，因人流拥挤，武汉港18码头栈桥断裂，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 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8月6日，三军驻京机关慰问团到汉，26日离汉。 北京支特你们 长色已承片 中失r阳化其心款集时比厂调」 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电影广海报 ①参见康永保《亲切教诲终生不忘一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第86—87页，大连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一1976)》【1967年7月30日】。 471 ==========第484页========== 第二编“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事件”（1967年1月一7月) 8月9日至10日，周恩来中央首长两次接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负责人，就武汉地区文革运动作出一系列指示，形成《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即《八八纪要》）。 8月9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曾思玉、刘丰等几个大军区领导人。听取曾、刘汇报时，林彪说：“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内蒙请保守派作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①这次接见林彪作了长篇讲话，后来称为“八九讲话”。 8月1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和纪录片《坚决和武汉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在武汉上映。 8月2日至22日，湖北省各级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武汉军区负责人先后调往北京集训，有武汉造反派成员参与。 文革中，中央以这样巨大的声势处理一个地方的事件，空前绝后。 ①《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年8月9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472 ==========第485页========== ==========第486页========== ==========第487页==========